在铺天盖地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的潮流中，如何才能在“农民工进城”这一固定的叙述模式中发现新的角度，将城乡冲突中农民工复杂的精神世界坦露在读者面前，是每一位关注底层的优秀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镇长的弟弟》没有从惯常的由乡村到城市的正面路径出发，而是独辟蹊径地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三位社会地位、身份较高的农民工自城市到偏僻的乡村给“镇长的弟弟”冯知三拜年的逆行之旅，通过一波三折的情节迂回，打开了一位身份卑微的农民工在重信守义的乡村文化与利益至上的城市文化之间痛苦挣扎的精神面相，其虚拟的更高社会身份折射出的是“农民工”这种畸形的社会身份结构所带来的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底层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尊严感的渴望。在女性叙述者细腻温情的讲述中，主人公在应对城乡两重文化时呈现出的人格分裂、为了在朋友面前保持虚假的身份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最后不惜舍命以证清白的极端举动，无不具有一种锥心泣血的生命疼痛感，小说也因此具备了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晓苏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小说家，《镇长的弟弟》也不例外。这是一篇“在路上”的小说，广东东莞-湖北襄阳-康山县-老垭镇-油菜坡从南到北、从城市到乡村的漫长旅程并非如现实生活中驾车行驶一样匀速延伸，而是在作者的精心设计下按照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组合而成。东莞作为城市远景既是“我们”三个人与冯知三成为朋友的所在地，也为冯知三提供了由“又黑又瘦、缩头缩脑”的山里人蜕变为“昂首挺胸，说起了广东普通话”的半城里人的契机。不过，“我们”三个人都知道冯知三的进步契机与他那遥不可及的家乡有着密切的关联，老家的春茶既满足了车间主任老包嗜茶的口腹之欲，冯知三的“镇长哥哥”虽在千里之外，其威力却如能够超越时空限制的佛光一样，不仅促成了“我们”与他的友谊，随着工作岗位的升迁与薪酬的增加，更多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了。在乡村，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与家庭、邻里、生活群体、同乡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同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而在城市里，人们不得不通过与陌生人的异质性交往来获得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纯粹的“农民工”身份因其与所有社会优势资源的绝缘难以在冯知三立足的城市与工厂里实现他的个人身份认同，即使是在厂里的打工者群体中，他也遭到了歧视，因为那些先到者已经多多少少熟悉并融入到了城市之中。而“镇长的弟弟”这一具有某种护身符功能的虚拟身份以其与基层权力的亲密关系能给人们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譬如老包就想到拜年之际还可以顺便找镇长谈一笔业务。只有凭借这一身份，冯知三才能从城乡文化结构的紧张与自我认同的困惑中走出来，说谎因此成为他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御机制，来自天南地北并无知根知底可能性的交际圈子是这种防御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当得知三位朋友已经行至康山县至老垭镇的咫尺距离时，紧张不已的冯知三想到的是不计代价地求人维护他在城里为自己设计的身份。在求人无望、诺言无法兑现、谎言即将揭穿之际，他既羞耻于自己的说谎，又细心周到地为三位朋友安排好了食宿，并奉上了老家最珍贵的芽茶，最终以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己“说谎”的不义之举。他哥哥“菩萨”的一声声嚎哭既令人悲伤也启人深思：在这个社会资源配置极端不公的社会里，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究竟该以何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他们的平等身份与尊严感？
　　小说选择的是第一人称女性叙述者、湖南妹子唐糖来讲述这个故事，而且“我”与冯知三还有另一份比朋友深、比恋人浅的情感在其中，“冯知三对我不错，很爱我。我也有点儿喜欢他。”但“我”并没有明确答应他的表白，“我还年轻，不想把终身大事定得太早。”叙述者与主人公之间这种特定的距离使小说既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又具备了在关节之处向前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譬如开头即是“我”提议去湖北给冯知三拜年，而且在年轻女性那一点浪漫情调的支配之下决定先斩后奏，从而为小说留下了必不可少的悬念；在老垭镇真相大白之后也是“我”出于女性的悲悯情怀觉得“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是应该去油菜坡看看冯知三”，由此才衍生出第五部分这最厚重的展现冯知三重信守义内在品质的一章。与底层叙述中常常伴随的严厉指责与愤怒抨击不同，女性的温情与体贴使小说对于每一个人皆能持一种“理解之同情”。冯知三的悲剧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制度的不公与阶层的分化所酿成的主人公的心理悲剧和生命悲剧，“我们”作为同一阶层中的见证人，讲述即是拯救。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