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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一个复合概念，包含了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等等，但是就核心内容而言，由于受主体的自我属性与所处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身份认同强调个人自我的心理认可程度及自身的社会属性。因此，作为传统技艺的传承者——传承人同样也是如此，他们既是传統技艺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同时也是区域文化传播者及知识的集散者，这些都反映在他们的特殊才能上。基于此，本文以藏族玉屏箫笛制作传承人桑吉为例，对其身份获致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身份认可的途径、方式进行分析，探讨民间传统技艺传承人身份变迁与自我认同的多种因素，为新时期玉屏箫笛制作传承人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
关键词：身份变迁 自我认同 玉屏箫笛 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0-0183-02
一、身份变迁中的玉屏箫笛制作传承人
玉屏箫笛产自于贵州玉屏自治县，其做工精美、音色上乘，是当地藏族、苗族、侗族、汉族、土家族等多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结晶。玉屏箫笛制作技师作为玉屏箫笛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无可替代地承担着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保护、传承、转型的重任。将传承人置于身份认同视野下进行研究，可以厘清传承人的成长历程和与区域文化的诸多渊源，使人们更加清晰了解玉屏箫笛文化其所传承的民间传统技艺发展脉络，并引发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讨。
桑吉1941年出生于西藏江噶尔群宗村，20世纪50年代起随父母移居贵州玉屏县从事玉屏箫笛制作，随后成长为民族乐器制作行业的一颗新星，从桑吉投身于玉屏箫笛制作起到成长为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的制作者，其先后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学徒期、制作专家期、科研专家期，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一）学徒期
桑吉1958年10月在玉屏箫笛厂参加工作，由于勤奋好学，再加之在高小时期有着较好的雕刻基础，他很快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桑吉不仅掌握一流的微雕技术，而且还在玉屏箫笛的选材、工艺、校音等多个岗位做出了突出的业绩，为玉屏箫笛的出口销售做出了贡献。鉴于桑吉的突出工作业绩，他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学徒期刚满就被破格晋升为三级工，专门从事特级与精品箫笛的制作。身份的变迁使他从一名只是制作箫笛的学徒工逐渐成长为一名为玉屏箫笛未来发展筹划的领军人物，他的目标不仅仅限定于箫笛生产，更在于如何使玉屏箫笛能承载更多的玉屏工艺文化，扩大玉屏箫笛的世界影响力。
（二）制作专家期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一度沉沦的玉屏箫笛厂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玉屏箫笛厂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产品从年产量十余万支跃居到年产量五十余万支，产值逐步攀升。与上个时期相比，桑吉的身份变迁显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制作专家，省、市政府给予的人才称号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传统技艺传承保护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专家”某种程度上来看，实际上是扮演的“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同时也是一种身份肯定与认同，促使传承人为民族传统技艺的发展持续不断做出贡献。
（三）科研专家期
进入新时期以来，玉屏笛箫厂从一个小作坊已经发展到拥有全部现代化生产、检测、包装线的乐器企业，高级工艺师及技术人员的人数也翻了一番。这个阶段，桑吉作为自建厂以来的技术专家，其工作重点由以往的技术攻关转移到科研攻关。从研究制作工艺的制作专家转变成研究科研项目的科研专家，虽然都是行业内的领军人物，但是作用与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乐器行业基础科研项目的研究专家，桑吉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了长期以来箫笛制作音律不规范，防虫蛀霉变问题突出的诸多难题。他的“华丽转身”并非是轻而易举，在强调科学数据的科技界，桑吉从基础研究做起，每一步实验力求严谨，才换来了林业行业专家的认同，其科研成果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广。
二、不同视角下的玉屏箫笛制作传承人身份认同
著名学者杨民康教授倡导以“文化衍生层次”对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即分为原生层、次生层和再生层三大层次，这种分类方法着眼点强调人的文化属性。就本文论述重点——玉屏箫笛文化传承人而言，他的身份认同可以借鉴此类方法，分别体现为自我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与身体体验）、族群认同（制作工艺师群体认同）、组织认同（国家认同），其具体内容论述如下：
（一）传承人的自我认同
桑吉与其它民间玉屏箫笛制作技师不同的是，他对所从事行业的历史具有相当的了解。与建国前箫笛制作技师相比，他不仅了解玉屏箫笛的由来，主要选材、音色特性，并且还注重从全国范围与历史影响来定位玉屏箫笛的制作。在继承传统上，他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依据取材现实情况，钻研微刻与浮雕，树立属于自己风格的雕刻工艺。这充分说明桑吉对个人经历经常进行反思，深刻认识到自身在知识水平上的欠缺（仅仅高小毕业）。作为一名学徒工，能够理智地看待自己的岗位，为了获得自我认同，而不断奋发向上，确定奋斗目标。在追求与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充分体验到行业、市场、社会对个人的承认与赞许。
（二）职业制笛技师的身份认同
玉屏箫笛制作工艺师在玉屏县有几百人，而掌握顶尖工艺制作技术的仅有几十人，他们与桑吉有着类似的生产实践经验，彼此间的群体认同感很强，但是就现在而言，这些民间工艺师与桑吉的共同感只是保留在一些传统乐器品种制作的经验上，而在音响、音色、音律、微雕风格上已经有不小的差距。如箫笛制作过程当中，桑吉率领的科研小组，严格推行《箫笛制作规范》，并采用了现代化的声学仪器进行音准的检测，制作的箫笛音质纯正，其质量远远高于同类产品。 （三）行业组织的身份认同
行业组织，实际是国家力量的代名词，如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力量之间互动，是每位民族传统技艺传承者都需要面临的问题。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精英的工艺师，在“家国同构”的特殊国情当中，国家力量在个人身上最为显著的认可就是身份的张扬与凸显，进而来影响其技术与艺术的传承。
相比较其他制笛技师而言，桑吉是幸运的，在最需要国家力量保护的时候，他进入了较为稳定的乐器厂，虽然是学徒工，但是却避免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自我学习的影响。随着他身份的变迁，从学徒工逐渐成长为技术能手、行业专家、科研专家。作为一名被行业组织高度认可的专家，其话语权与科研攻关主导权要远远大于一般的民间工艺技师。他所主持的《玉屏箫笛制作规范》被大部分乐器厂所遵循，成为行业规范之一，所制作的玉屏箫笛也被作为珍品先后被中央领导人送给外宾。基于桑吉在玉屏箫笛行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晋升为工艺美术师，同时还入选了自治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家通过荣誉符号、职称评定来实现对民间传统技艺的管理。從桑吉身份获致的途径来看，人大常务委员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等国家权力机构给予他各项荣誉称号，对其“工艺大师”“科研专家”的命名更是可以视为国家对民间传统技艺传承人的保护。这些称号无疑被赋予了权威与高度的荣誉感，一般的民间工艺技师无法获得这些国家符号，更谈不上参与到符号的生产过程中。当然，作为回报，传承人提供现实的艺术作品及其他成果来显示“国家力量”的在场，同时也获得了身份的认同。
三、结语
本文以玉屏箫笛传承人桑吉为个案，从其身份获致的途径分析自我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与身体体验）、族群认同（制作工艺师群体认同）、组织认同（国家认同）的表现形式，认为传承人身份获得已经逐渐脱离其所生活中的民间传统文化范畴，并逐步纳入到受国家力量为主导的传承环境当中。从学徒到技术专家、科研专家，桑吉的奋斗历程显示着国家力量的影响，民族传统技艺传承人身份转变多来自于外界各种影响因素对其身份强有力的塑造。诚然，一个个案的分析尚不能完全代表一个群体的身份变迁的主要历程，但是通过个案的分析，从局部到全面，通过个案进行“麻雀解剖”式的分析，就不难看出传承人身份变迁、身份认同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也能加深对文化传承与国家在场关系这一较为深刻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翟河贵.发展繁荣玉屏箫笛文化的思考[J].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12，（01）.
[2]陈玉祥.箫笛不能随意姓“玉屏”产品质量要达标[N].贵州日报，2009-03-11.
关键词：身份变迁 自我认同 玉屏箫笛 传承人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9）20-0183-02
一、身份变迁中的玉屏箫笛制作传承人
玉屏箫笛产自于贵州玉屏自治县，其做工精美、音色上乘，是当地藏族、苗族、侗族、汉族、土家族等多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结晶。玉屏箫笛制作技师作为玉屏箫笛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无可替代地承担着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保护、传承、转型的重任。将传承人置于身份认同视野下进行研究，可以厘清传承人的成长历程和与区域文化的诸多渊源，使人们更加清晰了解玉屏箫笛文化其所传承的民间传统技艺发展脉络，并引发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讨。
桑吉1941年出生于西藏江噶尔群宗村，20世纪50年代起随父母移居贵州玉屏县从事玉屏箫笛制作，随后成长为民族乐器制作行业的一颗新星，从桑吉投身于玉屏箫笛制作起到成长为北京国际博览会银奖的制作者，其先后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学徒期、制作专家期、科研专家期，下面逐一加以分析。
（一）学徒期
桑吉1958年10月在玉屏箫笛厂参加工作，由于勤奋好学，再加之在高小时期有着较好的雕刻基础，他很快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技术骨干。桑吉不仅掌握一流的微雕技术，而且还在玉屏箫笛的选材、工艺、校音等多个岗位做出了突出的业绩，为玉屏箫笛的出口销售做出了贡献。鉴于桑吉的突出工作业绩，他多次被评为“生产标兵”，学徒期刚满就被破格晋升为三级工，专门从事特级与精品箫笛的制作。身份的变迁使他从一名只是制作箫笛的学徒工逐渐成长为一名为玉屏箫笛未来发展筹划的领军人物，他的目标不仅仅限定于箫笛生产，更在于如何使玉屏箫笛能承载更多的玉屏工艺文化，扩大玉屏箫笛的世界影响力。
（二）制作专家期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一度沉沦的玉屏箫笛厂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玉屏箫笛厂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产品从年产量十余万支跃居到年产量五十余万支，产值逐步攀升。与上个时期相比，桑吉的身份变迁显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制作专家，省、市政府给予的人才称号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传统技艺传承保护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专家”某种程度上来看，实际上是扮演的“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同时也是一种身份肯定与认同，促使传承人为民族传统技艺的发展持续不断做出贡献。
（三）科研专家期
进入新时期以来，玉屏笛箫厂从一个小作坊已经发展到拥有全部现代化生产、检测、包装线的乐器企业，高级工艺师及技术人员的人数也翻了一番。这个阶段，桑吉作为自建厂以来的技术专家，其工作重点由以往的技术攻关转移到科研攻关。从研究制作工艺的制作专家转变成研究科研项目的科研专家，虽然都是行业内的领军人物，但是作用与影响力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乐器行业基础科研项目的研究专家，桑吉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了长期以来箫笛制作音律不规范，防虫蛀霉变问题突出的诸多难题。他的“华丽转身”并非是轻而易举，在强调科学数据的科技界，桑吉从基础研究做起，每一步实验力求严谨，才换来了林业行业专家的认同，其科研成果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广。
二、不同视角下的玉屏箫笛制作传承人身份认同
著名学者杨民康教授倡导以“文化衍生层次”对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即分为原生层、次生层和再生层三大层次，这种分类方法着眼点强调人的文化属性。就本文论述重点——玉屏箫笛文化传承人而言，他的身份认同可以借鉴此类方法，分别体现为自我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与身体体验）、族群认同（制作工艺师群体认同）、组织认同（国家认同），其具体内容论述如下：
（一）传承人的自我认同
桑吉与其它民间玉屏箫笛制作技师不同的是，他对所从事行业的历史具有相当的了解。与建国前箫笛制作技师相比，他不仅了解玉屏箫笛的由来，主要选材、音色特性，并且还注重从全国范围与历史影响来定位玉屏箫笛的制作。在继承传统上，他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依据取材现实情况，钻研微刻与浮雕，树立属于自己风格的雕刻工艺。这充分说明桑吉对个人经历经常进行反思，深刻认识到自身在知识水平上的欠缺（仅仅高小毕业）。作为一名学徒工，能够理智地看待自己的岗位，为了获得自我认同，而不断奋发向上，确定奋斗目标。在追求与接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充分体验到行业、市场、社会对个人的承认与赞许。
（二）职业制笛技师的身份认同
玉屏箫笛制作工艺师在玉屏县有几百人，而掌握顶尖工艺制作技术的仅有几十人，他们与桑吉有着类似的生产实践经验，彼此间的群体认同感很强，但是就现在而言，这些民间工艺师与桑吉的共同感只是保留在一些传统乐器品种制作的经验上，而在音响、音色、音律、微雕风格上已经有不小的差距。如箫笛制作过程当中，桑吉率领的科研小组，严格推行《箫笛制作规范》，并采用了现代化的声学仪器进行音准的检测，制作的箫笛音质纯正，其质量远远高于同类产品。 （三）行业组织的身份认同
行业组织，实际是国家力量的代名词，如在族群传统与国家力量之间互动，是每位民族传统技艺传承者都需要面临的问题。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精英的工艺师，在“家国同构”的特殊国情当中，国家力量在个人身上最为显著的认可就是身份的张扬与凸显，进而来影响其技术与艺术的传承。
相比较其他制笛技师而言，桑吉是幸运的，在最需要国家力量保护的时候，他进入了较为稳定的乐器厂，虽然是学徒工，但是却避免了各种社会因素对自我学习的影响。随着他身份的变迁，从学徒工逐渐成长为技术能手、行业专家、科研专家。作为一名被行业组织高度认可的专家，其话语权与科研攻关主导权要远远大于一般的民间工艺技师。他所主持的《玉屏箫笛制作规范》被大部分乐器厂所遵循，成为行业规范之一，所制作的玉屏箫笛也被作为珍品先后被中央领导人送给外宾。基于桑吉在玉屏箫笛行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晋升为工艺美术师，同时还入选了自治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国家通过荣誉符号、职称评定来实现对民间传统技艺的管理。從桑吉身份获致的途径来看，人大常务委员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等国家权力机构给予他各项荣誉称号，对其“工艺大师”“科研专家”的命名更是可以视为国家对民间传统技艺传承人的保护。这些称号无疑被赋予了权威与高度的荣誉感，一般的民间工艺技师无法获得这些国家符号，更谈不上参与到符号的生产过程中。当然，作为回报，传承人提供现实的艺术作品及其他成果来显示“国家力量”的在场，同时也获得了身份的认同。
三、结语
本文以玉屏箫笛传承人桑吉为个案，从其身份获致的途径分析自我认同（强调自我的心理与身体体验）、族群认同（制作工艺师群体认同）、组织认同（国家认同）的表现形式，认为传承人身份获得已经逐渐脱离其所生活中的民间传统文化范畴，并逐步纳入到受国家力量为主导的传承环境当中。从学徒到技术专家、科研专家，桑吉的奋斗历程显示着国家力量的影响，民族传统技艺传承人身份转变多来自于外界各种影响因素对其身份强有力的塑造。诚然，一个个案的分析尚不能完全代表一个群体的身份变迁的主要历程，但是通过个案的分析，从局部到全面，通过个案进行“麻雀解剖”式的分析，就不难看出传承人身份变迁、身份认同与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也能加深对文化传承与国家在场关系这一较为深刻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翟河贵.发展繁荣玉屏箫笛文化的思考[J].中共铜仁地委党校学报，2012，（01）.
[2]陈玉祥.箫笛不能随意姓“玉屏”产品质量要达标[N].贵州日报，2009-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