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处在中国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而延安文人更是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类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她在延安的十年更是文学史上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存在。一方面她十分坚定自己的革命信仰,自觉地融入革命,讴歌革命,参加革命实践,自觉地去建设理想中的革命政权；一方面她又受五四新文化影响长大的一代,极力的追求人格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并有着深深的启蒙意识和批判意识,当面对理想与现实所出现的裂隙时,她又去批判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因此,在延安的十年丁玲的身上总是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一时期她的创作也可以看作是高昂的革命话语和作家内心深处的五四启蒙话语此消彼长的一个曲线,她的创作总是随着作家本人所感受到的社会现实而改变。当她初到延安时,本着自己内心对革命的想象,应革命的需要进行创作,甚至采用自己并不擅长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对革命进行讴歌；但感性的光芒逐渐退却,作家开始冷静的进行思考时,面临解放区的种种文化痼疾,她又本着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责任感和一个知识分子启蒙者应有的批判意识,用犀利的杂文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建议和规劝。这一时期她的小说创作中总是出现革命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本人也陷入到一种自我焦灼和困惑的处境。她给自己的小说创作一个光明的结尾,但实际创作的内容上却往往出现自我言说的颠覆。“讲话”和整风改变了丁玲内心革命战士自我和知识分子自我相互拉扯,张力十足的局面,使作家的创作明显的向革命话语倾斜,并开始长期在作家的创作方向上占主导地位,而五四启蒙话语则受到压抑。本论文综合丁玲在解放区时的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等作品创作,研究探讨作家在延安时期的精神走向及其内心的复杂性。论文除去绪论和结语共三章,分别对刚入延安,理想思考后和“讲话”后丁玲的创作和变化予以剖析和阐述,以期对延安时代知识分子转向时内心的隐痛和艰难进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