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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薇拉·凯瑟所生活的年代,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本文拟选取她的多部作品,从中管窥她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内心的煎熬、彷徨与挣扎。
关键词: 薇拉·凯瑟 沉沦 迷失与救赎
一、引言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是第一个将美国中西部狂野荒凉的内布拉斯加州带入读者视野的作家。为此她被评论家称作“草原女皇”。乡土、怀旧、遁世是她作品的鲜明烙印。美国现代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曾经说过:“薇拉·凯瑟已经成为她那个时代的经典。”[1]然而,在凯瑟生活的那个年代,美国正处于高速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其制造业从1870年的世界第四位跃居1900年的第一位”。[2]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殖民地面貌,摆脱了一直处于的谦卑的地位,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头号工业经济强国,与古老的欧洲列强并驾齐驱。
无孔不入的现代文明也将过去那种恬静的生活模式彻底打破,一切事物都分崩离析,曾经熠熠生辉的拓荒精神已逐渐黯淡消失。凯瑟毫无例外地也看到了传统美德的缺失和铜臭味的弥漫。本文拟选取她的多部作品,从早期的《亚历山大的桥》(Alexander’s Bridge,1912)到中后期的《死神迎来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1927),从中管窥她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内心的煎熬、彷徨与挣扎。在她看来,代表真善美的时代已经消逝,代之以腐朽的现代文明。在这陌生的世界面前,她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悲叹:“最美好的日子总是最先逝去。”[3]
二、沉沦
《亚历山大的桥》是薇拉·凯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这绝不是她在文坛上初试啼声。
从1891年第一次发表文章,20年来,凯瑟已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并出版了一本诗集《四月的曙光》(April Twilights,1903)和一本短篇小说集《精灵花园》(The Troll Garden,1905)。尽管小说讲述的并非是她所擅长的拓荒主题,但亚历山大这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主角却已可称为是地道的凯瑟式人物了。他是一名优秀的桥梁设计师,在一次去伦敦参加会议时偶遇青年时代的恋人希尔达。人到中年的亚历山大再次坠入爱河,从此他便生活在精神折磨之中。他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之间作出抉择。最终,正当他决定放弃家庭时,他所设计的大桥在施工中发生重大事故,亚历山大和工人们一起落入河中,溺水而亡。小说对詹姆斯式的跨国恋情写得相当有趣,但评论界对它的评价并不高。亚历山大的妻子温妮·弗雷德和昔日恋人希尔达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和他成功的事业相得益彰,代表着现实生活的理智与秩序;后者和他逝去的年华遥相辉映,代表着已无法追回的青春与热情。可悲的是,亚历山大所设计的桥既无法连接两个迥异的世界,又无法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找到平衡,只能带着他轰然沉入水底。这座桥也象征着凯瑟困惑的精神世界:面对工业的爆炸性发展,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她一方面看到美国日渐强盛,另一方面又看到工业文明几乎击垮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对前途失去信心。她不能在心灵的两个世界之间建起联系的桥梁,那么只好让亚历山大和桥一起消失在冰冷黑暗的水中。
三、迷失与救赎
从1912起,薇拉·凯瑟听取了萨拉·厄恩·裘威特(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的意见,开始对自己熟悉的大草原素材进行创作。“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走路,”[4]凯瑟说,“当我停止感叹,开始回忆,生活对于我就此展开了。”[5]她的“草原三部曲”使她一举成名,在文坛上站取了一席之地,但在作品中仍然时时透露着她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在作品中她总是将拓荒者分为三个层次——老一代移民、第二代男性移民及留守的女性拓荒者。从旧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由于突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大都不能适应草原上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或是久病不起,或是自杀身亡。亚历山德拉和安东尼亚的父亲都是忍受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放弃了搏斗。在他们的眼里,土地就像一匹无人知晓如何驾驭的野马,狂奔乱跳着把一切都踢得粉碎。第二代男性移民,如卡尔和吉姆,要么软弱无能、逃避责任,要么不愿久居偏僻的草原小镇而去东部发展。但他们并没有收获幸福和内心的宁静,多年后都重返草原以寻求心灵的慰籍。草原上的强者是留守的女性拓荒者。在困难面前,她们比男性更勇敢。
在薇拉·凯瑟的草原系列小说中,她从各个角度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试图寻求生命的真谛。男主角们和年轻时的安东尼亚都去了东部,东部代表着科技发达、人口日益膨胀的城市。但那里没有幸福,只有人心的尔虞我诈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受骗后的安东尼亚重回大草原,在自然中得到抚慰,精神和土地融为一体,得到升华。而《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1915)中的西娅·克朗伯格则顽强地在艺术天地中上下求索,最终找到了自我,确立了身份,获得了永远的青春。由此可见,在凯瑟的眼里,大地和艺术不失为两剂拯救心灵的良方。有了它们,她就能超越现实的喧嚣浮华,把握生命中的凝重与永恒。从凯瑟对艺术神圣的感情,我们可以预见到她创作生涯中晚期对宗教的强烈兴趣。
一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时代的到来。彼时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国际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巨大变革、物质的快速膨胀也导致了官僚的腐败、文明的污染和精神的空虚,这些使人们慢慢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凯瑟在散文集《四十以上》中表达了她的不满:“世界在1922年裂成了两半,而我,是落后的一员。”[6]
1923年出版的《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在主题上既是凯瑟草原三部曲的延续,又是她中后期小说的开先河之作。作者对拓荒精神的怀念弥漫着整部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凯瑟本人在过去的理想和丑陋的现实之间内心的苦苦挣扎。面对物欲横流而灵魂空虚的现代社会,西部仿佛已成了凯瑟的精神家园,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已经远去的理想时代。丹尼尔·福瑞斯特,这个老一辈拓荒者的原型,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被无情地压垮了。这也标志着拓荒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爱维·皮德斯之辈。这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商人成了新的民族英雄,他们正逐步取代西部的拓荒者而成为左右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然而,在凯瑟的心中,他们正是邪恶的化身。他们使社会堕落、道德沦丧,使福瑞斯特太太彻底地迷失了方向。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行业,文化上也相应地出现了“精神荒原”。凯瑟感到拓荒精神已荡然无存。对文化教育界和文学界的失望使她逐渐沉湎于宗教信仰,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于是,在《死神迎来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ip,1927)中,宗教最终成了拯救人生痛苦的根治之道。小说讲述了两位法国神父献身于新墨西哥州传教事业的传奇故事。拉杜尔和助手瓦朗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使当地的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并建了圣菲大教堂,将欧洲的古老文明带到了遥远的沙漠和山区。最后他成了该区的大主教,获得了应有的补偿,去世时他心情坦然,了无遗憾。小说中开头的一个情节明确地表达了凯瑟当时对宗教的看法:拉杜尔和助手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濒临死亡。突然他看到了一株十字架形状的小树,他立刻跪下来虔诚地祈祷,这时他的马嗅到了水的气息,将他带到了河边,他们获得了拯救。这段描写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小树象征着宗教,而拉杜尔的获救则表明唯有宗教才能抚慰内心,解脱人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薇拉·凯瑟所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在工业发展、西部扩张、各种思潮涌进与两次世界大战中,她可以说是阅尽了人间百态。她的创作也始终和历史的大背景紧密相连。尽管她的家庭在1882年被连根拔起,从南方移植到蛮荒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但是拓荒者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却成了她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她一生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主旋律——颂扬拓荒者们艰苦创业的精神,缅怀在工业化进程冲击下逐渐消失的拓荒精神。她的小说也回荡着三个主题:土地、艺术与宗教。面对可以颠覆一切的现代文明,她试图用笔下的人物来表达她内心的煎熬、彷徨与挣扎。为了不被现代社会所淹没,凯瑟发现通过描写土地、艺术与宗教可以救赎人生,并从道德的角度批判现存社会,使矛盾而痛苦的心灵重获宁静。她一生讴歌代表真善美的拓荒精神,力图把有限的秩序加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国经验之上,无愧于“精神美的捍卫者”这一美誉。
参考文献:
[1]Middleton,Jo Ann.Willa Cather’s Modernism:A Study of Style and Technique[M].NJ:Fairleigh Dickinson U P,1990:19.
[2]刘德斌等译.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46.
[3]薇拉·凯瑟著.曹明伦译.早期长篇及短篇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07.
[4]Bennett,Mildred R.The World of Willa Cather[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1:200.
[5]Bloom,Harold,ed.Willa Cather:Modern Critical Views.New York:Chelsea House,1985:81.
[6]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332.
关键词: 薇拉·凯瑟 沉沦 迷失与救赎
一、引言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是第一个将美国中西部狂野荒凉的内布拉斯加州带入读者视野的作家。为此她被评论家称作“草原女皇”。乡土、怀旧、遁世是她作品的鲜明烙印。美国现代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曾经说过:“薇拉·凯瑟已经成为她那个时代的经典。”[1]然而,在凯瑟生活的那个年代,美国正处于高速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其制造业从1870年的世界第四位跃居1900年的第一位”。[2]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殖民地面貌,摆脱了一直处于的谦卑的地位,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头号工业经济强国,与古老的欧洲列强并驾齐驱。
无孔不入的现代文明也将过去那种恬静的生活模式彻底打破,一切事物都分崩离析,曾经熠熠生辉的拓荒精神已逐渐黯淡消失。凯瑟毫无例外地也看到了传统美德的缺失和铜臭味的弥漫。本文拟选取她的多部作品,从早期的《亚历山大的桥》(Alexander’s Bridge,1912)到中后期的《死神迎来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1927),从中管窥她面对巨大社会变革时内心的煎熬、彷徨与挣扎。在她看来,代表真善美的时代已经消逝,代之以腐朽的现代文明。在这陌生的世界面前,她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悲叹:“最美好的日子总是最先逝去。”[3]
二、沉沦
《亚历山大的桥》是薇拉·凯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这绝不是她在文坛上初试啼声。
从1891年第一次发表文章,20年来,凯瑟已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并出版了一本诗集《四月的曙光》(April Twilights,1903)和一本短篇小说集《精灵花园》(The Troll Garden,1905)。尽管小说讲述的并非是她所擅长的拓荒主题,但亚历山大这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主角却已可称为是地道的凯瑟式人物了。他是一名优秀的桥梁设计师,在一次去伦敦参加会议时偶遇青年时代的恋人希尔达。人到中年的亚历山大再次坠入爱河,从此他便生活在精神折磨之中。他无法在妻子和情人之间作出抉择。最终,正当他决定放弃家庭时,他所设计的大桥在施工中发生重大事故,亚历山大和工人们一起落入河中,溺水而亡。小说对詹姆斯式的跨国恋情写得相当有趣,但评论界对它的评价并不高。亚历山大的妻子温妮·弗雷德和昔日恋人希尔达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和他成功的事业相得益彰,代表着现实生活的理智与秩序;后者和他逝去的年华遥相辉映,代表着已无法追回的青春与热情。可悲的是,亚历山大所设计的桥既无法连接两个迥异的世界,又无法为他痛苦的内心世界找到平衡,只能带着他轰然沉入水底。这座桥也象征着凯瑟困惑的精神世界:面对工业的爆炸性发展,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她一方面看到美国日渐强盛,另一方面又看到工业文明几乎击垮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因而对前途失去信心。她不能在心灵的两个世界之间建起联系的桥梁,那么只好让亚历山大和桥一起消失在冰冷黑暗的水中。
三、迷失与救赎
从1912起,薇拉·凯瑟听取了萨拉·厄恩·裘威特(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的意见,开始对自己熟悉的大草原素材进行创作。“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走路,”[4]凯瑟说,“当我停止感叹,开始回忆,生活对于我就此展开了。”[5]她的“草原三部曲”使她一举成名,在文坛上站取了一席之地,但在作品中仍然时时透露着她内心的纠结与挣扎。
在作品中她总是将拓荒者分为三个层次——老一代移民、第二代男性移民及留守的女性拓荒者。从旧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由于突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大都不能适应草原上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生活,或是久病不起,或是自杀身亡。亚历山德拉和安东尼亚的父亲都是忍受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放弃了搏斗。在他们的眼里,土地就像一匹无人知晓如何驾驭的野马,狂奔乱跳着把一切都踢得粉碎。第二代男性移民,如卡尔和吉姆,要么软弱无能、逃避责任,要么不愿久居偏僻的草原小镇而去东部发展。但他们并没有收获幸福和内心的宁静,多年后都重返草原以寻求心灵的慰籍。草原上的强者是留守的女性拓荒者。在困难面前,她们比男性更勇敢。
在薇拉·凯瑟的草原系列小说中,她从各个角度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试图寻求生命的真谛。男主角们和年轻时的安东尼亚都去了东部,东部代表着科技发达、人口日益膨胀的城市。但那里没有幸福,只有人心的尔虞我诈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受骗后的安东尼亚重回大草原,在自然中得到抚慰,精神和土地融为一体,得到升华。而《云雀之歌》(The Song of the Lark,1915)中的西娅·克朗伯格则顽强地在艺术天地中上下求索,最终找到了自我,确立了身份,获得了永远的青春。由此可见,在凯瑟的眼里,大地和艺术不失为两剂拯救心灵的良方。有了它们,她就能超越现实的喧嚣浮华,把握生命中的凝重与永恒。从凯瑟对艺术神圣的感情,我们可以预见到她创作生涯中晚期对宗教的强烈兴趣。
一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时代的到来。彼时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国际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的巨大变革、物质的快速膨胀也导致了官僚的腐败、文明的污染和精神的空虚,这些使人们慢慢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凯瑟在散文集《四十以上》中表达了她的不满:“世界在1922年裂成了两半,而我,是落后的一员。”[6]
1923年出版的《迷途的女人》(A Lost Lady)在主题上既是凯瑟草原三部曲的延续,又是她中后期小说的开先河之作。作者对拓荒精神的怀念弥漫着整部小说。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凯瑟本人在过去的理想和丑陋的现实之间内心的苦苦挣扎。面对物欲横流而灵魂空虚的现代社会,西部仿佛已成了凯瑟的精神家园,因为它代表着一个已经远去的理想时代。丹尼尔·福瑞斯特,这个老一辈拓荒者的原型,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被无情地压垮了。这也标志着拓荒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爱维·皮德斯之辈。这正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商人成了新的民族英雄,他们正逐步取代西部的拓荒者而成为左右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然而,在凯瑟的心中,他们正是邪恶的化身。他们使社会堕落、道德沦丧,使福瑞斯特太太彻底地迷失了方向。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行业,文化上也相应地出现了“精神荒原”。凯瑟感到拓荒精神已荡然无存。对文化教育界和文学界的失望使她逐渐沉湎于宗教信仰,转向历史小说的创作。于是,在《死神迎来大主教》(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ip,1927)中,宗教最终成了拯救人生痛苦的根治之道。小说讲述了两位法国神父献身于新墨西哥州传教事业的传奇故事。拉杜尔和助手瓦朗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使当地的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并建了圣菲大教堂,将欧洲的古老文明带到了遥远的沙漠和山区。最后他成了该区的大主教,获得了应有的补偿,去世时他心情坦然,了无遗憾。小说中开头的一个情节明确地表达了凯瑟当时对宗教的看法:拉杜尔和助手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濒临死亡。突然他看到了一株十字架形状的小树,他立刻跪下来虔诚地祈祷,这时他的马嗅到了水的气息,将他带到了河边,他们获得了拯救。这段描写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小树象征着宗教,而拉杜尔的获救则表明唯有宗教才能抚慰内心,解脱人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薇拉·凯瑟所生活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在工业发展、西部扩张、各种思潮涌进与两次世界大战中,她可以说是阅尽了人间百态。她的创作也始终和历史的大背景紧密相连。尽管她的家庭在1882年被连根拔起,从南方移植到蛮荒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但是拓荒者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却成了她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她一生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主旋律——颂扬拓荒者们艰苦创业的精神,缅怀在工业化进程冲击下逐渐消失的拓荒精神。她的小说也回荡着三个主题:土地、艺术与宗教。面对可以颠覆一切的现代文明,她试图用笔下的人物来表达她内心的煎熬、彷徨与挣扎。为了不被现代社会所淹没,凯瑟发现通过描写土地、艺术与宗教可以救赎人生,并从道德的角度批判现存社会,使矛盾而痛苦的心灵重获宁静。她一生讴歌代表真善美的拓荒精神,力图把有限的秩序加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美国经验之上,无愧于“精神美的捍卫者”这一美誉。
参考文献:
[1]Middleton,Jo Ann.Willa Cather’s Modernism:A Study of Style and Technique[M].NJ:Fairleigh Dickinson U P,1990:19.
[2]刘德斌等译.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第六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46.
[3]薇拉·凯瑟著.曹明伦译.早期长篇及短篇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707.
[4]Bennett,Mildred R.The World of Willa Cather[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1:200.
[5]Bloom,Harold,ed.Willa Cather:Modern Critical Views.New York:Chelsea House,1985:81.
[6]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