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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著名文人马致远是“悲秋”文学主题的创作健将。其代表作《双调·夜行船·秋思》将一个生活在乱世的文人矛盾的内心情感状态表露无疑,并成为一段流传千古、荡气回肠的灵魂剖白,为后世人所称道。
关键词:马致远沉沦自赎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悲秋是中国文人笔下经久不衰的创作主题。从文学创作的心理和价值而言,它体现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天人合一的审美趣味,即通过对于自然万物的体验去领悟所谓的“天道”,从而达到主客体的情感交融。这“天道”的内在含义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人眼中有着巨大差异,在儒家它是“仁”,在道家它则是“无为”。从表面看,二者似乎彼此对立,极度矛盾,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却意外地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和真实可感的中国文人内在精神结构,指引他们在顺境和逆境中决定取舍,保持平稳的心态而不致因受外物诱惑迷失本性。
对于“天道”的理解与阐释一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由此也诞生了大量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悲秋由于其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富有意蕴的无穷回味成为其中的代表性题材。元代著名文人马致远便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创作健将。其代表作杂剧《汉宫秋》、小令《天净沙·秋思》都是传世佳作。另有一首散曲《双调·夜行船·秋思》更被“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它将一个生活在乱世的文人矛盾的内心情感状态表露无疑,并成为一段流传千古、荡气回肠的灵魂剖白,为后世人所称道。本文对其悲秋主题进行了解读。
一乱世文人的沉沦心态
《双调·夜行船·秋思》这套散曲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用细腻而厚重的笔调表现了一个乱世文人的沉沦心态。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首段第一句话中所蕴藏的人生易逝、旧梦难寻的感慨,真切表达了一个落寞文人的无奈处境。特别是庄周梦蝶的典故,使该曲从开篇便沾染上一种如梦如幻、绝尘弃世的悲凉色彩,对应了悲秋主题。
接下来,作者又在似是而非中点题。“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四季更替是人们所无法掌控的,时间流逝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在中国文人作品中,珍惜岁月历来是一个重要命题。它催促人们不断去奋进、追求功名、实现个人价值。但生命的旅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对于拥有才华却无力施展的人而言,枯草黄叶、池中败荷、凄风苦雨,无不令他们感到加倍地哀伤和刺痛。马致远也不例外,面对此情此景,倍感落寞的他不由得对酒当歌,祈望逃离那令人痛苦的思考。
但正如李白诗中所云:“举杯消愁愁更愁。”在黎明时分清醒过来的他越发难以自已。“急罚盏夜阑灯灭”,酒后的愉悦让人沉醉和兴奋,可是又有谁能真正永远浸淫其中呢?刚刚还高举着琥珀酒杯的双手、被酒精晕染得绯红的双唇,在清晨刺眼的阳光中显得那样无力和苍白,压抑在心底的忧愁和痛苦再次盘踞作者心头。作者急于摆脱,但这种摆脱却又难以实现。
中国文人从骨子里是入世的,哪怕是潇洒旷达如苏轼者,也必是要在现实生活获取名声后才有资格去逍遥与悠游。可马致远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身份地位却注定其要承受命运捉弄。年轻的他也有过入仕经历,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和幻想。但世事变迁,如今落魄流荡在乡野的他不由得对当时所谓的努力和奋斗发出了尖刻的嘲笑和讽刺:曾经风光无限的“秦宫汉阙”,如今成了“衰草牛羊野”;记载了无数能人异士的石碑也早已“不辨龙蛇”。千秋功业、一世霸名,而今能换得什么?轰轰烈烈、英雄云起的三国之争,早已湮没在历史滚滚长河之中,偶尔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谈资。人生苦短,又何苦要将自己困在这样的处境中呢?就像那些“看钱奴”,一生只为累积财富,却不知道享受人生的真正快乐。“秦宫汉阙”、“鼎足三分”和“锦堂风月”三个典故,语言紧凑、声调急促,充分展现出他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最终促成作者抛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社会与国家责任感,在第五段中,马致远连续使用民间谚语。这种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风格和上文充满意蕴的典故形成了强烈对比,显示出作者对于自我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确证之后彻底绝望的离弃,并毅然投入到底层社会的坚定决心。“红日又西斜”、“下坡车”、“鸠巢计拙”、“葫芦提”这些民间俗语,没有典故所蕴籍的丰富人文内涵,在表达方式上与典故强烈的内指性完全不同。它是开放的、即时的,为下层民众所易理解的语言形式,体现出元代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雅俗相融。同时也是文人地位下移过程中,因贵与贱、高和低的混淆产生撞击,自然形成社会新型审美心理的表露。
二超越困境的自赎想象
从表面上看,马致远在第一部分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通过激烈的言辞否定和放弃了所有圣人阐释的主张,转而投向提倡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道家思想,体现出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但道家思想也非完全不可取。把具有强烈的价值意义和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仁”作为人生最高道德追求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儒对人格的塑造,其要旨是以等级之下的仁义礼乐去规范人格主体的心理和行为,是以“忠君”、“忧道”、“立功”、“建名”为人格主体的行为准则与楷模。
老庄理想中的人格也有“圣人”,其精神实质却迥然相异。这种“圣人”所追求的是摆脱利害乃至仁义礼乐的外在束缚,超脱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局限,从而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逍遥自由,追求一种从心里到精神的自由、自然之境。道家的超越精神曾经被许多人误解为对于现实的否定和抛弃,事实上,这种否定和抛弃正是来源于命运多舛的老庄对于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一种静观压抑的心理中依靠智慧,老庄完成了灵魂的自赎。但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着无言的苦涩和愤懑,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奠定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坚韧执着、隐忍旷达而又委曲求全、外圆内方的双面人格。而他那套依托天道本体而悠游于社会现实的人生哲学却道出了人生的永恒课题,体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引领后人去努力地探寻人生永恒的价值与追求。
在《双调·夜行船·秋思》的第二部分中,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马致远用饱含炽热情感的笔触通过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描写道出了他在沉沦中超越现实的自赎想象。尽管弃世绝俗的生活异常贫困,门庭冷落,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没有“名利”、“是非”的侵扰。在宁静、平和的心态中,作者拥有了道家对于世界的独特视角,挖掘出常人難以发觉的“天地之大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在道家看来,万物是相对的,具体事物的美丑也是相对的,而决定结果的往往是审美主体自身。正如美国当代教育专家卡耐基所说:
“一个人心灵的平静和生活的乐趣,并非取决于他拥有何物、有何地位,或置身于何种情境——要之,与个人的外在条件几乎毫无联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精神态度。”
所以“绿树”遮住残破的“屋角”,“青山”和“墙头缺”相互映衬,不仅不显得丑陋,还使人顿生钦羡之情,好一派田园风光。没有城市喧嚷的人流,热闹的街市,更没有互相吹捧、互相拆台的百官丑态,有的只是和宇宙万物浑然一体的美景,一切都是那样干净、自然、素朴。“竹篱茅舍”本是陋居,在作者眼里却成为无可替代的人间天堂。
在最后一段中,作者的自赎心态表露无遗。原本投身自然是有违初衷的无奈选择,而今,却成为自我人格重建的重要方式。作者在充满本真、无欲无求、素朴无瑕、毫无扭曲的自然世界之中默默体认存在的价值。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在做美的观照的心理考察时,以主体能自由的观照为其前提”,“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在纯知觉的活动中,人与世界发生着一种素朴的、本真的、活生生的联系和接触,是一种超越的、物我合一的自由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把握宇宙的生机与本真状态。那些营营苟苟、自顾不暇的事物为了满足各种欲望你争我夺,“密匝匝”、“乱纷纷”、“闹攘攘”,成为为外物所羁绊永远失去本心的空壳,决不是作者欣赏的对象。在最后四句话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学习品质高洁的真正隐士,“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这是何等的勇气,作者终于走出了自我沉沦的愧疚心理,因时而动,以极度的浪漫彻底颠覆了以往被奉为圭臬的人生信条,为每一个孤独的走在黑暗中的人提供了寻找光明的道路。也许这是幻想,是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却也足以使那些在乱世或困厄中生活的人们忘掉苦难的现实,超越彼时的困境,得到自由与解放。
三中国文人的悲情挽歌
苏珊·朗格曾经认为:
“如果说艺术是用一种独特的暗喻形式来表现人类意识的话,这种形式就必须与一个生命的形式相类似……关于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征都必须在艺术创造物中找到,事实也正是如此。”
马致远的这套散曲以悲秋为题,实际正是以其为代表的乱世文人于生命困厄中发出的心灵呼声。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时代,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对汉民族的传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改变。元世祖在统一中国后为了达到分化各民族抵抗情绪的目的,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取消绵延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明文规定“台省元臣、郡邑长官及雄要之职”,皆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任“州县卑秩”。这种将汉族知识分子放在低劣、粗鄙、陋俗地位上的做法不仅直接断绝了中国文人晋升官场的重要通道,而且严重地打击了他们一直以“君子”自居的精神支柱。正如明代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说:
“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
马致远所生活的年代(约为1250-1321年),元代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对汉政策的失当之处并采取一定手段缓解民族矛盾。窝阔台灭金后三年(1237年),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元史·耶律楚材传》载:
“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激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
到元仁宗延二年(1315年)终于重开科举。马致远本就不是由宋入元的汉族知识分子,他对旧朝的依恋没有关汉卿来得强烈,所以在早年大量作品中有过许多对于最高统治者充满幻想的歌颂赞美之词。但是现实生活却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了这样一颗饱含激情与渴望的心灵。种族歧视观念并没有立即改观,此时文人所遭受的人格歧视和压迫并不少于宋元之交。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当时明文规定:“试蒙古之生宜从宽,色目生稍加密,汉人则全。”元朝的文职品官中(共计19000员左右),由科举入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仅仅1200人。马致远尽管入过仕,却很快也感悟到太平景象下的严重混乱,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日俱增的痛苦压抑在他的心头,“诗言情,歌咏言”,文学创作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要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合理解释和最终出路,让自己得到解脱。
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时间、景物、历史及现实的感悟一步步展开对于自我价值的拷问。秋季的时间意蕴和独特景象给作者提供了广阔遨游的空间和深刻反省的动力,意与象浑然一体,共同构筑和打造了一曲属于中国文人的悲情挽歌。它不属于马致远一个人,而是属于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生活在困境中的文人共同拥有的千古绝唱。只是在这首套数中,马致远还有着更多让人心酸和难以启齿的悲憤与沧桑,留给后人慢慢咀嚼和体味。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
[2] 王世舜注译:《庄子集释·齐物论》,齐鲁书社,1998年。
[3] [美]戴尔·卡耐基,陈晓南译:《克服烦恼的艺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5]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97年。
作者简介:石艳艳,女,1977—,江苏扬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化传播,工作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关键词:马致远沉沦自赎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悲秋是中国文人笔下经久不衰的创作主题。从文学创作的心理和价值而言,它体现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中天人合一的审美趣味,即通过对于自然万物的体验去领悟所谓的“天道”,从而达到主客体的情感交融。这“天道”的内在含义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人眼中有着巨大差异,在儒家它是“仁”,在道家它则是“无为”。从表面看,二者似乎彼此对立,极度矛盾,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却意外地构成了一个完整丰富和真实可感的中国文人内在精神结构,指引他们在顺境和逆境中决定取舍,保持平稳的心态而不致因受外物诱惑迷失本性。
对于“天道”的理解与阐释一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由此也诞生了大量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悲秋由于其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富有意蕴的无穷回味成为其中的代表性题材。元代著名文人马致远便是这一文学主题的创作健将。其代表作杂剧《汉宫秋》、小令《天净沙·秋思》都是传世佳作。另有一首散曲《双调·夜行船·秋思》更被“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它将一个生活在乱世的文人矛盾的内心情感状态表露无疑,并成为一段流传千古、荡气回肠的灵魂剖白,为后世人所称道。本文对其悲秋主题进行了解读。
一乱世文人的沉沦心态
《双调·夜行船·秋思》这套散曲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用细腻而厚重的笔调表现了一个乱世文人的沉沦心态。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首段第一句话中所蕴藏的人生易逝、旧梦难寻的感慨,真切表达了一个落寞文人的无奈处境。特别是庄周梦蝶的典故,使该曲从开篇便沾染上一种如梦如幻、绝尘弃世的悲凉色彩,对应了悲秋主题。
接下来,作者又在似是而非中点题。“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四季更替是人们所无法掌控的,时间流逝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在中国文人作品中,珍惜岁月历来是一个重要命题。它催促人们不断去奋进、追求功名、实现个人价值。但生命的旅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对于拥有才华却无力施展的人而言,枯草黄叶、池中败荷、凄风苦雨,无不令他们感到加倍地哀伤和刺痛。马致远也不例外,面对此情此景,倍感落寞的他不由得对酒当歌,祈望逃离那令人痛苦的思考。
但正如李白诗中所云:“举杯消愁愁更愁。”在黎明时分清醒过来的他越发难以自已。“急罚盏夜阑灯灭”,酒后的愉悦让人沉醉和兴奋,可是又有谁能真正永远浸淫其中呢?刚刚还高举着琥珀酒杯的双手、被酒精晕染得绯红的双唇,在清晨刺眼的阳光中显得那样无力和苍白,压抑在心底的忧愁和痛苦再次盘踞作者心头。作者急于摆脱,但这种摆脱却又难以实现。
中国文人从骨子里是入世的,哪怕是潇洒旷达如苏轼者,也必是要在现实生活获取名声后才有资格去逍遥与悠游。可马致远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身份地位却注定其要承受命运捉弄。年轻的他也有过入仕经历,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和幻想。但世事变迁,如今落魄流荡在乡野的他不由得对当时所谓的努力和奋斗发出了尖刻的嘲笑和讽刺:曾经风光无限的“秦宫汉阙”,如今成了“衰草牛羊野”;记载了无数能人异士的石碑也早已“不辨龙蛇”。千秋功业、一世霸名,而今能换得什么?轰轰烈烈、英雄云起的三国之争,早已湮没在历史滚滚长河之中,偶尔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谈资。人生苦短,又何苦要将自己困在这样的处境中呢?就像那些“看钱奴”,一生只为累积财富,却不知道享受人生的真正快乐。“秦宫汉阙”、“鼎足三分”和“锦堂风月”三个典故,语言紧凑、声调急促,充分展现出他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最终促成作者抛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社会与国家责任感,在第五段中,马致远连续使用民间谚语。这种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风格和上文充满意蕴的典故形成了强烈对比,显示出作者对于自我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确证之后彻底绝望的离弃,并毅然投入到底层社会的坚定决心。“红日又西斜”、“下坡车”、“鸠巢计拙”、“葫芦提”这些民间俗语,没有典故所蕴籍的丰富人文内涵,在表达方式上与典故强烈的内指性完全不同。它是开放的、即时的,为下层民众所易理解的语言形式,体现出元代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雅俗相融。同时也是文人地位下移过程中,因贵与贱、高和低的混淆产生撞击,自然形成社会新型审美心理的表露。
二超越困境的自赎想象
从表面上看,马致远在第一部分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通过激烈的言辞否定和放弃了所有圣人阐释的主张,转而投向提倡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道家思想,体现出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但道家思想也非完全不可取。把具有强烈的价值意义和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仁”作为人生最高道德追求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儒对人格的塑造,其要旨是以等级之下的仁义礼乐去规范人格主体的心理和行为,是以“忠君”、“忧道”、“立功”、“建名”为人格主体的行为准则与楷模。
老庄理想中的人格也有“圣人”,其精神实质却迥然相异。这种“圣人”所追求的是摆脱利害乃至仁义礼乐的外在束缚,超脱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局限,从而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逍遥自由,追求一种从心里到精神的自由、自然之境。道家的超越精神曾经被许多人误解为对于现实的否定和抛弃,事实上,这种否定和抛弃正是来源于命运多舛的老庄对于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一种静观压抑的心理中依靠智慧,老庄完成了灵魂的自赎。但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着无言的苦涩和愤懑,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奠定和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坚韧执着、隐忍旷达而又委曲求全、外圆内方的双面人格。而他那套依托天道本体而悠游于社会现实的人生哲学却道出了人生的永恒课题,体现了生活的真实意义,引领后人去努力地探寻人生永恒的价值与追求。
在《双调·夜行船·秋思》的第二部分中,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马致远用饱含炽热情感的笔触通过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描写道出了他在沉沦中超越现实的自赎想象。尽管弃世绝俗的生活异常贫困,门庭冷落,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没有“名利”、“是非”的侵扰。在宁静、平和的心态中,作者拥有了道家对于世界的独特视角,挖掘出常人難以发觉的“天地之大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在道家看来,万物是相对的,具体事物的美丑也是相对的,而决定结果的往往是审美主体自身。正如美国当代教育专家卡耐基所说:
“一个人心灵的平静和生活的乐趣,并非取决于他拥有何物、有何地位,或置身于何种情境——要之,与个人的外在条件几乎毫无联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精神态度。”
所以“绿树”遮住残破的“屋角”,“青山”和“墙头缺”相互映衬,不仅不显得丑陋,还使人顿生钦羡之情,好一派田园风光。没有城市喧嚷的人流,热闹的街市,更没有互相吹捧、互相拆台的百官丑态,有的只是和宇宙万物浑然一体的美景,一切都是那样干净、自然、素朴。“竹篱茅舍”本是陋居,在作者眼里却成为无可替代的人间天堂。
在最后一段中,作者的自赎心态表露无遗。原本投身自然是有违初衷的无奈选择,而今,却成为自我人格重建的重要方式。作者在充满本真、无欲无求、素朴无瑕、毫无扭曲的自然世界之中默默体认存在的价值。就像海德格尔所说:“在做美的观照的心理考察时,以主体能自由的观照为其前提”,“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在纯知觉的活动中,人与世界发生着一种素朴的、本真的、活生生的联系和接触,是一种超越的、物我合一的自由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把握宇宙的生机与本真状态。那些营营苟苟、自顾不暇的事物为了满足各种欲望你争我夺,“密匝匝”、“乱纷纷”、“闹攘攘”,成为为外物所羁绊永远失去本心的空壳,决不是作者欣赏的对象。在最后四句话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学习品质高洁的真正隐士,“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这是何等的勇气,作者终于走出了自我沉沦的愧疚心理,因时而动,以极度的浪漫彻底颠覆了以往被奉为圭臬的人生信条,为每一个孤独的走在黑暗中的人提供了寻找光明的道路。也许这是幻想,是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却也足以使那些在乱世或困厄中生活的人们忘掉苦难的现实,超越彼时的困境,得到自由与解放。
三中国文人的悲情挽歌
苏珊·朗格曾经认为:
“如果说艺术是用一种独特的暗喻形式来表现人类意识的话,这种形式就必须与一个生命的形式相类似……关于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征都必须在艺术创造物中找到,事实也正是如此。”
马致远的这套散曲以悲秋为题,实际正是以其为代表的乱世文人于生命困厄中发出的心灵呼声。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时代,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对汉民族的传统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改变。元世祖在统一中国后为了达到分化各民族抵抗情绪的目的,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取消绵延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明文规定“台省元臣、郡邑长官及雄要之职”,皆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南人只能任“州县卑秩”。这种将汉族知识分子放在低劣、粗鄙、陋俗地位上的做法不仅直接断绝了中国文人晋升官场的重要通道,而且严重地打击了他们一直以“君子”自居的精神支柱。正如明代胡侍在《真珠船》中所说:
“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
马致远所生活的年代(约为1250-1321年),元代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对汉政策的失当之处并采取一定手段缓解民族矛盾。窝阔台灭金后三年(1237年),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元史·耶律楚材传》载:
“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激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
到元仁宗延二年(1315年)终于重开科举。马致远本就不是由宋入元的汉族知识分子,他对旧朝的依恋没有关汉卿来得强烈,所以在早年大量作品中有过许多对于最高统治者充满幻想的歌颂赞美之词。但是现实生活却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了这样一颗饱含激情与渴望的心灵。种族歧视观念并没有立即改观,此时文人所遭受的人格歧视和压迫并不少于宋元之交。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当时明文规定:“试蒙古之生宜从宽,色目生稍加密,汉人则全。”元朝的文职品官中(共计19000员左右),由科举入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仅仅1200人。马致远尽管入过仕,却很快也感悟到太平景象下的严重混乱,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日俱增的痛苦压抑在他的心头,“诗言情,歌咏言”,文学创作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要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合理解释和最终出路,让自己得到解脱。
在作品中,作者通过对时间、景物、历史及现实的感悟一步步展开对于自我价值的拷问。秋季的时间意蕴和独特景象给作者提供了广阔遨游的空间和深刻反省的动力,意与象浑然一体,共同构筑和打造了一曲属于中国文人的悲情挽歌。它不属于马致远一个人,而是属于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生活在困境中的文人共同拥有的千古绝唱。只是在这首套数中,马致远还有着更多让人心酸和难以启齿的悲憤与沧桑,留给后人慢慢咀嚼和体味。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
[2] 王世舜注译:《庄子集释·齐物论》,齐鲁书社,1998年。
[3] [美]戴尔·卡耐基,陈晓南译:《克服烦恼的艺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5]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97年。
作者简介:石艳艳,女,1977—,江苏扬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文化传播,工作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