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是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但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1995年的新预算法导致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失衡,地方政府开始纷纷设立城投平台作为融资主体,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建设。城投债已成为我国信用债市场的重要品种,不管对于投资者还是监管部门,研究城投债的估值定价逻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城投债的发行主体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具有特定的联系,因此相对于一般产业债,城投债的估值逻辑具有其特殊性。起初,城投平台大多通过财政担保贷款向银行融资,城投债券发行量并不大。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为刺激经济出台“四万亿”政策,基建需求增大,城投平台开始快速发展,城投债的融资规模逐渐增大。但城投债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城投平台融资规模过大、运作不规范、偿债风险增大。对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2014年国务院开始“开正门”、“堵偏门”,在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融资的权限的同时,划清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的界限,城投债发展开始进入震荡调整阶段。由于城投债与地方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关联度,我国城投债发行规模一直呈现东多西少的局面,并且区域间的信用利差有着极大的差异。目前,在经济下行、融资环境较为宽松的背景下,城投债发展势头较好,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出现发行主体信用资质下沉的特点,需要关注城投平台非标违约、对外担保规模过大的风险。与一般信用债一样,投资者对城投债违约风险的预期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宏观经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和债券发行条款的影响。但是由于城投债券发行主体及其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其估值定价体系也不同于一般信用债。虽然政府“兜底”行为不是法定义务,但一般城投债券都具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政府隐性担保能力和意愿的强弱,都会对城投债券信用利差产生重要的影响。而政府隐性担保的能力及意愿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平台的城投属性强度、重要程度等因素。本文选取了2009年-2020年末发行的债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一系列关于城投债券政府隐性担保的问题:首先,通过政府显性担保解释变量研究其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判断是否存在政府隐性担保;然后分析城投行政级别与地方政府财力对城投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并对比显性担保与隐性担保的区别;最后,分析2014年43号文城投债券政府隐性担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寻求显性担保增信措施的企业往往本身的资质较差,且显性担保的实际担保效果不佳,政府显性担保能够显著地提高城投债的信用利差,且我国城投债市场存在隐性或虚假担保的问题;城投平台的行政级别越高、地方政府财力越强,城投平台的债券融资成本越低;由于政府隐性担保一旦退出导致城投债券实质性违约会引发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给地方政府及地方国企造成极大的资金压力,因此2015年前后政府隐性担保对城投信用利差的影响变化不大。为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去除城投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弱化城投的政府隐性担保是必然趋势,但也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避免出现政府隐性担保快速退出导致城投债券实质性违约,虽然达到弱资质城投平台出清的效果,但会给债券市场和地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动荡。同时,投资者要加大融资平台自身经营、管理、盈利能力在城投债券估值定价体系中的比重,同时关注平台的公益业务占比,用市场化的方式加速弱资质平台的出清。此外,为促进城投债市场的良性发展,信用评级机构需要担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担负起缓解城投平台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