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国政府正式开始了分税制度的改革，但是地方政府在《预算法》的具体规定下，只依靠中央财政解决不了自身巨大的资金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城投债应运而生。而随着融资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不规范的城投债也越来越多，也逐渐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管理问题。所以，管控和完善城投债的发行，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家颁布了“43号文",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应该依法适度的举债，规定了中央政府责任承担权限，不再明确地承认了各级政府与其他融资服务机构之间可能存在的隐性担保的联系，不再为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之间的债务责任进行兜底。
　　所以，本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43号文”正式颁布以后，城投债项目中是否还继续存在着政府隐性担保，政府隐性担保通过哪些渠道来对城投债发行利差产生影响，以及目前针对于城投债风险管理方法的有效性。首先，在如何判断隐性担保的风险是否还继续存在的方面，本文主要采用了解释变量分组对比的方法来分析隐性担保的存在问题；其次，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完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系统性地分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于城投债发行利差的影响作用机制；最后也通过回归模型来分析和验证了现有的城投债风险评价方法和指标是否有效。
　　通过对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代理变量进行构建，即地方政府经济状况，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发现，“43号文”颁布后，地方政府隐性担保对城投债的发行利差仍然起到了明显的影响作用，并且这个影响是负面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经济状况越好时，代表该地区地方政府对于城投融资服务平台的担保意愿和担保能力越强，城投债具有越大的偿债可能性和越小的信用风险，于是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就会表现出逐渐减小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发现，中央给地方人民政府的债务额度限制这一管理债务风险的指标，对于城投债的发行利差造成直接影响的效果不显著。
　　本次城投债研究的重大创新之处，主要是将城投债研究的对象划分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和东三省这8个城市群,这种分类不仅可以能更宏观的深入分析各区域的隐性担保状况，也可以更客观的贴合地方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布局。通过对不同城市群进行分类研究，也发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城投债发行利差较低，这得益于两城市群良好的经济状况，市场对它们的发展预期持积极乐观的态势。而东三省城市群则存在着较高的发行利差，并且与关中城市群都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外，本文也对于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优化当前我国政府地方现有的隐性担保风险评估和管理方法提出了一些具有实际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优化合理利用地方和政府的融资渠道举债都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