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到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经济金融化问题逐渐席卷全球,我国市场需求大幅下降,传统生产制造业短暂的中断生产使得实体经济的发展形势更加艰难,在实体经济收益率逐日下降,金融行业、房地产业投资回报率呈现大幅上涨趋势的背景下,大量非金融企业减少实体投资,跨行挤入金融业,出现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现象。大量的实体企业由于生存困境,试图通过隔行取利的方式来维持企业正常运营,而金融行业的投资回报率高和经济周期短的特点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金融投资,使得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逐渐流向虚拟经济,这种脱实向虚的现象成为我国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抑制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问题,需要了解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及其后果,才能相应地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就目前学者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微观表现,大部分学者对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理解停留在宏观层面,国内外学者认为企业金融化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基于“蓄水池”理论作为预防储备等这些只能被动顺从而非主动改变的因素引起的[1]。高层梯队理论认为,企业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会对其行为和决策有一定的影响;烙印理论认为,焦点主体在一定特殊敏感的环境中会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印记,这些印记会影响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资源获取并形成一定的惯性,会对其以后的工作或行为产生深刻且持续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烙印理论等理论基础,从微观视角研究企业内部管理者的决策者CEO的背景特征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梳理过往学者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以及结合与之相关的理论并做了一定的实证分析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探究。本文主要研究CEO的金融背景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将金融背景以CEO是否具有银行背景特征和CEO是否具有投行背景特征进行分类分析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文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房地产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CEO金融背景与其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对实体企业金融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非银行金融背景和非投行金融背景与企业金融化呈正相关关系,即具有非银行金融背景和非投行金融背景的CEO对企业金融化有促进作用,说明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在企业金融化问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成立。本文从企业高管视角丰富了高阶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动机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对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拓展。同时,也为相关部门应对过度金融化、企业管理决策以及引导企业正确金融投资提供了相关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