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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呓中一些真实而古老的故事，不会是过眼的烟云或一现的昙花，恰恰似耳畔情侣温馨之语丝，伴随着我生命的不老……
——题记
哑妹
我有一个哑巴妹妹。她是聋哑人，幼时生一场大病，耳聋也就无法学会说话了。家里人和亲戚邻居，都叫她“哑子”，她的真名就因她的聋哑而被人们忘却。
她不是我的同胞妹妹，而是我的乳妹。她的亲生父母是谁，没人知道；她生下来之后就被父母遗弃，被不能生育的养父母捡来收养，这才活了下来。她的养父姓赵，是我襁褓之地如东县陈家窑的邻居。赵家领回哑妹之后，“哇哇……哇哇……”没完没了地哭。那时妈正在哺乳我，听到她哭得不停，就去她家奶她，就这样我妈就成了她的奶娘。妈同时奶两个孩子，奶水自然不够，就狠狠心提前断了我的奶，专喂她一个，而我只得改为喝稀粥和面糊糊。从我妈做她的乳妈起，在心里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从此，我们两家就成了相处甚密的亲戚。
记得，少儿时候的哑妹很美。她，两眼深凹深凹的，鼻子挺直挺直的，嘴巴鼓圆鼓圆的；笑的时候，两眼眯成缝，两个深深的酒窝立即写在了脸蛋上。她是个很乖巧、讨人喜欢的孩子。但她除了我，没有别的童伴。两个人相伴玩耍，可谓青梅竹马。不知什么时候，她知道了我妈因她而断我的奶，就怀着歉疚而唯我是从，一直觉得有亏欠我的、还不清的债。她没法跟我说话，常常嘴里发出“呵
呵呵——呵——”的声音，大概算是懂我的意思。她用眼睛盯住我，用心体察我，知道我想什么，于是她总是“呵呵呵”地应答，给我拿这拿那，或者陪着我笑，顺从地做我的跟屁虫。吃东西时，她总要从自己的一份中分点给我，为讨我的高兴，自己宁可少吃甚至不吃。有一次，我妈给两个孩子煮了两个鸡蛋，我的先吃了；过了半天，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她把她那个蛋的蛋黄，硬塞到我嘴里；我坚持不吃，她一个劲儿摇头，摇着摇着就闪出泪花来……这样的事情常有，俨然她是姐姐，而我变成她的弟弟了。
我七岁的时候，正值“土地改革”，我家是“赤贫户”，分得一家地主家的瓦房。于是，我家就从陈家窑搬到现在的孙桥村。她家同样是分得房子的原因，也从陈家窑搬走。从此，我与哑妹就告别了朝暮相伴的儿时。可两家仍然你来我往。
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养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叫彬彬的、不聋不哑的弟弟，五六岁，聪明伶俐却蛮横无理，常常以她的残疾来捉弄她，而在一旁的爸妈却听之任之。哑妹就这样不再被宠。她得为家里挣工分，去生产队大田里跟大人一样干活，慢慢地成了她家的大劳力；自留地里的活儿，她也得去干。而烧饭、洗衣、喂猪什么的，也都离不开她。自从家里有了弟弟，她在家庭里的地位由公主变成了奴仆，成了实实在在的女佣。放假了，我和妈妈就去她家小住几天。她用手比画着，告诉我她在自留地里种的蔬菜、瓜果和玉米等等。她挑最熟最甜的瓜，把灌浆玉米放在锅膛里烤熟，用刀截断一节一节的甜高粱（类似甘蔗），把这些她劳动的果实都给我品尝。可我从她深凹的眼睛里，看出她的疲惫、孤独和忧郁，听她那“呵呵呵”的发声也愈来愈低沉和细弱，以至闷在喉咙里打转，蚊子叫似的，几乎很难分辨出来。
我上高中的时候，哑妹出落成一个娉娉婷婷的大姑娘了。只是她的靓丽和纤细被农活和家务所消损，皮肤变黑了，手脚变粗了，齐颈的头发也少了一些光泽，整天也难听到她的“呵呵”声了。然而，只要我一到她家，她会一下变回到从前的她；见我就笑，脸蛋笑成一朵花，而她一笑，那会说话的眼睛就像无声的音乐，变幻出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亲切和温情。有一次，她拿出一双没有纳好的鞋底给我看，只见针脚密密匝匝，排列出一种美术图案，透露出一股艺术的美感，不用说，是她跟她的养母学的；她告诉我，正在为我做一双布鞋。妈没说过，原来哑妹一直默默为我做过好多双鞋，我还一直蒙在鼓里。我为她有艺术细胞而感到高兴，心想她如有机会上学，开发她那聪明才智该有多好。与过去见面不同的是，长成少女的哑妹，见到我有些反常，发出的“呵呵呵——呵——”的声音少了。更多的是“嗷嗷嗷——哼——”的声音，明显是向我表达什么，然而我完全没有读懂。高二的暑假再见哑妹的时候，她脸上满是红晕，“嗷嗷嗷——哼——”，一次比一次急，似乎还带有羞涩。“嗷嗷嗷——哼——”，是表示她不堪劳累的压抑？是表示她受到骄横弟弟的欺负？还是表示她难堪封闭精神世界里的孤独？我还是听不懂。我也急，为她有苦衷不能表达而感到茫然，只能敷衍她笑笑，不断点头佯装听懂罢了。
我动身去扬州读大学之前，想和妈一起去看看哑妹。妈不像往常那样立即答应，而是一反常态，一脸庄重地说别去搅和添乱了。问为什么？妈说她家里人准备把她嫁出去，她不肯。那又是为什么？妈这才告诉我，她养父母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上门提亲的，男方是地主的儿子。20世纪60年代是大讲政治和对“地富反坏右”专政的年代，地主的儿子很难找到老婆的，只有找残疾的或者“五类分子”家庭的姑娘，或者找拖儿带女的寡妇。唯此，他才向一个残疾姑娘提亲。那人和我吴门同宗，算起来还与我父亲同辈。哑妹自然不知婚配“阶级成分”的重要。他家人把她当负担，只图尽快把她嫁出去。可哑妹死活不答应。妈说，她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做成两个圈，贴到自己的眼睛上，向家里人反反复复做这样的动作，表示只肯嫁一个戴眼镜的。妈说：“她心里铁定的，就是你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嗷嗷嗷”，是她对我的情感表达。哑妹头脑里只有一根筋：她把对我的“歉疚”，化为感恩，而她唯一的方式是以情相许。从此，我不敢再去她家了。我给了自己这样的理由：别伤害她纯洁无邪的感情，我只想永远珍藏对她美好的回忆。为此，我选择了逃避。但一直到现在，我还为自己冷漠的逃避而愧疚，还感到有一种解不开的困惑。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至今也不知该如何回馈、感念她那颗像溪水一般清澈的心。
她最终还是嫁给了我那位老实忠厚的族叔。
我上大学的时候，她还为我做鞋，直到我改穿皮鞋才肯罢手。
我爸去世，哑妹带着全家来参加爸的葬礼。我妈去世，花白头发的哑妹又来我家吊唁。在遗像前，她眼眶红了，噙满泪花，指指遗像，指指我，再指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拍拍胸口，在“呵呵呵”的哭泣声中，紧紧地握疼了我的手。她是说，我俩是一起喝妈的奶长大的，妈是我们两个人的母亲。长大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紧握我的手，也是仅有的一次。我向她频频颔首，而在我心里，早已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哑妹了。 大哥
大哥比我大四岁。在他之前，妈先后生过两个哥哥，都没能留住。所以妈生下他之后，五年夜里不熄灯，一家人都把他当成了心肝宝贝。妈常说，必须取“网侯”做乳名，以图吉祥。“侯”，是家乡话里宝宝的意思；“网侯”，就是一张网牢住这个宝宝，保佑着他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因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太过娇惯，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任性和顽皮。
妈生我的那天，查黄历是个“黑道”日子，按迷信说法，长大之后会做盗贼，外公喝令阻止，才没被送到育婴堂去。所以，等我懂事的时候，“黑道”的魔咒让我在爸妈面前变得十分的乖巧和听话。恐怕也是我身负的魔咒，大哥总是对我颐指气使，他甚至常常在我面前挥舞右拳，说：“你闻闻，闻到铁性气了吗！”
大哥开始上学，最初老师常夸他聪明。可后来他变得更顽皮了。用现在医生的话说，他患的是少儿常有的“多动症”，喜欢动，喜欢跟同学挑逗、打闹，喜欢上树掏鸟蛋，喜欢下河钓鱼钓虾，喜欢看乡间的文艺演出……他带着我和年龄差不多的元发兄弟俩一起玩耍，俨然就是我们的孩子王。大哥出各种游玩的主意，在这方面，可谓绝顶的聪明。如，那时乡间经常有京剧的草台班子来演出，我们没钱买票，他就出歪主意，用毛笔和纸克隆出几张乱真的门票来；在昏暗的汽油灯下，骗过检票的，带着我们几个大摇大摆地入场。那是最快乐的时候，听青衣老旦咿咿呀呀地唱，看武打演员一连翻一二十个空心跟斗，我们乐得吼着叫绝叫好。童真自然无谓，但今天想起来，克隆门票的恶作剧还是歪门邪道，是不该做的事情。
大哥和我喜欢文艺，是受爸爸的影响。爸爸因跟着他的满叔学会了拉胡琴、唱小曲，还学会了讲《秦雪梅吊孝》《十把穿金扇》等等故事，有邻居或亲戚来，就经常在家里举行说说唱唱的独角演出。尤其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让爸妈牢牢树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期盼兄弟俩通过读书，能够“学而优则仕”，为全家光宗耀祖。爸妈的这种思想比一般乡间的父母要顽固和强烈。读书唯高唯荣，于大哥是充耳不闻。他的思想和精力不在书本和课堂上，而在于他的玩乐，常常因此而受到爸妈尤其是妈妈的责罚。自然，爸妈也喜欢大哥的勤快，什么下地干活、出门张罗甚至给小妹洗尿布等等，他都肯做。爸妈还喜欢他从小就懂得赚钱。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他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卖起薄荷糖来，用一个有玻璃活动盖的木匣子装糖，在星期日和放假的时候，走巷串户或者赶到村里和乡里的集会上去叫卖。他可认真了，自己一粒也不吃，我巴望着也吃不到一粒。就这样几厘几厘地赚，赚到一两块钱就交给妈。这个时候，妈就开心了，“我家网侯精明，将来会有出息的”。
小学老师每学期都来家访，说大哥学习成绩如何不好，因他上课时思想放野马，以至名落孙山，不是读书的料。一位不懂因材施教的喻姓老师，特别反感他的顽皮。这位喻老师却夸我是读书的料子，怎么天资聪颖，怎么学习认真，怎么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就这样，我越来越受到爸妈的偏爱，而大哥却因读书没自信，而越来越受到爸妈的责罚，尤其是我妈，动不动就又打又骂。大哥难以忍受的时候，就在背地里对我动手动脚，拿我出气。我当时不理解大哥那颗童心被虐伤的疼痛，还心安理得地接受妈妈的“偏爱”，常常在挨哥哥的手脚之后，向妈妈告状。于是，大哥因我的告状，受到妈妈更为严厉的责罚。现在想起来，因我那时的懵懂，让大哥受了很多很多的皮肉之苦，这中间也有我的不是。
小学毕业之后，大哥没能考上初中，只得停学在家。过了几年，即在闹自然灾荒的那年，妈妈为了大哥的前途，让他到部队上“造（就）造（就）”，亲自送他到县城新兵站去当海军。那时我刚去马塘小镇上读初中。临别时，他对我说：“我没能继续读书，让爸妈伤心，只好去当兵。你可要好好上学，千万千万不要再让爸妈失望。”说着说着，他眼圈就红了，红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要我把我刚买的一个十音阶的口琴给他。他是带着我这个玩具口琴，也是带着他的童真去服兵役的。我俩难分难舍，我第一次为我的大哥流下了泪水。
我考上县城的高中，全县只招生一百一十名，我是其中之一，我成了爸妈和大哥的骄傲。那时他响应国家开发“北大荒”的号召，转业去了那里的一家国营农场；以后他就不间断地给我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十五元。他刚转业工作，工资估摸只有三十多元，倒给我十五元，也不知他怎么省着抠出来的。高一时，我下乡支农抗旱，摔断了右腿，住进了南通附属医院。大哥得知后立即电汇了十块钱来给我作伙食费。我在治病期间能够吃到营养食堂的白斩鸡、红烧肉之类的美味，疼痛之时便完全忘记了疼痛。还记得，我爸来医院看我，一见我躺在病床上右脚被沙袋高高吊起，就嚎啕大哭起来。他担心我从此再也读不成书，倍感伤心。其实并非如此。我出院后立即去学校参加期终考试，虽然住院三个月，因在住院期间自学，成绩依然名列前茅。我把成绩报告单寄给大哥看，他在“家长意见”一栏内，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责问：学校领导怎么把他弟弟弄残废了？你们该负什么责任？后来我设想，如果大哥亲眼看到我在医院病床上伤腿被高高吊起的情景，他一定也会像爸爸那样大哭一场的。
到我读扬州师院的时候，家里实在困难。多亏大哥及时寄钱回来。那时国家给师范生提供伙食费，结婚生子的大哥继续按月寄十元零花钱给我，而他自己则省吃俭用。可想他望“弟”成龙的信念，支撑着他的所为。从高中到大学，我也一直想着不负大哥的愿望与期盼，让自己的学业成绩保持在班级和年级的前列。大学时期一次“为什么读书”主题班会上，班主任要大家都说出读书的目的与理想。同学们纷纷说为祖国的强盛、为民族的振兴、为人民的造福、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等等；轮到我发言时，我却说：“我为大哥读书！”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可懂我的班主任没笑，反而夸我：实话实说，说了一句大大的实话。
“我为大哥读书”这句话藏在我心里，它一直是我读高中、大学时一股学习的动力。我相信，在大哥心里原本也是藏着“你替我读书”一句话，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从来没有捅破这层窗纸。一直到现在，彼此都从没说破。
大哥现在有几种老年病，每次我回家看他，他都格外地高兴，仿佛他又童心复来，顿时病情像减轻了许多。我写此文时，他犯哮喘住院，我不免有些忧心。遥在扬州的弟弟祈祷老顽童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并且期待着兄弟俩再一次的相见…… 坐骑
坐骑，指的是自行车。我有过几辆坐骑，它们是伙伴，准确地说，是给我卖苦力的“苦友”。在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我家的第一辆坐骑。
那辆自行车是我夫人买的。1972年秋天，荷珠从东台县卫生防疫站调至扬州时，用娇弱的肩膀扛着它，艰难地扒着梯子，放置长途汽车的顶部并且网好，它才被汽车“驮”到了扬州。它，是我这个小家庭最最重要的“财富”。那时一般人结婚，女方对婆家的“豪华”要求，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按我当时的经济条件，父母在农村，我又刚刚大学毕业，月工资只有五十一块半，自然买不起“三大件”，就连一辆自行车也买不起。我妻子每月工资三十四块半，靠她每月十块八块地积攒，才存下来一百五十块。而且，她求人找关系，讨要到一张自行车内部购买劵，才买到手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对我们这样的小家庭来说，夫妻俩拥有了这件很重要的“家当”，就犹如现在的小夫妻拥有了一辆“捷达”或者“现代”，我俩当时的喜狂之情难以言表。
它的主要任务，是当荷珠的坐骑。从我们居住的瘦西湖校园到她上班的苏北人民医院，少说也有三四公里路，就靠这辆坐骑上下班。后来有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她必须中午赶回来喂奶，这样“永久”车每天必须驮她两个来回。而我也必须每天驮它两回。我们住在学生宿舍区红三楼的三楼，早晨我把它驮下筒子楼，晚上又把它驮上楼，放在自家房间里过夜，这样就不用担心它被小偷盗走。
最难忘的是荷珠当初怀我家二宝的时候。在怀宝宝五个月之后，我每天当车夫接送她上班和下班；坐骑就得稳稳驮着母女俩，它必须左避右让、不快不慢、谨小慎微、确保平稳，就这样忠于职守，一直驮到女儿出生，从没有出过丝毫差错。真的，谢谢这辆“永久”车的忠诚。记得，那年的三十夜，妇产科排女主人的小夜班，要到夜里十二点才能下班，只得在值班室留宿五六个小时，等待我和坐骑去接她回家。大年初一的清晨，寒风凛冽，满城空巷，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坐骑驮着的我俩。万物是那么宁静，天色是那么熹微，马路是那么空落，那个时刻，仿佛扬州就是我俩的，整个世界也是我俩的。当然，扬州与整个世界也是由我俩和坐骑驾驭的。本来有一种茕茕孤独的感觉，可满满幸福的感觉逆袭而来，再也不感觉寒冷，反而暖意荡漾。我俩笑着、唱着，把欢声笑语洒在一路上，洒在新年的早晨里，把沉睡着的扬州吵醒了……
感谢我夫人的深思熟虑，她买的是一辆永久牌“加重”型的自行车，龙头粗、大杠粗、支杠粗、钢圈粗，连钢丝也是加粗的，差不多有五十来斤重。虽笨讷、沉重，却异常的坚固，驮个三五百斤东西是毫无问题的。而它作为我们家的“苦友”，常常是“驮”着我们全家的甜蜜和欢乐。
星期日或者放假的时候，它是全家出行的交通工具。我主骑，儿子大宝乖乖地坐在前面的大杠上，我两手把住龙头，刚好把他圈在我怀里。待车子慢慢启动的时候，荷珠抱着爱笑的女儿二宝，屁股一挪就轻轻地坐在后座上，全家人就这样被“苦友”驮着。随着车轮飞驰的节奏，兄妹俩像喜鹊似的哼哼唱唱，或者没来由地大笑起来。有一回，我驮着一家人去看电影。出校区南大门时，刚巧遇上我校党委姓杨的一把手书记，他见状笑着说：“吴老师，看不出来你这个文弱书生本事还挺大，真能驮四个人啊！”旁边的一位同事也笑着喊道：“瞧这一家子啊！”那时正热映《瞧这一家子》的电影，加盟演出的有陈强、陈佩斯父子，“北影三朵花”中的张金玲与刘晓庆，人们都熟悉这部电影。故而同事这一喊，顿时引起大门口一群人的注意，都“哈哈哈哈”放声大笑起来。它还常常驮着我们全家去大街上闲逛，有一次玩到中午的时候，就在一家饺面店，买了八碗馄饨，怎么吃也吃不完，一双儿女都吃撑了，最后只得跟服务员好说歹说退了两碗。而每每在这个时候，“苦友”不吃不喝，总是在门口默默等待着它的使命。
这辆“永久”自行车，是我家最忠实的朋友！它驮着我家经济拮据的岁月，驮着儿女成长的快乐，驮着我们全家对未来的期待，默默为我家服役多少个朝朝暮暮。它是那么的兢兢业业，那么的任劳任怨，那么的忠一不二，一直驮到它下岗的时候，足足有二十六年之久。后来它被拾破烂的拖走，也许凤凰涅槃变成了另一辆“永久”。它的历史告诉我们全家一个道理，苦是乐的基因，苦乐是孪生连体的奇葩。
我退休之后，就在人们纷纷骑着电瓶车、把玩小轿车的时候，也许出于对“苦友”的思念，出门还总是骑着一辆很旧的“凤凰牌”自行车。永远的“苦友”给了我不灭的回忆：一想起它，就想起远在深圳打拚的儿子和女儿，想起那年的大年初一，夫妻俩把扬州早晨吵醒时的温暖和快乐，仿佛在聆听匈牙利小说家约卡伊·莫尔在《九个里面挑哪个呢》里所描述的圣诞夜的歌声……
——题记
哑妹
我有一个哑巴妹妹。她是聋哑人，幼时生一场大病，耳聋也就无法学会说话了。家里人和亲戚邻居，都叫她“哑子”，她的真名就因她的聋哑而被人们忘却。
她不是我的同胞妹妹，而是我的乳妹。她的亲生父母是谁，没人知道；她生下来之后就被父母遗弃，被不能生育的养父母捡来收养，这才活了下来。她的养父姓赵，是我襁褓之地如东县陈家窑的邻居。赵家领回哑妹之后，“哇哇……哇哇……”没完没了地哭。那时妈正在哺乳我，听到她哭得不停，就去她家奶她，就这样我妈就成了她的奶娘。妈同时奶两个孩子，奶水自然不够，就狠狠心提前断了我的奶，专喂她一个，而我只得改为喝稀粥和面糊糊。从我妈做她的乳妈起，在心里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从此，我们两家就成了相处甚密的亲戚。
记得，少儿时候的哑妹很美。她，两眼深凹深凹的，鼻子挺直挺直的，嘴巴鼓圆鼓圆的；笑的时候，两眼眯成缝，两个深深的酒窝立即写在了脸蛋上。她是个很乖巧、讨人喜欢的孩子。但她除了我，没有别的童伴。两个人相伴玩耍，可谓青梅竹马。不知什么时候，她知道了我妈因她而断我的奶，就怀着歉疚而唯我是从，一直觉得有亏欠我的、还不清的债。她没法跟我说话，常常嘴里发出“呵
呵呵——呵——”的声音，大概算是懂我的意思。她用眼睛盯住我，用心体察我，知道我想什么，于是她总是“呵呵呵”地应答，给我拿这拿那，或者陪着我笑，顺从地做我的跟屁虫。吃东西时，她总要从自己的一份中分点给我，为讨我的高兴，自己宁可少吃甚至不吃。有一次，我妈给两个孩子煮了两个鸡蛋，我的先吃了；过了半天，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她把她那个蛋的蛋黄，硬塞到我嘴里；我坚持不吃，她一个劲儿摇头，摇着摇着就闪出泪花来……这样的事情常有，俨然她是姐姐，而我变成她的弟弟了。
我七岁的时候，正值“土地改革”，我家是“赤贫户”，分得一家地主家的瓦房。于是，我家就从陈家窑搬到现在的孙桥村。她家同样是分得房子的原因，也从陈家窑搬走。从此，我与哑妹就告别了朝暮相伴的儿时。可两家仍然你来我往。
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养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叫彬彬的、不聋不哑的弟弟，五六岁，聪明伶俐却蛮横无理，常常以她的残疾来捉弄她，而在一旁的爸妈却听之任之。哑妹就这样不再被宠。她得为家里挣工分，去生产队大田里跟大人一样干活，慢慢地成了她家的大劳力；自留地里的活儿，她也得去干。而烧饭、洗衣、喂猪什么的，也都离不开她。自从家里有了弟弟，她在家庭里的地位由公主变成了奴仆，成了实实在在的女佣。放假了，我和妈妈就去她家小住几天。她用手比画着，告诉我她在自留地里种的蔬菜、瓜果和玉米等等。她挑最熟最甜的瓜，把灌浆玉米放在锅膛里烤熟，用刀截断一节一节的甜高粱（类似甘蔗），把这些她劳动的果实都给我品尝。可我从她深凹的眼睛里，看出她的疲惫、孤独和忧郁，听她那“呵呵呵”的发声也愈来愈低沉和细弱，以至闷在喉咙里打转，蚊子叫似的，几乎很难分辨出来。
我上高中的时候，哑妹出落成一个娉娉婷婷的大姑娘了。只是她的靓丽和纤细被农活和家务所消损，皮肤变黑了，手脚变粗了，齐颈的头发也少了一些光泽，整天也难听到她的“呵呵”声了。然而，只要我一到她家，她会一下变回到从前的她；见我就笑，脸蛋笑成一朵花，而她一笑，那会说话的眼睛就像无声的音乐，变幻出不是兄妹胜似兄妹的亲切和温情。有一次，她拿出一双没有纳好的鞋底给我看，只见针脚密密匝匝，排列出一种美术图案，透露出一股艺术的美感，不用说，是她跟她的养母学的；她告诉我，正在为我做一双布鞋。妈没说过，原来哑妹一直默默为我做过好多双鞋，我还一直蒙在鼓里。我为她有艺术细胞而感到高兴，心想她如有机会上学，开发她那聪明才智该有多好。与过去见面不同的是，长成少女的哑妹，见到我有些反常，发出的“呵呵呵——呵——”的声音少了。更多的是“嗷嗷嗷——哼——”的声音，明显是向我表达什么，然而我完全没有读懂。高二的暑假再见哑妹的时候，她脸上满是红晕，“嗷嗷嗷——哼——”，一次比一次急，似乎还带有羞涩。“嗷嗷嗷——哼——”，是表示她不堪劳累的压抑？是表示她受到骄横弟弟的欺负？还是表示她难堪封闭精神世界里的孤独？我还是听不懂。我也急，为她有苦衷不能表达而感到茫然，只能敷衍她笑笑，不断点头佯装听懂罢了。
我动身去扬州读大学之前，想和妈一起去看看哑妹。妈不像往常那样立即答应，而是一反常态，一脸庄重地说别去搅和添乱了。问为什么？妈说她家里人准备把她嫁出去，她不肯。那又是为什么？妈这才告诉我，她养父母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上门提亲的，男方是地主的儿子。20世纪60年代是大讲政治和对“地富反坏右”专政的年代，地主的儿子很难找到老婆的，只有找残疾的或者“五类分子”家庭的姑娘，或者找拖儿带女的寡妇。唯此，他才向一个残疾姑娘提亲。那人和我吴门同宗，算起来还与我父亲同辈。哑妹自然不知婚配“阶级成分”的重要。他家人把她当负担，只图尽快把她嫁出去。可哑妹死活不答应。妈说，她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做成两个圈，贴到自己的眼睛上，向家里人反反复复做这样的动作，表示只肯嫁一个戴眼镜的。妈说：“她心里铁定的，就是你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嗷嗷嗷”，是她对我的情感表达。哑妹头脑里只有一根筋：她把对我的“歉疚”，化为感恩，而她唯一的方式是以情相许。从此，我不敢再去她家了。我给了自己这样的理由：别伤害她纯洁无邪的感情，我只想永远珍藏对她美好的回忆。为此，我选择了逃避。但一直到现在，我还为自己冷漠的逃避而愧疚，还感到有一种解不开的困惑。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至今也不知该如何回馈、感念她那颗像溪水一般清澈的心。
她最终还是嫁给了我那位老实忠厚的族叔。
我上大学的时候，她还为我做鞋，直到我改穿皮鞋才肯罢手。
我爸去世，哑妹带着全家来参加爸的葬礼。我妈去世，花白头发的哑妹又来我家吊唁。在遗像前，她眼眶红了，噙满泪花，指指遗像，指指我，再指指自己的鼻子，然后拍拍胸口，在“呵呵呵”的哭泣声中，紧紧地握疼了我的手。她是说，我俩是一起喝妈的奶长大的，妈是我们两个人的母亲。长大之后，这是她第一次紧握我的手，也是仅有的一次。我向她频频颔首，而在我心里，早已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哑妹了。 大哥
大哥比我大四岁。在他之前，妈先后生过两个哥哥，都没能留住。所以妈生下他之后，五年夜里不熄灯，一家人都把他当成了心肝宝贝。妈常说，必须取“网侯”做乳名，以图吉祥。“侯”，是家乡话里宝宝的意思；“网侯”，就是一张网牢住这个宝宝，保佑着他健康成长、长命百岁。因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太过娇惯，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任性和顽皮。
妈生我的那天，查黄历是个“黑道”日子，按迷信说法，长大之后会做盗贼，外公喝令阻止，才没被送到育婴堂去。所以，等我懂事的时候，“黑道”的魔咒让我在爸妈面前变得十分的乖巧和听话。恐怕也是我身负的魔咒，大哥总是对我颐指气使，他甚至常常在我面前挥舞右拳，说：“你闻闻，闻到铁性气了吗！”
大哥开始上学，最初老师常夸他聪明。可后来他变得更顽皮了。用现在医生的话说，他患的是少儿常有的“多动症”，喜欢动，喜欢跟同学挑逗、打闹，喜欢上树掏鸟蛋，喜欢下河钓鱼钓虾，喜欢看乡间的文艺演出……他带着我和年龄差不多的元发兄弟俩一起玩耍，俨然就是我们的孩子王。大哥出各种游玩的主意，在这方面，可谓绝顶的聪明。如，那时乡间经常有京剧的草台班子来演出，我们没钱买票，他就出歪主意，用毛笔和纸克隆出几张乱真的门票来；在昏暗的汽油灯下，骗过检票的，带着我们几个大摇大摆地入场。那是最快乐的时候，听青衣老旦咿咿呀呀地唱，看武打演员一连翻一二十个空心跟斗，我们乐得吼着叫绝叫好。童真自然无谓，但今天想起来，克隆门票的恶作剧还是歪门邪道，是不该做的事情。
大哥和我喜欢文艺，是受爸爸的影响。爸爸因跟着他的满叔学会了拉胡琴、唱小曲，还学会了讲《秦雪梅吊孝》《十把穿金扇》等等故事，有邻居或亲戚来，就经常在家里举行说说唱唱的独角演出。尤其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让爸妈牢牢树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期盼兄弟俩通过读书，能够“学而优则仕”，为全家光宗耀祖。爸妈的这种思想比一般乡间的父母要顽固和强烈。读书唯高唯荣，于大哥是充耳不闻。他的思想和精力不在书本和课堂上，而在于他的玩乐，常常因此而受到爸妈尤其是妈妈的责罚。自然，爸妈也喜欢大哥的勤快，什么下地干活、出门张罗甚至给小妹洗尿布等等，他都肯做。爸妈还喜欢他从小就懂得赚钱。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他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卖起薄荷糖来，用一个有玻璃活动盖的木匣子装糖，在星期日和放假的时候，走巷串户或者赶到村里和乡里的集会上去叫卖。他可认真了，自己一粒也不吃，我巴望着也吃不到一粒。就这样几厘几厘地赚，赚到一两块钱就交给妈。这个时候，妈就开心了，“我家网侯精明，将来会有出息的”。
小学老师每学期都来家访，说大哥学习成绩如何不好，因他上课时思想放野马，以至名落孙山，不是读书的料。一位不懂因材施教的喻姓老师，特别反感他的顽皮。这位喻老师却夸我是读书的料子，怎么天资聪颖，怎么学习认真，怎么成绩在班上总是第一。就这样，我越来越受到爸妈的偏爱，而大哥却因读书没自信，而越来越受到爸妈的责罚，尤其是我妈，动不动就又打又骂。大哥难以忍受的时候，就在背地里对我动手动脚，拿我出气。我当时不理解大哥那颗童心被虐伤的疼痛，还心安理得地接受妈妈的“偏爱”，常常在挨哥哥的手脚之后，向妈妈告状。于是，大哥因我的告状，受到妈妈更为严厉的责罚。现在想起来，因我那时的懵懂，让大哥受了很多很多的皮肉之苦，这中间也有我的不是。
小学毕业之后，大哥没能考上初中，只得停学在家。过了几年，即在闹自然灾荒的那年，妈妈为了大哥的前途，让他到部队上“造（就）造（就）”，亲自送他到县城新兵站去当海军。那时我刚去马塘小镇上读初中。临别时，他对我说：“我没能继续读书，让爸妈伤心，只好去当兵。你可要好好上学，千万千万不要再让爸妈失望。”说着说着，他眼圈就红了，红了好一阵子。然后，他要我把我刚买的一个十音阶的口琴给他。他是带着我这个玩具口琴，也是带着他的童真去服兵役的。我俩难分难舍，我第一次为我的大哥流下了泪水。
我考上县城的高中，全县只招生一百一十名，我是其中之一，我成了爸妈和大哥的骄傲。那时他响应国家开发“北大荒”的号召，转业去了那里的一家国营农场；以后他就不间断地给我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十五元。他刚转业工作，工资估摸只有三十多元，倒给我十五元，也不知他怎么省着抠出来的。高一时，我下乡支农抗旱，摔断了右腿，住进了南通附属医院。大哥得知后立即电汇了十块钱来给我作伙食费。我在治病期间能够吃到营养食堂的白斩鸡、红烧肉之类的美味，疼痛之时便完全忘记了疼痛。还记得，我爸来医院看我，一见我躺在病床上右脚被沙袋高高吊起，就嚎啕大哭起来。他担心我从此再也读不成书，倍感伤心。其实并非如此。我出院后立即去学校参加期终考试，虽然住院三个月，因在住院期间自学，成绩依然名列前茅。我把成绩报告单寄给大哥看，他在“家长意见”一栏内，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责问：学校领导怎么把他弟弟弄残废了？你们该负什么责任？后来我设想，如果大哥亲眼看到我在医院病床上伤腿被高高吊起的情景，他一定也会像爸爸那样大哭一场的。
到我读扬州师院的时候，家里实在困难。多亏大哥及时寄钱回来。那时国家给师范生提供伙食费，结婚生子的大哥继续按月寄十元零花钱给我，而他自己则省吃俭用。可想他望“弟”成龙的信念，支撑着他的所为。从高中到大学，我也一直想着不负大哥的愿望与期盼，让自己的学业成绩保持在班级和年级的前列。大学时期一次“为什么读书”主题班会上，班主任要大家都说出读书的目的与理想。同学们纷纷说为祖国的强盛、为民族的振兴、为人民的造福、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等等；轮到我发言时，我却说：“我为大哥读书！”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可懂我的班主任没笑，反而夸我：实话实说，说了一句大大的实话。
“我为大哥读书”这句话藏在我心里，它一直是我读高中、大学时一股学习的动力。我相信，在大哥心里原本也是藏着“你替我读书”一句话，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从来没有捅破这层窗纸。一直到现在，彼此都从没说破。
大哥现在有几种老年病，每次我回家看他，他都格外地高兴，仿佛他又童心复来，顿时病情像减轻了许多。我写此文时，他犯哮喘住院，我不免有些忧心。遥在扬州的弟弟祈祷老顽童早日康复、长命百岁，并且期待着兄弟俩再一次的相见…… 坐骑
坐骑，指的是自行车。我有过几辆坐骑，它们是伙伴，准确地说，是给我卖苦力的“苦友”。在我的记忆里，最难忘的，是我家的第一辆坐骑。
那辆自行车是我夫人买的。1972年秋天，荷珠从东台县卫生防疫站调至扬州时，用娇弱的肩膀扛着它，艰难地扒着梯子，放置长途汽车的顶部并且网好，它才被汽车“驮”到了扬州。它，是我这个小家庭最最重要的“财富”。那时一般人结婚，女方对婆家的“豪华”要求，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按我当时的经济条件，父母在农村，我又刚刚大学毕业，月工资只有五十一块半，自然买不起“三大件”，就连一辆自行车也买不起。我妻子每月工资三十四块半，靠她每月十块八块地积攒，才存下来一百五十块。而且，她求人找关系，讨要到一张自行车内部购买劵，才买到手的。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对我们这样的小家庭来说，夫妻俩拥有了这件很重要的“家当”，就犹如现在的小夫妻拥有了一辆“捷达”或者“现代”，我俩当时的喜狂之情难以言表。
它的主要任务，是当荷珠的坐骑。从我们居住的瘦西湖校园到她上班的苏北人民医院，少说也有三四公里路，就靠这辆坐骑上下班。后来有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她必须中午赶回来喂奶，这样“永久”车每天必须驮她两个来回。而我也必须每天驮它两回。我们住在学生宿舍区红三楼的三楼，早晨我把它驮下筒子楼，晚上又把它驮上楼，放在自家房间里过夜，这样就不用担心它被小偷盗走。
最难忘的是荷珠当初怀我家二宝的时候。在怀宝宝五个月之后，我每天当车夫接送她上班和下班；坐骑就得稳稳驮着母女俩，它必须左避右让、不快不慢、谨小慎微、确保平稳，就这样忠于职守，一直驮到女儿出生，从没有出过丝毫差错。真的，谢谢这辆“永久”车的忠诚。记得，那年的三十夜，妇产科排女主人的小夜班，要到夜里十二点才能下班，只得在值班室留宿五六个小时，等待我和坐骑去接她回家。大年初一的清晨，寒风凛冽，满城空巷，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坐骑驮着的我俩。万物是那么宁静，天色是那么熹微，马路是那么空落，那个时刻，仿佛扬州就是我俩的，整个世界也是我俩的。当然，扬州与整个世界也是由我俩和坐骑驾驭的。本来有一种茕茕孤独的感觉，可满满幸福的感觉逆袭而来，再也不感觉寒冷，反而暖意荡漾。我俩笑着、唱着，把欢声笑语洒在一路上，洒在新年的早晨里，把沉睡着的扬州吵醒了……
感谢我夫人的深思熟虑，她买的是一辆永久牌“加重”型的自行车，龙头粗、大杠粗、支杠粗、钢圈粗，连钢丝也是加粗的，差不多有五十来斤重。虽笨讷、沉重，却异常的坚固，驮个三五百斤东西是毫无问题的。而它作为我们家的“苦友”，常常是“驮”着我们全家的甜蜜和欢乐。
星期日或者放假的时候，它是全家出行的交通工具。我主骑，儿子大宝乖乖地坐在前面的大杠上，我两手把住龙头，刚好把他圈在我怀里。待车子慢慢启动的时候，荷珠抱着爱笑的女儿二宝，屁股一挪就轻轻地坐在后座上，全家人就这样被“苦友”驮着。随着车轮飞驰的节奏，兄妹俩像喜鹊似的哼哼唱唱，或者没来由地大笑起来。有一回，我驮着一家人去看电影。出校区南大门时，刚巧遇上我校党委姓杨的一把手书记，他见状笑着说：“吴老师，看不出来你这个文弱书生本事还挺大，真能驮四个人啊！”旁边的一位同事也笑着喊道：“瞧这一家子啊！”那时正热映《瞧这一家子》的电影，加盟演出的有陈强、陈佩斯父子，“北影三朵花”中的张金玲与刘晓庆，人们都熟悉这部电影。故而同事这一喊，顿时引起大门口一群人的注意，都“哈哈哈哈”放声大笑起来。它还常常驮着我们全家去大街上闲逛，有一次玩到中午的时候，就在一家饺面店，买了八碗馄饨，怎么吃也吃不完，一双儿女都吃撑了，最后只得跟服务员好说歹说退了两碗。而每每在这个时候，“苦友”不吃不喝，总是在门口默默等待着它的使命。
这辆“永久”自行车，是我家最忠实的朋友！它驮着我家经济拮据的岁月，驮着儿女成长的快乐，驮着我们全家对未来的期待，默默为我家服役多少个朝朝暮暮。它是那么的兢兢业业，那么的任劳任怨，那么的忠一不二，一直驮到它下岗的时候，足足有二十六年之久。后来它被拾破烂的拖走，也许凤凰涅槃变成了另一辆“永久”。它的历史告诉我们全家一个道理，苦是乐的基因，苦乐是孪生连体的奇葩。
我退休之后，就在人们纷纷骑着电瓶车、把玩小轿车的时候，也许出于对“苦友”的思念，出门还总是骑着一辆很旧的“凤凰牌”自行车。永远的“苦友”给了我不灭的回忆：一想起它，就想起远在深圳打拚的儿子和女儿，想起那年的大年初一，夫妻俩把扬州早晨吵醒时的温暖和快乐，仿佛在聆听匈牙利小说家约卡伊·莫尔在《九个里面挑哪个呢》里所描述的圣诞夜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