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兰亭集序》是我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后世简称《兰亭序》,俗称兰亭。它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一件极具传奇色彩的书法作品。尤其后世对“兰亭真迹”的考伪更是扑朔迷离,令众多学者与大书家投入其中,乐此不疲。其实,关于它的真伪考证早在唐代初期就已开始。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尊其为书圣,并收得王羲之书法作品两千二百余卷,独不得王羲之得意之作《兰亭序》,心不甘,便四处打探其下落,后知在智永和尚弟子辨才处,遂派萧翼往辨才处骗得,太宗死后,《兰亭序》殉葬,从此这本惊世骇俗之作再也无人能见。此事经后世文人演绎,并编成戏剧,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更增加了《兰亭序》的神秘色彩。现今所流传碑摹本随处可见。但皆为后人仿之。尽管如此,兰亭序作品不管是其书法艺术的价值,还是其文采和内容,依旧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兰亭序》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在东晋名士中,王羲之可谓独具风流,他才情过人,有名士之飘逸志趣,身居上流社会,过着世家大族的世俗生活,而其心却无疑于山林之中,时常纵情山水,娱乐闲垂,以琴书名天下。是当时正统名士推崇的典范。在东晋永和七年(公元352年),王羲之拜右将军,领会稽刺史,政务之余,常流连于山水间。第二年即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支道林、孙绰、许询等名士亲朋四十二人,在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十三公里的兰渚,渚上有亭,故名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他们面对崇山峻岭,身处茂林修竹之地,借着婉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咏怀,虽无丝竹管弦之声,但山水给人的快愉之感胜过丝竹管弦之乐。在大自然恬静的怀抱里,他们频频举杯,侃侃清谈,吟咏人生。集会中,有二十六位名士作诗三十七首,羲之等二十一人自赋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另外十六人混迹在名士群中宴游,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各“罚酒三巨觥”。众人商议将诗汇编成集,并推举王羲之为此集作序,羲之乘兴用“鼠须”笔(黄鼬健毫)在丝蚕(古无棉时以丝絮为纸)一气呵成(仅涂改增添几个字)。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此诞生,它就是《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一篇骈散结合,叙事、记景、抒情为一体的优美文章,通篇325字。开篇即把会稽山风景之优美,山水之怡人展现出来,将人们带到了一千多年前风光如画的兰亭。遥想当年名士风流,虽千载之下,亦令人神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也。群贤必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觥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那么文中的“修禊”是怎么回事呢?在我国周代巫术迷信盛行,每年春月,三月的“上巳”日(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祛病,洗涤积秽,祛除不祥。魏晋以来,“上巳”日也不再拘泥旧时,也许为了便于记忆,一般定在阴历的三月三日,即“春禊”。这个节日在古人的文章里时常能感受到,如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写道:“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问,为流杯曲水之饮”。杜甫在《丽人行》中所描绘的则是唐代的节日景象:“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元代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中裴少骏上场自报家门之后,又自言自语道:“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这里依旧按“上巳”的古制)洛阳王孙仕女,倾城玩赏……”。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节日。
文中的“曲水流觞”,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效仿,然“曲水流觞”并非他们首创,只是他们延用了古代修禊的习俗。人们追求健康快乐闲逸的生活,必将给迷信活动注入文化生活情趣,临水宴饮便是其中之一。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着花样让酒杯顺着曲延的溪流漂浮,飘至谁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这就是“曲水流觞”的来历。我们见到的“酒具文物”中,有一种被成为“耳杯”的,也称“羽觥”。其杯身很低,两侧有耳,这种酒杯就是当时用作“流觞”的杯子。后来,活泼富有情趣的宴游逐渐从古老的巫术仪式中分离出来,但其依旧保留着“祓除”的本义。这次的集会集中了当时的上流名士,多了些文人情调,这也许是后世文人仿效的一个原因吧。兰亭序中一觞一咏和“曲水流觞”对后世文人的灵感又有了更深刻的触发。“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然而这样一来雅则雅矣,却将这一活动范围缩到了仅限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成为中国古典式的高层文化“沙龙”。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们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体验着大自然的种种造化之功,仰观宇宙之广,俯看万物之茂,借以放开眼界,舒畅胸怀,不由使人游目四方,骋驰胸怀,大自然的美境群籁,使他们目不暇接,闻之心醉,触发了他们对“天人之际”做出了更深层的思考。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报,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亦。岂不痛哉!”名士们痛感宇宙之无限,人生之短暂,命运之无常,面对沧海桑田的递变,发出岁月不居,时光如流的慨叹,也道出了古代文人对神秘永恒的宇宙规律的思索、人生命运的种种无奈和感喟。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在这里被一种极理想化的想象和现实存在、人生与自然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虽说玄学家信奉老庄的人生观,但现实中又有谁能做到齐死生呢?人们日思夜想渴求长生,以至于最终面临死亡的必然到来时又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凡此种种远不尽思绪,万般困惑,无限感慨,都从羲之的笔端缓缓而深沉的流露出来。这种思绪和困惑加深了羲之内心世界的消极性,也为前面似乎欢娱的“曲水流觞”增添了几分悲情。
从序文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消极的道学思想,而且也可揣摩出王羲之性格内向的一面,他恃才傲物,耻为人下,不免心中偏狭,个性简傲,又惧生死,这当然能从“羲之爱鹅”中窥其端倪。“羲之爱鹅”后世文人赋予它许多文化色彩,而尤以从“鹅项扭转”悟笔法使转为盛,其实人们以食鹅不雅,有损“书圣”圣仪,故意掩盖其真实用意,这些古人已有论述,我们也可以从道教炼丹中自己揣度:王羲之信奉道教已无异议,而鹅乃道家炼丹养生用的基础物,鹅有解五脏丹毒之功,《本草纲目》将其列为上品。《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因羲之信奉天师道,故其雅好鹅,以服食养性,与妻弟郗倍“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特别是辞官后,更是纵心自然,与会籍道士齐修服食,后又觉吃五石散后能身轻如飞,又不辞千里之遥去采药石。踏遍名山,泛舟沧海,在官场上 的不愉悦和紧张心理得到了暂时的消除。而对大自然,其常叹曰:“但卒以乐死”。
在兰亭集序文中,王羲之精神世界的欢快与消极都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和释放。此种情绪不但表现在兰亭序文中,在其书法中也会流露出来,后世的考证有相当一部分人从这里人手,相必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他书写的兰亭集序书法样本原迹已。古书记载,唐太宗千方百计求得后,视同生命。其子唐高宗以玉匣藏之,殉葬在昭陵。后昭陵被盗,此卷遂亡佚不知去向,幸有唐人钩摩本略存影像,几经刻石翻摹,传至后世的本子就不下百种。令后世真伪难辨,但我们还是能从不同角度和途径中分析探寻,并找到与王羲之内心相通或较为接近的一种。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兰亭序诸本中无非两种:一为摹本,一为刻本。而在摹本中最接近羲之性情的应属兰亭八柱第一的虞世南摹本。虞世南乃当时大书法家,得智永亲传,为最早得见王羲之兰亭序者。他所学尽得二王家法,有“与王羲之相后先”之说。而楮遂良摹本,虽得王书俊拔劲俏之势,然其与王羲之性情之异。故失其自然。冯承索摹本,一般衍称传世兰亭序摹本(神龙本)。《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有载: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承素手摩,称其:“笔势精妙,备诸楷则”。然细观之,此帖仍与褚遂良摹本甚近,故世间亦有将神龙本兰亭集序作褚遂良摹本,所以,冯承素摹本与王羲之亦有别。其余摹本更不足论。
传世的刻本众多,但首推定武本为善,其在刻本中最早,但早至何时无人知晓。相传刻本最早应是以欧阳询临本摩勒上石,据书中记载,是从五代开始流传,契丹人耶律德光自中原携载货宝、图书北返,这块石刻也一起运到真定。耶律德光死后,该石刻弃于山中。宋庆历年为文人李学究所得。李死后,其子负债,当时的定武太宗宋景文用公款为学究之子还债,而将该石刻收入公库。熙宁年薛师正出任定武,其子薛少彭别刻一石,而将原石携至长安,并凿损“湍、流、带、右、天”五字,以别翻刻。大观中诏取原石放置宣和殿,后又将石北运,辗转流传,不知所往。这块石刻因为是北宋时发现于定武军(今河北定县),故称“定武兰亭”。但定武本现存至少不下几十钟,而原石拓本仅存三本,它们是元代吴炳本、柯九思本、独孤长老本。其它本皆从这三本中复刻石拓之,然复刻本中最有名的当属赵子固落水本。游似玉泉本、国学本等。这些版本又以国学本最接近定武原石拓本。刻本刻工甚精,但从定武本字体中分析,虽与欧阳询书体接近,但不能称其为欧阳询摹本,欧书学六朝诸法,笔势险峭,结字精严,属六朝险峻一路。既然摩王羲之书,亦不能别法全无,笔者曾在琴师丁承运家中见到以澄清堂纸拓珂罗版王羲之书《洛神赋》,在字体和神韵上倒是与兰亭集序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整体布局不同,但气息相近,故笔者以为可否将兰亭集序推测为欧阳询双钩王羲之真迹上石亦未尝不可。但洛神帖从未见之记载,真假亦难辨之。
历史上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我们后人也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推测而已。但兰亭集序无论何因,它对后世书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有临本传世姑且不论,唐书法家陆柬之的字体酷似王书,至宋代苏东坡以苦练兰亭为基本功。元代赵孟頫临写兰亭就有许多种。明代董其昌更是追捧王书,因此,我国历史上以学兰亭集序而成名的大家不胜枚举。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们学习书法的良好范本。同时,它所演绎的“曲水流觞”也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当时北平还有虚应故事的文人雅集,参加者临水相聚以诗歌应和。目前这种习俗已少见了,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古代绘画、文章及雕刻中感受到当年的韵事。在各地有许多建筑以兰亭的“曲水流筋”作象征,用来点缀景色,烘托气氛,无非是借今思古而已。
《兰亭序》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在东晋名士中,王羲之可谓独具风流,他才情过人,有名士之飘逸志趣,身居上流社会,过着世家大族的世俗生活,而其心却无疑于山林之中,时常纵情山水,娱乐闲垂,以琴书名天下。是当时正统名士推崇的典范。在东晋永和七年(公元352年),王羲之拜右将军,领会稽刺史,政务之余,常流连于山水间。第二年即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支道林、孙绰、许询等名士亲朋四十二人,在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十三公里的兰渚,渚上有亭,故名兰亭)按照“修禊”的习俗,他们面对崇山峻岭,身处茂林修竹之地,借着婉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咏怀,虽无丝竹管弦之声,但山水给人的快愉之感胜过丝竹管弦之乐。在大自然恬静的怀抱里,他们频频举杯,侃侃清谈,吟咏人生。集会中,有二十六位名士作诗三十七首,羲之等二十一人自赋四言、五言诗各一首,另外十六人混迹在名士群中宴游,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各“罚酒三巨觥”。众人商议将诗汇编成集,并推举王羲之为此集作序,羲之乘兴用“鼠须”笔(黄鼬健毫)在丝蚕(古无棉时以丝絮为纸)一气呵成(仅涂改增添几个字)。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此诞生,它就是《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是一篇骈散结合,叙事、记景、抒情为一体的优美文章,通篇325字。开篇即把会稽山风景之优美,山水之怡人展现出来,将人们带到了一千多年前风光如画的兰亭。遥想当年名士风流,虽千载之下,亦令人神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楔事也。群贤必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觥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那么文中的“修禊”是怎么回事呢?在我国周代巫术迷信盛行,每年春月,三月的“上巳”日(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女巫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祛病,洗涤积秽,祛除不祥。魏晋以来,“上巳”日也不再拘泥旧时,也许为了便于记忆,一般定在阴历的三月三日,即“春禊”。这个节日在古人的文章里时常能感受到,如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写道:“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问,为流杯曲水之饮”。杜甫在《丽人行》中所描绘的则是唐代的节日景象:“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元代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中裴少骏上场自报家门之后,又自言自语道:“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这里依旧按“上巳”的古制)洛阳王孙仕女,倾城玩赏……”。显然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节日。
文中的“曲水流觞”,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效仿,然“曲水流觞”并非他们首创,只是他们延用了古代修禊的习俗。人们追求健康快乐闲逸的生活,必将给迷信活动注入文化生活情趣,临水宴饮便是其中之一。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着花样让酒杯顺着曲延的溪流漂浮,飘至谁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这就是“曲水流觞”的来历。我们见到的“酒具文物”中,有一种被成为“耳杯”的,也称“羽觥”。其杯身很低,两侧有耳,这种酒杯就是当时用作“流觞”的杯子。后来,活泼富有情趣的宴游逐渐从古老的巫术仪式中分离出来,但其依旧保留着“祓除”的本义。这次的集会集中了当时的上流名士,多了些文人情调,这也许是后世文人仿效的一个原因吧。兰亭序中一觞一咏和“曲水流觞”对后世文人的灵感又有了更深刻的触发。“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然而这样一来雅则雅矣,却将这一活动范围缩到了仅限于文人士大夫的圈子,成为中国古典式的高层文化“沙龙”。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们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体验着大自然的种种造化之功,仰观宇宙之广,俯看万物之茂,借以放开眼界,舒畅胸怀,不由使人游目四方,骋驰胸怀,大自然的美境群籁,使他们目不暇接,闻之心醉,触发了他们对“天人之际”做出了更深层的思考。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报,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亦。岂不痛哉!”名士们痛感宇宙之无限,人生之短暂,命运之无常,面对沧海桑田的递变,发出岁月不居,时光如流的慨叹,也道出了古代文人对神秘永恒的宇宙规律的思索、人生命运的种种无奈和感喟。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王羲之在这里被一种极理想化的想象和现实存在、人生与自然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虽说玄学家信奉老庄的人生观,但现实中又有谁能做到齐死生呢?人们日思夜想渴求长生,以至于最终面临死亡的必然到来时又是那样的无助和无奈。凡此种种远不尽思绪,万般困惑,无限感慨,都从羲之的笔端缓缓而深沉的流露出来。这种思绪和困惑加深了羲之内心世界的消极性,也为前面似乎欢娱的“曲水流觞”增添了几分悲情。
从序文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许多消极的道学思想,而且也可揣摩出王羲之性格内向的一面,他恃才傲物,耻为人下,不免心中偏狭,个性简傲,又惧生死,这当然能从“羲之爱鹅”中窥其端倪。“羲之爱鹅”后世文人赋予它许多文化色彩,而尤以从“鹅项扭转”悟笔法使转为盛,其实人们以食鹅不雅,有损“书圣”圣仪,故意掩盖其真实用意,这些古人已有论述,我们也可以从道教炼丹中自己揣度:王羲之信奉道教已无异议,而鹅乃道家炼丹养生用的基础物,鹅有解五脏丹毒之功,《本草纲目》将其列为上品。《金明馆丛稿初编》说,因羲之信奉天师道,故其雅好鹅,以服食养性,与妻弟郗倍“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特别是辞官后,更是纵心自然,与会籍道士齐修服食,后又觉吃五石散后能身轻如飞,又不辞千里之遥去采药石。踏遍名山,泛舟沧海,在官场上 的不愉悦和紧张心理得到了暂时的消除。而对大自然,其常叹曰:“但卒以乐死”。
在兰亭集序文中,王羲之精神世界的欢快与消极都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和释放。此种情绪不但表现在兰亭序文中,在其书法中也会流露出来,后世的考证有相当一部分人从这里人手,相必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他书写的兰亭集序书法样本原迹已。古书记载,唐太宗千方百计求得后,视同生命。其子唐高宗以玉匣藏之,殉葬在昭陵。后昭陵被盗,此卷遂亡佚不知去向,幸有唐人钩摩本略存影像,几经刻石翻摹,传至后世的本子就不下百种。令后世真伪难辨,但我们还是能从不同角度和途径中分析探寻,并找到与王羲之内心相通或较为接近的一种。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兰亭序诸本中无非两种:一为摹本,一为刻本。而在摹本中最接近羲之性情的应属兰亭八柱第一的虞世南摹本。虞世南乃当时大书法家,得智永亲传,为最早得见王羲之兰亭序者。他所学尽得二王家法,有“与王羲之相后先”之说。而楮遂良摹本,虽得王书俊拔劲俏之势,然其与王羲之性情之异。故失其自然。冯承索摹本,一般衍称传世兰亭序摹本(神龙本)。《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有载: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承素手摩,称其:“笔势精妙,备诸楷则”。然细观之,此帖仍与褚遂良摹本甚近,故世间亦有将神龙本兰亭集序作褚遂良摹本,所以,冯承素摹本与王羲之亦有别。其余摹本更不足论。
传世的刻本众多,但首推定武本为善,其在刻本中最早,但早至何时无人知晓。相传刻本最早应是以欧阳询临本摩勒上石,据书中记载,是从五代开始流传,契丹人耶律德光自中原携载货宝、图书北返,这块石刻也一起运到真定。耶律德光死后,该石刻弃于山中。宋庆历年为文人李学究所得。李死后,其子负债,当时的定武太宗宋景文用公款为学究之子还债,而将该石刻收入公库。熙宁年薛师正出任定武,其子薛少彭别刻一石,而将原石携至长安,并凿损“湍、流、带、右、天”五字,以别翻刻。大观中诏取原石放置宣和殿,后又将石北运,辗转流传,不知所往。这块石刻因为是北宋时发现于定武军(今河北定县),故称“定武兰亭”。但定武本现存至少不下几十钟,而原石拓本仅存三本,它们是元代吴炳本、柯九思本、独孤长老本。其它本皆从这三本中复刻石拓之,然复刻本中最有名的当属赵子固落水本。游似玉泉本、国学本等。这些版本又以国学本最接近定武原石拓本。刻本刻工甚精,但从定武本字体中分析,虽与欧阳询书体接近,但不能称其为欧阳询摹本,欧书学六朝诸法,笔势险峭,结字精严,属六朝险峻一路。既然摩王羲之书,亦不能别法全无,笔者曾在琴师丁承运家中见到以澄清堂纸拓珂罗版王羲之书《洛神赋》,在字体和神韵上倒是与兰亭集序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整体布局不同,但气息相近,故笔者以为可否将兰亭集序推测为欧阳询双钩王羲之真迹上石亦未尝不可。但洛神帖从未见之记载,真假亦难辨之。
历史上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我们后人也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推测而已。但兰亭集序无论何因,它对后世书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都有临本传世姑且不论,唐书法家陆柬之的字体酷似王书,至宋代苏东坡以苦练兰亭为基本功。元代赵孟頫临写兰亭就有许多种。明代董其昌更是追捧王书,因此,我国历史上以学兰亭集序而成名的大家不胜枚举。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们学习书法的良好范本。同时,它所演绎的“曲水流觞”也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期。当时北平还有虚应故事的文人雅集,参加者临水相聚以诗歌应和。目前这种习俗已少见了,但我们仍然能够从古代绘画、文章及雕刻中感受到当年的韵事。在各地有许多建筑以兰亭的“曲水流筋”作象征,用来点缀景色,烘托气氛,无非是借今思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