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尤其是破产重整时,将债权人的债权(譬如商业银行应收的贷款本金和利息)转为对债务企业的股权,有利于化解企业债务危机、挽救尚有价值的企业,也有助于债权人更好地实现债权,“债转股”对债权人与债务人而言似乎是一种双赢的方案。但是,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的债转股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却存在着争议,譬如,企业破产重整中债转股的法律性质为何?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的债转股是否需要国家干预,以及国家干预的限度如何?商业银行债转股如何适用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制度?重整计划执行中商业银行享有何种股东权利及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商业银行如何退出?鉴于此,本文以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为研究对象,以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起点,按照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执行——执行完毕”的逻辑顺序,深入分析上述四个阶段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法律对策。除去引言与结语以外,本文共包含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概述。首先,根据通说,债转股是指债权人将持有的标的企业债权转为对企业股权投资的行为。我国的债转股经历了由政策性债转股为主向市场化债转股的转变。其次,关于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实施路径,主要可分为收债转股、发股还债与股债结合三种模式。再次,出于收回债权、控制不良率等目的,商业银行具有实施债转股的经济动因。最后,关于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法律性质,可以从三个层面递进地予以评价:一是合同法层面,债转股协议属代物清偿合同;二是公司法层面,债转股属债权出资;三是破产法层面,债转股属调整出资人权益以清偿债权。第二部分: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国家干预限度。新一轮债转股以市场化与法治化为基本原则,其中“市场化”意味着债转股的实施应当充分尊重当事的意思自治,尤其是商业银行债权人的意思表示。但是,破产重整中的债转股存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失灵,市场失灵的诱因在于企业破产具有外部性和破产重整中各参与方存在短视行为,而政府失灵的诱因则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因此需要国家依法对其适度干预。为此,政府应当完善债转股相关的配套制度与政策,保障破产法的顺利实施。同时在现行立法与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下,政府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府院联动”机制发挥其社会调整作用,解决破产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第三部分:破产重整计划批准中商业银行债转股的程序限制。破产法排除了个别债权人的单独救济,而对所有债权人施加平等的保护。平等并非形式的平等,为实质意义的平等,故而破产法中存在优先债权。虽然商业银行债权并无充足理由被区别对待,商业银行的债转股也应受到重整程序的限制,但商业银行债权人的权益在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中受到了侵蚀。首先,我国目前强制批准制度存在缺陷,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在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中遭受了落空。其次,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对重整计划的可行性标准采取形式审查原则。因此,债转股的正当程序亟待完善,债权人会议的组别应当加以细化,异议债权人的权利也应得以有效保障。同时,对于不确定性较高的重整计划草案,债务人或管理人应附带提出替代性清偿方案。第四部分:破产重整计划执行中商业银行的方式选择。实施机构将债权转换为公司优先股或是普通股各有优劣之处。同时,由于公司原有股东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诉求不同,存在异质化现象,因而需要建立制衡与监督机制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鉴于债转股的要旨在于改善债务困境企业的治理能力,以便尽快恢复其盈利能力,所以总体而言应当保障商业银行行使股东权利。首先,相较于优先股,普通股更符合商业银行的价值诉求。其次,为弥补商业银行在商业经营能力上的不足,可以适当引入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最后,应当建立双向约束机制平衡异质化股东间的利益冲突。第五部分: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商业银行的退出障碍。在破产重整中,商业银行债权人接受债转股方案实为权衡之计,其落脚点仍在于如何实现顺利退出。但是,由于部分企业在债转股后盈利能力未显著提升、多元化退出渠道存在法律障碍等原因,商业银行退出困难。因此,有必要完善商业银行的股权退出机制。首先,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债务困境企业的治理能力、改善债务困境企业的治理结构并最终提高盈利能力是实施机构股权顺利退出的根本保证。其次,我国应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全股权交易市场,提高股权转让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