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中,政商之间的钱权交易愈演愈烈,以贪污、受贿、渎职不作为等职务犯罪为代表的官员贪腐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更将浪费公共资源、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是我国亟需解决的难题。经济责任审计作为我国独有的特殊业务类型,并作为国家审计体系中的一部分,应充分发挥对官员贪腐行为的揭示和预防作用,是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良治”的重要保障。另外,我国贪腐情况严峻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新旧环境相互脱节,并且现有研究指出以市场化进程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我国国家机关履行职能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完善、适配的制度环境一方面通过主动的强制约束力减少贪腐犯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为治理部门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支持。而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异,市场化程度差距较大,进而地区间治理体系作用的发挥或存在差异。因此,在结合我国经济责任审计与官员贪腐的现状以及受托经济责任理论和权力寻租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个主要研究问题:经济责任审计对官员贪腐治理的作用,市场化进程对官员贪腐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对经济责任审计治理贪腐作用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2010年至2017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审计、职务犯罪以及樊纲和王小鲁的省级市场化指数等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Excel、Stata等统计分析软件,对经济责任审计、市场化进程与官员贪腐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经济责任审计揭示、预防作用发挥得越好,政府官员贪腐增长率越低;（2）从我国近几年整体情况来看,官员贪腐增长率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推进而增加;（3）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经济责任审计作用越强,对官员贪腐的治理效果越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将市场化进程作为调节变量放入研究中。将地区市场化的程度放入经济责任审计对官员贪腐的治理之间,研究市场化进程作为一项制度环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2）以增长率的形式衡量被解释变量。以往学者对贪腐情况的衡量多选用与审计对应的当年数据,而审计的效用应该是长时间存在,因此本文选取跨年连续数据,以增长率的形式衡量贪腐,有利于保证审计效果的完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内生性的影响;（3）探索了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我国特殊国情的影响下,以市场化进程为代表的制度环境与贪腐之间并非简单的一元线性关系,本文借助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市场化进程与官员贪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推导。文章最后,在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和进一步分析后,本文据研究结果对我国审计制度的完善和官员贪腐的防治提出了多方面建议,期望能为我国国家治理尽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