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日起,历经“四读”的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显著提高了违法违规的成本并且强化了对于信息披露的要求,这直接体现了国家对于证券市场中信息披露行为及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高度重视。信息披露要求的不断强化其实与资本市场中信息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才能更好地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然而,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尤其是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依然是频频出现、屡禁不止,不仅给广大投资者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损失,而且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构成很大威胁。因此,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还需要进一步对监管处罚与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内容进行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基于有效市场假说、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假设。其次,选取2007—2015年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受处罚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序次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出现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在受到处罚前后信息披露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同时,筛选出“清白”的控制组,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研究未受到处罚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改善度是否高于受到处罚的公司,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罚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本文对涉及违规动因的文献进行了梳理,确定了主要的违规动因。通过组间差异检验初步判断不同违规动因组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进行初步判断之后,分组进行回归,检验在不同违规动因下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处罚对其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监管机构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对上市公司改善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正向效应。同时,与未违规公司相比,因信息披露违规被处罚的上市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提升更大,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其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主要动因分别是大股东掏空动因、过度盈余管理动因和内幕交易动因,组间差异初步判断大股东掏空分组与过度盈余管理动因分组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分别与内幕交易动因分组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在初步判断后,通过回归检验表明,相比前两个动因,内幕交易动因下受处罚的公司没有显著提升信息披露质量。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主要从投资者和监管者两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投资者要分析其信息披露违规背后的动因,对于发生信息披露违规的公司进行有针对性的辨别,明确投资方向;从监管者角度来说,监管者要找准监管的着力点,强化“信号传递”效应,要加强对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识别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于处罚效果不明显的上市公司加强后续追踪和关注,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朝着更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