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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一部校园题材艺术史电影，英文名Mona Lisa Smile，2003年在美国上映，创造了教育类电影的票房佳绩。该名称取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三杰之一的达·芬奇的绘画名作，又在片中指代艺术史女教师凯瑟琳·沃森，因为她被师生称呼为“蒙娜丽莎”，有“一语双关”之妙。该片由美国革命电影工作室出品，迈克·内威尔执导，朱莉娅·罗伯茨、克斯汀·邓斯特和朱丽娅·斯蒂尔斯等联袂出演，在2004年获得美国金球奖和青少年选择奖提名。
影片采用双线索叙述故事，一条是教学线索，一条是情感线索，以教学之变映衬思想之变，两者相互穿插交织，共同呈现学生们在凯瑟琳老师的影响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认知和定位，从而佐证艺术史课程和教师的双重力量。
一、 艺术史经典推动剧情发展
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秋美国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现在它依然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波斯顿城西的小镇威尔斯利。该所学校由Durant夫妇建立于1875年，是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至今仍是“没有男生的常青藤学校”，以“为立志改变世界的女性提供一流的教育”为宗旨，而学生们也非常认同学院是为“成熟而又成功的女性”开设的。许多女性名人从这里走出，如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女天文学家安妮·坎农，女航天员帕梅拉·梅尔罗伊等，中国的宋美龄、冰心、叶璇等。但这所学校并非一开始就如今天一样学风严谨，志存高远，重在培养智慧、独立、有担当的女性，而是经历了对保守思想的一系列改革，才有了现在的面貌。《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那些革新故事中的一个。
影片采用倒叙的方法，通过一段伴有打字机声音的女生独白娓娓道来：从加州大学毕业的艺术史教师凯瑟琳·沃森，怀揣着改革梦想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任教。在庄严的开学典礼上，女生琼熄掉烟卷，挤过人群，拿起锤子敲响大门，校长问：“是谁敲响了知识殿堂的大门？”琼说：“我代表所有女性。”校长接着问：“你在寻求什么？”琼答：“通过学习启迪心智，毕生奉献给知识。”这段简短的对话，让凯瑟琳老师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似乎对学校有了美好的憧憬与信心，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伏笔。教堂的钟声响起，白鸽划过湛蓝的天际，凯瑟琳的教师生涯开始了。[1]
由于这是一部根据艺术史教学来展开的电影，片中出现了许多经典艺术品，传达出超越画作本身的引申义。例如：
由上表可知，艺术史经典作品的转换是影片的重要发展线索，既表明了艺术史教学由远古到现代的进度，又暗示出学生们的思想、情感变化，尤其是对教师态度的转变：号称美国最聪明的卫斯理女生们，从第一节课插嘴挑衅，对老师不信任、藐视，自我感觉良好，把高傲写在脸上，骨子里潜藏着“国家女精英”的自豪感，到被老师反抗权威、努力革新的精神所折服，感动于她为她们所做的一切，对她充满敬意，甚至在凯瑟琳不愿屈服于旧体制而被迫选择辞职的时候，自发组成自行车团队追逐汽车为她送别。那时，凯瑟琳笑了，学生们也笑了，那是一种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的笑容，昭示着凯瑟琳对女性解放思想的宣传和启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二、 艺术史教育唤醒人的心灵
影片中的艺术史教育对象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大学生，她们能在上课之前，全部主动通读艺术史教材及课外阅读资料，可知美国自1925年诺顿教授在哈佛大学（毗邻卫斯理女子学院）首创系列讲座后，学生们对艺术史的热情较为高涨，学习效果超出了教师想象，造成学生“以前学过艺术史”的错觉。在这一师生对峙的场面里，表面是艺术史学生挑战教师，凯瑟琳面临难题，处境尴尬；事实上传达出更深层的美国现状：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按照传统来讲授艺术史的路径已经行不通，艺术史教育需要改革。
艺术史教育的首创国家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在1813年首次设置正式的艺术史教职，标志着艺术史教育的诞生，志在培养艺术史专业精英。而美国的艺术史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通识课来开设的，是许多大学里的“核心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艺术气质，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至于艺术史对于非专业学生是否有用？有多大用？凯瑟琳遇到的是一群把“艺术史”当“配菜”的学生，但这并不妨碍她重视艺术史的育人功能，并以此为工具，打开学生思维，注入新鲜思想，改变学生固有观念，用拳拳之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具体表现在：
凯瑟琳的艺术史教育开阔了学生视野，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学生曾经以为艺术史课程如此简单，自学就够了；艺术史作业如此无趣，借鉴别人的就够了；现代艺术如此无聊，恶搞就够了。但是，凯瑟琳对这些问题全部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让学生发现通读教材和课外阅读资料是不够的，因为还有许多并未进入书籍的艺术品，其存在价值同样值得探讨；她不顾学生琼的品学兼优，毅然对她借鉴别人观点的作业以“C”等级，让她知道独立思考有多重要；她还带学生去观看杰克逊·波洛克的原作，感悟现代艺术的反传统面貌。逐渐地，凯瑟琳带领学生一步步走向真正的艺术殿堂，引领学生独立思考。[2]
凯瑟琳的艺术史教育改变了学生的情感乃至命运，教会她们敢于追求自己内心所想。凯瑟琳本人由于坚持原则，荣辱不惊，至少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结果虽然让人唏嘘与遗憾，但也做出了“不向男人妥协，叩问自己内心”的榜样，影响学生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人生。例如，早早结婚、缺乏主见、生活在母亲压力之下、一直是保守派代表的贝蒂，处处与凯瑟琳争锋相对，曾经是革新的重要阻力，但她后来悔恨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曼达老师和康妮同学），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委曲求全后，勇敢地迈出了“离婚”的步伐，以学业为追求；品学兼优的琼，原本申请了耶鲁大学的法律硕士，并获成功，但依然决定“回归家庭”，同样获得凯瑟琳的尊重，因为那是她深思熟虑的选择；康妮·贝克恋爱后遭遇分手，最后勇敢地主动追求自己的爱人，得以复合；一开始就介入婚外恋的吉塞尔·莉薇，走出孤独和阴影，继续深造。以这四位女生为代表的学生们，在情感方面都做出了出乎意料的大胆决定，这与凯瑟琳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凯瑟琳在改变学生的思想情感时，归根结底改变了学生的人生，使她们不再成为家庭的附庸，不再崇尚男权至上，有了独立的人格，勇于追求身心自由。 至此，电影明晰了为什么要以达·芬奇名作来命名，因为两者在唤醒人类心灵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摒弃中世纪符号化的人物形象，选择一位资产阶级女性来刻画，运用“空气透视法”和“晕染法”，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动态，嘴角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神秘微笑，赋予她知性、真实的魅力，唤醒人们对美、思想和情感的认知。这种创新与超越，何尝不是凯瑟琳身上所拥有的“破茧”与“解放”“自由”与“平等”的精神以及那种坚韧、温柔、博爱的人格魅力？
三、 艺术史教师彰显女性自我价值
纵观人类发展史，追求自我价值与个性解放，是电影永恒的主题，但以艺术史作为切入点的非常稀有。整部影片虽没有大的情节动荡，小波澜却此起彼伏；没有极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却也对立鲜明，反映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暗潮涌动。彼时的美国，依然保守地倡导女生作为“家庭主妇”来存在，不能做任何“出格”的事情，而日益发展的妇女解放思想，则对此深恶痛绝。事实上，经过女人们的不懈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女子学院近300所，甚至兴起了性解放运动；1972年又通过了美国教育法案，其中第九条规定男女平等接受教育，这些都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就是实现自我价值，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良好个案。[3]
回眸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情境，可知《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一部带有强烈进步主义色彩的电影。艺术史教师凯瑟琳观念超前、不守规矩、提倡个性解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显得非常“另类”：她通过一年的教学，努力接近自己的梦想，极力改变学校的保守状况，调整女生以婚姻为唯一学习目的的思想心态，对被保守原则惩罚的同事充满同情心。她对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凯瑟琳在工作中追求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她从思想开放的加州大学毕业，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但却故意选择了思想保守、富有挑战性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任教。她的这一选择正是她向往个性解放、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的表现。她对待教学认真负责，不但“教书”，而且“育人”，不轻易屈从于旧教学制度。在艺术史课堂上，她讲授古典艺术，解读现代艺术，剖析梵高的内心世界，无形中将她独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出来，用新思想启蒙学生，用新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艺术观念鼓舞学生，帮助她们正视自己，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她对待学生，真诚包容，非常耐心地经营起良好的师生关系，用实际行动和主动参与来帮助学生们自立自强。在她的努力下，卫斯理女子学院虽没有马上变得前卫、开放，甚至逼走了凯瑟琳（凯瑟琳拒绝了学校附有严苛条件的续聘，毅然辞职），但学生们最后的归宿和温馨的送别，证明了她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次，凯瑟琳在感情世界里追求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影片中，富有艺术修养的凯瑟琳并不愿意充当感情生活中的“弱者”，而是把握主动权：当隔了三个月没见的男友突然出现，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没有欣喜若狂，而是拒绝了男友的好意；当发现意大利语同事兼男友，杜撰历史对她撒谎时，哪怕已经在一起，她仍然不能继续接受他。两次爱情虽没有好的结局，但却体现了她“不容欺骗，自由选择”的独立人格。[4]
不仅如此，凯瑟琳的学生也有了一样的追求，最有代表性的是贝蒂和莉薇：曾经一度为保守派摇旗呐喊、坚守阵地的贝蒂，事实上成为了保守制度的牺牲者，在婚姻中遭受冷漠，才逐渐反思自己的选择，感悟老师的教导，慢慢看清了事实与真相，最后决定离婚，深造学业，成为追求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队伍中的一员；而莉薇这个不安分的女性，在经历了许多人情冷暖后，也从凯瑟琳的对立面走了过来，用学识之路救自己于水火。尽管卫斯理女子学院最终都没有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主战场，但凯瑟琳的思想启蒙和播种，刷新了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这所“新娘学校”，使它不再能用“是否嫁给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并辅佐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之标尺来衡量女性的优秀程度。就像该校校友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说的那样：“优秀的女性不能满足于成为总统夫人，而是要成为她自己。”
总起来看，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情节浪漫，画面精致，配乐讲究，场景怀旧，尽量还原了1953年深秋卫斯理女子学院应有的样子：秋风吹拂，枫叶飘零，师生们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意气风发，远处的教堂洋溢着古典的浪漫气息，凯瑟琳房间的碎花布置温馨复古，婚礼、舞会、《我爱露西》电视剧、骆驼牌香烟广告、50年代音乐精选，无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怀旧韵味，使观众感到：这既是一部关于“艺术史”、关于“美”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教育、关于人生的电影，它借“蒙娜丽莎的微笑”道明了：女性解放最根本的原因不在男人而在女人自身，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如何有价值地活着，本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信条，为自己做出忠于内心的选择。
影片采用双线索叙述故事，一条是教学线索，一条是情感线索，以教学之变映衬思想之变，两者相互穿插交织，共同呈现学生们在凯瑟琳老师的影响下，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认知和定位，从而佐证艺术史课程和教师的双重力量。
一、 艺术史经典推动剧情发展
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秋美国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现在它依然坐落在马萨诸塞州波斯顿城西的小镇威尔斯利。该所学校由Durant夫妇建立于1875年，是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至今仍是“没有男生的常青藤学校”，以“为立志改变世界的女性提供一流的教育”为宗旨，而学生们也非常认同学院是为“成熟而又成功的女性”开设的。许多女性名人从这里走出，如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女天文学家安妮·坎农，女航天员帕梅拉·梅尔罗伊等，中国的宋美龄、冰心、叶璇等。但这所学校并非一开始就如今天一样学风严谨，志存高远，重在培养智慧、独立、有担当的女性，而是经历了对保守思想的一系列改革，才有了现在的面貌。《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那些革新故事中的一个。
影片采用倒叙的方法，通过一段伴有打字机声音的女生独白娓娓道来：从加州大学毕业的艺术史教师凯瑟琳·沃森，怀揣着改革梦想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任教。在庄严的开学典礼上，女生琼熄掉烟卷，挤过人群，拿起锤子敲响大门，校长问：“是谁敲响了知识殿堂的大门？”琼说：“我代表所有女性。”校长接着问：“你在寻求什么？”琼答：“通过学习启迪心智，毕生奉献给知识。”这段简短的对话，让凯瑟琳老师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似乎对学校有了美好的憧憬与信心，为后面的故事埋下伏笔。教堂的钟声响起，白鸽划过湛蓝的天际，凯瑟琳的教师生涯开始了。[1]
由于这是一部根据艺术史教学来展开的电影，片中出现了许多经典艺术品，传达出超越画作本身的引申义。例如：
由上表可知，艺术史经典作品的转换是影片的重要发展线索，既表明了艺术史教学由远古到现代的进度，又暗示出学生们的思想、情感变化，尤其是对教师态度的转变：号称美国最聪明的卫斯理女生们，从第一节课插嘴挑衅，对老师不信任、藐视，自我感觉良好，把高傲写在脸上，骨子里潜藏着“国家女精英”的自豪感，到被老师反抗权威、努力革新的精神所折服，感动于她为她们所做的一切，对她充满敬意，甚至在凯瑟琳不愿屈服于旧体制而被迫选择辞职的时候，自发组成自行车团队追逐汽车为她送别。那时，凯瑟琳笑了，学生们也笑了，那是一种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的笑容，昭示着凯瑟琳对女性解放思想的宣传和启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
二、 艺术史教育唤醒人的心灵
影片中的艺术史教育对象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大学生，她们能在上课之前，全部主动通读艺术史教材及课外阅读资料，可知美国自1925年诺顿教授在哈佛大学（毗邻卫斯理女子学院）首创系列讲座后，学生们对艺术史的热情较为高涨，学习效果超出了教师想象，造成学生“以前学过艺术史”的错觉。在这一师生对峙的场面里，表面是艺术史学生挑战教师，凯瑟琳面临难题，处境尴尬；事实上传达出更深层的美国现状：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按照传统来讲授艺术史的路径已经行不通，艺术史教育需要改革。
艺术史教育的首创国家是德国，哥廷根大学在1813年首次设置正式的艺术史教职，标志着艺术史教育的诞生，志在培养艺术史专业精英。而美国的艺术史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作为通识课来开设的，是许多大学里的“核心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艺术气质，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至于艺术史对于非专业学生是否有用？有多大用？凯瑟琳遇到的是一群把“艺术史”当“配菜”的学生，但这并不妨碍她重视艺术史的育人功能，并以此为工具，打开学生思维，注入新鲜思想，改变学生固有观念，用拳拳之心对待每一位学生。具体表现在：
凯瑟琳的艺术史教育开阔了学生视野，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学生曾经以为艺术史课程如此简单，自学就够了；艺术史作业如此无趣，借鉴别人的就够了；现代艺术如此无聊，恶搞就够了。但是，凯瑟琳对这些问题全部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让学生发现通读教材和课外阅读资料是不够的，因为还有许多并未进入书籍的艺术品，其存在价值同样值得探讨；她不顾学生琼的品学兼优，毅然对她借鉴别人观点的作业以“C”等级，让她知道独立思考有多重要；她还带学生去观看杰克逊·波洛克的原作，感悟现代艺术的反传统面貌。逐渐地，凯瑟琳带领学生一步步走向真正的艺术殿堂，引领学生独立思考。[2]
凯瑟琳的艺术史教育改变了学生的情感乃至命运，教会她们敢于追求自己内心所想。凯瑟琳本人由于坚持原则，荣辱不惊，至少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结果虽然让人唏嘘与遗憾，但也做出了“不向男人妥协，叩问自己内心”的榜样，影响学生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人生。例如，早早结婚、缺乏主见、生活在母亲压力之下、一直是保守派代表的贝蒂，处处与凯瑟琳争锋相对，曾经是革新的重要阻力，但她后来悔恨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曼达老师和康妮同学），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委曲求全后，勇敢地迈出了“离婚”的步伐，以学业为追求；品学兼优的琼，原本申请了耶鲁大学的法律硕士，并获成功，但依然决定“回归家庭”，同样获得凯瑟琳的尊重，因为那是她深思熟虑的选择；康妮·贝克恋爱后遭遇分手，最后勇敢地主动追求自己的爱人，得以复合；一开始就介入婚外恋的吉塞尔·莉薇，走出孤独和阴影，继续深造。以这四位女生为代表的学生们，在情感方面都做出了出乎意料的大胆决定，这与凯瑟琳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凯瑟琳在改变学生的思想情感时，归根结底改变了学生的人生，使她们不再成为家庭的附庸，不再崇尚男权至上，有了独立的人格，勇于追求身心自由。 至此，电影明晰了为什么要以达·芬奇名作来命名，因为两者在唤醒人类心灵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摒弃中世纪符号化的人物形象，选择一位资产阶级女性来刻画，运用“空气透视法”和“晕染法”，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动态，嘴角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神秘微笑，赋予她知性、真实的魅力，唤醒人们对美、思想和情感的认知。这种创新与超越，何尝不是凯瑟琳身上所拥有的“破茧”与“解放”“自由”与“平等”的精神以及那种坚韧、温柔、博爱的人格魅力？
三、 艺术史教师彰显女性自我价值
纵观人类发展史，追求自我价值与个性解放，是电影永恒的主题，但以艺术史作为切入点的非常稀有。整部影片虽没有大的情节动荡，小波澜却此起彼伏；没有极富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却也对立鲜明，反映出美国20世纪5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暗潮涌动。彼时的美国，依然保守地倡导女生作为“家庭主妇”来存在，不能做任何“出格”的事情，而日益发展的妇女解放思想，则对此深恶痛绝。事实上，经过女人们的不懈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女子学院近300所，甚至兴起了性解放运动；1972年又通过了美国教育法案，其中第九条规定男女平等接受教育，这些都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成果。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就是实现自我价值，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良好个案。[3]
回眸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情境，可知《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一部带有强烈进步主义色彩的电影。艺术史教师凯瑟琳观念超前、不守规矩、提倡个性解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显得非常“另类”：她通过一年的教学，努力接近自己的梦想，极力改变学校的保守状况，调整女生以婚姻为唯一学习目的的思想心态，对被保守原则惩罚的同事充满同情心。她对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凯瑟琳在工作中追求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她从思想开放的加州大学毕业，接受了民主自由主义思想教育的洗礼，但却故意选择了思想保守、富有挑战性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任教。她的这一选择正是她向往个性解放、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的表现。她对待教学认真负责，不但“教书”，而且“育人”，不轻易屈从于旧教学制度。在艺术史课堂上，她讲授古典艺术，解读现代艺术，剖析梵高的内心世界，无形中将她独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出来，用新思想启蒙学生，用新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艺术观念鼓舞学生，帮助她们正视自己，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她对待学生，真诚包容，非常耐心地经营起良好的师生关系，用实际行动和主动参与来帮助学生们自立自强。在她的努力下，卫斯理女子学院虽没有马上变得前卫、开放，甚至逼走了凯瑟琳（凯瑟琳拒绝了学校附有严苛条件的续聘，毅然辞职），但学生们最后的归宿和温馨的送别，证明了她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次，凯瑟琳在感情世界里追求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影片中，富有艺术修养的凯瑟琳并不愿意充当感情生活中的“弱者”，而是把握主动权：当隔了三个月没见的男友突然出现，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没有欣喜若狂，而是拒绝了男友的好意；当发现意大利语同事兼男友，杜撰历史对她撒谎时，哪怕已经在一起，她仍然不能继续接受他。两次爱情虽没有好的结局，但却体现了她“不容欺骗，自由选择”的独立人格。[4]
不仅如此，凯瑟琳的学生也有了一样的追求，最有代表性的是贝蒂和莉薇：曾经一度为保守派摇旗呐喊、坚守阵地的贝蒂，事实上成为了保守制度的牺牲者，在婚姻中遭受冷漠，才逐渐反思自己的选择，感悟老师的教导，慢慢看清了事实与真相，最后决定离婚，深造学业，成为追求自我价值和个性解放队伍中的一员；而莉薇这个不安分的女性，在经历了许多人情冷暖后，也从凯瑟琳的对立面走了过来，用学识之路救自己于水火。尽管卫斯理女子学院最终都没有成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主战场，但凯瑟琳的思想启蒙和播种，刷新了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这所“新娘学校”，使它不再能用“是否嫁给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并辅佐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之标尺来衡量女性的优秀程度。就像该校校友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说的那样：“优秀的女性不能满足于成为总统夫人，而是要成为她自己。”
总起来看，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情节浪漫，画面精致，配乐讲究，场景怀旧，尽量还原了1953年深秋卫斯理女子学院应有的样子：秋风吹拂，枫叶飘零，师生们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意气风发，远处的教堂洋溢着古典的浪漫气息，凯瑟琳房间的碎花布置温馨复古，婚礼、舞会、《我爱露西》电视剧、骆驼牌香烟广告、50年代音乐精选，无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怀旧韵味，使观众感到：这既是一部关于“艺术史”、关于“美”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教育、关于人生的电影，它借“蒙娜丽莎的微笑”道明了：女性解放最根本的原因不在男人而在女人自身，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如何有价值地活着，本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信条，为自己做出忠于内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