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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妮是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少学者都认为黑妮在作品中是个没有展开来写的人物，因此对黑妮的形象并不怎么关注。黑妮这一女性形象虽然是苍白单调的，是从作者思想中走出采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却包涵了丁玲作为一个经历复杂的女性知识分子对延安生活的诗意想象，通过黑妮我们能体会丁玲在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那复杂而独特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黑妮 认同 真实性 诗意想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1946年创作的一部反映晋察冀涿鹿县温泉屯土改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丁玲历经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农村生活后所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丁玲似乎以自我压抑甚至自我丧失的方式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一认同的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作者在作品中着力塑造的黑妮这一女性形象是苍白单调的。是从作者思想中走出来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却包涵了丁玲作为一个经历复杂的女性知识分子对延安生活的诗意想象，通过黑妮我们能体会丁玲在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那复杂而独特的心路历程。
不少学者都认为黑妮在作品中是个没有展开来写的人物，因此对黑妮的形象并不怎么关注。“每一个丁玲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具有自我意识和张扬的个性。丁玲以一个时代女性的创伤的呼叫走上文坛”。黑妮这一女性形象与丁玲塑造的其他女性形象像莎菲、贞贞、陆萍等相比，她确实太少关于女性的生存体验和自我意识。黑妮是个经过作者理性分析“净化”后的人物形象。黑妮是个以寻找身份认同为主要人生体验的女性形象，与丁玲塑造的其他女性形象截然不同，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丁玲提供了另一把钥匙。
黑妮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特殊而复杂的身份。她是地主恶霸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五岁时父亲死了，7岁时母亲改嫁了，成了一个苦命的孤儿。二伯父钱文贵虽然不喜欢黑妮，但因为黑妮长得很漂亮。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钱文贵希望能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因此收养了她。黑妮从小在钱文贵家被当作丫鬟使唤着。这样黑妮便处于地主家庭出身而实际是丫鬟地位的尴尬身份。对于这个身份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的认定决定了黑妮的命运。作者在初稿中本来是将黑妮写成一个漂亮的地主女儿。但随即就遭到了周扬、彭真等领导关于“地富”思想的批评。在这种压力下，丁玲便将黑妮改写成地主家的侄女。而小说中黑妮的堂姐大妮，钱文贵的女儿，“长得不漂亮，狡猾像她的父亲，也是个爱欺侮人的”。美丑对立的外貌赋予两个阶级对立的人物，可以说黑妮的出场就已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黑妮从小在地主家庭长大，但丝毫没受到影响。“她很富有同情心，爱劳动，心地纯洁”。作者认为“黑妮同他们有着本能的不相投”。这种本能就是阶级的不同。
黑妮所生活的温泉屯是个闭塞落后的陕北小山村。这儿的人们几乎还是生活在原始的状态中。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巨大的思想变革。社会变革对这个小山村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人们的斗争也只是凭着最本能的生存需求，他们希望获得土地，可以自给自足。黑妮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阶级斗争觉悟，这显然是作者想象的产物。
在小说中，黑妮是以一个被压迫者的身份生活在钱文贵家中。可是，小说中并没有黑妮被钱文贵虐待的具体细节。相反，钱文贵送黑妮上学，让她接受教育。这在农村家庭中是非常优厚的待遇。“黑妮放学回到家中还常常出来玩，喜欢替旁人服务”。如果真的是地主家的丫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和自由。钱文贵专门雇了烧饭的长工程仁，黑妮同情他，便常常留在厨房里帮他做些如烧火、洗碗筷、砍柴等日常的家务劳动。黑妮每天都去识字班，识字班是些无忧无虑的家境富裕的年轻姑娘一起打发时间的地方。黑妮在钱文贵家中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被压迫的生活，她既不用担负基本的家务劳动，也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由去替别人服务，还能每天上识字班。对此，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写道：家庭对黑妮没有一点温暖。而随着八路军解放了这个小山村，也解放了黑妮，钱文贵对她的态度显得亲热了许多。在小说中，钱文贵对黑妮的阶级压迫就是他冷淡的态度。小说进一步将黑妮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归结为是钱文贵反对她与程仁的自由恋爱更是显示了人为的痕迹。程仁是个长工，钱文贵不希望让侄女嫁给一个穷光蛋。这种父母包办婚姻中嫌贫爱富的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一直延续着，黑妮被反对本来在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丁玲在这部小说中写到的婚姻，几乎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顾涌的大女儿嫁到胡泰家，是因为顾涌看胡泰家里很不错，而顾涌的二女儿被父亲嫁给了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董桂花逃难到这里，经乡亲说合，跟李之祥草草结了婚。黑妮追求自由恋爱在小说中是被认可的，她的贫农大伯父支持她，甚至想从她身上捞一笔的地主二伯父钱文贵也没有真正棒打鸳鸯，他还抽了几亩地让程仁耕种，没有立即强行把黑妮嫁给富家子弟。甚至还一度劝说黑妮主动向程仁表示。她的爱情在乡村里也没有引来非议。这显然是丁玲对黑妮在解放区生活的诗意想象。可钱文贵的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并没有打动黑妮，黑妮自觉地割裂养育她长大的地主家庭，自觉地仇视地主阶级。
相反黑妮主动地向排斥她的新势力即工农群众靠拢。她从小就对其他工农群众表现出无比的热爱，执著地为贫农提供无条件的帮助。然而这个革命组织对她一贯的表现没有认可，所以并不认同她的身份。昔日亲密的恋人程仁如今已经是农会主任，却害怕黑妮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影响自己的前程，而有意疏远黑妮。其他的许多贫农都猜忌黑妮，不愿和她接近。妇联会主任董桂花对黑妮投去憎恶的眼光，憎恶黑妮生活的悠闲。羊倌老婆多次训斥黑妮是个狐狸精，吃了饭，不做事，整天浪来浪去。黑妮面对贫农也就是所谓同阶级同志的排斥却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显然不符合人物的真实性。
黑妮在小说中作为作者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没有什么真正的女性立场和声音，她成为一个政治意义的形象。她的所有一切都被统一于革命的思想、经验和情感中。黑妮的情感波折与阶级斗争的形势同起同落。作者有意为她安排了孤儿的身份，她的感情才符合革命爱情的要求。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黑妮的感情最终获得圆满的根本条件。在获得情感的道路上，黑妮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力和忍耐力。她坚决拒绝了钱文贵想利用她的爱情来保护自己的企图，这也是黑妮作为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方式。黑妮的爱情成了她的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黑妮内心任何变化。面对昔日信誓旦旦的恋人的疏远，黑妮的内心必然有一番痛苦的挣扎与矛盾，可是这样剧烈的心灵痛感，作者只是简单处理。轻描淡写地叙述了黑妮发现前途有危险，因此有些忧郁，但依然坚定地服从革命的需要。她等待着钱文贵倒台的一天，那就是她获得幸福的一天。也许作者有意回避黑妮 的痛苦，因为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允许这样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欲望要求的，另一方面黑妮的复杂心理描写越多，越有损于程仁这个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毕竟程仁扮演的是不光彩的负心汉的角色。于是作者在权威意识形态的决定下，让黑妮对程仁竟然没有一丝的怨恨，而且非常理解程仁的革命事业，自觉地回避程仁，主动加入斗争养父钱文贵的行列，自觉地充当工农兵的卧底，冒着生命危险密切关注钱文贵的一切动作，及时向革命组织汇报。最后当钱文贵被群众暴打，极其狼狈地被抓去游街，性命不保时，黑妮完全忘记了养育之恩，站在街边，冷漠地看着一切。甚至因为分到了养父家的一个米缸而欢欣鼓舞。昔日二十多年的亲情、恩情完全被阶级情感所取代。钱文贵倒台了，黑妮迅速投入到程仁的怀抱，使这段革命感情获得美好的结局。
丁玲在作品中强烈突出了黑妮的阶级归属感，而抛弃了对人物真实性的追求。黑妮是丁玲努力寻求自我和自我改变力求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结果。
黑妮的形象尽管不完整、不深刻，而且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她给读者的感觉依然是个美丽、善良、单纯的美好女性。我们可以体会作者对黑妮的喜爱。丁玲在谈到黑妮形象时承认自己也是地主家的女儿，地主家的女儿为什么就不能有好的。在作品中我们能感觉到黑妮就像作者的一个精神幻影，丁玲把自己的感受和愿望投射到黑妮身上。黑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里，她在村里的妇女识字班给那些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们上课，她自觉打破了等级观念，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勇敢主动地追求长工程仁。但这样一个具有个性意识、富有青春气息的女性身上始终涂着一层忧郁和痛苦，她没有作为启蒙者的优越感，相反她在自我个性意识和政治意识之间痛苦地挣扎着。她时常能感受来自乡村其他贫穷妇女憎恶的眼光，为其地主的家庭出身而苦恼。为她与程仁的爱情而忧心忡忡。她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身份，渴望被这个乡村大众认同。丁玲在延安的生活何尝又不是这样。她是第一个奔赴延安圣地的知名左翼女小说家，她是以投入母亲怀抱的热情渴望被延安接纳。延安，在民族主义思潮怒涌的抗战时期是一个富有想象魅力的字眼，它不仅在人们心中成了实行坚决抗日的堡垒，而是一个正在试验性地创构着民主和自由生活的一片乐土。Ⅲ在当时激进青年的心中，延安是个把受苦受难的中国带人到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圣地，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丁玲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延安的怀抱，始终对延安怀有一种想象的激情。但丁玲毕竟是个受五四启蒙精神浸染20余年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所具有的批判意识，女性主体意识都与延安逐渐形成完善的战时政治文化规范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整合发生抵抗、牵制、冲突。而且丁玲在来延安前有段被国民党监禁三年，却受到特殊礼遇而让她难以说清的经历。丁玲要获得延安的认同自然是复杂而艰难的。
正如丁玲在《陕北风光》的《校后记所感》中指出：“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和痛苦，我才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过许多愉快。”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丁玲走向了另一个自我否定的境地。她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和自卑感，怀着对革命的真诚信仰，为革命服务的虔诚姿态，不断认识自己，证实自己。纠正自己。丁玲打着背包裹绑腿与乡民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学习创作民主化、大众化的经验，采访许多先进人物。自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丁玲几乎成了直接收集各种真人真事素材来进行纪实性通讯报道的作家，而1946年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丁玲自觉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丁玲笔下的黑妮虽然已经走向了人性、感性的抽象化，但丁玲借助描述黑妮改造自身消融于大众的过程隐晦地表达了她对解放区、对未来怀有的那种虔诚美好的信仰，她在自觉臣服延安革命规范时的孤独与苦闷，在压抑与反压抑中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黑妮 认同 真实性 诗意想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1946年创作的一部反映晋察冀涿鹿县温泉屯土改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丁玲历经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农村生活后所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丁玲似乎以自我压抑甚至自我丧失的方式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这一认同的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作者在作品中着力塑造的黑妮这一女性形象是苍白单调的。是从作者思想中走出来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却包涵了丁玲作为一个经历复杂的女性知识分子对延安生活的诗意想象，通过黑妮我们能体会丁玲在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那复杂而独特的心路历程。
不少学者都认为黑妮在作品中是个没有展开来写的人物，因此对黑妮的形象并不怎么关注。“每一个丁玲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具有自我意识和张扬的个性。丁玲以一个时代女性的创伤的呼叫走上文坛”。黑妮这一女性形象与丁玲塑造的其他女性形象像莎菲、贞贞、陆萍等相比，她确实太少关于女性的生存体验和自我意识。黑妮是个经过作者理性分析“净化”后的人物形象。黑妮是个以寻找身份认同为主要人生体验的女性形象，与丁玲塑造的其他女性形象截然不同，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丁玲提供了另一把钥匙。
黑妮在小说中有一个非常特殊而复杂的身份。她是地主恶霸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五岁时父亲死了，7岁时母亲改嫁了，成了一个苦命的孤儿。二伯父钱文贵虽然不喜欢黑妮，但因为黑妮长得很漂亮。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钱文贵希望能在她身上捞回一笔钱，因此收养了她。黑妮从小在钱文贵家被当作丫鬟使唤着。这样黑妮便处于地主家庭出身而实际是丫鬟地位的尴尬身份。对于这个身份究竟是属于哪个阶级的认定决定了黑妮的命运。作者在初稿中本来是将黑妮写成一个漂亮的地主女儿。但随即就遭到了周扬、彭真等领导关于“地富”思想的批评。在这种压力下，丁玲便将黑妮改写成地主家的侄女。而小说中黑妮的堂姐大妮，钱文贵的女儿，“长得不漂亮，狡猾像她的父亲，也是个爱欺侮人的”。美丑对立的外貌赋予两个阶级对立的人物，可以说黑妮的出场就已经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黑妮从小在地主家庭长大，但丝毫没受到影响。“她很富有同情心，爱劳动，心地纯洁”。作者认为“黑妮同他们有着本能的不相投”。这种本能就是阶级的不同。
黑妮所生活的温泉屯是个闭塞落后的陕北小山村。这儿的人们几乎还是生活在原始的状态中。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巨大的思想变革。社会变革对这个小山村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人们的斗争也只是凭着最本能的生存需求，他们希望获得土地，可以自给自足。黑妮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阶级斗争觉悟，这显然是作者想象的产物。
在小说中，黑妮是以一个被压迫者的身份生活在钱文贵家中。可是，小说中并没有黑妮被钱文贵虐待的具体细节。相反，钱文贵送黑妮上学，让她接受教育。这在农村家庭中是非常优厚的待遇。“黑妮放学回到家中还常常出来玩，喜欢替旁人服务”。如果真的是地主家的丫鬟，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时间和自由。钱文贵专门雇了烧饭的长工程仁，黑妮同情他，便常常留在厨房里帮他做些如烧火、洗碗筷、砍柴等日常的家务劳动。黑妮每天都去识字班，识字班是些无忧无虑的家境富裕的年轻姑娘一起打发时间的地方。黑妮在钱文贵家中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被压迫的生活，她既不用担负基本的家务劳动，也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由去替别人服务，还能每天上识字班。对此，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写道：家庭对黑妮没有一点温暖。而随着八路军解放了这个小山村，也解放了黑妮，钱文贵对她的态度显得亲热了许多。在小说中，钱文贵对黑妮的阶级压迫就是他冷淡的态度。小说进一步将黑妮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归结为是钱文贵反对她与程仁的自由恋爱更是显示了人为的痕迹。程仁是个长工，钱文贵不希望让侄女嫁给一个穷光蛋。这种父母包办婚姻中嫌贫爱富的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一直延续着，黑妮被反对本来在中国的婚姻家庭生活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丁玲在这部小说中写到的婚姻，几乎都是父母包办的婚姻。顾涌的大女儿嫁到胡泰家，是因为顾涌看胡泰家里很不错，而顾涌的二女儿被父亲嫁给了钱文贵的小儿子钱义。董桂花逃难到这里，经乡亲说合，跟李之祥草草结了婚。黑妮追求自由恋爱在小说中是被认可的，她的贫农大伯父支持她，甚至想从她身上捞一笔的地主二伯父钱文贵也没有真正棒打鸳鸯，他还抽了几亩地让程仁耕种，没有立即强行把黑妮嫁给富家子弟。甚至还一度劝说黑妮主动向程仁表示。她的爱情在乡村里也没有引来非议。这显然是丁玲对黑妮在解放区生活的诗意想象。可钱文贵的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并没有打动黑妮，黑妮自觉地割裂养育她长大的地主家庭，自觉地仇视地主阶级。
相反黑妮主动地向排斥她的新势力即工农群众靠拢。她从小就对其他工农群众表现出无比的热爱，执著地为贫农提供无条件的帮助。然而这个革命组织对她一贯的表现没有认可，所以并不认同她的身份。昔日亲密的恋人程仁如今已经是农会主任，却害怕黑妮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影响自己的前程，而有意疏远黑妮。其他的许多贫农都猜忌黑妮，不愿和她接近。妇联会主任董桂花对黑妮投去憎恶的眼光，憎恶黑妮生活的悠闲。羊倌老婆多次训斥黑妮是个狐狸精，吃了饭，不做事，整天浪来浪去。黑妮面对贫农也就是所谓同阶级同志的排斥却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显然不符合人物的真实性。
黑妮在小说中作为作者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没有什么真正的女性立场和声音，她成为一个政治意义的形象。她的所有一切都被统一于革命的思想、经验和情感中。黑妮的情感波折与阶级斗争的形势同起同落。作者有意为她安排了孤儿的身份，她的感情才符合革命爱情的要求。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黑妮的感情最终获得圆满的根本条件。在获得情感的道路上，黑妮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力和忍耐力。她坚决拒绝了钱文贵想利用她的爱情来保护自己的企图，这也是黑妮作为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方式。黑妮的爱情成了她的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黑妮内心任何变化。面对昔日信誓旦旦的恋人的疏远，黑妮的内心必然有一番痛苦的挣扎与矛盾，可是这样剧烈的心灵痛感，作者只是简单处理。轻描淡写地叙述了黑妮发现前途有危险，因此有些忧郁，但依然坚定地服从革命的需要。她等待着钱文贵倒台的一天，那就是她获得幸福的一天。也许作者有意回避黑妮 的痛苦，因为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是不允许这样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欲望要求的，另一方面黑妮的复杂心理描写越多，越有损于程仁这个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毕竟程仁扮演的是不光彩的负心汉的角色。于是作者在权威意识形态的决定下，让黑妮对程仁竟然没有一丝的怨恨，而且非常理解程仁的革命事业，自觉地回避程仁，主动加入斗争养父钱文贵的行列，自觉地充当工农兵的卧底，冒着生命危险密切关注钱文贵的一切动作，及时向革命组织汇报。最后当钱文贵被群众暴打，极其狼狈地被抓去游街，性命不保时，黑妮完全忘记了养育之恩，站在街边，冷漠地看着一切。甚至因为分到了养父家的一个米缸而欢欣鼓舞。昔日二十多年的亲情、恩情完全被阶级情感所取代。钱文贵倒台了，黑妮迅速投入到程仁的怀抱，使这段革命感情获得美好的结局。
丁玲在作品中强烈突出了黑妮的阶级归属感，而抛弃了对人物真实性的追求。黑妮是丁玲努力寻求自我和自我改变力求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结果。
黑妮的形象尽管不完整、不深刻，而且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她给读者的感觉依然是个美丽、善良、单纯的美好女性。我们可以体会作者对黑妮的喜爱。丁玲在谈到黑妮形象时承认自己也是地主家的女儿，地主家的女儿为什么就不能有好的。在作品中我们能感觉到黑妮就像作者的一个精神幻影，丁玲把自己的感受和愿望投射到黑妮身上。黑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山村里，她在村里的妇女识字班给那些没有文化的乡村妇女们上课，她自觉打破了等级观念，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勇敢主动地追求长工程仁。但这样一个具有个性意识、富有青春气息的女性身上始终涂着一层忧郁和痛苦，她没有作为启蒙者的优越感，相反她在自我个性意识和政治意识之间痛苦地挣扎着。她时常能感受来自乡村其他贫穷妇女憎恶的眼光，为其地主的家庭出身而苦恼。为她与程仁的爱情而忧心忡忡。她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身份，渴望被这个乡村大众认同。丁玲在延安的生活何尝又不是这样。她是第一个奔赴延安圣地的知名左翼女小说家，她是以投入母亲怀抱的热情渴望被延安接纳。延安，在民族主义思潮怒涌的抗战时期是一个富有想象魅力的字眼，它不仅在人们心中成了实行坚决抗日的堡垒，而是一个正在试验性地创构着民主和自由生活的一片乐土。Ⅲ在当时激进青年的心中，延安是个把受苦受难的中国带人到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圣地，是未来新中国的雏形。丁玲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延安的怀抱，始终对延安怀有一种想象的激情。但丁玲毕竟是个受五四启蒙精神浸染20余年的女性知识分子，她所具有的批判意识，女性主体意识都与延安逐渐形成完善的战时政治文化规范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整合发生抵抗、牵制、冲突。而且丁玲在来延安前有段被国民党监禁三年，却受到特殊礼遇而让她难以说清的经历。丁玲要获得延安的认同自然是复杂而艰难的。
正如丁玲在《陕北风光》的《校后记所感》中指出：“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和痛苦，我才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过许多愉快。”在延安整风运动后，丁玲走向了另一个自我否定的境地。她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和自卑感，怀着对革命的真诚信仰，为革命服务的虔诚姿态，不断认识自己，证实自己。纠正自己。丁玲打着背包裹绑腿与乡民一起纺线，改革纺车，学习创作民主化、大众化的经验，采访许多先进人物。自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丁玲几乎成了直接收集各种真人真事素材来进行纪实性通讯报道的作家，而1946年创作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丁玲自觉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但是，丁玲笔下的黑妮虽然已经走向了人性、感性的抽象化，但丁玲借助描述黑妮改造自身消融于大众的过程隐晦地表达了她对解放区、对未来怀有的那种虔诚美好的信仰，她在自觉臣服延安革命规范时的孤独与苦闷，在压抑与反压抑中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