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现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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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我国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是随着“五四”新文学的产生而展开的。当时的新思潮多为开放型,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的激荡下,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理论家,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陈中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投身于古文论研究的拓荒工作,取得了辉煌业绩,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解放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十几年来,数以千百的学术论文与刊物专著,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高潮。与解放前相比,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的方面,都取得了
其他文献
<正> 思维的创造性是当前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思维的创造性是教育学、心理学、人才学、管理学、科学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共同课题。每一学科因其研究的对象不同,所选择的视角或参考系也不同。哲学认识论对思维创造性的研究,既要立足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
<正> 在哲学的性质、对象、功能等问题的讨论中,有一派观点认为“哲学的对象是世界及其一般规律”,“本体论是哲学的核心部分”(《哲学研究》1985年第12期,以下引文来注明者,均见此文)。在这里,我们姑称这种观点为“本体论”哲学吧。本文主要想就这种哲学观点的失误做一点简要的分析。
<正> 乾陵在陕西省乾县城北梁山上,东距西安市80公里,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为唐陵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座陵墓。墓建于梁山主峰下,南有二小峰,峰顶各建阙楼一座,造成以山为阙的雄伟气势。墓道两旁分列许多大型石刻:华表、朱雀、翼马、石马以及戴冠束带握剑的侍卫将军十对。近朱雀门处竖有两座通高6.3米的巨碑,西为颂扬唐高
<正> 从1935年12月5日至1936年12月5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中,3次致书杨虎城将军。特别是1936年12月5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最后一次致书杨虎城,敦促杨虎城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华民族联合抗日战线上。这封信内容丰富,态度恳切,对促进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西安事变的爆发,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就当时毛泽东致书杨虎城的形势、内容及意义,作简略的分析。
<正> 5.结构、功能与选择 一切事物和过程都有自己的结构,结构反映着事物的时空特性,如果没有一定的相对稳定和固定的结构方式,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存在。然而,结构不能完全归结为构造,它包含着元素之间有选择的相互作用,因而含有信息往来。生物结构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选择实现的。“超循环”理论表明,在生命起源和发展的化学阶段和生物学进化阶段之间,有个分子自组织阶段,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一种超循环式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一旦建立就永存下去”的选择机制,选择破译、解释及传递信息,将复杂
<正> 通常人们认为,符号的认识功能仅只在于它是人类借以传递、存贮和加工信息的主要手段。符号的认识功能无疑是包含这一方面的。但是,符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认识关系和本身得以确立和实现的中介,因而符号的主要认识功能应是分化功能、内化功能、社会化功能与信息化功能。 一、符号的分化功能 主、客体之间认识关系的确立是以主、客体二者的分化为先决条件的。主、客体的分化不是与人类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同步发生的。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着这个经验事实并不构成主、客体分化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原始人所感知的外部世界与我们所感
<正>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进行实践活动的历史。人的实践活动是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什么是主体意识?它是人们对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实践中的地位、作用、趋向、关系的认识以及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人的主体意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而社会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意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三十多年来,封建道德的幽灵始终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它的流毒极大地压抑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其主要表现是:
<正> 按照马克思的原先设想,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工业国家产生。但是,历史进程却出现了扭向,即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不是在发达工业国,而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产生。如表《社会形态发展序例图》
<正> 租赁制、承包制是目前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通行的经营方式,股份制是学术界多数人推崇并开始试行的企业模式。在我看来,租赁制、承包制与商品经济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股份制在我国相当长时间内很难普遍推行,目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现实途径是实行法人所有制。
<正> 党中央在1953年2月15日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个基本论点,后来有的人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主要作为与劳动者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