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 “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 “吟”字并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


　　司马迁的意见，刘勰曾顺便提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像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的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邱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廪”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 ·九辩》所说：“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北朝有个姓刘的人也认为困苦能够激发才华，一口气用了四个比喻，其中一个恰好和南朝这个姓刘人所用的相同。刘昼《刘子·激通》：“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后世像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无非讲“仍瘁以成明文”，虽不把“蚌蛤衔珠”来比，而“木有瘿”正是“梗柟成瘤”。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不管是自然的分泌，像松杉的树脂，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像牡蛎的珠子。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譬如《全晋文》卷一三九左九嫔《离思赋》就怨恨自己“入紫庐”以后，“骨肉至亲，永长辞兮”，因而“欷欺涕流”；《红楼梦》第十八回里的贾妃不也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么？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就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看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序》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可以说是“怨”诗。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后来所谓“诗必穷而后工”。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