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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
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起先以为是着凉感冒，没在意，杨绛要她去医院检查，为了节省时间，她只到校医处看看，医院给了些中药，以后她一边上课一边喝止咳糖浆。入秋后，咳嗽越来越厉害，还腰疼，有时候疼得弯不下腰去捡地上的东西，她只好蹲下身子去摸，晚上洗完脚不能擦，就用一根棍子挑着毛巾擦，这些她都瞒着妈妈。
钱瑗总说她腰疼是挤公共汽车闪了腰，每天乘13路倒22路，背个大书包来回大都站着，杨绛听了心上又痛又苦。这年秋冬，钱瑗虽然腰疼，还是赶到了成都参加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写委员会。有一部教材，钱瑗担任主审，开完会回北京，腰疼更加厉害，在解放军医院照X光片，发现腰椎有阴影，北医三院做核磁共振，发现肺部有阴影，大夫告诉得住院治疗。
1996年1月18日，司机小王和钱瑗的一个博士生送她住进西山脚下的北京胸科医院。钱瑗临走时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当时家里有客，钱瑗对客人说：“阿姨，常过来看看我妈妈啊！”
这时，她的腰椎已经被病菌严重破坏，入院即完全卧床，再也起不来，生活全靠护工帮助料理。钱瑗住院后每天打点滴、吃药，躺在床上看书、写信、工作，一点儿也没闲着。1996年1月到4月，她继续指导博士生的课程，为学生修改论文和作业，还写了一篇论文，还了一笔文债。
胸科医院离市区很远，学校同事、学生常来看望，北大，北外的朋友，中学同学纷纷赶来探望，病房里常是鲜花斗艳，笑声不断。钱瑗得的是晚期肺癌，但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病情，对妈妈也是报喜不报忧，母女俩每晚通电话，称为“拉指头”，因为“手拉手”近乎，通电话只能说“拉拉手指头”。钱瑗住院不久就被确诊为癌症，她对妈妈说得的是骨结核。钱瑗小时候关节得过骨结核，这样一说，杨绛也就相信了，一直很乐观，说：“结核病总归会好的，不过慢一点。”钱瑗不让妈妈去看她，说见了妈妈说话费劲，实际上是怕妈妈看了她的惨状伤心。
这时癌细胞已侵入骨骼，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功能，不能进食，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在右肩胛再开一个输液的小口，结果没有成功，又改在左边。见到朋友，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杨绛两头跑，钱锺书住院四年，她得每天照看，钱瑗在西山胸科医院，只能每周去一次，而且只能匆匆一见，这时杨绛已是一位八十多的老人了。
1996年10月间，钱瑗记得妈妈要写《我们仨》，要求妈妈把题目转让给她，杨绛自然答应了，在病床上仰卧写字很难，钱瑗却以此为消遣。第一篇《爸爸逗我玩》，第二篇《母亲父亲教我读书》，第三篇《我们不离开中国》，最后一篇也就是第四篇《我犯“混”大受批评》写于去世前四天。
1997年元旦，钱瑗专门写信给爸爸拜年，给妈妈的信是这样写的：
牛儿不吃草，
想把娘恩报。
愿采忘忧花，
藉此谢娘生。
祝MOM娘新年好，身体好，心情好。
打油“诗”连韵也不押，但表达了我心中对您衷心的祝愿。
拜年，拜年！
丑年丑女拜年
1997年丁丑年
钱瑗生肖属牛，“牛儿不吃草”说的是已不能进食了，希望能采忘忧花来解除妈妈的忧思。
1997年3月4日，钱瑗心脏停止了跳动，8日火化，杨绛得到医院照顾钱锺书，也不忍心面对那令人心碎的告别仪式，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钱瑗生前嘱咐不留骨灰，北师大外语系师生执意留下部分骨灰洒在校园陈垣校长铜像侧一棵雪松下。钱瑗去世百日后，杨绛悄悄来到北师大校园这棵雪松旁，套用苏轼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阿瑗肯定不在树下，老母只能是痛失爱女的凭吊。
钱瑗有过两次婚姻
在《我们的钱瑗》一书中，杨绛写了《关于德一》，记叙了钱瑗的第一次婚姻：“钱瑗曾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我跟着爸爸妈妈。’我只随她，对她的婚姻并不操切。
1966年8月，我和钱锺书成了‘牛鬼蛇神’，将近一年后，先后走出‘牛棚’。我意识到我们这批‘老先生’会‘贬’到边远或者偏僻地区去劳改，而钱瑗是新中国的女儿，未必能和父母在一起。我把心上的忧虑对女儿讲了。我说：‘你没个兄弟姐妹，孤零零一个人，你总该找个伴儿，只要为人正直，性情忠厚，能做伴儿的就行。’
阿瑗静静的听着，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她慢吞吞地说：‘有一个人。’她约略介绍了这个人。
就在这星期周末。8月12日的下午，钱瑗带了王德一来家见父母。德一和阿瑗年貌相当，门户相当，他们俩的婚姻非常顺利。”
钱瑗和王德一于1967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的，新房设在钱锺书家，没请客，只两家人聚聚。
“文化大革命”中，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批资联委会”的工作。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进驻北师大的“工宣队”隔离审查，一天三个单元斗他，为了逼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大教室召开一个历史系和外语系全体师生参加的批斗会，王德一是历史系助教，钱瑗是外语系助教，“工宣队”用这种方法株连家属。
不久，王德一被迫自杀。王德一自杀后，北师大的革命派当众羞辱钱瑗，叫她小寡妇。他俩的婚姻包括分离的下乡下厂在内，只有两年五个月。
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记叙了钱瑗的第二段婚姻：
“钱瑗在我们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她们结识后，就看中了阿瑗，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于是哄阿瑗去她家。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锺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要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意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心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1974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
钱瑗的第二任丈夫叫杨伟成，是搞建筑的。
钱瑗没有子嗣，她始终是个天生的女儿。
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
“阿瑗是我的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读书的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为了纪念钱瑗，在洒有钱瑗骨灰的雪松树下建了一个纪念碑，碑文如下：
钱瑗（1937—1997），女，江苏无锡人，生于英国；1938年随父母钱锺书、杨绛回国。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教学认真，关爱学生，深受爱戴。2004年，其学生张仁强捐资建“钱瑗教育基金”，每年给十位优秀教师颁发奖金，以资鼓励尊师敬业之风。特立此“敬师松”为记。
学生 张仁强 涂乃
贤（陶然）敬立
2011年9月25日
钱锺书病重长期住院，有时说话都说不清楚，杨绛不敢告诉她爱女病危，1996年1月12日，杨绛在医院陪护，钱锺书忽然若有所见，眼睛看着前方，大声叫“阿圆”七八声，然后对杨绛说 ：“叫阿圆回家去！”口齿非常清楚，杨绛说：“阿圆在医院里呢。”钱锺书坚持说：“叫她回家去！”杨绛问：“回三里河（娘家）？”钱锺书摇头。又问：“西石槽（婆家）？”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家去。”说完便不作声。似乎在冥冥之中，钱锺书预感到爱女备受折磨，不如“大归”以得到解脱。
1998年11月21日，钱锺书在医院度过了88岁生日，有一天，他对杨绛说：“绛，好好里（好好过）。”12月19日凌晨，大夫感到钱锺书情况不好，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钱锺书等不及，自己合了眼，一眼没合好，杨绛帮他合好，钱锺书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她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据说听觉是最后丧失的，钱锺书应该能听到杨绛最后说的话。
在杨绛的坚持下，按照钱锺书的遗愿，不留骨灰，不举行任何仪式。离开了钱锺书住了1600个日日夜夜的病房，她的又一断肠处，杨绛回到了往日充满天伦之乐的三里河寓所。
1995年春夏，钱瑗开始咳嗽，起先以为是着凉感冒，没在意，杨绛要她去医院检查，为了节省时间，她只到校医处看看，医院给了些中药，以后她一边上课一边喝止咳糖浆。入秋后，咳嗽越来越厉害，还腰疼，有时候疼得弯不下腰去捡地上的东西，她只好蹲下身子去摸，晚上洗完脚不能擦，就用一根棍子挑着毛巾擦，这些她都瞒着妈妈。
钱瑗总说她腰疼是挤公共汽车闪了腰，每天乘13路倒22路，背个大书包来回大都站着，杨绛听了心上又痛又苦。这年秋冬，钱瑗虽然腰疼，还是赶到了成都参加全国高校外语教材编写委员会。有一部教材，钱瑗担任主审，开完会回北京，腰疼更加厉害，在解放军医院照X光片，发现腰椎有阴影，北医三院做核磁共振，发现肺部有阴影，大夫告诉得住院治疗。
1996年1月18日，司机小王和钱瑗的一个博士生送她住进西山脚下的北京胸科医院。钱瑗临走时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当时家里有客，钱瑗对客人说：“阿姨，常过来看看我妈妈啊！”
这时，她的腰椎已经被病菌严重破坏，入院即完全卧床，再也起不来，生活全靠护工帮助料理。钱瑗住院后每天打点滴、吃药，躺在床上看书、写信、工作，一点儿也没闲着。1996年1月到4月，她继续指导博士生的课程，为学生修改论文和作业，还写了一篇论文，还了一笔文债。
胸科医院离市区很远，学校同事、学生常来看望，北大，北外的朋友，中学同学纷纷赶来探望，病房里常是鲜花斗艳，笑声不断。钱瑗得的是晚期肺癌，但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病情，对妈妈也是报喜不报忧，母女俩每晚通电话，称为“拉指头”，因为“手拉手”近乎，通电话只能说“拉拉手指头”。钱瑗住院不久就被确诊为癌症，她对妈妈说得的是骨结核。钱瑗小时候关节得过骨结核，这样一说，杨绛也就相信了，一直很乐观，说：“结核病总归会好的，不过慢一点。”钱瑗不让妈妈去看她，说见了妈妈说话费劲，实际上是怕妈妈看了她的惨状伤心。
这时癌细胞已侵入骨骼，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功能，不能进食，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在右肩胛再开一个输液的小口，结果没有成功，又改在左边。见到朋友，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杨绛两头跑，钱锺书住院四年，她得每天照看，钱瑗在西山胸科医院，只能每周去一次，而且只能匆匆一见，这时杨绛已是一位八十多的老人了。
1996年10月间，钱瑗记得妈妈要写《我们仨》，要求妈妈把题目转让给她，杨绛自然答应了，在病床上仰卧写字很难，钱瑗却以此为消遣。第一篇《爸爸逗我玩》，第二篇《母亲父亲教我读书》，第三篇《我们不离开中国》，最后一篇也就是第四篇《我犯“混”大受批评》写于去世前四天。
1997年元旦，钱瑗专门写信给爸爸拜年，给妈妈的信是这样写的：
牛儿不吃草，
想把娘恩报。
愿采忘忧花，
藉此谢娘生。
祝MOM娘新年好，身体好，心情好。
打油“诗”连韵也不押，但表达了我心中对您衷心的祝愿。
拜年，拜年！
丑年丑女拜年
1997年丁丑年
钱瑗生肖属牛，“牛儿不吃草”说的是已不能进食了，希望能采忘忧花来解除妈妈的忧思。
1997年3月4日，钱瑗心脏停止了跳动，8日火化，杨绛得到医院照顾钱锺书，也不忍心面对那令人心碎的告别仪式，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钱瑗生前嘱咐不留骨灰，北师大外语系师生执意留下部分骨灰洒在校园陈垣校长铜像侧一棵雪松下。钱瑗去世百日后，杨绛悄悄来到北师大校园这棵雪松旁，套用苏轼悼亡词“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长青树”。阿瑗肯定不在树下，老母只能是痛失爱女的凭吊。
钱瑗有过两次婚姻
在《我们的钱瑗》一书中，杨绛写了《关于德一》，记叙了钱瑗的第一次婚姻：“钱瑗曾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我跟着爸爸妈妈。’我只随她，对她的婚姻并不操切。
1966年8月，我和钱锺书成了‘牛鬼蛇神’，将近一年后，先后走出‘牛棚’。我意识到我们这批‘老先生’会‘贬’到边远或者偏僻地区去劳改，而钱瑗是新中国的女儿，未必能和父母在一起。我把心上的忧虑对女儿讲了。我说：‘你没个兄弟姐妹，孤零零一个人，你总该找个伴儿，只要为人正直，性情忠厚，能做伴儿的就行。’
阿瑗静静的听着，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她慢吞吞地说：‘有一个人。’她约略介绍了这个人。
就在这星期周末。8月12日的下午，钱瑗带了王德一来家见父母。德一和阿瑗年貌相当，门户相当，他们俩的婚姻非常顺利。”
钱瑗和王德一于1967年12月31日登记结婚的，新房设在钱锺书家，没请客，只两家人聚聚。
“文化大革命”中，王德一作为北师大“井冈山”的代表参加了设在中国人民大学“批资联委会”的工作。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王德一被进驻北师大的“工宣队”隔离审查，一天三个单元斗他，为了逼王德一端正态度，特意在文史楼三层西头大教室召开一个历史系和外语系全体师生参加的批斗会，王德一是历史系助教，钱瑗是外语系助教，“工宣队”用这种方法株连家属。
不久，王德一被迫自杀。王德一自杀后，北师大的革命派当众羞辱钱瑗，叫她小寡妇。他俩的婚姻包括分离的下乡下厂在内，只有两年五个月。
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记叙了钱瑗的第二段婚姻：
“钱瑗在我们都下放干校期间，偶曾帮助一位当时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帮她解决了一些困难。老太太受过高等教育，精明能干，是一位著名总工程师的夫人，她感激阿瑗，她们结识后，就看中了阿瑗，想让她做自己的儿媳妇，于是哄阿瑗去她家。阿瑗哄不动，老太太就等我们由干校回京后，亲自登门找我。她让我和锺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要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意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心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可是老太太那方努力不懈，终于在1974年，我们搬入学部办公室的同一个月里，老太太把阿瑗娶到了她家。”
钱瑗的第二任丈夫叫杨伟成，是搞建筑的。
钱瑗没有子嗣，她始终是个天生的女儿。
在《我们仨》中，杨绛写道：
“阿瑗是我的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读书的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为了纪念钱瑗，在洒有钱瑗骨灰的雪松树下建了一个纪念碑，碑文如下：
钱瑗（1937—1997），女，江苏无锡人，生于英国；1938年随父母钱锺书、杨绛回国。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教学认真，关爱学生，深受爱戴。2004年，其学生张仁强捐资建“钱瑗教育基金”，每年给十位优秀教师颁发奖金，以资鼓励尊师敬业之风。特立此“敬师松”为记。
学生 张仁强 涂乃
贤（陶然）敬立
2011年9月25日
钱锺书病重长期住院，有时说话都说不清楚，杨绛不敢告诉她爱女病危，1996年1月12日，杨绛在医院陪护，钱锺书忽然若有所见，眼睛看着前方，大声叫“阿圆”七八声，然后对杨绛说 ：“叫阿圆回家去！”口齿非常清楚，杨绛说：“阿圆在医院里呢。”钱锺书坚持说：“叫她回家去！”杨绛问：“回三里河（娘家）？”钱锺书摇头。又问：“西石槽（婆家）？”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家去。”说完便不作声。似乎在冥冥之中，钱锺书预感到爱女备受折磨，不如“大归”以得到解脱。
1998年11月21日，钱锺书在医院度过了88岁生日，有一天，他对杨绛说：“绛，好好里（好好过）。”12月19日凌晨，大夫感到钱锺书情况不好，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钱锺书等不及，自己合了眼，一眼没合好，杨绛帮他合好，钱锺书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她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据说听觉是最后丧失的，钱锺书应该能听到杨绛最后说的话。
在杨绛的坚持下，按照钱锺书的遗愿，不留骨灰，不举行任何仪式。离开了钱锺书住了1600个日日夜夜的病房，她的又一断肠处，杨绛回到了往日充满天伦之乐的三里河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