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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已成为当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核心环境问题。在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和公众中，公益机构率先行动起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企业减排、法规制订
摄影：张旭
平均每周一次严重雾霾。2014年10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等区域，出现了四次严重雾霾，波及10个省近6亿人，多地PM2.5浓度值达到350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的日均准则值为25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指数（AQI）不时“爆表”。
治理雾霾已是不可回避的公共议题。从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来看，只有社会力量开始积极参与，污染问题才会出现拐点。在中国，已经有一群民间公益组织先行“出击”。 到底谁在污染 2004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马军发现了“拐点推动力”—信息公开。受此启发，2006年他创办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推动中国的污染信息公开，试图以此倒逼政府和企业解决污染问题。IPE先后推出的“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两张数字地图，都延续了这一思路。
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马军提到，空气污染地图最重要的成果是《蓝天路线图》，因其给出了找回蓝天的路线：及时、全面公布检测数据、严重污染天强制减排并向公众预警、确定污染排放重点源头、制定方案大规模减排。现在，空气污染地图集合了中国31个省份的空气质量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等信息，在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上，诸多知名企业赫然在列。
事实上，根据监测数据，即便是严重的雾霾天，仍然超标排放废气的企业不在少数，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作用有限。马军认为，环保部公布的四千多家重点污染企业排放了65%的污染物，治理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大工厂才是当前必要且紧急的任务，即便这些工厂只能做到按国家标准（比国际标准宽松得多）排放，空气的质量也能改善一大截。
考虑钢铁、水泥、化工与雾霾有关的行业，从金融领域发力更为有效，2012年在阿拉善SEE基金会的资助下，IPE又开发了绿色证券数据库。只要在数据库中输入上市公司的代码，便可以查询该企业的污染物超标排放、被环保部门处罚等方面的污染监管记录。通过收集、整理公开资料，与各地的环保组织合作对污染企业进行定位，并在数字地图上集中公示，这些马军反复强调的“数据”如同铁证，可以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到底是谁在污染，以公众监督弥补执法不严，最终促使多家企业让步、整改。阿拉善SEE项目经理郑钰表示，在互联网时代他们一直资助这种工具和策略的开发，对马军的资助一直都是“大额”，基金会的投资也以建立大数据为核心。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马军也将目光从PC端转到了移动终端。2014年6月，借助阿里云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污染地图”APP顺利上线。从此手机也成了公众监督的利器，不仅可以查询几千家企业的废气排放实时数据、19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和PM2.5、二氧化硫等具体污染物浓度，在APP的“谁在排放”一栏中还公布了超标排放的企业名称，并将污染物检测值与标准值进行对比，谁在超标、超标项目一目了然，并且用户可以随时转发到微博、微信、来往等社交平台。当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打开APP体验这一功能时，很快发现河北某工厂的氮氧化物（可致呼吸疾病）排放超标近十倍。
将污染信息公之于众必然触及企业利益，马军坦言时常受到客户、银行甚至官员的施压。当他试图与污染方沟通促其整改时，或无视或敷衍或以诉讼相威胁的企业不在少数，包括跨国巨头也是如此。“污染地图”APP的推出更是遇到了重重阻力。
与IPE将企业作为监督对象不同，也有公益组织选择将监督重点定位在政府的信息实时公开平台。
尽管污染源信息的披露进展显著，但仍然零散、滞后、不完整、难获取。2013年7月，环保部连续下发两份文件，要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污染物的排放，并及时报备至环保部门，各省要建立平台，实时发布企业上报的监测记录。然而新规执行至今，根据环保部的考核结果，有些省份只有不到一半的污染企业遵循了规定，其中国控重点企业数达197家的新疆，数据传输有效率只有0.03%，甚至连雾霾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对新规的执行也落后于山东、浙江等地。
为推动这个被打了折扣的环保标准，避免地方阳奉阴违，自然之友发起组建了包括IPE在内全国18家公益组织的行动网络，紧盯国控污染源的在线监测数据。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介绍说，每个省的网站信息公开的实时度、准确度和公开范围都不同，有些企业在网站上只有名称而无排放数据或者缺少数据，在被限令整改后，仍然有企业的多个排放口数据缺失。在监督信息公开的实时与全面取得成效后，行动小组还会继续跟进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发现某些企业的排放数据出现长期偏低等不合逻辑的情况，那么分散在全国的行动小组成员就会出动做实地监测。这个平台型项目，获得了卫蓝基金40万元的资助。 公益机构各显神通 卫蓝基金，由阿拉善SEE基金会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联合设立，旨在支持中国民间力量参与大气污染防治，于2014年9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这个合作计划源于2012年，当时考虑到民间组织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既不成熟，也缺乏合力，故而寻求机构之间联合互补。之后阿拉善SEE与能源基金会、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合作尝试了一期小额资助，每个项目原则上限额5万元。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策略的明晰，今年启动的卫蓝基金不仅大幅提高了项目的资助额度，还准备扩大资助范围，不再仅限于草根NGO，还将涵盖民间智库、IT团队等，只要是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都可能成为资助的对象。此外，卫蓝基金还将为受助团队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比如请专家对雾霾做背景分析、公众和NGO行动力分析，并转化为民间力量可以用的资源。
问题在于，有学术能力的学者、有行动力的公益机构和有出资能力的企业家，各自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甚少相通。故而卫蓝基金考虑在明年正式搭建一个名为“淘蓝天”的跨界交流平台，让有创意的人出创意，有经验有意愿的团队接手落实，再由企业家介入支援。 同样推动公众科学应对中国“慢性病”雾霾的公益项目还有自然之友“蓝天实验室”。它有别于一间大屋子配一堆精密设备的学术性实验室，而是一个开放、直接面对公众的实体项目。自然之友团队认为，将PM2.5显微镜放置在购物商场，让公众直观地感受“致命的家伙”是个不错的宣传教育。同时，通过举办口罩如何更有个性地搭配服饰的“口罩大赛”，提高公众的防护意识。几位已表达加入意愿的青年科学家，也可以在实验室先行尝试他们不太成熟的抗霾创意。
“蓝天实验室”计划筹资20～50万元，目前已到位约10万元。尽管资金不足，但张伯驹说未必会等资金全部到位再启动，有多少米就先下锅多少。为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他们希望更多的资金来自个体捐赠而非企业和基金会，为此他们已经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合作，为募集公众捐款备好接口。
与中国本土的公益组织相比，国际NGO绿色和平在防治雾霾上的风格稍有不同。一名戴着口罩的志愿者，举着一块颜色、字体鲜明的抗议标牌，背后是浓烟滚滚的污染工厂，这是绿色和平成员在“见证污染现场”的行动。在霾困京津冀的清晨，用蓝色字体在北京鼓楼投影出 “蓝天去哪儿了”的图片一度刷屏朋友圈。
绿色和平中国的资深项目主任张凯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介绍，用极具表达力的经典图片在互联网、新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引发全民关注，是他们在推动雾霾治理工作的一大特点。绿色和平是在中国最早普及PM2.5对人体危害性的公益组织之一，早在2011年刚刚开始热议PM2.5时，绿色和平便开始发放防范雾霾电子手册，之后还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发布研究报告《危险的呼吸》，提醒公众PM2.5可携带有毒重金属、大量化学物质和细菌病毒，致畸、致癌。
为吸引公众关注特定环境问题，他们也会进行“Non-violent direct action（非暴力直接行动）”。世界各地的成员曾拦截作业中的捕鲸船、将自己与警示条幅一起悬挂在里约热内卢巨大的基督雕像（近40米高）、跳伞展示抗议标语等。在北京，绿色和平中国的成员也有过一次直接行动—“攀爬”。
2012年，北京顺义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迷笛音乐节，“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首次应邀登台。作为音乐节合作方，绿色和平四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员爬上约15米高的铁架，在舞台两侧挂下一对条幅：“摇滚有精神，呼吸有态度”，动员公众关注空气、关注健康。 合纵连横推动立法 无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雾霾的最终根治都有赖于立法。中国防治雾霾的立法和政策进程不可谓不快，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经完成公共意见征集，有“史上最严”之称的新《环境保护法》也将在不久之后正式实施。立法的最大动力当属严重的雾霾本身，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也不无关系。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企业家李东生、万捷分别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交了重点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议案和提案。之后阿拉善SEE等26家环保组织和企业家组织继续联合发出倡议，此举获得了官方的积极回应，并在同年7月出台法规，要求国控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
在上海的一次NGO沙龙上，一位政府公务人员感叹在这里“找到了组织”，他坦言，受制于污染大户同时也是利税大户等客观原因，环保部门面对污染源有时也很头疼，非常希望有环保组织站出来发声，合力解决污染问题。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修订过程就有自然之友深度参与。在全国的立法层面上也有自然之友的身影，2014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开始征求公众意见，虽然多数立法只有在最后阶段才有公众参与的环节，但自然之友则早在今年3月份就发起“我为《大气法》提建议”活动，征集了30个公众、100多条建议并发给有关司局，以期尽早让公众意见影响到立法结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陆续制订治霾法规和措施，从控制前段污染到加强信息公开，再到升级能源结构。2013年9月，国务院发文，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PM2.5浓度要下降25%，其他区域皆要明显改善。
尽管有强烈的共识，但中国的治霾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公众的集体性恐惧远未消散，急需政府、企业、NGO、社会公众等多方合力推动。
摄影：张旭
平均每周一次严重雾霾。2014年10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等区域，出现了四次严重雾霾，波及10个省近6亿人，多地PM2.5浓度值达到350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的日均准则值为25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指数（AQI）不时“爆表”。
治理雾霾已是不可回避的公共议题。从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来看，只有社会力量开始积极参与，污染问题才会出现拐点。在中国，已经有一群民间公益组织先行“出击”。 到底谁在污染 2004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马军发现了“拐点推动力”—信息公开。受此启发，2006年他创办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推动中国的污染信息公开，试图以此倒逼政府和企业解决污染问题。IPE先后推出的“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两张数字地图，都延续了这一思路。
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马军提到，空气污染地图最重要的成果是《蓝天路线图》，因其给出了找回蓝天的路线：及时、全面公布检测数据、严重污染天强制减排并向公众预警、确定污染排放重点源头、制定方案大规模减排。现在，空气污染地图集合了中国31个省份的空气质量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等信息，在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上，诸多知名企业赫然在列。
事实上，根据监测数据，即便是严重的雾霾天，仍然超标排放废气的企业不在少数，政府制定的应急预案作用有限。马军认为，环保部公布的四千多家重点污染企业排放了65%的污染物，治理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污染高耗能的大工厂才是当前必要且紧急的任务，即便这些工厂只能做到按国家标准（比国际标准宽松得多）排放，空气的质量也能改善一大截。
考虑钢铁、水泥、化工与雾霾有关的行业，从金融领域发力更为有效，2012年在阿拉善SEE基金会的资助下，IPE又开发了绿色证券数据库。只要在数据库中输入上市公司的代码，便可以查询该企业的污染物超标排放、被环保部门处罚等方面的污染监管记录。通过收集、整理公开资料，与各地的环保组织合作对污染企业进行定位，并在数字地图上集中公示，这些马军反复强调的“数据”如同铁证，可以让公众更直观地了解到底是谁在污染，以公众监督弥补执法不严，最终促使多家企业让步、整改。阿拉善SEE项目经理郑钰表示，在互联网时代他们一直资助这种工具和策略的开发，对马军的资助一直都是“大额”，基金会的投资也以建立大数据为核心。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马军也将目光从PC端转到了移动终端。2014年6月，借助阿里云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污染地图”APP顺利上线。从此手机也成了公众监督的利器，不仅可以查询几千家企业的废气排放实时数据、190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信息和PM2.5、二氧化硫等具体污染物浓度，在APP的“谁在排放”一栏中还公布了超标排放的企业名称，并将污染物检测值与标准值进行对比，谁在超标、超标项目一目了然，并且用户可以随时转发到微博、微信、来往等社交平台。当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打开APP体验这一功能时，很快发现河北某工厂的氮氧化物（可致呼吸疾病）排放超标近十倍。
将污染信息公之于众必然触及企业利益，马军坦言时常受到客户、银行甚至官员的施压。当他试图与污染方沟通促其整改时，或无视或敷衍或以诉讼相威胁的企业不在少数，包括跨国巨头也是如此。“污染地图”APP的推出更是遇到了重重阻力。
与IPE将企业作为监督对象不同，也有公益组织选择将监督重点定位在政府的信息实时公开平台。
尽管污染源信息的披露进展显著，但仍然零散、滞后、不完整、难获取。2013年7月，环保部连续下发两份文件，要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污染物的排放，并及时报备至环保部门，各省要建立平台，实时发布企业上报的监测记录。然而新规执行至今，根据环保部的考核结果，有些省份只有不到一半的污染企业遵循了规定，其中国控重点企业数达197家的新疆，数据传输有效率只有0.03%，甚至连雾霾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对新规的执行也落后于山东、浙江等地。
为推动这个被打了折扣的环保标准，避免地方阳奉阴违，自然之友发起组建了包括IPE在内全国18家公益组织的行动网络，紧盯国控污染源的在线监测数据。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介绍说，每个省的网站信息公开的实时度、准确度和公开范围都不同，有些企业在网站上只有名称而无排放数据或者缺少数据，在被限令整改后，仍然有企业的多个排放口数据缺失。在监督信息公开的实时与全面取得成效后，行动小组还会继续跟进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发现某些企业的排放数据出现长期偏低等不合逻辑的情况，那么分散在全国的行动小组成员就会出动做实地监测。这个平台型项目，获得了卫蓝基金40万元的资助。 公益机构各显神通 卫蓝基金，由阿拉善SEE基金会联合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联合设立，旨在支持中国民间力量参与大气污染防治，于2014年9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这个合作计划源于2012年，当时考虑到民间组织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既不成熟，也缺乏合力，故而寻求机构之间联合互补。之后阿拉善SEE与能源基金会、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合作尝试了一期小额资助，每个项目原则上限额5万元。
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策略的明晰，今年启动的卫蓝基金不仅大幅提高了项目的资助额度，还准备扩大资助范围，不再仅限于草根NGO，还将涵盖民间智库、IT团队等，只要是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都可能成为资助的对象。此外，卫蓝基金还将为受助团队提供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比如请专家对雾霾做背景分析、公众和NGO行动力分析，并转化为民间力量可以用的资源。
问题在于，有学术能力的学者、有行动力的公益机构和有出资能力的企业家，各自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甚少相通。故而卫蓝基金考虑在明年正式搭建一个名为“淘蓝天”的跨界交流平台，让有创意的人出创意，有经验有意愿的团队接手落实，再由企业家介入支援。 同样推动公众科学应对中国“慢性病”雾霾的公益项目还有自然之友“蓝天实验室”。它有别于一间大屋子配一堆精密设备的学术性实验室，而是一个开放、直接面对公众的实体项目。自然之友团队认为，将PM2.5显微镜放置在购物商场，让公众直观地感受“致命的家伙”是个不错的宣传教育。同时，通过举办口罩如何更有个性地搭配服饰的“口罩大赛”，提高公众的防护意识。几位已表达加入意愿的青年科学家，也可以在实验室先行尝试他们不太成熟的抗霾创意。
“蓝天实验室”计划筹资20～50万元，目前已到位约10万元。尽管资金不足，但张伯驹说未必会等资金全部到位再启动，有多少米就先下锅多少。为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他们希望更多的资金来自个体捐赠而非企业和基金会，为此他们已经与具有公募资格的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合作，为募集公众捐款备好接口。
与中国本土的公益组织相比，国际NGO绿色和平在防治雾霾上的风格稍有不同。一名戴着口罩的志愿者，举着一块颜色、字体鲜明的抗议标牌，背后是浓烟滚滚的污染工厂，这是绿色和平成员在“见证污染现场”的行动。在霾困京津冀的清晨，用蓝色字体在北京鼓楼投影出 “蓝天去哪儿了”的图片一度刷屏朋友圈。
绿色和平中国的资深项目主任张凯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介绍，用极具表达力的经典图片在互联网、新媒体上的广泛传播，引发全民关注，是他们在推动雾霾治理工作的一大特点。绿色和平是在中国最早普及PM2.5对人体危害性的公益组织之一，早在2011年刚刚开始热议PM2.5时，绿色和平便开始发放防范雾霾电子手册，之后还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发布研究报告《危险的呼吸》，提醒公众PM2.5可携带有毒重金属、大量化学物质和细菌病毒，致畸、致癌。
为吸引公众关注特定环境问题，他们也会进行“Non-violent direct action（非暴力直接行动）”。世界各地的成员曾拦截作业中的捕鲸船、将自己与警示条幅一起悬挂在里约热内卢巨大的基督雕像（近40米高）、跳伞展示抗议标语等。在北京，绿色和平中国的成员也有过一次直接行动—“攀爬”。
2012年，北京顺义举办了盛况空前的迷笛音乐节，“中国摇滚第一人”崔健首次应邀登台。作为音乐节合作方，绿色和平四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成员爬上约15米高的铁架，在舞台两侧挂下一对条幅：“摇滚有精神，呼吸有态度”，动员公众关注空气、关注健康。 合纵连横推动立法 无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雾霾的最终根治都有赖于立法。中国防治雾霾的立法和政策进程不可谓不快，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经完成公共意见征集，有“史上最严”之称的新《环境保护法》也将在不久之后正式实施。立法的最大动力当属严重的雾霾本身，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也不无关系。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企业家李东生、万捷分别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交了重点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的议案和提案。之后阿拉善SEE等26家环保组织和企业家组织继续联合发出倡议，此举获得了官方的积极回应，并在同年7月出台法规，要求国控污染源信息实时公开。
在上海的一次NGO沙龙上，一位政府公务人员感叹在这里“找到了组织”，他坦言，受制于污染大户同时也是利税大户等客观原因，环保部门面对污染源有时也很头疼，非常希望有环保组织站出来发声，合力解决污染问题。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修订过程就有自然之友深度参与。在全国的立法层面上也有自然之友的身影，2014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开始征求公众意见，虽然多数立法只有在最后阶段才有公众参与的环节，但自然之友则早在今年3月份就发起“我为《大气法》提建议”活动，征集了30个公众、100多条建议并发给有关司局，以期尽早让公众意见影响到立法结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陆续制订治霾法规和措施，从控制前段污染到加强信息公开，再到升级能源结构。2013年9月，国务院发文，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PM2.5浓度要下降25%，其他区域皆要明显改善。
尽管有强烈的共识，但中国的治霾之路仍然任重道远，公众的集体性恐惧远未消散，急需政府、企业、NGO、社会公众等多方合力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