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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历来高度重视慈善捐赠的价值，我们延续这一传统，并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识别和评估的机制上，为的是度量出具体的慈善捐赠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影响力
约翰·杰克逊
（John L. Jackson， J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院长
《中国慈善家》：此次来中国，你参加的活动主题为“满足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需求”。在你看来，“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约翰·杰克逊：21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之小的星球上！新的交通方式、通讯技术等正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通过所有这些新媒体技术、互联网、新设备、新机制，我们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部分取得联系，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来进行合作，为我们各自的社区和共同生活的星球做一些重要的、有益的事。
过去有一段时间，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于全球事务之外，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孤立主义立场。美国选举政治曾经奉行这样的立场和策略。然而如今，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彼此紧密相连，地球上任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其影响都有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地方和那里的人们，哪怕是一些看起来极其地方性的事件。孤立主义拒绝把全球当作一个完整的社区进行思考，这会阻碍我们把地球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有效合作是唯一选项。
《中国慈善家》：对于进行这一全球化语境下的合作，你有什么建议？
约翰·杰克逊：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完全意义上的地球公民。在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在的社会之外，我们还必须更多地学习和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因为我们将要和那里的人们进行合作。
至少，我认为我们来这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学习。我们不只是来告诉这里的人们我们在美国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还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正在开展的社会项目有哪些。
在美国，我们关心深度贫困的问题，希望确保所有人有食物可吃、有居所可住。这也是全球共同遭遇的挑战和希望实现的目标。因此，我们想来中国看看：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类似问题的？他们提出了怎样一些应对这些难题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一些最佳实践案例中有所借鉴，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的具体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慈善家》：说到应对这些难题，在美国，尤其是慈善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约翰·杰克逊：我们一直在寻找调动慈善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方式。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院长，我总喜欢向外界谈谈我们的“高影响力慈善中心”（The Center of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
美国社会历来高度重视慈善捐赠的价值，我们延续这一传统，并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识别和评估的机制上，为的是度量出具体的慈善捐赠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影响力。我们的“高影响力慈善中心”一直致力于为那些有能力又有意于回馈社会的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运用资源并获得最大化的社会影响力。
有一些公益慈善项目看起来不错，但对于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效果甚微。辨识项目能否真正产生社会影响力，是慈善家的一项重要技能。我们通过一些专业的调查和评估为捐赠者提供判断的依据，用数据等事实告诉他们，如果你把你的钱捐赠到这里，它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中国慈善家》：在撬动社会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美国有哪些经验值得推广？
约翰·杰克逊：当我们谈论慈善时，不应该只是盯着七、八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很高地位的捐赠者，他们确实能够运用他们的资源解决或改善某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最大的慈善家，至少在美国，或许在全球，也是那些小额捐赠的个人。无论是捐赠一美金还是一百美金，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慈善家。我们尝试让所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并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无论他们的资源是什么。
过去，在美国，人们对慈善的想象是，这是洛克菲勒那样的财富大家族做的事情。但这只是慈善很小的一个侧面。真正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意识到并且相信，他们也能够为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等信息科学技术，在满足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约翰·杰克逊：我们需要思考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这个物种，以及什么定义了我们这个物种。新技术改变了人类知识获取的方式。过去，我们要查询大部头的百科全书，现在我们可以很便利地搜索资料和档案，它们（通过智能设备）装在我们的口袋里。
新技术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改变了人与人的连接方式。我们打开电脑和手机，通过上传和下载、通过观看被社会化。坐在同一个屋子的同一张桌子前，我们的关注点却全然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应用程序与另一个半球连接。互联网为我们与他人建立了不可思议的联系和可能性，这确实很有趣，但是也很值得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下，互联网使得我们能够更创造性地满足社会需求，但是，我们要小心，要清醒且周到地评估其带来的实际影响。新技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同时，也可能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需要将其导向于更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国慈善家》：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可能呈现于不同的层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你看来，未来全球化可能会走向何方？你如何看待这种发展？
约翰·杰克逊：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号。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的连接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对问题的回应也将更加互联化。思考全球化的其中一个维度是，只有州级别、国家级别和地区级别的非营利组织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国际化的非营利组织。如此，如何兼顾国家、地方和全球层面的运作，以及妥善处理这些不同层面的运作之间的张力，就成了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议题、什么地方的问题，它实际上都处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全球化语境的恰当位置上进行思考。
慢慢地，人们也会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在地化的全球化。在这种在地化的全球化中，每个人都可以是慈善家，都可以运用自有的资源积极地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而且人们也会对他们所做事情的全球推广性越来越敏感。那将是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不再只把自己看作某个国家或区域性群落的一部分，也把自己看作对全球性社区有责任的世界公民。
《中国慈善家》：当我们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跨越国界，参与到全球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约翰·杰克逊：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始终强调，应该首先了解别的群体、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世界观，以免陷入可能的民族中心主义，并以此去评判别的民族、人民、文化应该如何。我们需要在国际对话中多怀有一些谦卑。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你自以为有了全部的答案，然后一味地妄下判断和指手画脚。
约翰·杰克逊
（John L. Jackson， Jr.）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院长
《中国慈善家》：此次来中国，你参加的活动主题为“满足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需求”。在你看来，“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约翰·杰克逊：21世纪，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之小的星球上！新的交通方式、通讯技术等正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通过所有这些新媒体技术、互联网、新设备、新机制，我们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部分取得联系，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来进行合作，为我们各自的社区和共同生活的星球做一些重要的、有益的事。
过去有一段时间，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于全球事务之外，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孤立主义立场。美国选举政治曾经奉行这样的立场和策略。然而如今，人类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彼此紧密相连，地球上任意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其影响都有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地方和那里的人们，哪怕是一些看起来极其地方性的事件。孤立主义拒绝把全球当作一个完整的社区进行思考，这会阻碍我们把地球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有效合作是唯一选项。
《中国慈善家》：对于进行这一全球化语境下的合作，你有什么建议？
约翰·杰克逊：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完全意义上的地球公民。在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在的社会之外，我们还必须更多地学习和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因为我们将要和那里的人们进行合作。
至少，我认为我们来这里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学习。我们不只是来告诉这里的人们我们在美国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还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正在开展的社会项目有哪些。
在美国，我们关心深度贫困的问题，希望确保所有人有食物可吃、有居所可住。这也是全球共同遭遇的挑战和希望实现的目标。因此，我们想来中国看看：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类似问题的？他们提出了怎样一些应对这些难题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一些最佳实践案例中有所借鉴，然后结合我们自己的具体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
《中国慈善家》：说到应对这些难题，在美国，尤其是慈善领域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约翰·杰克逊：我们一直在寻找调动慈善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方式。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的院长，我总喜欢向外界谈谈我们的“高影响力慈善中心”（The Center of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
美国社会历来高度重视慈善捐赠的价值，我们延续这一传统，并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识别和评估的机制上，为的是度量出具体的慈善捐赠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成实际的社会影响力。我们的“高影响力慈善中心”一直致力于为那些有能力又有意于回馈社会的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帮助他们更有效地运用资源并获得最大化的社会影响力。
有一些公益慈善项目看起来不错，但对于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效果甚微。辨识项目能否真正产生社会影响力，是慈善家的一项重要技能。我们通过一些专业的调查和评估为捐赠者提供判断的依据，用数据等事实告诉他们，如果你把你的钱捐赠到这里，它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中国慈善家》：在撬动社会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美国有哪些经验值得推广？
约翰·杰克逊：当我们谈论慈善时，不应该只是盯着七、八个拥有巨额财富和很高地位的捐赠者，他们确实能够运用他们的资源解决或改善某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最大的慈善家，至少在美国，或许在全球，也是那些小额捐赠的个人。无论是捐赠一美金还是一百美金，每一个人都可以是慈善家。我们尝试让所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并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无论他们的资源是什么。
过去，在美国，人们对慈善的想象是，这是洛克菲勒那样的财富大家族做的事情。但这只是慈善很小的一个侧面。真正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意识到并且相信，他们也能够为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中国慈善家》：你如何看待互联网等信息科学技术，在满足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可能带来的问题？
约翰·杰克逊：我们需要思考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这个物种，以及什么定义了我们这个物种。新技术改变了人类知识获取的方式。过去，我们要查询大部头的百科全书，现在我们可以很便利地搜索资料和档案，它们（通过智能设备）装在我们的口袋里。
新技术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改变了人与人的连接方式。我们打开电脑和手机，通过上传和下载、通过观看被社会化。坐在同一个屋子的同一张桌子前，我们的关注点却全然不同，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应用程序与另一个半球连接。互联网为我们与他人建立了不可思议的联系和可能性，这确实很有趣，但是也很值得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下，互联网使得我们能够更创造性地满足社会需求，但是，我们要小心，要清醒且周到地评估其带来的实际影响。新技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同时，也可能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需要将其导向于更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国慈善家》：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可能呈现于不同的层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你看来，未来全球化可能会走向何方？你如何看待这种发展？
约翰·杰克逊：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号。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的连接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对问题的回应也将更加互联化。思考全球化的其中一个维度是，只有州级别、国家级别和地区级别的非营利组织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国际化的非营利组织。如此，如何兼顾国家、地方和全球层面的运作，以及妥善处理这些不同层面的运作之间的张力，就成了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无论你面对的是什么议题、什么地方的问题，它实际上都处在全球化语境之下，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全球化语境的恰当位置上进行思考。
慢慢地，人们也会越来越意识到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在地化的全球化。在这种在地化的全球化中，每个人都可以是慈善家，都可以运用自有的资源积极地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而且人们也会对他们所做事情的全球推广性越来越敏感。那将是一个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不再只把自己看作某个国家或区域性群落的一部分，也把自己看作对全球性社区有责任的世界公民。
《中国慈善家》：当我们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跨越国界，参与到全球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约翰·杰克逊：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始终强调，应该首先了解别的群体、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世界观，以免陷入可能的民族中心主义，并以此去评判别的民族、人民、文化应该如何。我们需要在国际对话中多怀有一些谦卑。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你自以为有了全部的答案，然后一味地妄下判断和指手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