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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95岁的曾彦修先生，最近出版的这本《平生六记》，即是记载了自己从土改、镇反、肃反、四清、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际。为了坚守自己的良知，不把平素熟悉的老上级和同事们划为“右派”，在那个价值失序的年代，他选择主动把自己投入熔炉
从很多人的日记上看，1957年7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这一天，顾颉刚在青岛中科院的招待所修养，蒙文通正在去看他的路上；已经油尽灯枯的吕思勉，因左眼充血不能读写，日记只记了寥寥数字；冯友兰、潘梓年和金岳霖抵达华沙刚刚入住，准备参加国际哲学研究所华沙会议；而梁漱溟，应全国政协邀请赴海拉尔考察，每日散步、练拳如常，当天还参观了一个国营牧场。这一天，自划为右派的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曾彦修，登上《人民日报》一版二条，以“右派黑状元”闻名全国。
现年95岁的曾彦修先生，最近出版的这本《平生六记》，即是记载了自己从土改、镇反、肃反、四清、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际，其中，“四清纪实”和“反右纪幸”两篇右为详细。在文中，他解释“纪幸”二字的这番话尤堪玩味，摘录如下：“在反右斗争中，是不得不坚持自报‘右派’的……要我无缘无故地去把十几个人……打成‘右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除了自杀，就是被捕……这样，我已开始就可以离开反右的事了。”（P127）为了坚守自己的良知，不把平素熟悉的老上级和同事们划为“右派”，在那个价值失序的年代，他选择主动把自己投入熔炉。
在经历了一系列虚虚实实的大批小斗后，1958年，大的政治风向开始转移到“除四害”。此时的“死老虎”曾彦修无事可干，主动申请打麻雀，一打就是七八天甚至十几天，也不太有人管。五十多年后曾彦修回忆起这段经历，“其实哪里还有麻雀可打。但我在屋顶上自由极了，那时北京还没有一座高楼，在屋顶上一望，北京市都到了眼底，真是一大奇观。”从反右组长到头号右派，此时的他居然还能静下心来欣赏北京的美景。读到这个细节，我心头一滞，四个字突然冒出来：心的自由。一个内心平静安然的人，在面对天地俯仰无愧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自由。
当然， 曾彦修这番“义举”一方面出于公义，也有自身状况的考虑。远因是1954年肃反其间，他为出版人戴文葆排除“敌特”嫌疑，还为一批人排除了种种嫌疑，招致中宣部不满，被认为“很右”。这段经历，被收入“肃反记无”一节—所谓“无”，即是“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此时的曾彦修刚刚从华南调任北京，任职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算是“组织的人”，被委派下来看住一批知识分子。可曾彦修并非政治至上的人，之所以特别尊敬并愿意帮助戴文葆，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我无学识，但很佩服有学问的人。因此，此后我实际上是以师事戴的。”类似对知识分子及知识本身的尊重，我们在知名出版人沈昌文的回忆文章，也能见到。当时，二十出头的沈昌文在人民出版社任总编室秘书。他手头有大把致命的“弹药”，却从未检举过曾彦修。
而即便是曾彦修的“右派”身份落实，当时人民出版社的绝大部分人对他也都是心怀善意。批斗的时候避重就轻不说，1960年当他调任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后，人民社的人只要到上海，没有不登门拜访他的。一直到文革期间，对立双方对他都尊敬有加。有人说文革是一场集体的癫狂，但我始终认为在大众狂欢的背后，一定有着具体而微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这个事例也说明了一点：公道自在人心。但这段经历给曾彦修造成的创痛，依然深远。在书中他说自从1936年冬离开位于四川宜宾的家，他就再也没有回去—后面是不敢回去。这个细节，读之令人泪下。
他被划为右派的近因，则是1957年5月，“整顿三风”运动中，接受本单位黑板报编辑谈话，引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句，告诫共产党要保持在山时那样的清澈透明。谁知这期黑板报一出，就成为中宣部、文化部手中的“罪证”。“反右”这场引蛇出洞的好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心知肚明，也曾隐晦的提醒过曾彦修，然而他并未能领会。但反过头来说，即便是领会了又能如何？谁能料想到如此“安全的套话”，都会被人拿着当刀使？设身处地，假若我是在当时当地，大概是逃脱不了。
1964年，身在上海的“摘帽右派”曾彦修，在群众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最终目的是重组某个单位或者地区的领导机构、成员，完成权力再分配。当时，曾彦修以“资料员”的身份参与审查装订车间三十多人工作。1965年“四清”结束，这些被审查的人，他们身上的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等标签，全部被摘掉。这是曾彦修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
他处理案件的方法很简单：先阅读材料，然后找本人详谈，开诚布公了解情况。比如，有一位胡姓上海人，被怀疑是假党员、假新四军，曾彦修的处理办法就是“根本不应该背对背地捉迷藏，应该先请他本人写一份详细经历，看后即可知其大概”。他所凭借的，无非是对人心事理的信任，以及一点点生活、政治经验和常识—比如，如何把枪口抬高一寸？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价值观新旧交替，必然是多元失序的。新的道德必将战胜旧的道德观，然而并不能全然否定旧道德观的合理性。我时常想，若是价值观不能作为凭借，我们行事为人时，应该依仗什么？曾彦修，这个在屋顶上假装忙于打麻雀的人，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答案：“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绝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限。”
从很多人的日记上看，1957年7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这一天，顾颉刚在青岛中科院的招待所修养，蒙文通正在去看他的路上；已经油尽灯枯的吕思勉，因左眼充血不能读写，日记只记了寥寥数字；冯友兰、潘梓年和金岳霖抵达华沙刚刚入住，准备参加国际哲学研究所华沙会议；而梁漱溟，应全国政协邀请赴海拉尔考察，每日散步、练拳如常，当天还参观了一个国营牧场。这一天，自划为右派的人民出版社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曾彦修，登上《人民日报》一版二条，以“右派黑状元”闻名全国。
现年95岁的曾彦修先生，最近出版的这本《平生六记》，即是记载了自己从土改、镇反、肃反、四清、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际，其中，“四清纪实”和“反右纪幸”两篇右为详细。在文中，他解释“纪幸”二字的这番话尤堪玩味，摘录如下：“在反右斗争中，是不得不坚持自报‘右派’的……要我无缘无故地去把十几个人……打成‘右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除了自杀，就是被捕……这样，我已开始就可以离开反右的事了。”（P127）为了坚守自己的良知，不把平素熟悉的老上级和同事们划为“右派”，在那个价值失序的年代，他选择主动把自己投入熔炉。
在经历了一系列虚虚实实的大批小斗后，1958年，大的政治风向开始转移到“除四害”。此时的“死老虎”曾彦修无事可干，主动申请打麻雀，一打就是七八天甚至十几天，也不太有人管。五十多年后曾彦修回忆起这段经历，“其实哪里还有麻雀可打。但我在屋顶上自由极了，那时北京还没有一座高楼，在屋顶上一望，北京市都到了眼底，真是一大奇观。”从反右组长到头号右派，此时的他居然还能静下心来欣赏北京的美景。读到这个细节，我心头一滞，四个字突然冒出来：心的自由。一个内心平静安然的人，在面对天地俯仰无愧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自由。
当然， 曾彦修这番“义举”一方面出于公义，也有自身状况的考虑。远因是1954年肃反其间，他为出版人戴文葆排除“敌特”嫌疑，还为一批人排除了种种嫌疑，招致中宣部不满，被认为“很右”。这段经历，被收入“肃反记无”一节—所谓“无”，即是“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此时的曾彦修刚刚从华南调任北京，任职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算是“组织的人”，被委派下来看住一批知识分子。可曾彦修并非政治至上的人，之所以特别尊敬并愿意帮助戴文葆，是出于对知识的尊重：“我无学识，但很佩服有学问的人。因此，此后我实际上是以师事戴的。”类似对知识分子及知识本身的尊重，我们在知名出版人沈昌文的回忆文章，也能见到。当时，二十出头的沈昌文在人民出版社任总编室秘书。他手头有大把致命的“弹药”，却从未检举过曾彦修。
而即便是曾彦修的“右派”身份落实，当时人民出版社的绝大部分人对他也都是心怀善意。批斗的时候避重就轻不说，1960年当他调任上海辞海编辑所工作后，人民社的人只要到上海，没有不登门拜访他的。一直到文革期间，对立双方对他都尊敬有加。有人说文革是一场集体的癫狂，但我始终认为在大众狂欢的背后，一定有着具体而微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这个事例也说明了一点：公道自在人心。但这段经历给曾彦修造成的创痛，依然深远。在书中他说自从1936年冬离开位于四川宜宾的家，他就再也没有回去—后面是不敢回去。这个细节，读之令人泪下。
他被划为右派的近因，则是1957年5月，“整顿三风”运动中，接受本单位黑板报编辑谈话，引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一句，告诫共产党要保持在山时那样的清澈透明。谁知这期黑板报一出，就成为中宣部、文化部手中的“罪证”。“反右”这场引蛇出洞的好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心知肚明，也曾隐晦的提醒过曾彦修，然而他并未能领会。但反过头来说，即便是领会了又能如何？谁能料想到如此“安全的套话”，都会被人拿着当刀使？设身处地，假若我是在当时当地，大概是逃脱不了。
1964年，身在上海的“摘帽右派”曾彦修，在群众印刷厂参加“四清运动”。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最终目的是重组某个单位或者地区的领导机构、成员，完成权力再分配。当时，曾彦修以“资料员”的身份参与审查装订车间三十多人工作。1965年“四清”结束，这些被审查的人，他们身上的汉奸、特务、政治骗子、反动资本家等标签，全部被摘掉。这是曾彦修一生引以为傲的事情。
他处理案件的方法很简单：先阅读材料，然后找本人详谈，开诚布公了解情况。比如，有一位胡姓上海人，被怀疑是假党员、假新四军，曾彦修的处理办法就是“根本不应该背对背地捉迷藏，应该先请他本人写一份详细经历，看后即可知其大概”。他所凭借的，无非是对人心事理的信任，以及一点点生活、政治经验和常识—比如，如何把枪口抬高一寸？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大意是：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价值观新旧交替，必然是多元失序的。新的道德必将战胜旧的道德观，然而并不能全然否定旧道德观的合理性。我时常想，若是价值观不能作为凭借，我们行事为人时，应该依仗什么？曾彦修，这个在屋顶上假装忙于打麻雀的人，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答案：“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绝不会说一次别人是小狗、小猫。这条界限，我一生未逾越过。”“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