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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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镇观花”中花的色彩的“明白”既是客体的呈现方式,也是主体综合地领悟世界的体知方式。由前者说,“明白”是自然的生机与生意的流溢,是“仁”,具有本体性;自后者论,“明白”是人通过“感”建立与世界的多重联系,与世界形成生命共同体。“寂”不是物不存在,而是人对物的存在无感应,物不在人的意义世界之内,不与人构成生命共同体。接着阳明的思路讲,心外无物的义蕴可展开为:(1)“存在应当被感知”,即人应当通过感知与物相通,构成意义世界;(2)“存在应当被关切”,即人应当让外物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与之构成生命共同体;(3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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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2017)项目“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现代意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史”(编号14ZDB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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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镇观花”中花的色彩的“明白”既是客体的呈现方式,也是主体综合地领悟世界的体知方式。由前者说,“明白”是自然的生机与生意的流溢,是“仁”,具有本体性;自后者论,“明白”是人通过“感”建立与世界的多重联系,与世界形成生命共同体。“寂”不是物不存在,而是人对物的存在无感应,物不在人的意义世界之内,不与人构成生命共同体。接着阳明的思路讲,心外无物的义蕴可展开为:(1)“存在应当被感知”,即人应当通过感知与物相通,构成意义世界;(2)“存在应当被关切”,即人应当让外物成为道德关注的对象,与之构成生命共同体;(3)“存在应当与人为一体”,即人应当通过致良知的道德实践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使自身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同时得到澄明和提升。“南镇观花”本质上表达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成为圣人的一条路径,而不是物的存在方式。
其他文献
根据郭象《庄子注》的内在脉络,“寄言”既非郭象的诠释方法,也非庄子表述“己意”的写作手法,而是庄子借以“出圣人之意”的传述方式。庄子通过“寄言”的方式“出圣人之意”,既是“至理无言”的必然要求,也是圣人“因彼以立言”之教化方式的隐微呈现。《庄子》中的“寄言”主要有“齐谐志怪之言”及“非毁圣贤之言”两种典型形态,前者是庄子利用夸张或象征的方式申明“至理”的手段,后者是圣人“因彼以教彼”之“无为治道”的题中之义。只有以“忘言”的方式去阅读《庄子》,才能展开对“庄子之言”的追本式体贴以及对“圣人之意”的还原式理
文本阐释受到语境约束,语境决定意义,然而语境分析的多元性和任意性给意义确证带来困难。本文引入语境参数,并将语境具象为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言语境三个层次。阐释主体通过析取其视域中有效的关联性语境参数,形成针对阐释对象的逻辑意义链,最大程度实现意义确证。同时,关联语境参数的多层次性也能对多元阐释的有效性提供合理依据和判断标准。语境参数通过其内在认知机制,成为阐释有效边界的明证。
宋明理学与汉唐儒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形上视角,因而,能否从形上角度重塑儒家的天道本体,便成为宋明理学超越于汉唐儒学的标志。在代表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中,张载直面佛教的理论冲击,并在吸取佛教形上智慧的基础上,对天道本体展开了多重探索。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
在仁、礼关系上,孔子存在以仁释礼与以礼成仁的不同进路。荀子虽然形式上视仁为最高的德,并提出了由“爱人”到“自爱”的仁学理论,但不是将仁落实在心性上,而是体现在制度中,是以礼成仁,发展的是政治化的仁学。荀子的仁义偏重于义,主张“处仁以义”,通过义来成就仁。荀子以差等为正义,为儒家礼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突出等级、差等,缺乏平等精神,是其思想的不足。今日儒学应发展出寓差等于平等的正义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儒家的忠恕之道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使其成为礼的原理、法则,这样仁的内在原则与礼的外在原则才可以真正得
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思想来源比较多样化,但备受争议的苏格拉底反诘性哲学活动仍是其重要源泉。不过,鉴于反诘法的辩证程序同其哲学目标之间的张力,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既包含着对这种程序的某些描述和揭示,也自觉地、有目的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重大补充、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不仅是哲学方法论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深深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总体上对哲学活动一般结构——包括哲学活动的起点、领域和对象等方面——的独特理解。
1842年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剧烈变动之际,他告别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开始迈向唯物主义哲学。1842年4月初至5月末期间的马克思的《波恩笔记》,特别是他对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本雅明·贡斯当的研究,便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复杂变动过程。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聚焦于贡斯当从人类社会现实切入的宗教批判,这为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路径,推动着他远离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靠近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这同时反映了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的复杂理论视域,他虽处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包裹
康德的真无限概念包含着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性。因为理性的世界理念对一切现象的系统把握是通过无限概念完成的,即观念上的无限引导人们在现象序列上不停地向过去回溯。从哲学史上看,康德在无限论题上超越了芝诺、亚里士多德、休谟等人,还对潜无限与实无限之争作出了回应和调和,如此这般的真无限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康德的历史哲学领域。它通过将现象序列表现为进展中的、永不停息的动态过程,打消了人们在时间内部寻找历史开端和终结点的企图,由此就为观念上甚至揣测的开端提供了逻辑上可能的空间,也为终极目的在无限绵延的时间行程中的
实践哲学的相关问题是国内外学界近些年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囿于传统精神-物质、理论-实践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从理论本身的变动方面展开,较少突破其局限而上升到元实践哲学层面的追问,也即哲学之实践转向所蕴含的思维本身的实践维度得以可能的内在机理及其意义为何没有得到阐释与辩护。鉴于此,本文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参照,通过对指号、意义、概念、判断与思维之间关系的实践性阐释,阐明哲学思维从传统思辨性的逻辑模式向实践探究性的逻辑模式转向的路径及意义。
从大学至《莱茵报》时期,法学与哲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长期发挥着互动作用。一方面,马克思因深化法学研究的需要而转向哲学,大学期间的法学研究计划直接影响到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哲学上确证自我意识原则高于一切之后又因现实需要而返回法学实践中捍卫人的自由,《莱茵报》时期构成了他追寻现实自由的开始。在法学实践与哲学理论的双重影响下,马克思自觉继承并发展了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理念,并将它具体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统一的人类学视角,此举奠定了马克思学说最根本的人学归旨。
广松涉以海德格尔式术语“历史-之中-存在”来阐明马克思“人”的概念。在这一视域中,人是一个历史生成过程,具有特定生产方式的经济社会的规定性,阶级觉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和前提。在总体上,广松涉强调,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前提的现实个人乃是处在特定历史关系中改造世界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即自由王国)。在现代社会,人类解放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自觉的联合打破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象化结构。基于此,作为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