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7年7月6日至10日，由中国音乐史学会、石河子大学共同主办的“全国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学术论坛”先后在新疆石河子、哈密两个分会场召开。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石河子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视野出发，围绕“丝绸之路音乐”展开专题交流，进行了多学科、多维度的学术对话。
一、对西域音乐的历史观照
在中西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丝路文化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西域文化中的音乐文化更具代表性，且沿着丝绸之路这条路径传向世界两端并辐射更为广泛的地域。
自西汉武帝时起，我国中原政权为了加强对西域疆土的治理与统治，在西域和丝绸之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开始了屯垦戍边，这种行为又历经东汉、魏、晋、隋、唐、元、明、清、民国，直到当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置。历史上新疆地区的屯垦戍边同丝绸之路可谓密不可分，屯垦已然是丝路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屯垦音乐自然也应成为丝路音乐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本次学术论坛中，部分专家将学术视野聚焦于与屯垦行为相关的音乐事象。孙磊《论两汉时期的西域屯垦音乐》指出，在两汉时期戍边屯垦的历史过程中，西域屯垦将士在征战、屯田的不同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音乐，比如作为军事用途的信号音乐、作为娱乐活动及屯田士卒自创的音乐等，均为西域屯垦音乐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音乐（包括西域音乐）的研究还主要关注于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地区乃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音乐文化的影响，对因屯垦戍边及丝绸之路的存在而自中原来到西域驻守的汉族士卒及民众的音乐，对历史上中原音乐文化对西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都重视不够。而事实上，自汉代开始，西域诸国多臣属于中原政权，按常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应该更大，且西域屯垦戍边的长期存在，丝路之上络绎不绝的各类中原人士，使中原音乐已具备了在西域生根发芽的基本条件，其对西域的影响力应该不会亚于西域音乐对中原的影响。而对“西域屯垦音乐”做专题性研究，从音乐学的角度探索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传承情况，进而全面地认识丝路音乐（或西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特殊意义和现实必要性。张寅在《西域屯垦中的音乐事象及相关思考》发言中，即尝试从涉及屯垦的音乐事象、屯垦音乐的概念及范畴、对其认知的意义及以此視角对一些史料的解读等几个方面，对西域屯垦音乐事象进行初步思考。他认为：屯垦音乐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研究范畴同近年来渐兴的“跨界族群”“飞地”音乐研究有着相似之处。对屯垦音乐研究的介入并不断深入，无疑能够对我国的丝路音乐研究有所裨益。
二、丝路音乐之本体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的音乐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方面，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资源丰富，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中如洞窟中的壁画，都给世人留下了许多与音乐相关的史料；另一方面，丝绸之路沿线丰富多彩的音乐资源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有关音律、宫调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于此域本体研究的热点所在。
韩宝强的发言题为《丝绸之路活态音乐音律特点概览》，基于丝绸之路上几个重要地理节点——中国陕西、新疆和西亚伊朗、叙利亚等地区活态音乐的测音数据，意对该地区音律状况加以分析并做出总体把握。通过多年的采风与分析，他得出三点结论：1.整个陆上丝绸之路的音乐都受控于纯八度、纯五度和纯四度音程框架，这一点与海上丝绸之路——南亚、东南亚音律有所不同；2.陆路东端活态音乐的音律以三分损益律辅以纯律音程为基本特征，西端以四度相生律为基本特征，同时使用固定的中立音和中立音程；3.在八度、纯五度和纯四度基本音程框架内，不同地域皆有不同程度的非常规音律特征，东西两端较少，中部最多。
燕乐二十八调理论提供给我们的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又一个成果，也是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苏祗婆随突厥阿史那皇后来到中原，向郑译传授“五旦七声”。其中调名与印度七调碑上的调名一脉相承，由此产生了中国的二十八调、八十四调理论。赵为民的发言《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通过大量的实证指出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是以古代印度乐调为基础而构建的，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东传日本，形成日本“雅乐六调子”理论。印度—中国唐朝—日本雅乐的音阶体系中包含完全相同的两种音阶结构，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密切相关。赵玉卿在《〈燕乐〉中的音阶——燕乐音阶的实质》中，对南宋蔡元定所著《燕乐》一书中关于“变”“闰”“燕乐音阶”理论的阐述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细致的考证，他认为“变”与“闰”是我国古代音律宫调中的两个音名，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对此两个音名的错误认识是产生“燕乐音阶”的根源。
从丝绸之路音乐的传播、融合、升华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音乐是在整合丝路沿线的整体审美趋向，而丝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交流与融合。那么，丝绸之路音乐带给丝路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归结为是中西方的审美趋向与丝路沿线人类生活整体社会文化的结合。本次学术论坛呈现出较新颖的学术视角，就是从美学层面对丝绸之路音乐研究进行聚焦。高拂晓运用哲学思辨和推理的方式，在《丝路音乐的审美价值》中论述了自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以来，有关丝绸之路的音乐学术研究应重视以音乐审美价值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同时他提出所谓丝路音乐的审美价值，就是：听觉审美样式的丰富和满足；情感表现方式的质朴与共鸣；表演创造性中的文化认同；世界民族文化的互通互融。
三、丝路音乐之个案观察
现实生活中，丝绸之路沿线丰富多彩的音乐资源，一直在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音乐家们。2014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自中国西安至中亚七河地区的5000公里路网成为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而在此路网上的代表性地方音乐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地方音乐多是近十余年来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这些课题有着深入的探讨。张君仁所做《花儿音乐的城市化运作及其状态研究》的发言，主要依据相关资料，探讨了原生于乡村山野的花儿冲破传统禁忌，逐步城市化过程中的运作条件、状态样貌以及其在新的存在环境下，即城市市民文化中所展现的功能特性等问题。最后他指出：花儿音乐的城市化道路进程是缓慢的、渐进式的，其运作状态呈现出相互影响的多元复杂局面，其地位和价值也越来越显著，这对于现代城市的文化需求而言是一件好事。 周吉先生在2005年曾提出，“维吾尔木卡姆既是融合东西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独特见证，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中的瑰宝”。{1}自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级“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只要谈到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维吾尔木卡姆即为很多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研究命题。塞买提·艾斯拉在《哈密木卡姆保护现状与传承的相关思考》中陈述了哈密地区木卡姆的发展现状，并指出哈密木卡姆与新疆其他地区的木卡姆相比，不论在音乐结构上、唱腔上，还是在歌词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区别。而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代维吾尔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哈密木卡姆的文化价值知之甚少，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提倡认同文化多样性”口号的今天，进一步研究保护与传承哈密木卡姆是很有必要和具重要意义的。
在哈密分会场，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对哈密木卡姆的田野考察，较多地看到了哈密木卡姆与中原汉族及漠北草原民族音乐文化相近或相似的因素。“音乐交流能够形成音乐的流传，这种交流和流传是双向的，相互融合的，在某一点上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交汇点。木卡姆随维吾尔族而传播，中原地区的曲子戏随汉族西传。在敦煌、哈密一带便形成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点，在此，木卡姆与曲子戏共同构成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然而，在木卡姆中，艾捷克变成了胡琴类乐器。这种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便是交流和流传的结果，文化的多样性由此而逐渐形成”。{2}
四、对丝路音乐研究的延伸思考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商贸及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其文化作用和历史影响长期存在。在音乐领域，丝绸之路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围绕丝绸之路或与之相关联的课题、研究成果也可谓积简充栋。近年来，随着学界视域的拓展以及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的谋划与实施，此传统学术事项的话题又频入学人视野，但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与当代学术价值如何得以承接甚或现实彰显？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路向进行着思考。
陈荃有在《对丝绸之路音乐事象的再认识》中认为，丝绸之路原为历史事项之实指，可以探究与其直接相关联的乐事乐人；而今天丝绸之路已是现实中的符号，指代多重路向的交汇，融入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意涵。对丝绸之路音樂的研究，在做好传统认知下的对象观照之余，亦应随着“丝路”概念的延展而具有容括历史与现实中所有涉及“路”的音乐文化交流、传播事实的胸怀。张萌的《传承与创新——关于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思考》，对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特征进行了总结，揭示了自20世纪初叶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引进，中国的音乐文化生态发生的深刻变化：一直并存着“新音乐”与传统音乐两条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的发展线索。在向历史的回望与复原过程中，中国音乐的发展正在完成一次与文化母体的重新联通。他认为当下中国音乐生活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正在逐渐摆脱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概念，也不在用高低、优劣之类价值判断去审视各种音乐，而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界限，使其成为我们认识自身和世界、表达内心情感与哲思、与世界其他族群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
此次学术论坛，设立于丝路核心地段的新疆腹地及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交会的哈密，将讲坛上的思想碰触与田野中活态的音乐展示相结合，是十分难得且有益的学术活动的实践。参与交流的学者们以丝路音乐为指针，选题思路开阔，在严谨的论证下开掘论域，既有传统的律调谱器领域的命题，也不乏音乐思想及现实情怀理路下的命题；尤其是一些论题的开创性思维及论域的拓展，比如对于“屯垦音乐”的界定与阐述，将促使学界对“丝绸之路音乐”及其范畴产生新的思考。而与会的专家学者以中青年人士为主，则体现了丝路音乐研究代相为继、愈以繁盛的势头。
{1} 周吉《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见证——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6期。
{2}张伯瑜《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意义》[J]，《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疆兵团音乐口述史料研究”（课题编号16XJJC760004） 阶段性成果。]
张弫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孙敏 石河学文学艺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一、对西域音乐的历史观照
在中西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西域文化乃至整个丝路文化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西域文化中的音乐文化更具代表性，且沿着丝绸之路这条路径传向世界两端并辐射更为广泛的地域。
自西汉武帝时起，我国中原政权为了加强对西域疆土的治理与统治，在西域和丝绸之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开始了屯垦戍边，这种行为又历经东汉、魏、晋、隋、唐、元、明、清、民国，直到当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置。历史上新疆地区的屯垦戍边同丝绸之路可谓密不可分，屯垦已然是丝路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屯垦音乐自然也应成为丝路音乐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本次学术论坛中，部分专家将学术视野聚焦于与屯垦行为相关的音乐事象。孙磊《论两汉时期的西域屯垦音乐》指出，在两汉时期戍边屯垦的历史过程中，西域屯垦将士在征战、屯田的不同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音乐，比如作为军事用途的信号音乐、作为娱乐活动及屯田士卒自创的音乐等，均为西域屯垦音乐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音乐（包括西域音乐）的研究还主要关注于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地区乃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音乐文化的影响，对因屯垦戍边及丝绸之路的存在而自中原来到西域驻守的汉族士卒及民众的音乐，对历史上中原音乐文化对西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都重视不够。而事实上，自汉代开始，西域诸国多臣属于中原政权，按常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应该更大，且西域屯垦戍边的长期存在，丝路之上络绎不绝的各类中原人士，使中原音乐已具备了在西域生根发芽的基本条件，其对西域的影响力应该不会亚于西域音乐对中原的影响。而对“西域屯垦音乐”做专题性研究，从音乐学的角度探索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传承情况，进而全面地认识丝路音乐（或西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有着特殊意义和现实必要性。张寅在《西域屯垦中的音乐事象及相关思考》发言中，即尝试从涉及屯垦的音乐事象、屯垦音乐的概念及范畴、对其认知的意义及以此視角对一些史料的解读等几个方面，对西域屯垦音乐事象进行初步思考。他认为：屯垦音乐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研究范畴同近年来渐兴的“跨界族群”“飞地”音乐研究有着相似之处。对屯垦音乐研究的介入并不断深入，无疑能够对我国的丝路音乐研究有所裨益。
二、丝路音乐之本体研究
有关丝绸之路的音乐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方面，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资源丰富，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中如洞窟中的壁画，都给世人留下了许多与音乐相关的史料；另一方面，丝绸之路沿线丰富多彩的音乐资源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有关音律、宫调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于此域本体研究的热点所在。
韩宝强的发言题为《丝绸之路活态音乐音律特点概览》，基于丝绸之路上几个重要地理节点——中国陕西、新疆和西亚伊朗、叙利亚等地区活态音乐的测音数据，意对该地区音律状况加以分析并做出总体把握。通过多年的采风与分析，他得出三点结论：1.整个陆上丝绸之路的音乐都受控于纯八度、纯五度和纯四度音程框架，这一点与海上丝绸之路——南亚、东南亚音律有所不同；2.陆路东端活态音乐的音律以三分损益律辅以纯律音程为基本特征，西端以四度相生律为基本特征，同时使用固定的中立音和中立音程；3.在八度、纯五度和纯四度基本音程框架内，不同地域皆有不同程度的非常规音律特征，东西两端较少，中部最多。
燕乐二十八调理论提供给我们的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又一个成果，也是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苏祗婆随突厥阿史那皇后来到中原，向郑译传授“五旦七声”。其中调名与印度七调碑上的调名一脉相承，由此产生了中国的二十八调、八十四调理论。赵为民的发言《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通过大量的实证指出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是以古代印度乐调为基础而构建的，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东传日本，形成日本“雅乐六调子”理论。印度—中国唐朝—日本雅乐的音阶体系中包含完全相同的两种音阶结构，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传播密切相关。赵玉卿在《〈燕乐〉中的音阶——燕乐音阶的实质》中，对南宋蔡元定所著《燕乐》一书中关于“变”“闰”“燕乐音阶”理论的阐述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细致的考证，他认为“变”与“闰”是我国古代音律宫调中的两个音名，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对此两个音名的错误认识是产生“燕乐音阶”的根源。
从丝绸之路音乐的传播、融合、升华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音乐是在整合丝路沿线的整体审美趋向，而丝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交流与融合。那么，丝绸之路音乐带给丝路文化的深刻影响，可以归结为是中西方的审美趋向与丝路沿线人类生活整体社会文化的结合。本次学术论坛呈现出较新颖的学术视角，就是从美学层面对丝绸之路音乐研究进行聚焦。高拂晓运用哲学思辨和推理的方式，在《丝路音乐的审美价值》中论述了自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方针以来，有关丝绸之路的音乐学术研究应重视以音乐审美价值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同时他提出所谓丝路音乐的审美价值，就是：听觉审美样式的丰富和满足；情感表现方式的质朴与共鸣；表演创造性中的文化认同；世界民族文化的互通互融。
三、丝路音乐之个案观察
现实生活中，丝绸之路沿线丰富多彩的音乐资源，一直在强烈地吸引着中国的音乐家们。2014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自中国西安至中亚七河地区的5000公里路网成为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而在此路网上的代表性地方音乐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地方音乐多是近十余年来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这些课题有着深入的探讨。张君仁所做《花儿音乐的城市化运作及其状态研究》的发言，主要依据相关资料，探讨了原生于乡村山野的花儿冲破传统禁忌，逐步城市化过程中的运作条件、状态样貌以及其在新的存在环境下，即城市市民文化中所展现的功能特性等问题。最后他指出：花儿音乐的城市化道路进程是缓慢的、渐进式的，其运作状态呈现出相互影响的多元复杂局面，其地位和价值也越来越显著，这对于现代城市的文化需求而言是一件好事。 周吉先生在2005年曾提出，“维吾尔木卡姆既是融合东西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独特见证，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中的瑰宝”。{1}自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级“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只要谈到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维吾尔木卡姆即为很多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研究命题。塞买提·艾斯拉在《哈密木卡姆保护现状与传承的相关思考》中陈述了哈密地区木卡姆的发展现状，并指出哈密木卡姆与新疆其他地区的木卡姆相比，不论在音乐结构上、唱腔上，还是在歌词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区别。而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当代维吾尔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哈密木卡姆的文化价值知之甚少，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提倡认同文化多样性”口号的今天，进一步研究保护与传承哈密木卡姆是很有必要和具重要意义的。
在哈密分会场，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对哈密木卡姆的田野考察，较多地看到了哈密木卡姆与中原汉族及漠北草原民族音乐文化相近或相似的因素。“音乐交流能够形成音乐的流传，这种交流和流传是双向的，相互融合的，在某一点上会形成一个明显的交汇点。木卡姆随维吾尔族而传播，中原地区的曲子戏随汉族西传。在敦煌、哈密一带便形成了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点，在此，木卡姆与曲子戏共同构成了当地的地域文化。然而，在木卡姆中，艾捷克变成了胡琴类乐器。这种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便是交流和流传的结果，文化的多样性由此而逐渐形成”。{2}
四、对丝路音乐研究的延伸思考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商贸及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其文化作用和历史影响长期存在。在音乐领域，丝绸之路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围绕丝绸之路或与之相关联的课题、研究成果也可谓积简充栋。近年来，随着学界视域的拓展以及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的谋划与实施，此传统学术事项的话题又频入学人视野，但其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与当代学术价值如何得以承接甚或现实彰显？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对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路向进行着思考。
陈荃有在《对丝绸之路音乐事象的再认识》中认为，丝绸之路原为历史事项之实指，可以探究与其直接相关联的乐事乐人；而今天丝绸之路已是现实中的符号，指代多重路向的交汇，融入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意涵。对丝绸之路音樂的研究，在做好传统认知下的对象观照之余，亦应随着“丝路”概念的延展而具有容括历史与现实中所有涉及“路”的音乐文化交流、传播事实的胸怀。张萌的《传承与创新——关于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思考》，对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特征进行了总结，揭示了自20世纪初叶以来，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引进，中国的音乐文化生态发生的深刻变化：一直并存着“新音乐”与传统音乐两条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的发展线索。在向历史的回望与复原过程中，中国音乐的发展正在完成一次与文化母体的重新联通。他认为当下中国音乐生活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正在逐渐摆脱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概念，也不在用高低、优劣之类价值判断去审视各种音乐，而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界限，使其成为我们认识自身和世界、表达内心情感与哲思、与世界其他族群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
此次学术论坛，设立于丝路核心地段的新疆腹地及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交会的哈密，将讲坛上的思想碰触与田野中活态的音乐展示相结合，是十分难得且有益的学术活动的实践。参与交流的学者们以丝路音乐为指针，选题思路开阔，在严谨的论证下开掘论域，既有传统的律调谱器领域的命题，也不乏音乐思想及现实情怀理路下的命题；尤其是一些论题的开创性思维及论域的拓展，比如对于“屯垦音乐”的界定与阐述，将促使学界对“丝绸之路音乐”及其范畴产生新的思考。而与会的专家学者以中青年人士为主，则体现了丝路音乐研究代相为继、愈以繁盛的势头。
{1} 周吉《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见证——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J]，《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6期。
{2}张伯瑜《论丝绸之路音乐研究的意义》[J]，《音乐研究》2016年第3期。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疆兵团音乐口述史料研究”（课题编号16XJJC760004） 阶段性成果。]
张弫 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孙敏 石河学文学艺术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