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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媒介的勃兴，使读屏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同时也唤醒了耳朵，各种音频产品层出不穷，声音在场景时代重新焕发了活力，再造着移动的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视觉文化带给大众的压迫，但其依旧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解放神话”。文章从技术變革、时空关系、二重矛盾以及深层焦虑四方面对场景时代下出现的声音景观和听觉文化进行深入探究，以期厘清由媒介所主导的这一听觉转向发生的原因、呈现的表征、内里的矛盾性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求更好地达到感官平衡，实现人的回归。
【关键词】场景时代 声音景观 听觉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8-012-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8.0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于声音的渴求从未停止。无论是遥远的部落鼓抑或中世纪的钟声，还是再现的留声机和“对空言说”的广播，都在强调人类从未遗忘声音这一事实。而在视觉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移动媒介的发展再一次使耳朵“苏醒”。移动音频产业的快速崛起，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声音随着大众置身的场景而流动，出现在行走时、乘车时、做饭时、运动时，日渐消弭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之间的界限，现代大众的游徙性与声音的弥散性相勾连，创造了移动的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的回归，为大众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期待。这一由媒介主导的听觉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媒介技术是如何与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相交织的？行走的声音背后暗含的是怎样一种时空关系？听觉文化又处于一种怎样的二重矛盾之中？其背后所折射的焦虑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更好地廓清移动互联时代下关于媒介听觉转向研究的盲点和疑点。
一、耳朵的延伸：媒介技术、声音景观与听觉文化的交织
“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1]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具有预见性地指出媒介技术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大众，而身处其中的大众并未察觉，他认为这是一种“那喀索斯症”。在麦克卢汉看来，那喀索斯在水中的延伸使其变得麻木，他成为“自己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而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每一次的延伸都是“自我截除”。在口语文化时期，人类呈现出一种部落化，对于感官的使用和调配处于平衡状态，当拼音字母出现后，人类得以延伸，眼睛占据优势地位。麦克卢汉认为此时的人类正在面临“脱部落化”，古登堡革命强势地用眼睛取代了中世纪的耳朵，打破了感官平衡，改变了感官比率。直至今天，视觉依旧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人们对眼睛的依赖与索取迫不及待地将一切事物进行可视化。但大众日渐在视觉文化中沉沦，感到疲乏。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子时代，耳朵将卷土重来，与眼睛相抗衡，实现“再部落化”，重新实现感官平衡，实现人的回归。
相较于眼睛来说，耳朵没有方向性，却更具沉浸性，是一种情感性媒介。麦克卢汉认为耳朵是机敏的，而眼睛是冷峻的、超然的，耳朵的世界要比眼睛的世界更具拥抱性和包容性。伊利亚德在其《神圣与世俗》一书中将由口语和声音主导的过去的世界称为神圣的宇宙，而将被钟表和字母表切割成视觉片断的世界称为世俗的宇宙。“我们决不能找到一个纯粹的世俗存在。不管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达到多大程度，他根据世俗生活所做出的选择都绝不可能使他真正彻底地摆脱宗教的行为。”[2]虽然世俗的宇宙不断强化视觉的主导地位，但声音的魔力一直激荡在大众心头。留声机、广播、随身听、MP3、iPod、手机等媒介不断延伸着大众的耳朵，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焕发着部落鼓的魅力。1877年爱迪生在研制电报设备的偶然情况下创造了留声机，他录下了他自己演唱的《玛丽有只小羔羊》，19世纪80年代唱片问世，至此声音得以大量复制、保存和传播。上海洋行最早将其引入中国经营，直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唱片业，风靡一时，重塑了大众的听觉感知，披上了摩登文化的外衣。[3]很快留声机迎来了强劲的对手，广播以其传播迅速、涉猎广泛、感染力强的特点备受各方青睐，将素未谋面的民众连接在一起，成为“再部落化”的有效手段。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至今仍是广播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利用声音所具有的身临其境的亲切感，以陪伴的方式与美国民众进行了三十次谈话，成功地拉近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为美国人民所信赖的总统。而希特勒采用与之相反的模式，将自己奉上神坛，他的声音则成为他“神圣”意志的再现，德国人民透过收音机集体聆听着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丘吉尔一向以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形象示人，他在二战期间曾多次借助广播并辅以大喇叭在公共空间发表演说，凝聚人心，带领英国人民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而随身听、MP3、iPod的发展赋予大众随时随地享有私人听觉空间的权力，其加速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融合，也成为青年们彰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的表征。在今天，随处可见佩戴耳机的人，媒介的此种延伸已真正成为人的外显器官。而Siri的出现与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将继续拓展人类对于声音的想象，不断重塑人类与声音的关系。
声音作为一种媒介，一直以来萦绕在大众周围，移动媒介的勃兴，再一次将声音带回公众视野，听觉文化的回归不仅改变着大众的感知方式，也重塑着传媒业态。近年来，喜马拉雅、荔枝等移动媒体的崛起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声音的价值与魅力。有学者认为声音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人通过其感知世界，通过其涉入世界。[4]虽然视觉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声音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地位，但对声音的研究一直未曾停止。加拿大作曲家谢弗一直呼吁摆脱视觉文化研究框架，不再将听觉视为其附属，而是看到声音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他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声音景观这一概念，认为其是“任何可研究的声音领域”。[5]在此之后瓦克斯又做了进一步细分，他认为比起“特定情境中所有声音能量的总和”，声音景观强调的应是置身其中的人是如何理解这个情境的，即意味着人在创造着声音景观。[6]声音与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比起物理环境，显然更强调人的主体性感受与理解。技术延伸着耳朵，大众再造着声景，不断呼唤着听觉，从而走向人的回归。 二、时间压缩与空间再造：场景时代“行走的声音”
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重构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模式。手机的出现，则将人从固定的地点中解放出来，不必端坐在客厅守着电视。相较于此前的媒介，手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具有移动性。正因如此，手机与大众寸步不离，成为人体的又一延伸。今天，人类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有机会实现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设想。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类实现了极大的跨越，也面临着生存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快的信息流动，致使线性处理模式已无法胜任今天的复杂局面，大众需要适应多任务的处理模式和多场景切换的生存状态。
人类脱离传统的熟人社会迈入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现实联系被削弱，场景价值凸显。在现实空间里，人多数时候在行走，从一个地点去往另一个地点，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场景化生存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认为人类已进入场景时代，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7]随着物联网、V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场景将不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基于场景的个性化传播也将更为精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声音的价值重新显现。手机（人体的延伸）和耳机（耳朵的延伸）的适配，使得大众在地铁上、公交车上、做饭时、开车时重新召回了声音，可以边走边听，满足了自己的听觉需求。“行走的声音”成为都市生活中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昭示着新的时空关系的出现。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总是在时间性中找寻自身意义之所在，时间表达了人类主体的性质。时间作为一种尺度，一直以来深刻影响着社会进程和人类生活。农耕社会时，人与自然紧密相连，其以劳动者的身份浸润其中。自然界的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潮涨潮落无不牵动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以自然时间为尺度认识世界、安排劳作。在自然时间的维度里，时间总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时间形成一种亲密感知。
到了工业社会，时间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钟表的出现，使时间成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表达，其是标准化的，不再与个人经验相关，而是现代机器文明最突出的表征。钟表时间是一种人造时间，其脱离了农业社会的自然节奏，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变的测度，封闭的循环，完美的对称，可逆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的创造。”[8]马克思正是洞悉了这种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对人的无形控制，指出资本主义利用现代人身上的时间规律性调控劳动时间，剥削人的价值，此时 “人什么也不是，充其量不过是时间的躯体”[9]。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同样谈及此种时间观念。他认为其所奉行的是一种资本主义逻辑，使大眾认为浪费时间是要受到谴责的，而在闲聊与享乐中失去的是成为“上帝选民”的资格。[10]钟表时间抛弃了人的生物性，将人化约为纯粹理性个体，避免自然冲动，其创造了“钟表需要”，消灭了“生物需要”。
今天，人类进入了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由于技术的不断革新，时间已被压缩至现在时态，形成一种分散的、无序的、即时的碎片时间。这种具有后现代气质的媒介时间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强调即时，“现在在其中胜过了过去和未来”，它要求人在同一时间进行多任务处理，不断进入，不断退出。这种时间观念漂浮不定，它将线性的钟表时间切割成无数碎片，使其同时存在，又将脱离身体独立成体系的时间观念强势拽回人的实践活动中。于是播客、音乐、广播剧等媒介产品依托可选择的、可伴随的、不需要注意力的特性，以一种十分隐蔽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些碎片时间，重新将声音拉回大众视野。这种沉浸式的、陪伴式的听觉文化充斥在碎片时间里，并逐渐形成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与人紧密相连，相伴共生。
信息社会不仅改变了时间观念，还造就了新的空间形态。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最引人注意也往往最被人忽视的是电的出现，其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运行状态。电的魔力在于其在将世界连成一体的时候，也发挥了去中心化的作用。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这种去中心化发挥到了极致。在这张网中，人们不再依靠地缘的连接，而是凭借趣缘进行自主连接，从而打造新的空间，并随时可以抽身离去。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社会的本质是流动，而空间形态正在由地域空间走向流动空间。[11]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跨越，空间可以随时和地点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点将会消失，而是在现实空间里再造了一个虚拟空间，是空间的一种叠加态。手机+耳机在移动的现实场景中再造了一个虚拟空间，人在此空间中具有自主权，按下“播放”，进入虚拟空间，按下“停止”，回到现实空间。正如戴维所言，个体试图通过主观感受将自己置身于想象与虚构之中，进而创造一种存在于内心的空间和景象。[12]哈里斯认为空间构造的目的并不在于凸显时间的真实感，它的目的是获得“暂时”，所以其在时间之中消除了时间。[13]今天穿梭在城市中的人并不同于本雅明笔下四处闲逛的“浪荡子”，[14]其所呈现的不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匆匆掠过的、茫然野性的凝视，而是建构了一种以漂移为表征的游戏性空间体验。[15]当人们戴上耳机穿梭在城市中，进入由声音再造的“第三空间”，人身上所具有的游徙性与游戏性发生了重叠，暂时逃离了集体的规训，与自己独处。今天，随处可见戴着耳机行色匆匆的人，他们穿梭在城市的每个空间，不断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来回切换。其置身于人群又远离着人群，消弭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界限。“行走的声音”，也成为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声音景观。
三、听觉文化的两面性：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与消费主义的束缚
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行为，其通过耳朵接受着这个世界的声音。千百年来，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听的方式也在随之变化，听的内容愈加丰富，社会不断形塑着人类这一行为。由广场模式向家庭模式直至私人模式演进，大众在其中不断进行自我身份的塑造，构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进而成为一种文化表达。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眼睛处于一种过载的状态，大众渴望一种新的感受方式，于是耳朵开始“苏醒”，为人类重新建构了一种陪伴式的感官氛围。当下的听觉文化与移动媒体紧密相连，广播这一纯听觉媒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播客、广播剧、有声书因势而动，结合新媒介的特征将声音的魅力再次绽放。无需投射过多的注意力，在出行、运动、做饭、开车时，都可播放。如今随处可见“耳机人”，其在享受听觉体验的同时，也进行着身份认同，塑造着新的听觉文化。这一具有伴随性质的听觉文化，究其实质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抗，但又深陷消费主义的牢笼无法挣脱，沉溺在“解放神话”中，表现为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存在。 当下的听觉文化呈现出一种深度卷入的姿态，创造着想象与空白，营造着在场感，其与早前的口语文化不谋而合，强调的是深度的情感表达。在口语文化时期，人更像是一种情绪混合体，是整体感知、整体行动。拼音文字出现，摒弃了感性，它与现代机械文明相勾连，以一种不卷入的姿态压抑着情感和情绪，以理性为准绳，按照一套固定的标准行事。而电子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开始反抗这种超然的姿态，呼唤人的回归，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试图逃离理性的规训。从过往街头带着随身听的年轻人到今天塞着耳机的年轻人，都在以一种反抗的姿态与这个世界进行短暂切割。一种感性的表达从未走远，这种尼采所言的狄奥尼索斯式的精神深深烙印在人类的身上，总是会被重新唤醒。声音是一种带有想象的、诉诸情绪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气质的表达，人类借此可以进入一种醉境。在尼采看来，这种酒神精神是人价值与主体性的真正体现，是一种消灭了“无灵魂”个体幻觉之后复归自然显露意志的完满状态。[16]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展现的是人类根植于本性的一种原始冲动，其是感性的、放纵的、迷醉的野性。后现代的听觉文化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营造了一种忘我的醉境，促使置身其中的个体暂时与世界分离，进入自选情境。这体现了尼采对生命所具有的一种形而上的悲观情绪，试图摆脱柏拉图式的理性束缚，重新寻回自我渴望。读写文化背后则是尼采所言的另一种阿波罗式的日神精神，其崇尚节制、理性、静穆，代表一种稳定的形式美。现代主义所打造的正是这样的纯理性个体，抹去了感性的痕迹。大众成为生产链条上的一环，在“自由的幻梦”中成为福柯所言的规范化的身体，被不断训练、改造。今天的大众正在听觉文化中重新找寻一种权力意志，一种尼采所呼唤的生命力，推翻对身体的束缚。但当下听觉文化的回归不能被简单认为只是酒神精神的彰显，事实上其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缠绕。生活在都市中的个体将始终处于均等化和个性化相互对抗的矛盾中，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始终对现代主义将感性放逐保持警惕，而听觉文化的新表现形式所折射的则是大众对于理性之外的无法消灭的人的本能的呼唤，是一种情感性的声音体现，一种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一种以体验感和沉浸感为表征的拆除线性逻辑链条的尝试。
听觉文化的回归虽然彰显了大众渴望真正的个体自由的意志，但其依旧处于消费主义的语境中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2013年3月，喜马拉雅上线，这一年也被称为移动音频产业元年。随后，蜻蜓FM、荔枝FM等APP也强势登陆，成为移动音频巨头，市场占有率分列前三。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陪伴电台的价值日益凸显，活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场景中。移动音频从UGC、PGC发展到今天的PUGC，内容制作不断走向精细，不断为大众提供琳琅满目的音频产品，涉及有声小说、音乐节目、相声评书、广播剧等多种形式，大众不断沉浸在声音的世界中，在多样化中寻找着个性化。而这种个性差异的背后却暗含着消费主义打造的“解放神话”。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谈到，当时的人们处于一个“丰盛”的状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的包围，而是受物的包围。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杂货店，采用符号混放的方式将各种产品放置在一起，看似大众在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选择性实践，拥有自主权，但其所奉行的则是消费逻辑。究其本质而言，消费“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其依照加尔布雷思所称的“颠倒了的序列”运行，并不是由需求导向生产，而是由生产创造需求。其以个人需求与满足为噱头，掩盖了其背后对差异的垄断性和集中化。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只是“用一种价值体系来取代另一种（相对）变得无效了的价值体系”，是一种“表面上的人文革命”。需求本质上是生产力在个人层面的一种合理化演进与再增长，生产在逻辑上被消费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所替代。[17]就这样，生产所具有的垄断性与消费所提供的个性化相勾连，强加给大众一种选择自由的幻觉。大众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焦虑地找寻着失踪已久的差异，但依循的却是摒弃差异的逻辑。在消费主义语境中的个性和自由只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解放神话”，取消了人的真实差别，构建了一种本质上同质化的、利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符号差异形式。鲍德里亚认为，消费语境下的个体不再具有自主价值，只是包裹在变化不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多重关系终端。期盼借助听觉文化的回归重新获得自由的大众，在消费主义的包裹中显得天真无助。它将本属于大众的提供给大众进行消费，抹杀了他们真正“解放”的可能。自由地按下播放键，自主地选择内容，随心所欲地听，只是一种表面上看似具体、可操作，而内里却是形式化、被操纵的伪自由表达。消费的自我指向性使其永远无法被满足，其由外部生产系统所建构，自身并不具有否定性，处于消费逻辑中的听觉文化只能任由大众不断退回个人生活中，而公共参与的自由被悄无声息地从大众的头脑中删除了。
四、被围困的人：耳朵苏醒背后的焦虑
移动媒介与声音的相适配，创造了新的声音景观，唤醒了耳朵，使听觉文化再次回归。这一新的转向試图改善大众对眼睛的过度依赖，重新寻回感官平衡。大众在视觉文化的主导中毫无招架之力，想要再次拥有一种想象的空白，暂时地逃离，遁入了沉浸性的声音之中。大众想要寻求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以此获得一种全然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摆脱现代主义的规训，解放身体，找寻自我，再造一个虚拟空间成为他们的首选之策。声音借助新媒体的不同形式带人们进入自我世界，由于可以随时进入与退出，可以自选进入哪里，重叠各个空间，大众拥有了自主权。积极的自由不断诱惑着大众，使其甘之如饴。其背后隐藏的则是扩大生产的逻辑，个体在自我合理化中越走越远。正如韩炳哲所言，无法触摸真实的世界，与他者擦肩而过，使“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最终走向自我瓦解。今天的社会迎来的是自我技术的换装登场。福柯将自我技术视为个体凭借自己或是倚靠他人的力量对自身内在与外在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最终获得一种完美的状态。[18]此种主动态是驱动自我以及社会前进的隐藏内在动力，自我审察一直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世，无论是儒家的道德律令抑或基督教的祷告忏悔，都可以视为这一技术的变体。但目前看来，大众不再进行自我舍弃，而是在以积极的方式建构一个新的自我，重新形成身份认同。今天的关注焦点已从“我是什么”转变为“我能在哪里找到自己”，移动音频媒介勃兴的背后隐含的正是大众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与实践，而否定性的抹除与肯定性的主导又会将自我带向何处？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自我解放的焦虑。 大众具有一种超注意力，在多个任务、多个场景之中来回切换，感知逐渐变得分散化、碎片化。声音流动在这些碎片缝隙中，成为一种陪伴式存在，他们已经无法忍受无聊与孤独了。无聊地行走、无聊地开车、无聊地运动、无聊地做饭，迫使人们积极地寻找打发无聊的方式，于是各种各样的声音产品填满了这种无聊，满足着自我要求，但孤独依旧如影随形。戴上耳机就像挂着一个“生人勿近”的牌子，拒人于千里之外，这背后可能是自我的个性彰显，但更多的是对社交的恐惧，切断了与他者的真实连接，只是沉溺于自己的世界。数字技术使大众摆脱了现实与地域的限制，也带来了项飙所言的“附近的消失”。真实地发生着关联的他者面目全非，所看到的只有想象中的同类，看似热闹地拥抱孤独，却可能是再一次陷入沉默，彼得·汉德克所言的现代疲倦正在不断上演，“各自进入各自疲倦的巅峰，不是我们的，而是我这里的和你那里的”。[19]数字媒体所带来的去真实性体验正在使大众逐渐失去和他者、周遭的连接，移动互联网消除了远距离，也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近。原子化的存在还将继续扩张，将从身体远离走向心灵分离，“再部落化”能否到来还未可知，但他者的消失正在显现。数字技术为大众提供了表达自我与重塑自我的新平台与新路径，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只能看到自己，自我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从这种意涵来看，“耳机人”的出现背后不仅是自我世界的再造，同时也是与他人的断裂，是一种过度沉湎于自身的表征。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沉湎最终将导向自我厌倦和自我关押，将再也无力从自身中走出来。正如韩炳哲所言，“人们避免来自他者的任何形式的伤害，但它却以自我伤害的方式复活”。[20]对于冲突的恐惧压倒了人们对交流的渴望，数字媒体下的自我重复却无法再将自我带回起点，每一次的循环往复都会削减生命能量，最后将毫无生机，走向毁灭。移动声音景观中的个体共同编织了一幅看似生机勃勃的自由图景，每个个体都在嗒嗒地发出信号，但由于彼此切断了互通的频道以至无法聆听，这星星点点的电波最终将消逝于黑暗中。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于深度无聊和社交孤独的焦虑。
听觉文化回归的背后是时空关系的改变，而时空压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人类经历了从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到今天碎片时间的转变，电子技术的发展则将世界连成了“地球村”。21世纪的人们开始变得过度活跃，把握当下成为他们面对风险社会的方法之一。大众注重体验性、注重即时性，将生存状态切换到现在进行时，丧失了耐心。他们从一个地点到一个地点，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不留空隙，用声音将其填满，这只是消灭等待的一种形式。否则等待将使他们变得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必须做点什么来抚慰自己。人们在这种破碎、积极、即时的状态下，丧失了停下来沉思的能力。这种对于现在的绝对化追求消灭了连贯性，人们不知来路更不知去路，加剧了内爆，彻底与具有时间牵制的行为割裂。浸润在数字媒体中的个体，已不再具有持续性，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受到了互联网技术的型构，呈现扁平化态势，并不强调前后连贯性，其所有的重点在于抵达即时性，将现在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碎片化的时间结构与新自由主义共同造就了新的社会人，一种只存在于现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原子人”。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焦虑。
余论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对世界、自我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模式，在视觉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际，其也悄然地唤醒了耳朵这一感官，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移动声音景观，浸润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中。今天的听觉文化与部落时代的口语文化虽有相同的欲求，但又展现出移动互联时代独有的一些特征，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其在一种新的时空关系中重新被召回，与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相适配。同时人类在听觉文化中投射了真实的自我的影子，以此进行了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反抗，试图在酒神精神中达到自我的完满。但令人遗憾的是，听觉文化依循的仍是弃绝差异的消费逻辑，其追寻的只是一种“解放神话”，遁入声音，并不能在实践层面摆脱束缚。
在听觉文化回归的背后，是大众对自我解放、深度无聊、社交孤独以及不确定的未来的焦虑。对此，可能唯有从听觉幻梦中再次苏醒，调动各种感官去认识世界，摒弃消费主义所建构的虚假自我，重新认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明晰沉浸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重新调和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之间的关系，以一个丰富且弱化的自我与世界再次建立新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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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场景时代 声音景观 听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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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8.0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对于声音的渴求从未停止。无论是遥远的部落鼓抑或中世纪的钟声，还是再现的留声机和“对空言说”的广播，都在强调人类从未遗忘声音这一事实。而在视觉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移动媒介的发展再一次使耳朵“苏醒”。移动音频产业的快速崛起，为传媒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声音随着大众置身的场景而流动，出现在行走时、乘车时、做饭时、运动时，日渐消弭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之间的界限，现代大众的游徙性与声音的弥散性相勾连，创造了移动的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的回归，为大众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与期待。这一由媒介主导的听觉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媒介技术是如何与声音景观、听觉文化相交织的？行走的声音背后暗含的是怎样一种时空关系？听觉文化又处于一种怎样的二重矛盾之中？其背后所折射的焦虑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更好地廓清移动互联时代下关于媒介听觉转向研究的盲点和疑点。
一、耳朵的延伸：媒介技术、声音景观与听觉文化的交织
“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1]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具有预见性地指出媒介技术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大众，而身处其中的大众并未察觉，他认为这是一种“那喀索斯症”。在麦克卢汉看来，那喀索斯在水中的延伸使其变得麻木，他成为“自己延伸（即复写）的伺服机制”，而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每一次的延伸都是“自我截除”。在口语文化时期，人类呈现出一种部落化，对于感官的使用和调配处于平衡状态，当拼音字母出现后，人类得以延伸，眼睛占据优势地位。麦克卢汉认为此时的人类正在面临“脱部落化”，古登堡革命强势地用眼睛取代了中世纪的耳朵，打破了感官平衡，改变了感官比率。直至今天，视觉依旧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人们对眼睛的依赖与索取迫不及待地将一切事物进行可视化。但大众日渐在视觉文化中沉沦，感到疲乏。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子时代，耳朵将卷土重来，与眼睛相抗衡，实现“再部落化”，重新实现感官平衡，实现人的回归。
相较于眼睛来说，耳朵没有方向性，却更具沉浸性，是一种情感性媒介。麦克卢汉认为耳朵是机敏的，而眼睛是冷峻的、超然的，耳朵的世界要比眼睛的世界更具拥抱性和包容性。伊利亚德在其《神圣与世俗》一书中将由口语和声音主导的过去的世界称为神圣的宇宙，而将被钟表和字母表切割成视觉片断的世界称为世俗的宇宙。“我们决不能找到一个纯粹的世俗存在。不管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去圣化达到多大程度，他根据世俗生活所做出的选择都绝不可能使他真正彻底地摆脱宗教的行为。”[2]虽然世俗的宇宙不断强化视觉的主导地位，但声音的魔力一直激荡在大众心头。留声机、广播、随身听、MP3、iPod、手机等媒介不断延伸着大众的耳朵，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焕发着部落鼓的魅力。1877年爱迪生在研制电报设备的偶然情况下创造了留声机，他录下了他自己演唱的《玛丽有只小羔羊》，19世纪80年代唱片问世，至此声音得以大量复制、保存和传播。上海洋行最早将其引入中国经营，直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唱片业，风靡一时，重塑了大众的听觉感知，披上了摩登文化的外衣。[3]很快留声机迎来了强劲的对手，广播以其传播迅速、涉猎广泛、感染力强的特点备受各方青睐，将素未谋面的民众连接在一起，成为“再部落化”的有效手段。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至今仍是广播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他利用声音所具有的身临其境的亲切感，以陪伴的方式与美国民众进行了三十次谈话，成功地拉近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成为美国人民所信赖的总统。而希特勒采用与之相反的模式，将自己奉上神坛，他的声音则成为他“神圣”意志的再现，德国人民透过收音机集体聆听着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说。丘吉尔一向以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的形象示人，他在二战期间曾多次借助广播并辅以大喇叭在公共空间发表演说，凝聚人心，带领英国人民走过战火纷飞的年代。而随身听、MP3、iPod的发展赋予大众随时随地享有私人听觉空间的权力，其加速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融合，也成为青年们彰显自我、寻求身份认同的表征。在今天，随处可见佩戴耳机的人，媒介的此种延伸已真正成为人的外显器官。而Siri的出现与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将继续拓展人类对于声音的想象，不断重塑人类与声音的关系。
声音作为一种媒介，一直以来萦绕在大众周围，移动媒介的勃兴，再一次将声音带回公众视野，听觉文化的回归不仅改变着大众的感知方式，也重塑着传媒业态。近年来，喜马拉雅、荔枝等移动媒体的崛起越来越使人们认识到声音的价值与魅力。有学者认为声音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人通过其感知世界，通过其涉入世界。[4]虽然视觉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声音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地位，但对声音的研究一直未曾停止。加拿大作曲家谢弗一直呼吁摆脱视觉文化研究框架，不再将听觉视为其附属，而是看到声音所具有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他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声音景观这一概念，认为其是“任何可研究的声音领域”。[5]在此之后瓦克斯又做了进一步细分，他认为比起“特定情境中所有声音能量的总和”，声音景观强调的应是置身其中的人是如何理解这个情境的，即意味着人在创造着声音景观。[6]声音与人的关系一直处于相互缠绕的状态，比起物理环境，显然更强调人的主体性感受与理解。技术延伸着耳朵，大众再造着声景，不断呼唤着听觉，从而走向人的回归。 二、时间压缩与空间再造：场景时代“行走的声音”
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重构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模式。手机的出现，则将人从固定的地点中解放出来，不必端坐在客厅守着电视。相较于此前的媒介，手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具有移动性。正因如此，手机与大众寸步不离，成为人体的又一延伸。今天，人类已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有机会实现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设想。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人类实现了极大的跨越，也面临着生存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快的信息流动，致使线性处理模式已无法胜任今天的复杂局面，大众需要适应多任务的处理模式和多场景切换的生存状态。
人类脱离传统的熟人社会迈入现代的陌生人社会，现实联系被削弱，场景价值凸显。在现实空间里，人多数时候在行走，从一个地点去往另一个地点，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场景化生存正在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一个显著特征，罗伯特·斯考伯和谢尔·伊斯雷尔认为人类已进入场景时代，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7]随着物联网、VR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场景将不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基于场景的个性化传播也将更为精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声音的价值重新显现。手机（人体的延伸）和耳机（耳朵的延伸）的适配，使得大众在地铁上、公交车上、做饭时、开车时重新召回了声音，可以边走边听，满足了自己的听觉需求。“行走的声音”成为都市生活中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昭示着新的时空关系的出现。
海德格尔认为人类在根本上是时间性的，总是在时间性中找寻自身意义之所在，时间表达了人类主体的性质。时间作为一种尺度，一直以来深刻影响着社会进程和人类生活。农耕社会时，人与自然紧密相连，其以劳动者的身份浸润其中。自然界的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潮涨潮落无不牵动着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以自然时间为尺度认识世界、安排劳作。在自然时间的维度里，时间总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时间形成一种亲密感知。
到了工业社会，时间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钟表的出现，使时间成为一种高度抽象化的表达，其是标准化的，不再与个人经验相关，而是现代机器文明最突出的表征。钟表时间是一种人造时间，其脱离了农业社会的自然节奏，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变的测度，封闭的循环，完美的对称，可逆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的创造。”[8]马克思正是洞悉了这种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对人的无形控制，指出资本主义利用现代人身上的时间规律性调控劳动时间，剥削人的价值，此时 “人什么也不是，充其量不过是时间的躯体”[9]。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同样谈及此种时间观念。他认为其所奉行的是一种资本主义逻辑，使大眾认为浪费时间是要受到谴责的，而在闲聊与享乐中失去的是成为“上帝选民”的资格。[10]钟表时间抛弃了人的生物性，将人化约为纯粹理性个体，避免自然冲动，其创造了“钟表需要”，消灭了“生物需要”。
今天，人类进入了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由于技术的不断革新，时间已被压缩至现在时态，形成一种分散的、无序的、即时的碎片时间。这种具有后现代气质的媒介时间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强调即时，“现在在其中胜过了过去和未来”，它要求人在同一时间进行多任务处理，不断进入，不断退出。这种时间观念漂浮不定，它将线性的钟表时间切割成无数碎片，使其同时存在，又将脱离身体独立成体系的时间观念强势拽回人的实践活动中。于是播客、音乐、广播剧等媒介产品依托可选择的、可伴随的、不需要注意力的特性，以一种十分隐蔽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些碎片时间，重新将声音拉回大众视野。这种沉浸式的、陪伴式的听觉文化充斥在碎片时间里，并逐渐形成一道独特的声音景观，与人紧密相连，相伴共生。
信息社会不仅改变了时间观念，还造就了新的空间形态。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最引人注意也往往最被人忽视的是电的出现，其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运行状态。电的魔力在于其在将世界连成一体的时候，也发挥了去中心化的作用。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这种去中心化发挥到了极致。在这张网中，人们不再依靠地缘的连接，而是凭借趣缘进行自主连接，从而打造新的空间，并随时可以抽身离去。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信息社会的本质是流动，而空间形态正在由地域空间走向流动空间。[11]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跨越，空间可以随时和地点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点将会消失，而是在现实空间里再造了一个虚拟空间，是空间的一种叠加态。手机+耳机在移动的现实场景中再造了一个虚拟空间，人在此空间中具有自主权，按下“播放”，进入虚拟空间，按下“停止”，回到现实空间。正如戴维所言，个体试图通过主观感受将自己置身于想象与虚构之中，进而创造一种存在于内心的空间和景象。[12]哈里斯认为空间构造的目的并不在于凸显时间的真实感，它的目的是获得“暂时”，所以其在时间之中消除了时间。[13]今天穿梭在城市中的人并不同于本雅明笔下四处闲逛的“浪荡子”，[14]其所呈现的不是一种心不在焉的、匆匆掠过的、茫然野性的凝视，而是建构了一种以漂移为表征的游戏性空间体验。[15]当人们戴上耳机穿梭在城市中，进入由声音再造的“第三空间”，人身上所具有的游徙性与游戏性发生了重叠，暂时逃离了集体的规训，与自己独处。今天，随处可见戴着耳机行色匆匆的人，他们穿梭在城市的每个空间，不断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中来回切换。其置身于人群又远离着人群，消弭了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界限。“行走的声音”，也成为极具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声音景观。
三、听觉文化的两面性：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与消费主义的束缚
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行为，其通过耳朵接受着这个世界的声音。千百年来，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听的方式也在随之变化，听的内容愈加丰富，社会不断形塑着人类这一行为。由广场模式向家庭模式直至私人模式演进，大众在其中不断进行自我身份的塑造，构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进而成为一种文化表达。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眼睛处于一种过载的状态，大众渴望一种新的感受方式，于是耳朵开始“苏醒”，为人类重新建构了一种陪伴式的感官氛围。当下的听觉文化与移动媒体紧密相连，广播这一纯听觉媒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播客、广播剧、有声书因势而动，结合新媒介的特征将声音的魅力再次绽放。无需投射过多的注意力，在出行、运动、做饭、开车时，都可播放。如今随处可见“耳机人”，其在享受听觉体验的同时，也进行着身份认同，塑造着新的听觉文化。这一具有伴随性质的听觉文化，究其实质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抗，但又深陷消费主义的牢笼无法挣脱，沉溺在“解放神话”中，表现为一种具有两面性的存在。 当下的听觉文化呈现出一种深度卷入的姿态，创造着想象与空白，营造着在场感，其与早前的口语文化不谋而合，强调的是深度的情感表达。在口语文化时期，人更像是一种情绪混合体，是整体感知、整体行动。拼音文字出现，摒弃了感性，它与现代机械文明相勾连，以一种不卷入的姿态压抑着情感和情绪，以理性为准绳，按照一套固定的标准行事。而电子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到来，意味着开始反抗这种超然的姿态，呼唤人的回归，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试图逃离理性的规训。从过往街头带着随身听的年轻人到今天塞着耳机的年轻人，都在以一种反抗的姿态与这个世界进行短暂切割。一种感性的表达从未走远，这种尼采所言的狄奥尼索斯式的精神深深烙印在人类的身上，总是会被重新唤醒。声音是一种带有想象的、诉诸情绪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气质的表达，人类借此可以进入一种醉境。在尼采看来，这种酒神精神是人价值与主体性的真正体现，是一种消灭了“无灵魂”个体幻觉之后复归自然显露意志的完满状态。[16]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展现的是人类根植于本性的一种原始冲动，其是感性的、放纵的、迷醉的野性。后现代的听觉文化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营造了一种忘我的醉境，促使置身其中的个体暂时与世界分离，进入自选情境。这体现了尼采对生命所具有的一种形而上的悲观情绪，试图摆脱柏拉图式的理性束缚，重新寻回自我渴望。读写文化背后则是尼采所言的另一种阿波罗式的日神精神，其崇尚节制、理性、静穆，代表一种稳定的形式美。现代主义所打造的正是这样的纯理性个体，抹去了感性的痕迹。大众成为生产链条上的一环，在“自由的幻梦”中成为福柯所言的规范化的身体，被不断训练、改造。今天的大众正在听觉文化中重新找寻一种权力意志，一种尼采所呼唤的生命力，推翻对身体的束缚。但当下听觉文化的回归不能被简单认为只是酒神精神的彰显，事实上其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缠绕。生活在都市中的个体将始终处于均等化和个性化相互对抗的矛盾中，在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始终对现代主义将感性放逐保持警惕，而听觉文化的新表现形式所折射的则是大众对于理性之外的无法消灭的人的本能的呼唤，是一种情感性的声音体现，一种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一种以体验感和沉浸感为表征的拆除线性逻辑链条的尝试。
听觉文化的回归虽然彰显了大众渴望真正的个体自由的意志，但其依旧处于消费主义的语境中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2013年3月，喜马拉雅上线，这一年也被称为移动音频产业元年。随后，蜻蜓FM、荔枝FM等APP也强势登陆，成为移动音频巨头，市场占有率分列前三。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陪伴电台的价值日益凸显，活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场景中。移动音频从UGC、PGC发展到今天的PUGC，内容制作不断走向精细，不断为大众提供琳琅满目的音频产品，涉及有声小说、音乐节目、相声评书、广播剧等多种形式，大众不断沉浸在声音的世界中，在多样化中寻找着个性化。而这种个性差异的背后却暗含着消费主义打造的“解放神话”。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谈到，当时的人们处于一个“丰盛”的状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的包围，而是受物的包围。互联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杂货店，采用符号混放的方式将各种产品放置在一起，看似大众在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选择性实践，拥有自主权，但其所奉行的则是消费逻辑。究其本质而言，消费“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其依照加尔布雷思所称的“颠倒了的序列”运行，并不是由需求导向生产，而是由生产创造需求。其以个人需求与满足为噱头，掩盖了其背后对差异的垄断性和集中化。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只是“用一种价值体系来取代另一种（相对）变得无效了的价值体系”，是一种“表面上的人文革命”。需求本质上是生产力在个人层面的一种合理化演进与再增长，生产在逻辑上被消费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方式所替代。[17]就这样，生产所具有的垄断性与消费所提供的个性化相勾连，强加给大众一种选择自由的幻觉。大众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中，焦虑地找寻着失踪已久的差异，但依循的却是摒弃差异的逻辑。在消费主义语境中的个性和自由只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解放神话”，取消了人的真实差别，构建了一种本质上同质化的、利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符号差异形式。鲍德里亚认为，消费语境下的个体不再具有自主价值，只是包裹在变化不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一个多重关系终端。期盼借助听觉文化的回归重新获得自由的大众，在消费主义的包裹中显得天真无助。它将本属于大众的提供给大众进行消费，抹杀了他们真正“解放”的可能。自由地按下播放键，自主地选择内容，随心所欲地听，只是一种表面上看似具体、可操作，而内里却是形式化、被操纵的伪自由表达。消费的自我指向性使其永远无法被满足，其由外部生产系统所建构，自身并不具有否定性，处于消费逻辑中的听觉文化只能任由大众不断退回个人生活中，而公共参与的自由被悄无声息地从大众的头脑中删除了。
四、被围困的人：耳朵苏醒背后的焦虑
移动媒介与声音的相适配，创造了新的声音景观，唤醒了耳朵，使听觉文化再次回归。这一新的转向試图改善大众对眼睛的过度依赖，重新寻回感官平衡。大众在视觉文化的主导中毫无招架之力，想要再次拥有一种想象的空白，暂时地逃离，遁入了沉浸性的声音之中。大众想要寻求一个与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以此获得一种全然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摆脱现代主义的规训，解放身体，找寻自我，再造一个虚拟空间成为他们的首选之策。声音借助新媒体的不同形式带人们进入自我世界，由于可以随时进入与退出，可以自选进入哪里，重叠各个空间，大众拥有了自主权。积极的自由不断诱惑着大众，使其甘之如饴。其背后隐藏的则是扩大生产的逻辑，个体在自我合理化中越走越远。正如韩炳哲所言，无法触摸真实的世界，与他者擦肩而过，使“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最终走向自我瓦解。今天的社会迎来的是自我技术的换装登场。福柯将自我技术视为个体凭借自己或是倚靠他人的力量对自身内在与外在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最终获得一种完美的状态。[18]此种主动态是驱动自我以及社会前进的隐藏内在动力，自我审察一直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世，无论是儒家的道德律令抑或基督教的祷告忏悔，都可以视为这一技术的变体。但目前看来，大众不再进行自我舍弃，而是在以积极的方式建构一个新的自我，重新形成身份认同。今天的关注焦点已从“我是什么”转变为“我能在哪里找到自己”，移动音频媒介勃兴的背后隐含的正是大众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与实践，而否定性的抹除与肯定性的主导又会将自我带向何处？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自我解放的焦虑。 大众具有一种超注意力，在多个任务、多个场景之中来回切换，感知逐渐变得分散化、碎片化。声音流动在这些碎片缝隙中，成为一种陪伴式存在，他们已经无法忍受无聊与孤独了。无聊地行走、无聊地开车、无聊地运动、无聊地做饭，迫使人们积极地寻找打发无聊的方式，于是各种各样的声音产品填满了这种无聊，满足着自我要求，但孤独依旧如影随形。戴上耳机就像挂着一个“生人勿近”的牌子，拒人于千里之外，这背后可能是自我的个性彰显，但更多的是对社交的恐惧，切断了与他者的真实连接，只是沉溺于自己的世界。数字技术使大众摆脱了现实与地域的限制，也带来了项飙所言的“附近的消失”。真实地发生着关联的他者面目全非，所看到的只有想象中的同类，看似热闹地拥抱孤独，却可能是再一次陷入沉默，彼得·汉德克所言的现代疲倦正在不断上演，“各自进入各自疲倦的巅峰，不是我们的，而是我这里的和你那里的”。[19]数字媒体所带来的去真实性体验正在使大众逐渐失去和他者、周遭的连接，移动互联网消除了远距离，也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近。原子化的存在还将继续扩张，将从身体远离走向心灵分离，“再部落化”能否到来还未可知，但他者的消失正在显现。数字技术为大众提供了表达自我与重塑自我的新平台与新路径，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只能看到自己，自我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从这种意涵来看，“耳机人”的出现背后不仅是自我世界的再造，同时也是与他人的断裂，是一种过度沉湎于自身的表征。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沉湎最终将导向自我厌倦和自我关押，将再也无力从自身中走出来。正如韩炳哲所言，“人们避免来自他者的任何形式的伤害，但它却以自我伤害的方式复活”。[20]对于冲突的恐惧压倒了人们对交流的渴望，数字媒体下的自我重复却无法再将自我带回起点，每一次的循环往复都会削减生命能量，最后将毫无生机，走向毁灭。移动声音景观中的个体共同编织了一幅看似生机勃勃的自由图景，每个个体都在嗒嗒地发出信号，但由于彼此切断了互通的频道以至无法聆听，这星星点点的电波最终将消逝于黑暗中。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于深度无聊和社交孤独的焦虑。
听觉文化回归的背后是时空关系的改变，而时空压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人类经历了从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到今天碎片时间的转变，电子技术的发展则将世界连成了“地球村”。21世纪的人们开始变得过度活跃，把握当下成为他们面对风险社会的方法之一。大众注重体验性、注重即时性，将生存状态切换到现在进行时，丧失了耐心。他们从一个地点到一个地点，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不留空隙，用声音将其填满，这只是消灭等待的一种形式。否则等待将使他们变得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必须做点什么来抚慰自己。人们在这种破碎、积极、即时的状态下，丧失了停下来沉思的能力。这种对于现在的绝对化追求消灭了连贯性，人们不知来路更不知去路，加剧了内爆，彻底与具有时间牵制的行为割裂。浸润在数字媒体中的个体，已不再具有持续性，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受到了互联网技术的型构，呈现扁平化态势，并不强调前后连贯性，其所有的重点在于抵达即时性，将现在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碎片化的时间结构与新自由主义共同造就了新的社会人，一种只存在于现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原子人”。耳朵苏醒的背后是大众对于不确定的未来的焦虑。
余论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对世界、自我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模式，在视觉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际，其也悄然地唤醒了耳朵这一感官，并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移动声音景观，浸润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中。今天的听觉文化与部落时代的口语文化虽有相同的欲求，但又展现出移动互联时代独有的一些特征，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其在一种新的时空关系中重新被召回，与人类生存的新方式相适配。同时人类在听觉文化中投射了真实的自我的影子，以此进行了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反抗，试图在酒神精神中达到自我的完满。但令人遗憾的是，听觉文化依循的仍是弃绝差异的消费逻辑，其追寻的只是一种“解放神话”，遁入声音，并不能在实践层面摆脱束缚。
在听觉文化回归的背后，是大众对自我解放、深度无聊、社交孤独以及不确定的未来的焦虑。对此，可能唯有从听觉幻梦中再次苏醒，调动各种感官去认识世界，摒弃消费主义所建构的虚假自我，重新认知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重新明晰沉浸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重新调和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之间的关系，以一个丰富且弱化的自我与世界再次建立新的联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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