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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此前一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刘春霖成为末代状元，比张謇晚了10年。又过了几年，连大清朝也没了，但是刘春霖的一生，经历时代的动荡更迭，仍然对得起“状元”称号。
名字吉利，被慈禧定为状元
1903年3月全国会试，本应在北京贡院举办，但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毁，只好移到河南开封贡院。这次考试内容有重大改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这次会试刘春霖名落孙山。按常规，科举每3年举办一次，刘春霖只能等1906年了。恰好赶上慈禧七十大寿，1904年特增一期“恩科”，仍在河南开封贡院考。谭延闿考中第1名，劉春霖也幸运地考中第17名，获得进京参加殿试（共273人）的资格。
殿试共4道策论题，限一天内完成，据刘春霖回忆：“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卷。”考完后，阅卷人之一陆润庠指着刘春霖的试卷说：“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但其他阅卷人不同意，最终公议将朱汝珍列为第一，刘春霖、张启后、商衍鎏列其后。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辞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她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革，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再一看朱汝珍是广东人，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民主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于是她大笔一圈，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爱办学的另类状元
中状元后，刘春霖获授翰林院修撰。这个时候，晚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社会上早已流行出国留学。1905年，刘春霖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考中状元还出国留学的人。
从日本回来后，刘春霖就投身教育事业，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刘春霖非常关心乡梓教育。他曾在老家村里兴建小学一所，房屋和学校设备均由其资助，并赠匾额一方，上题“铸才炉”悬于门庭。刘春霖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亦非常重视，凡入小学以至考入中学、大学者，刘春霖均一律供应花费。
刘春霖在北京居住多年，他与民国时期旅居北京的河北省知名人士为同乡在京的子女们筹建了一所中学，名为“燕冀中学”。该校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在外城广安门大街，女校在内城西什库后库。刘春霖不仅为建校捐款并赠书，而且还任燕冀中学董事会董事。后来该校日益扩大，不仅限河北籍学生，并招收外省、市籍学生。当年，女校在北京市成为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末代状元的面子
清灭亡后，刘春霖隐居在北京宣武门内前王公厂西口寓所，“终日以诗、书、棋为消遣”，极少对时局发表意见。1923年，刘春霖退出政坛，每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遛弯，以读书静坐为乐，靠书法自养。
1921年前后，军阀割据，北方直（吴佩孚）、皖（段祺瑞）、奉（张作霖）三系军阀混战，发展成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有一次，直系首领吴佩孚的一个师参谋长，由于对直奉战争的观点不同，吴闻之大怒，即将这位参谋长逮捕入狱，并要枪毙这个参谋长。吴佩孚的将领为之求情，吴一律不准，而且决定了执行死刑的日期。
这时有人想到刘春霖和吴佩孚素有来往，便请刘春霖出面来说情。刘春霖很快就到了东城什锦花园吴佩孚寓所。他见吴佩孚后，说明来意，并告诉吴，请把这事弄清楚，不能草率枪决人，以免造成冤案，后悔亦迟。刘并作人保。吴佩孚当面应允。果然，到期没有执行，挽救了一条人命。
有人问吴佩孚：“许多人前来说情，大帅不允；为什么刘春霖来一说，大帅就马上答应了呢？”吴佩孚笑答：“刘殿撰为人忠厚诚实，性格耿直，做事谨慎而细致，我相信他不能虚言。”
“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几次派人找刘春霖，请他去做官，刘均称病回绝，自道：“我因一时之错，参加了张勋复辟，深感自疚。现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统皇帝前任职，我是不去参加的，不能一错再错。”
他的朋友、著名书法家郑孝胥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亲自来找刘春霖，他们在清末有过相同政治主张，但刘不客气地说：“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好友金选三将刘春霖骗到天津，在英租界给他找了藏身处，但刘表示：“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真是愧对先祖之教导。”随后他坚决回到了北平。
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1937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石驸马大街刘府请刘出山。
见到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刘春霖心中已很不悦。王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可还没等他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道：“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告退。
王揖唐后来几次请刘春霖出山，甚至许以北平市市长之职，刘都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摘自《看历史》）
名字吉利，被慈禧定为状元
1903年3月全国会试，本应在北京贡院举办，但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毁，只好移到河南开封贡院。这次考试内容有重大改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这次会试刘春霖名落孙山。按常规，科举每3年举办一次，刘春霖只能等1906年了。恰好赶上慈禧七十大寿，1904年特增一期“恩科”，仍在河南开封贡院考。谭延闿考中第1名，劉春霖也幸运地考中第17名，获得进京参加殿试（共273人）的资格。
殿试共4道策论题，限一天内完成，据刘春霖回忆：“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卷。”考完后，阅卷人之一陆润庠指着刘春霖的试卷说：“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但其他阅卷人不同意，最终公议将朱汝珍列为第一，刘春霖、张启后、商衍鎏列其后。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辞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她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革，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再一看朱汝珍是广东人，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民主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于是她大笔一圈，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爱办学的另类状元
中状元后，刘春霖获授翰林院修撰。这个时候，晚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社会上早已流行出国留学。1905年，刘春霖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考中状元还出国留学的人。
从日本回来后，刘春霖就投身教育事业，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刘春霖非常关心乡梓教育。他曾在老家村里兴建小学一所，房屋和学校设备均由其资助，并赠匾额一方，上题“铸才炉”悬于门庭。刘春霖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亦非常重视，凡入小学以至考入中学、大学者，刘春霖均一律供应花费。
刘春霖在北京居住多年，他与民国时期旅居北京的河北省知名人士为同乡在京的子女们筹建了一所中学，名为“燕冀中学”。该校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在外城广安门大街，女校在内城西什库后库。刘春霖不仅为建校捐款并赠书，而且还任燕冀中学董事会董事。后来该校日益扩大，不仅限河北籍学生，并招收外省、市籍学生。当年，女校在北京市成为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末代状元的面子
清灭亡后，刘春霖隐居在北京宣武门内前王公厂西口寓所，“终日以诗、书、棋为消遣”，极少对时局发表意见。1923年，刘春霖退出政坛，每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遛弯，以读书静坐为乐，靠书法自养。
1921年前后，军阀割据，北方直（吴佩孚）、皖（段祺瑞）、奉（张作霖）三系军阀混战，发展成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有一次，直系首领吴佩孚的一个师参谋长，由于对直奉战争的观点不同，吴闻之大怒，即将这位参谋长逮捕入狱，并要枪毙这个参谋长。吴佩孚的将领为之求情，吴一律不准，而且决定了执行死刑的日期。
这时有人想到刘春霖和吴佩孚素有来往，便请刘春霖出面来说情。刘春霖很快就到了东城什锦花园吴佩孚寓所。他见吴佩孚后，说明来意，并告诉吴，请把这事弄清楚，不能草率枪决人，以免造成冤案，后悔亦迟。刘并作人保。吴佩孚当面应允。果然，到期没有执行，挽救了一条人命。
有人问吴佩孚：“许多人前来说情，大帅不允；为什么刘春霖来一说，大帅就马上答应了呢？”吴佩孚笑答：“刘殿撰为人忠厚诚实，性格耿直，做事谨慎而细致，我相信他不能虚言。”
“宁作华丐，不当汉奸”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几次派人找刘春霖，请他去做官，刘均称病回绝，自道：“我因一时之错，参加了张勋复辟，深感自疚。现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统皇帝前任职，我是不去参加的，不能一错再错。”
他的朋友、著名书法家郑孝胥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亲自来找刘春霖，他们在清末有过相同政治主张，但刘不客气地说：“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好友金选三将刘春霖骗到天津，在英租界给他找了藏身处，但刘表示：“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真是愧对先祖之教导。”随后他坚决回到了北平。
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1937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石驸马大街刘府请刘出山。
见到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刘春霖心中已很不悦。王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可还没等他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道：“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告退。
王揖唐后来几次请刘春霖出山，甚至许以北平市市长之职，刘都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摘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