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了。
　　徐占杰和遜克县一个老局长戴上高帽，在村里敲锣“游街”，到了下班点儿摘下帽子往桌底下一搁，再赶白天的工作，俩人还互相打趣锣敲得不错，以为运动不过如此。
　　后来大队部开会抓“特务”、通苏情报员，几乎每家一个指标，揪出来圈进牛棚。“随便给你安个罪名，不承认就挨揍。要说了什么犯忌的话，回来给你汇报一下，晚上就把你弄去冻一晚。”村民们背后在地里直骂，但没人敢当面反抗，更不敢替“特务”说情。
　　徐英杰的老伴儿被圈了两个多月，他每天“拎着小桶、拿着小盆、像喂猪似地”送三顿饭，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也只能天天送去牛棚，喂完奶再抱回来。
　　也有人受不了莫须有的罪名。徐维义的大姐夫张运山曾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抗日战争时期将一份日伪名单的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造反派们据此“铁证”把他打成“苏修特务集团头头”，每天批斗会上用皮鞭抽打，完了让他爬回牛棚。 　　终于有天，张运山趁只有一个年轻女造反派看着時，一头栽进棚口的老井，死的时候才42岁。在村民眼里，张运山很能干，又好交朋友，老人们议论起来都说，“最好的一个人，最后下场最惨。”
　　直到毛主席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牛棚里的“特务”们才重获人身自由，惊魂未定的刘瑞华赶紧烧掉了公公婆婆的全部照片和家谱，徐占杰决意这辈子再不跟江对面的二舅有任何联系。
　　没法改变的是这张脸，他心里有气：“我是混血儿不是我造成的，我愿意像这样吗？我中国生，中国长，是中国籍，你们耍着我玩干啥啊？我没当过特务，你非叫我当特务不可？当时我就气得埋怨毛主席，你当你主席行了呗，养你老了，干嘛折腾我们啊。”
　　“文革”结束后，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村民们集体平反，工作组还专门为张运山开了平反大会和追悼会，但这对他的遗孀徐桂芝来说，没什么意义。徐桂芝生性安静，丧夫之后更沉默寡言了，烟瘾很大，自己卷烟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抽。她一个人住，爱侍弄些花花草草，常常一碗牛奶一两块儿馒头就把一顿饭打发了。儿子媳妇每年从上海回来探望她，帮着劈好够大半年用的柴火码在院子里。她也不愿意去上海，住不惯。
　　徐维义今年也78岁了，身子骨硬朗得很，用大铁锅拌起猪食来毫不费力，除了养猪和鸡，他在村子两里地外还有几晌地，种点儿大豆。每年最大的盼头就是能去北京看看做生意的儿子和女儿。
　　和总是忙忙碌碌干活的徐维义相比，徐英杰要清闲得多，他和开小卖部的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在自家炕头看电视，或是串门去邻家炕头、唠嗑儿，偶尔会在早晨去江边围观村民打渔。到了赶集日，他揣上二十来块钱，溜达去集上，买点儿自家小卖部没有的新鲜核桃和虾米。

　　村里第一代中苏混血儿正慢慢凋零，只剩下6位老人了。由于主动“洗”血统，村里第三代、第四代大多只和纯种中国人通婚，容貌已经基本汉化。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江对面的海兰泡打工、种地，不时给老人们带点儿黑列巴和俄式咖啡什么的。徐占杰的女儿在哈尔滨做起了导游，专门接俄罗斯的团，儿子徐国栋拍电影《西伯利亚历险记》时，还交了个俄国朋友阿廖沙。历史负担并没有代代相传。
　　只看村口被捅过的牌匾、村中心惟一的俄式建筑和少数人的脸，容易得出“宏疆村的俄罗斯元素正在变少”的结论，没法统计的是一个叫作侨民证的小本本。侨民证现在在村里吃香得很，徐维义早在1992年就办了侨民证，据说等孙子考大学时能加20分。让徐占杰生气的是，好些完全没有俄罗斯血统的山东支边人员都办上了，他这个正儿八经的混血儿却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