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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状元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是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呢？在你考上状元后，整个科举制度都取消了，你是喜是悲？你会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而自己的状元，也许只有“历史”价值了。
1905年，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此前一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刘春霖成为末代状元，比张謇晚了10年。又过了几年，连大清朝也没了，但是刘春霖的一生，经历时代的动荡更迭，仍然对得起“状元”这个知识分子精英的称号。
曾违规“冒籍”，也学过西学
1872年，刘春霖生于河北肃宁农家，家道贫寒，世代为农，其父刘魁书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刘春霖幼年时跟随父母在济南，因生活困难，6岁时被送回老家，托靠哥嫂抚养，8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喜爱。后来，父亲把他帶至保定，入莲池书院读书，连续攻读十余年，学业长进很快，颇得院长吴汝纶赏识。
刘魁书是皂（即旧官府中的非正式员工），收入多靠盘剥，属“下九流”。据当时规定，皂“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需“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刘魁书的两个儿子刘春堂与刘春霖均好学，按当时规定，参加科举必须廪生担保才行。所谓廪生，又称廪膳生。明清时期，县府3年召集全县秀才，岁考一次，成绩好的补为廪生，按月享受政府津贴。此制创于朱元璋，到清代时，廪生每年可领4.8两白银。
廪生担保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冒考和冒籍。冒考指考生身家不清白，贱民后代冒充良民后代。当时各地科举录取名额不一，常有人跨县考试，即冒籍。自雍正以后，清廷废除了贱民、贱籍制度，但冒考仍在严禁之列。刘魁书请同乡廪生胡光签为刘春堂和刘春霖担保，胡胆子小，予以拒绝。刘家只好另找廪生担保，好在刘家兄弟均考中秀才，得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
那时，中国已经有了新式大学，一些地方的书院，也都有了不少“新意”。刘春霖入书院时，院长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吴是“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严复曾向他学习古文，《天演论》的序即出自吴之手。莲池书院本为科举考试服务，但吴汝纶大量引入西学课程，在校10年，刘春霖学习了《西国哲学史》《欧洲外交史》《世界文明史》《天演论》等。后因父母患病，相继去世，刘家兄弟一直没能参加科举，直到1902年才得以参加乡试，并双双考中举人。
名字吉利，被慈禧定为状元
1903年3月全国会试，本应在北京贡院举办，但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毁，只好移到河南开封贡院。这次考试内容有重大改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名落孙山。按常规，科举每3年举办一次，刘春霖只能等1906年了。恰好赶上慈禧七十大寿，1904年特增一期“恩科”，仍在河南开封贡院考。谭延闿考中第1名，刘春霖也幸运地考中第17名，获得进京参加殿试（共273人）的资格。
清朝初期，皇帝会亲临殿试现场，但道光以后，皆由亲王代理。殿试共4道策论题，限一天内完成，据刘春霖回忆：“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卷。”考完后，阅卷人之一陆润庠指着刘春霖的试卷说：“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但其他阅卷人不同意，最终公议将朱汝珍列为第一，刘春霖、张启后、商衍鎏列其后。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她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革，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再一看朱汝珍是广东人，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民主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她大笔一圈，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不做官，爱办学的另类状元
中状元后，刘春霖获授翰林院修撰。这个时候，晚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社会上早已流行出国留学。1905年，刘春霖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考中状元还出国留学的人。
从日本回来后，刘春霖就投身教育事业，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刘春霖非常关心乡梓教育。他曾在老家村里兴建小学一所，房屋和学校设备均由其资助，并赠匠额一方，上题“铸才炉”悬于门庭。刘春霖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亦非常重视，凡入小学以至考人中学、大学者，刘春霖均一律供应花费。
当肃宁县建立“肃宁县师资讲习所”和“高级小学堂”时，刘春霖的入室弟子吴友梅校长（清朝末科秀才），特请刘春霖为学堂正厅的明柱上写了抱柱对联（木制雕刻的黑底金字）：“天开新学界，地嬗古遗风。”并请刘春霖为学堂撰拟了校歌歌词。歌词为：“地嬗古遗风，毛公设帐，董相传经。荆轲故里，武垣城。儒文侠武，燕赵遗风。莘莘学子，负笈来从，普被时雨并春风。春风暖，雨露浓，高门桃李及时荣。” 刘春霖在北京居住多年，他与民国时期旅居北京的河北省知名人士为同乡在京的子女们筹建了一所中学，名为“燕冀中学”。该校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在外城广安门大街，女校在内城西什库后库。刘春霖不仅为建校捐款并赠书，而且还任燕冀中学董事会董事。后来该校日益扩大，不仅限河北籍学生，并招收外省、市籍学生。当年，女校在北京市成为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末代状元”的面子
清灭亡后，刘春霖隐居在北京宣武门内前王公厂西口寓所，“终日以诗、书、棋为消遣”，极少对时局发表意见。1923年，刘春霖退出政坛，每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遛弯，以读书静坐为乐，靠书法自养。他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在今天，他的作品偶尔流入拍卖市场，价格也非常惊人。
旧时大户办丧事，需为逝者造牌位，并送到家廟中，牌位上写明“×××之神主”，主字上面一点不写，由大人物用朱砂点画完成，此即“点主”。刘春霖是状元，又是书法家，常被重金请去“点主”。上海英籍犹太富豪哈同去世后，他的遗孀罗迦陵为求隆重，经人介绍请刘春霖为哈同“点主”，另请清朝的榜眼（第二名）和探花（第三名）担任副“点主”。“三甲点主”轰动一时，刘春霖因此得了一万银元，另两人各拿五千。
1921年前后，军阀割据，北方直（吴佩孚）、皖（段祺瑞）、奉（张作霖）三系军阀混战，发展成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有一次，直系首领吴佩孚的一个师参谋长，由于对直奉战争的观点不同，有人误解他对战争不满，必定和奉系张作霖有联系，便报告给吴佩孚。吴闻之大怒，即将这位参谋长逮捕入狱，师长蒋雁行也受到吴佩孚的严厉训斥，并要枪毙这个参谋长。吴佩孚的将领为之求情，吴一律不准，而且决定了执行死刑的日期。
这时有人想到刘春霖和吴佩孚素有来往，便请刘春霖出面来说情。刘春霖很快就到了东城什锦花园吴佩孚寓所。他见吴佩孚后，说明来意，并告诉吴，请把这事弄清楚，不能草率枪决人，以免造成冤案，后悔亦迟。刘并作人保。吴佩孚当面应允。果然，到期没有执行，挽救了一条人命。
有人问吴佩孚：“许多人前来说情，大帅不允；为什么刘春霖来一说，大帅就马上答应了呢？”吴佩孚笑答：“刘殿撰为人忠厚诚实，性格耿直，做事谨慎而细致，我相信他不能虚言。”
这就是末代状元的“面子”。
一个状元的品格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几次派人找刘春霖，请他去做官，刘均称病回绝，自道：“我因一时之错，参加了张勋复辟，深感自疚。现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统皇帝前任职，我是不去参加的，不能一错再错。”
他的朋友、著名书法家郑孝胥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亲自来找刘春霖，他们在清末有过相同政治主张，但刘不客气地说：“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好友金选三将刘春霖骗到天津，在英租界给他找了藏身处，但刘表示：“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真是愧对先祖之教导。”随后他坚决回到了北平。
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1937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石附马大街刘府请刘出山。
见到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刘春霖心中已很不悦。王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可还没等他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道：“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告退。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后，劝他到南方躲避一下。刘春霖说：“躲到哪里去？南方的大片国土也沦陷了，总不能躲出国门、流浪到南洋去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几次请刘春霖出山，甚至许以北平市市长之职，刘都不为所动，还骂王揖唐是“筋骨软的东西”。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这就是一个状元的风骨。虽然他想效力的朝廷早已不在了，但是，他却仍保持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气节”。如果我们把状元理解为“最优秀的读书人”，那么刘春霖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最终要通过他一生的修行而不是某次考试的成绩来评判，因此，虽然刘春霖是封建王朝的“末代状元”，但也是一个保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气节的知识精英。
（本文参考资料《唐山：刘春霖，冒考却成末代状元》 北京晚报）
1905年，清政府取消了科举考试。此前一年，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刘春霖成为末代状元，比张謇晚了10年。又过了几年，连大清朝也没了，但是刘春霖的一生，经历时代的动荡更迭，仍然对得起“状元”这个知识分子精英的称号。
曾违规“冒籍”，也学过西学
1872年，刘春霖生于河北肃宁农家，家道贫寒，世代为农，其父刘魁书先后在济南、保定府衙当差。其母亦在知府家中做女仆。刘春霖幼年时跟随父母在济南，因生活困难，6岁时被送回老家，托靠哥嫂抚养，8岁时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深受老师喜爱。后来，父亲把他帶至保定，入莲池书院读书，连续攻读十余年，学业长进很快，颇得院长吴汝纶赏识。
刘魁书是皂（即旧官府中的非正式员工），收入多靠盘剥，属“下九流”。据当时规定，皂“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需“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刘魁书的两个儿子刘春堂与刘春霖均好学，按当时规定，参加科举必须廪生担保才行。所谓廪生，又称廪膳生。明清时期，县府3年召集全县秀才，岁考一次，成绩好的补为廪生，按月享受政府津贴。此制创于朱元璋，到清代时，廪生每年可领4.8两白银。
廪生担保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冒考和冒籍。冒考指考生身家不清白，贱民后代冒充良民后代。当时各地科举录取名额不一，常有人跨县考试，即冒籍。自雍正以后，清廷废除了贱民、贱籍制度，但冒考仍在严禁之列。刘魁书请同乡廪生胡光签为刘春堂和刘春霖担保，胡胆子小，予以拒绝。刘家只好另找廪生担保，好在刘家兄弟均考中秀才，得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
那时，中国已经有了新式大学，一些地方的书院，也都有了不少“新意”。刘春霖入书院时，院长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吴是“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严复曾向他学习古文，《天演论》的序即出自吴之手。莲池书院本为科举考试服务，但吴汝纶大量引入西学课程，在校10年，刘春霖学习了《西国哲学史》《欧洲外交史》《世界文明史》《天演论》等。后因父母患病，相继去世，刘家兄弟一直没能参加科举，直到1902年才得以参加乡试，并双双考中举人。
名字吉利，被慈禧定为状元
1903年3月全国会试，本应在北京贡院举办，但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毁，只好移到河南开封贡院。这次考试内容有重大改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名落孙山。按常规，科举每3年举办一次，刘春霖只能等1906年了。恰好赶上慈禧七十大寿，1904年特增一期“恩科”，仍在河南开封贡院考。谭延闿考中第1名，刘春霖也幸运地考中第17名，获得进京参加殿试（共273人）的资格。
清朝初期，皇帝会亲临殿试现场，但道光以后，皆由亲王代理。殿试共4道策论题，限一天内完成，据刘春霖回忆：“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卷。”考完后，阅卷人之一陆润庠指着刘春霖的试卷说：“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但其他阅卷人不同意，最终公议将朱汝珍列为第一，刘春霖、张启后、商衍鎏列其后。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她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革，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再一看朱汝珍是广东人，更是火上浇油。因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民主大旗的孙中山……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于是将朱汝珍的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她大笔一圈，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废除了科举考试，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不做官，爱办学的另类状元
中状元后，刘春霖获授翰林院修撰。这个时候，晚清政府已经风雨飘摇，社会上早已流行出国留学。1905年，刘春霖奉派到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考中状元还出国留学的人。
从日本回来后，刘春霖就投身教育事业，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
刘春霖非常关心乡梓教育。他曾在老家村里兴建小学一所，房屋和学校设备均由其资助，并赠匠额一方，上题“铸才炉”悬于门庭。刘春霖对其家族子弟的教育亦非常重视，凡入小学以至考人中学、大学者，刘春霖均一律供应花费。
当肃宁县建立“肃宁县师资讲习所”和“高级小学堂”时，刘春霖的入室弟子吴友梅校长（清朝末科秀才），特请刘春霖为学堂正厅的明柱上写了抱柱对联（木制雕刻的黑底金字）：“天开新学界，地嬗古遗风。”并请刘春霖为学堂撰拟了校歌歌词。歌词为：“地嬗古遗风，毛公设帐，董相传经。荆轲故里，武垣城。儒文侠武，燕赵遗风。莘莘学子，负笈来从，普被时雨并春风。春风暖，雨露浓，高门桃李及时荣。” 刘春霖在北京居住多年，他与民国时期旅居北京的河北省知名人士为同乡在京的子女们筹建了一所中学，名为“燕冀中学”。该校分为男、女两校，男校在外城广安门大街，女校在内城西什库后库。刘春霖不仅为建校捐款并赠书，而且还任燕冀中学董事会董事。后来该校日益扩大，不仅限河北籍学生，并招收外省、市籍学生。当年，女校在北京市成为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末代状元”的面子
清灭亡后，刘春霖隐居在北京宣武门内前王公厂西口寓所，“终日以诗、书、棋为消遣”，极少对时局发表意见。1923年，刘春霖退出政坛，每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遛弯，以读书静坐为乐，靠书法自养。他是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在今天，他的作品偶尔流入拍卖市场，价格也非常惊人。
旧时大户办丧事，需为逝者造牌位，并送到家廟中，牌位上写明“×××之神主”，主字上面一点不写，由大人物用朱砂点画完成，此即“点主”。刘春霖是状元，又是书法家，常被重金请去“点主”。上海英籍犹太富豪哈同去世后，他的遗孀罗迦陵为求隆重，经人介绍请刘春霖为哈同“点主”，另请清朝的榜眼（第二名）和探花（第三名）担任副“点主”。“三甲点主”轰动一时，刘春霖因此得了一万银元，另两人各拿五千。
1921年前后，军阀割据，北方直（吴佩孚）、皖（段祺瑞）、奉（张作霖）三系军阀混战，发展成直奉战争、直皖战争。有一次，直系首领吴佩孚的一个师参谋长，由于对直奉战争的观点不同，有人误解他对战争不满，必定和奉系张作霖有联系，便报告给吴佩孚。吴闻之大怒，即将这位参谋长逮捕入狱，师长蒋雁行也受到吴佩孚的严厉训斥，并要枪毙这个参谋长。吴佩孚的将领为之求情，吴一律不准，而且决定了执行死刑的日期。
这时有人想到刘春霖和吴佩孚素有来往，便请刘春霖出面来说情。刘春霖很快就到了东城什锦花园吴佩孚寓所。他见吴佩孚后，说明来意，并告诉吴，请把这事弄清楚，不能草率枪决人，以免造成冤案，后悔亦迟。刘并作人保。吴佩孚当面应允。果然，到期没有执行，挽救了一条人命。
有人问吴佩孚：“许多人前来说情，大帅不允；为什么刘春霖来一说，大帅就马上答应了呢？”吴佩孚笑答：“刘殿撰为人忠厚诚实，性格耿直，做事谨慎而细致，我相信他不能虚言。”
这就是末代状元的“面子”。
一个状元的品格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几次派人找刘春霖，请他去做官，刘均称病回绝，自道：“我因一时之错，参加了张勋复辟，深感自疚。现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统皇帝前任职，我是不去参加的，不能一错再错。”
他的朋友、著名书法家郑孝胥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亲自来找刘春霖，他们在清末有过相同政治主张，但刘不客气地说：“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好友金选三将刘春霖骗到天津，在英租界给他找了藏身处，但刘表示：“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真是愧对先祖之教导。”随后他坚决回到了北平。
日军侵占北平后想找些名人出来撑台面。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是刘春霖同科进士，又一同去日本留学，平素交往不错。1937年秋的一天，王揖唐西装革履，头戴日本军帽，带着贵重礼品，乘一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神气活现地去石附马大街刘府请刘出山。
见到王揖唐头戴日本军帽，刘春霖心中已很不悦。王出任伪职，他已有耳闻。宾主坐定后，王揖唐双手一拱，直奔主题：“仁兄之品德、才华，胜弟十倍，望兄能为我维持政务，弟感三生有幸！”可还没等他说完，刘春霖便蓦地从藤椅中站起来，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痛斥王揖唐道：“君非昔日之君，臣非昔日之臣。我是决不会依附外国侵略者的。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请免开尊口！”王揖唐见状，只得灰溜溜地告退。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后，劝他到南方躲避一下。刘春霖说：“躲到哪里去？南方的大片国土也沦陷了，总不能躲出国门、流浪到南洋去吧？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几次请刘春霖出山，甚至许以北平市市长之职，刘都不为所动，还骂王揖唐是“筋骨软的东西”。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兵到刘春霖家抄走了全部家具，还将刘春霖历年收藏的书画珍宝洗劫一空，并将其全家赶出家门。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王揖唐方许其归家，允其以重金赎回书画，并发还了抄走的财物。
这就是一个状元的风骨。虽然他想效力的朝廷早已不在了，但是，他却仍保持着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气节”。如果我们把状元理解为“最优秀的读书人”，那么刘春霖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最终要通过他一生的修行而不是某次考试的成绩来评判，因此，虽然刘春霖是封建王朝的“末代状元”，但也是一个保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气节的知识精英。
（本文参考资料《唐山：刘春霖，冒考却成末代状元》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