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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安徽合肥人。他早年在乡间举办团练，1862年率部加入淮军，在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中作战勇敢、独树一帜，号称“铭字营”，深受李鸿章赏识，很快被提升为总兵。1865年他被擢升为直隶总督，继又督办陕西军务。1884年他就任福建巡抚，1885年成为清代台湾省第一任巡抚。1890年他以兵部尚书衔帮办海军，次年告病还乡。
刘铭传在台湾的七年，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台湾开发建设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1.抗击法寇，保卫台湾。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与大陆咫尺相望，是祖国的海防前哨。台湾海峡是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对维护我国东南地区安全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1884年7月，法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舰队进入台海地区，清廷再度告急，刘铭传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渡海奔赴台湾督办军务。他根据清军重南轻北部署情况，分析法军先北后南行动计划和预谋，协调与驻台湘军内部关系，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大胆采取诱敌深入进行陆战的战术，大挫敌锋。经连续数月苦战，台湾守军困难日增，加上疫病流行，病者十居八九，刘铭传一再电告清廷火速派兵增援，但掌握军权的各派军阀相互推诿，借故迟迟不肯派兵。1884年底，孤拔抽调大批部队到台湾，各种兵船倾巢出动，昼夜巡海搜索，妄图把清军困死在台湾。刘坚决表示“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时积极自救，发动深明大义的台湾绅士和民众起来保卫家乡，最终打破了敌人的围困阴谋。1885年初，越南战局出现好转，爱国老将冯子材指挥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接着中越军民取得谅山大捷，法军全线溃败，法国首相茹费理内阁倒台，战争胜利在望。但清军一味求和，使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他们用武力所没能得到的东西。而刘铭传率军同侵台法军血战八个月，力保台湾。
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斗争，是台湾人民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领导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与维护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贡献。
2．建设台湾，巩固海防。
（1）建省分治。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为了加强台湾防务和建设，他走遍台湾各地，亲自勘测查访，了解各地政权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向清廷提出新的台湾行政区划方案，获得批准，确定彰化为省城，增设台东直隶州，对旧有的各级地方机构进行调整。这样，就有效地将全岛各地联成一气，加强了管辖，实现了稳定。
（2）整顿吏治。台湾远离大陆，交通不便，加上山地瘴疫严重，内地官吏多不愿赴台任职。据此，刘铭传注意大胆任用当地贤才，“惟绅是赖”。对于吏治，提拔奖赏不拘一格且不分派系，贬罚惩处不讲亲疏秉公执法。根据湘军兵多势众情况，谨慎行事，尽量缓和内部矛盾，以期两军协力作战，诸如湘军将领孙开华等在中法战争中被刘重用，刘放手任其指挥，战后刘主动为孙开华请头功，这种公允大度的做法，使他赢得了人心。
（3）团结高山族人民。台湾居民主要是由高山族和汉族居民组成。台湾的汉族居民多由大陆迁移而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经验。高山族是台湾土著居民，多生活在台中、台东地区的崇山峻岭中，长期与世隔绝，淳朴而粗犷，生产力低下。刘铭传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教化高山族人民。刘将开山“抚番”视为治台要政，在台湾设立抚恳总司并亲自负责，用番民修道路，规定可以按月到官府领取银粮；重视番民教育，教之耕耘，教其穿着，教其革除陋习，开办“番学堂”，教以读书写字，结果实现了“由一人而人人，由一家而家家，由一社而社社”的教育全部番民的目的。据记载，仅1886到1887年，全台就有四百余“番社”、八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又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4）理财求富。中法战争后的台湾，百废待兴，而当地财政则日见拮据。为使各项建设事业得以继续，刘铭传到处寻找财源，致力于自富自强：1886年在全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土地清丈，制定了新田赋，年征田赋银猛增；认真稽查清理各种厘金税收，堵塞漏洞，以求涓滴归公；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兴办工商业，促成交通运输和邮政通信业发展，如1889年建成了基隆至台北的铁路线，这是台湾开发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5）倡办教育。为了促进台湾长远开发和建设，刘铭传希望培养大量技术人才，注重发展教育，除“番学”外，他在各地开办了书院、儒学、义学、官塾等几十处教育场所。尤其可贵的是，他仿西学创办了一所新式的教育学校——西学堂。他亲自督办，以西方语言和科技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以西洋教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同时开设汉学课程，还规定有严格的学习制度，结果出现了“文风蒸蒸日盛，原定学额不敷登进之资”的可喜现象。
不难看出，刘铭传文治武功齐头并进，所从事的系列工作大大改变了台湾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建设。
3．创办洋务，奋发图强。
刘铭传认为外洋以商为国，主张重商是富国之本，他明确指出在经济上要与敌争利。他大力鼓励商人在台湾经商，主张由商人集股经营而官府予以奖励。他认为办工业搞经济，往往是官府有力量而无经营之方，而商人善经营又因资财有限而不敢贸然投资。他积极主张与外资争利，上奏朝廷允许樟脑、硫磺等产品出口（1889年仅樟脑出口一宗，台湾就获白银八万五千五百余两）。他还一改过去外商产品入台拒付内地税的做法，重申外商进入台湾内地经商，须持有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
经过刘铭传的努力，到19世纪末，台湾已有了初具规模的民族工商业，台湾外贸时常呈现出超状态，台湾军事、农业、文教显著发展。这些足以表明，刘铭传在台湾办洋务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L]
刘铭传在台湾的七年，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同时也是台湾开发建设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1.抗击法寇，保卫台湾。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与大陆咫尺相望，是祖国的海防前哨。台湾海峡是东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对维护我国东南地区安全有着极大的利害关系。1884年7月，法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舰队进入台海地区，清廷再度告急，刘铭传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渡海奔赴台湾督办军务。他根据清军重南轻北部署情况，分析法军先北后南行动计划和预谋，协调与驻台湘军内部关系，不断调整战略部署，大胆采取诱敌深入进行陆战的战术，大挫敌锋。经连续数月苦战，台湾守军困难日增，加上疫病流行，病者十居八九，刘铭传一再电告清廷火速派兵增援，但掌握军权的各派军阀相互推诿，借故迟迟不肯派兵。1884年底，孤拔抽调大批部队到台湾，各种兵船倾巢出动，昼夜巡海搜索，妄图把清军困死在台湾。刘坚决表示“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时积极自救，发动深明大义的台湾绅士和民众起来保卫家乡，最终打破了敌人的围困阴谋。1885年初，越南战局出现好转，爱国老将冯子材指挥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接着中越军民取得谅山大捷，法军全线溃败，法国首相茹费理内阁倒台，战争胜利在望。但清军一味求和，使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得到了他们用武力所没能得到的东西。而刘铭传率军同侵台法军血战八个月，力保台湾。
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斗争，是台湾人民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领导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与维护民族尊严作出了巨大贡献。
2．建设台湾，巩固海防。
（1）建省分治。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为了加强台湾防务和建设，他走遍台湾各地，亲自勘测查访，了解各地政权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向清廷提出新的台湾行政区划方案，获得批准，确定彰化为省城，增设台东直隶州，对旧有的各级地方机构进行调整。这样，就有效地将全岛各地联成一气，加强了管辖，实现了稳定。
（2）整顿吏治。台湾远离大陆，交通不便，加上山地瘴疫严重，内地官吏多不愿赴台任职。据此，刘铭传注意大胆任用当地贤才，“惟绅是赖”。对于吏治，提拔奖赏不拘一格且不分派系，贬罚惩处不讲亲疏秉公执法。根据湘军兵多势众情况，谨慎行事，尽量缓和内部矛盾，以期两军协力作战，诸如湘军将领孙开华等在中法战争中被刘重用，刘放手任其指挥，战后刘主动为孙开华请头功，这种公允大度的做法，使他赢得了人心。
（3）团结高山族人民。台湾居民主要是由高山族和汉族居民组成。台湾的汉族居民多由大陆迁移而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经验。高山族是台湾土著居民，多生活在台中、台东地区的崇山峻岭中，长期与世隔绝，淳朴而粗犷，生产力低下。刘铭传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教化高山族人民。刘将开山“抚番”视为治台要政，在台湾设立抚恳总司并亲自负责，用番民修道路，规定可以按月到官府领取银粮；重视番民教育，教之耕耘，教其穿着，教其革除陋习，开办“番学堂”，教以读书写字，结果实现了“由一人而人人，由一家而家家，由一社而社社”的教育全部番民的目的。据记载，仅1886到1887年，全台就有四百余“番社”、八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又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4）理财求富。中法战争后的台湾，百废待兴，而当地财政则日见拮据。为使各项建设事业得以继续，刘铭传到处寻找财源，致力于自富自强：1886年在全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土地清丈，制定了新田赋，年征田赋银猛增；认真稽查清理各种厘金税收，堵塞漏洞，以求涓滴归公；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兴办工商业，促成交通运输和邮政通信业发展，如1889年建成了基隆至台北的铁路线，这是台湾开发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5）倡办教育。为了促进台湾长远开发和建设，刘铭传希望培养大量技术人才，注重发展教育，除“番学”外，他在各地开办了书院、儒学、义学、官塾等几十处教育场所。尤其可贵的是，他仿西学创办了一所新式的教育学校——西学堂。他亲自督办，以西方语言和科技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以西洋教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同时开设汉学课程，还规定有严格的学习制度，结果出现了“文风蒸蒸日盛，原定学额不敷登进之资”的可喜现象。
不难看出，刘铭传文治武功齐头并进，所从事的系列工作大大改变了台湾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与建设。
3．创办洋务，奋发图强。
刘铭传认为外洋以商为国，主张重商是富国之本，他明确指出在经济上要与敌争利。他大力鼓励商人在台湾经商，主张由商人集股经营而官府予以奖励。他认为办工业搞经济，往往是官府有力量而无经营之方，而商人善经营又因资财有限而不敢贸然投资。他积极主张与外资争利，上奏朝廷允许樟脑、硫磺等产品出口（1889年仅樟脑出口一宗，台湾就获白银八万五千五百余两）。他还一改过去外商产品入台拒付内地税的做法，重申外商进入台湾内地经商，须持有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
经过刘铭传的努力，到19世纪末，台湾已有了初具规模的民族工商业，台湾外贸时常呈现出超状态，台湾军事、农业、文教显著发展。这些足以表明，刘铭传在台湾办洋务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