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以来,我国遭遇了数次波及范围广、危害程度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2002年伊始直至2003年席卷广东乃至全国的SARS事件,又如2005年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车间爆炸导致松花江沿岸百万居民受影响的水污染事件,2009年甲型H1N1流感在国内拉响全民抗疫的警报,再到2019年末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境,更是让举国上下全副武装与病毒作斗争。这些难以预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受害结果重、受灾范围大、受灾人群广,且具有极强的危害性,极大损害了公民生命健康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心惶惶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性、安全性,也为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为了妥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亟需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一方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长效机制需要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配合,另一方面,这也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具体体现。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研究是一个跨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并且涵盖各方论评、多维视野的课题,本文主要运用法学的观察视角来分析讨论这一课题中的法律问题。在宏观层面,剖析政府信息公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下的特性,把握其内在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法律原则。在微观层面,提出目前体现在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实践问题,分析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用以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建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常态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相比,不仅具有通常状态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特征,更兼有该类事件下自身独有的特殊之处。突发性、危害性、持续性等特点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常态相比的显著性差异。在这种社会非常态下,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超越其他考量因素,成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终极目的。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除了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应急性原则以及基本权利保障原则等基本原则以外,还必须在目的上符合公益原则、手段上符合比例原则、范围上符合风险预防原则。本文第二部分尝试在对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现状梳理的基础上,聚焦该领域现存的问题进行论述。由于现行法律对权责规定不清,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在主体方面存在着公开主体权限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对此,应当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区分信息公开的决策与执行,并适当赋予专家组一定的权力与责任。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还存在着及时性不足的缺陷,这也是最受公众质疑的一点。为了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满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要,政府应当提高意识,重视信息公开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价值。在相关立法中,应当明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限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方面,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全面。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公众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各方利益存在一定差异和冲突,加之新时代媒体推波助澜、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力度不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也是目前备受关注的法律议题。对此,应当细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遵循比例原则,重视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最后,相对应的问责机制运行不畅这一问题也较为明显,应当从主体、客体、程序等方面完善问责机制,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信息公开问责的法定性与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