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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维埃政府对待富农所形成的政策，是一个长时期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最开始提出的合理限制，到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富农斗争革命，直到西北办事处期间对富农采取相对宽松的方针政策。这个转变无疑有多重原因，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富农 苏维埃政府 政策
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富农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富农和普通农民相比，是剥削阶层；和地主相比，是被剥削阶层。因此不可以将富农视之为普通农民，也不应该将富农与地主划为等号。正确认识富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南方时期苏维埃政府对富农的政策和態度
中国共产党最早有关富农的政策是在中共六大的时候被提出来的。中共六大正值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与国民党对抗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当时为了立足于农村，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所以就有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的想法。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政府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而对于富农则分类认识，因为富农也是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一部分富农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但另一部分则是需要斗争的。
中共六大对富农的认识是相对合理的。但当时中共受到苏联的影响比较大。苏联在以斯大林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对富农施以严酷的措施。于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成立后，制定富农政策时借鉴了苏联经验。同年12月所颁布的《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表现尤为明显。“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富农只能耕作较坏的地，同时被禁止买回原来的土地。苏维埃政府当时主要考虑贫农的利益，而对于富农乃至中农，就欠缺了一些思考，甚至将少部分中农都划分为地主。
总体来说，苏维埃政府在南方苏区时是采取以贫农、工人为支撑，中农为团结力量，抑制富农，消灭地主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政策的。富农的生活状态仅仅在于生存下去。
二、政策的转变
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了长征。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了国民党军队和“返乡团”的严重破坏，没有坚持下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农村中失去富农的支持，有的富农、乃至中农选择站在国民党的一边。
红军历经了艰辛的长征之后达了陕北。中国共产党为了更有效地实行对西北苏区的治理，在1935年11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
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对有关于富农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首先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1日表示赞同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也做出了有关富农问题的决议，认识到需要将富农也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1936年4月4日，西北办事处正式开始执行有关富农的方针措施，以纲领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财产、土地有了更详细、合理的安排。
新形成的有关富农的方针和以前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
第一，土地分配公平。在南方苏区的时候，对富农采取的土地措施是贫农分好地，富农分坏地。耕种坏地的富农，既要面对土地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又有赋税的压力。有些富农本来是倾向于革命的，但以前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操作，让一些富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所以“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样的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新的政策下富农在土地方面获得了和其他农民一样的权益，不再只耕种坏地了。
第二，对富农不再征收重税。以往苏维埃政府采取的税收政策是贫农中农轻税，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这样使富农存在沉重的税务负担。对于分到坏地的富农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他们的生存压力超过了普通农民。但苏维埃政府所实行的新的法令，除统一累进税以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的征发及特殊捐税。富农除了土地和普通农民一样，在赋税上负担也减轻了。
第三，允许富农参加革命斗争。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很多富农出身的人参加革命，甚至在党和政府中参与重要工作。他们普遍文化素养较高，为苏维埃政权扎根农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错误思想在全党内部扩散之后，其中的部分同志开始被错误地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苏维埃政权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就做出了“对于那些过去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决定”。
三、转变的原因
为什么对富农的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组成。
西北的主要情况和南方是不一致的，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因为西北地区生产条件远远不如南方地区，农村维持正常生产生活已属不易。再加上西北地区土地、人口都少于南方，土地兼并现象也不是很严重，所以农村的阶级斗争并不显得十分尖锐。
日本侵华危机逐渐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所以中共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首先应考虑的是抗击外部侵略，而不是加剧国内阶级矛盾。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急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农乃至地主的剥削问题可以暂缓解决，因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团结统一国内各个阶级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富农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团结并没有仅限于一句口号，也落实到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富农如果过于打压和敌视，只会把富农推向敌人的一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农村，富农是农村人口的组成部分。即使富农没有投降卖国，但自身利益过于受损，对于农村生产建设始终是没有动力的，所以团结富农是有一定重要性的。
四、对富农的警惕
虽然苏维埃政府变了对富农的态度方针，但对富农仍然保持有高度的警惕，这是因为阶级矛盾存在的客观情况是不可忽视的。“农村中的党应该善于监督和领导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富农潜藏的封建反动性与中国农村的斗争形势是相联系的。当土地矛盾激化加剧时，富农作为旧得利阶层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因为富农虽然不再和过去一样被没收生产资料、分坏地了，但还是不如红军来到之前的情况。他们是过去农村中的既得利益分子，但没有像地主一样被完全打倒，所以他们还是可能有条件、有机会地去破坏农村土地改革成果。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会放松对富农的严加监视。 同时，苏维埃政府也没有赋予富农选举权，这一点虽然不利于完全团结富农，但也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压力仍然存在，所以不可能完全信任富农。富农并没有取得和普通农民一样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只能说是相对宽松。
五、转变的影响或意义
稳定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在苏维埃政权治理下的农村社会，和旧时期的确大有不同之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过去苏区严厉的土地政策措施下，大量地主逃离农村。富农在耕坏地和高赋税的压力之下，也有选择逃跑的人。在加上苏维埃政府曾错误地把一些上中农、中农也划为富农，也使得一部分人逃离。这样农村流动人口增多，容易形成大量流民，会助长不安定的因素，对苏维埃政权日常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考验。减少流动人口，有助于治安情况变好。自从苏维埃政府轉变了对富农的方针，很多富农都选择留下和回来，对稳定农村生产和社会秩序无疑是有益的。
保证富农的合理利益，使富农这个阶级成为有利于革命的阶级。富农是农村的中间阶层，比地主不足、比贫农有余。生活温饱但也不足以支持大富大贵。苏维埃政权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但之前有所不同，苏维埃政府对富农合理合法的资产、收入不再全部没收，使得富农可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在抗日救亡的宣传下，不让富农的利益受到过度的损失，有助于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积极抗日。
统筹兼顾多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农村这个利益复杂的环境里，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富农的阶级矛盾是无可避免的。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大背景下，做到相对的均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苏维埃政府没收富农带有封建性质的土地，其余的地和财产不被剥夺，但在政治上无权。富农与农民相比，有经济优势，但在政治上是劣势，两者形成相对平衡的均势。这种均势最大程度照顾到多个阶级的利益，对迎接全民族抗战有良好的影响乃至示范作用。
六、结语
从抑制到相对宽松这个转变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兼顾到国家政权与阶层利益的统一。此举是考虑到富农的利益从整体上实现整个民族利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特点，政府做出的决策十分重要。任何政策，任何措施，只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该在总体上予以肯定。苏维埃政府对待富农方针政策的转变无疑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张闻天.是坚决地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面前狂乱[N].红色中华，1934-06-28（0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册）[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关键词：富农 苏维埃政府 政策
在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富农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富农和普通农民相比，是剥削阶层；和地主相比，是被剥削阶层。因此不可以将富农视之为普通农民，也不应该将富农与地主划为等号。正确认识富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南方时期苏维埃政府对富农的政策和態度
中国共产党最早有关富农的政策是在中共六大的时候被提出来的。中共六大正值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与国民党对抗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当时为了立足于农村，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所以就有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的想法。1928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政府要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而对于富农则分类认识，因为富农也是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一部分富农是可以团结的对象，但另一部分则是需要斗争的。
中共六大对富农的认识是相对合理的。但当时中共受到苏联的影响比较大。苏联在以斯大林模式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对富农施以严酷的措施。于是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成立后，制定富农政策时借鉴了苏联经验。同年12月所颁布的《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表现尤为明显。“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富农只能耕作较坏的地，同时被禁止买回原来的土地。苏维埃政府当时主要考虑贫农的利益，而对于富农乃至中农，就欠缺了一些思考，甚至将少部分中农都划分为地主。
总体来说，苏维埃政府在南方苏区时是采取以贫农、工人为支撑，中农为团结力量，抑制富农，消灭地主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政策的。富农的生活状态仅仅在于生存下去。
二、政策的转变
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了长征。土地改革的成果受到了国民党军队和“返乡团”的严重破坏，没有坚持下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农村中失去富农的支持，有的富农、乃至中农选择站在国民党的一边。
红军历经了艰辛的长征之后达了陕北。中国共产党为了更有效地实行对西北苏区的治理，在1935年11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驻西北办事处。
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对有关于富农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首先是毛泽东在1935年12月1日表示赞同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也做出了有关富农问题的决议，认识到需要将富农也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1936年4月4日，西北办事处正式开始执行有关富农的方针措施，以纲领政策的形式确定下来。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财产、土地有了更详细、合理的安排。
新形成的有关富农的方针和以前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
第一，土地分配公平。在南方苏区的时候，对富农采取的土地措施是贫农分好地，富农分坏地。耕种坏地的富农，既要面对土地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又有赋税的压力。有些富农本来是倾向于革命的，但以前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操作，让一些富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所以“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样的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新的政策下富农在土地方面获得了和其他农民一样的权益，不再只耕种坏地了。
第二，对富农不再征收重税。以往苏维埃政府采取的税收政策是贫农中农轻税，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这样使富农存在沉重的税务负担。对于分到坏地的富农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他们的生存压力超过了普通农民。但苏维埃政府所实行的新的法令，除统一累进税以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的征发及特殊捐税。富农除了土地和普通农民一样，在赋税上负担也减轻了。
第三，允许富农参加革命斗争。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很多富农出身的人参加革命，甚至在党和政府中参与重要工作。他们普遍文化素养较高，为苏维埃政权扎根农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错误思想在全党内部扩散之后，其中的部分同志开始被错误地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当苏维埃政权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就做出了“对于那些过去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决定”。
三、转变的原因
为什么对富农的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组成。
西北的主要情况和南方是不一致的，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因为西北地区生产条件远远不如南方地区，农村维持正常生产生活已属不易。再加上西北地区土地、人口都少于南方，土地兼并现象也不是很严重，所以农村的阶级斗争并不显得十分尖锐。
日本侵华危机逐渐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退居其次。所以中共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全民族抗战的需要。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首先应考虑的是抗击外部侵略，而不是加剧国内阶级矛盾。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急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富农乃至地主的剥削问题可以暂缓解决，因为这并不是当务之急。
团结统一国内各个阶级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富农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团结并没有仅限于一句口号，也落实到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富农如果过于打压和敌视，只会把富农推向敌人的一边。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农村，富农是农村人口的组成部分。即使富农没有投降卖国，但自身利益过于受损，对于农村生产建设始终是没有动力的，所以团结富农是有一定重要性的。
四、对富农的警惕
虽然苏维埃政府变了对富农的态度方针，但对富农仍然保持有高度的警惕，这是因为阶级矛盾存在的客观情况是不可忽视的。“农村中的党应该善于监督和领导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富农潜藏的封建反动性与中国农村的斗争形势是相联系的。当土地矛盾激化加剧时，富农作为旧得利阶层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因为富农虽然不再和过去一样被没收生产资料、分坏地了，但还是不如红军来到之前的情况。他们是过去农村中的既得利益分子，但没有像地主一样被完全打倒，所以他们还是可能有条件、有机会地去破坏农村土地改革成果。因此苏维埃政府不会放松对富农的严加监视。 同时，苏维埃政府也没有赋予富农选举权，这一点虽然不利于完全团结富农，但也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压力仍然存在，所以不可能完全信任富农。富农并没有取得和普通农民一样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和过去相比只能说是相对宽松。
五、转变的影响或意义
稳定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在苏维埃政权治理下的农村社会，和旧时期的确大有不同之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在过去苏区严厉的土地政策措施下，大量地主逃离农村。富农在耕坏地和高赋税的压力之下，也有选择逃跑的人。在加上苏维埃政府曾错误地把一些上中农、中农也划为富农，也使得一部分人逃离。这样农村流动人口增多，容易形成大量流民，会助长不安定的因素，对苏维埃政权日常的安全问题也是一个考验。减少流动人口，有助于治安情况变好。自从苏维埃政府轉变了对富农的方针，很多富农都选择留下和回来，对稳定农村生产和社会秩序无疑是有益的。
保证富农的合理利益，使富农这个阶级成为有利于革命的阶级。富农是农村的中间阶层，比地主不足、比贫农有余。生活温饱但也不足以支持大富大贵。苏维埃政权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但之前有所不同，苏维埃政府对富农合理合法的资产、收入不再全部没收，使得富农可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在抗日救亡的宣传下，不让富农的利益受到过度的损失，有助于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积极抗日。
统筹兼顾多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农村这个利益复杂的环境里，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富农的阶级矛盾是无可避免的。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大背景下，做到相对的均等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苏维埃政府没收富农带有封建性质的土地，其余的地和财产不被剥夺，但在政治上无权。富农与农民相比，有经济优势，但在政治上是劣势，两者形成相对平衡的均势。这种均势最大程度照顾到多个阶级的利益，对迎接全民族抗战有良好的影响乃至示范作用。
六、结语
从抑制到相对宽松这个转变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兼顾到国家政权与阶层利益的统一。此举是考虑到富农的利益从整体上实现整个民族利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特点，政府做出的决策十分重要。任何政策，任何措施，只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应该在总体上予以肯定。苏维埃政府对待富农方针政策的转变无疑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张闻天.是坚决地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面前狂乱[N].红色中华，1934-06-28（0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册）[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