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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业”型农民的不断增加，使农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对许多农村家庭来说，“非农”收入已经大幅超过“农业”收入。在此情况下，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就具有可行性。四川泸县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在改革中，农民住房财产权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通过对多地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创新模式进行梳理，可以为后续的改革提供重要的启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收入结构也发生着较大变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就为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宏观政策的指引与约束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宅基地制度的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在有些地区取得了积极成效，是对全国范围内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有益探索，形成了多种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模式。比较典型的有泸县模式、成都模式、重庆模式、嘉兴模式、天津模式和苏州模式等几种创新模式。通过对几种主要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为后续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重要启示。
泸县模式
四川省泸县是2015年确定的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泸县土地制度改革的巨大亮点之一便是深入挖掘农村宅基地资源价值，并且在宅基地改革中对流转机制进行了大量探索，在保护农民住房财产权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中，瀘县以保证农民“住有所居”为基本准则，围绕农村分散的宅基地资源做文章。具体做法主要为：首先，依据农户家庭人数确定宅基地面积。在规定范围以内，宅基地可以无偿获取使用，如果超过了规定的范围，则需要为超额占用的宅基地支付费用。这一方法，既能保障农民住房的基本权益，又能减少部分农村家庭为了多占宅基地刻意分户的行为。其次，允许村民在本村以外的其它镇、村有偿获取宅基地使用权，促进了农民在一定区域内的自由有序流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民与土地的禁锢。再次，针对农村住房困难群众，泸县通过利用宅基地退出的指标，专门建设“安康公寓”，将贫困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转化为公寓的居住权，大大改善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最后，泸县宅基地改革的最大突破，就是充分利用改革试点县的政策红利，与第三方合作，深入挖掘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源价值。农民将自身宅基地使用权提供给第三方建设房屋，建设完成后，农民获得住房，第三方获得经营性用房，实现了宅基地的“共建共享”。
在农民住房财产权的保障方面，泸县的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彰显了农村宅基地的财产属性，使农民能够变 “权” 为“利”，变“资源”为“资产”。首先，通过利用经济补偿等手段，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将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及时复耕，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用作县内的有偿调剂，这拓展了宅基地入市的有效路径。其次，允许农民利用宅基地退出指标，通过联营等方式，进入乡村旅游等产业，帮促农民就业与创业。再次，针对农民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旅游业等所面临的融资难题，泸县构建了农房抵押融资机制，通过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的方式，解决农民的融资难题。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宅基地资产价值的深度应用。
成都模式
2003年以来，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纲领下，对土地制度的创新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案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分配份额。
具体说来，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成都有以下创新之处：第一，探索不同区位的农地与农村建设用地互换。这是对两个“差价”的充分认识与利用：一个“差价”是农村土地与建设土地的价格有着巨大的差距；另一个“差价”是不同区位的土地价格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通过用地“指标”的交易，将土地价格较低区位的农村土地与土地价格较高区域的建设用地进行“置换”就能在不减少耕地面积总量的前提下获得巨大的土地收益。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以后对此项创新予以多次约束与规范，使之在置换空间的选择上更加严格。之后，成都的置换一般都没有跨过“县”或“区”的范围。第二，通过“占补平衡”等举措，将部分土地财政收入用作“土地整治”。成都通过对农村的田、水、路、沟渠、林等进行综合性的整治，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对农村土地的综合整治，增加了农村土地的数量、提高了农村土地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整治新增的农村土地面积可以作为“耕地指标”去满足城镇化扩展对土地的需要。特别是通过村庄整治，将农户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所产生的“耕地指标”将获得货币补偿，用于新农村建设，农民的居住条件也获得大幅改善。第三，积极探索与尝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新路径。成都在“5·12”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大胆创新的“城乡联建”模式，在三道堰镇所采取的“居民户投资、政府规划协调颁证”的小城镇开发模式，在蛟龙工业港在集体土地上建工业园区，将“挂钩”项目扩大适用范围，实事求是的处理农村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等实践，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予以了较大的创新。第四，强调农村土地确权的重要性，从试点开始，积极摸索农村各项土地资源、房产的确权工作。
重庆模式
重庆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举行农村土地交易会，将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进行转让交易，也就是“地票”交易。按照2008年11月通过的《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地票”，也就是“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可用于建设的用地指标”。“地票”交易也可以看作是对成都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流转制度的进一步创新，一是在成都的基础上，重庆的“地票”交易的空间范围更大，可以在重庆市内跨区县流通；二是还设有专门的交易平台通过公开竞购的方式实施交易。
当然，为了规避政策风险，重庆对“地票”的交易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首先，明确要求申让方必须是“地票”的合法持有人。其次，由市政府对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的总量实行计划调控与合理确定。最后，统一制定了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的基准交易价格，如重庆市主城区耕地开垦费为30万～60万元/h㎡，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40～80元/㎡。 重庆的“地票”交易对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农民宅基地复垦后所取得的“地票”交易中，农民可以至少获得以下三笔收入：一是农民的房屋及附着物会按照当地的征地拆迁标准进行补偿；二是按照农民所在区县100㎡乡镇房屋总价的20%给予农民作为购房补助；三是复垦所增加的耕地仍由农民耕种。此外，重庆的“地票”交易还对农村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规定，在原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地票”实施交易后，会按照国有土地标准予以赔偿，赔偿的资金主要用于村民的社会保障。“地票”收益的一部分还会返还作为耕地保护基金或者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基金。与“地票”交易相配套的农民土地使用权退出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庆制订了以“三年过渡、三项保留、五项纳入”的配套制度，有效的减少了市民化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阻力。“三年过渡”是指允许农民最长三年保有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让农民从农村到城镇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三项保留”是指农民“农转城”后，林地的使用权继续保留；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奖励政策在享受城镇社保、福利政策的五年内继续保留；农村的各项补贴以及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惠农政策，在农民退出承包地使用权之前继续保留。“五项纳入”是指农民“农转城”后，将就业、医疗、社保、住房、教育等五方面纳入城镇居民范围，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待遇。
嘉兴模式
浙江省嘉兴市早在1993年就有“以土地换社会保障”的大胆实验。嘉兴在2008年4月展开的“两分两换”模式，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土地流转模式相比，在操作上更具灵活性。
嘉兴“两分两换”模式的“两分”是指将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的土地分开，将农民的住房拆迁与农村的征地分开；“两换”指的是农民可以用宅基地置换城镇的住房，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其中，用宅基地置换城镇的住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所获得的货币补贴到城镇购置住房；二是到搬迁安置区置换或联建住房；三是如果有产业用房的可以在产业功能区置换产业用房。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全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流转期在十年以上的，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置换社会保障；二是农民自愿放弃全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按照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置换社会保障。“两分两换”的目标被归为推进“五化”：即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嘉兴对于推进农房集聚改造有着较为强烈的现实需要，在土地的使用中，以下问题较为明显：首先，建设用地的缺口巨大。比如，在2008年时，嘉兴市南湖区一个区就使用建设用地4000多亩，而国家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却只有800亩。嘉兴与上海相邻，区位优势明显，但招商活动却受制于土地。其次，农民的宅基地所占面积较大。这在全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嘉兴也比较突出。据调查，嘉兴市农村人均宅基地面积为170㎡，而户均达到了0.96亩。再次，嘉兴市也存在农户的承包地面积较小的问题。全市的农户人均承包地面积不到3亩，对农业规模化生产构成了障碍。也正因如此，嘉兴市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具有较强的紧迫性与灵活性。“两分两换”是土地发展权在区域内的转让与交易，“两分两换”模式中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市场化（marketable development rights， MDRs）。
苏州模式
苏州模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四个“三”，即“三置换”、“三集中”、“三合作”以及“三统筹”。所谓“三置换”指的是农民的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权分别被置换为城镇的住房、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股份合作社的股权。所谓的“三集中”是指农村居民向城镇社区集中、农业用地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工业企业向专业性的工业园集中。而“三合作”指的是在苏州农村普遍存在的三种合作形式，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三统筹”是指城乡的产业发展规划、社会保障、就业机制统筹发展。
苏州模式的这四个“三”，从使用权物权属性的角度看，做到了产权制度形式上的较大突破，使农民个人的权利在物权属性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在很多地区，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还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即由“专业”农民变成“兼业”农民，务农的比重愈来愈少，最后成为市民。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兼业”农民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股权，让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得以实现，置换成股权后，也有助于市民化后原有的私有财产权更好的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由于受长期以来的农村宅基地的交易限制，使得农民即便在城镇定居也不愿、不能放弃农村宅基地，这不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也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城受阻。苏州模式中，将宅基地及附属房屋置换为城镇住房后，既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有利于农民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得到保护与尊重。
落实主体责任
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住房财产权的保障，必须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权责分明到位。村级自治组织是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重要主体，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其相关职能。另外，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充分发挥群众管理智慧，创新管理模式，拓宽村民自治外在形式，纷纷出现的诸如“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村民利益分配机制，其作用也不可小觑。
确保总量不减
农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必须要在确保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的前提下进行，这既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制度红线，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要求。应当层层落实各级政府的管控目标，科学分配宅基地資源，妥善处理保护耕地面积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多种耕地面积统计的技术手段，确保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
服务乡村振兴
持续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在保障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同时，可以使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得以更加充分的显现，服务乡村振兴大局。在改革中，通过宅基地使用权的暂时让渡，可以对土地资源予以统筹利用，实现农民、政府和第三方企业的共赢。同时，通过对“公益用地”和“非公益用地”等不同类型土地的分类获取，极大的补足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用地短板。
[本文系基金项目：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住房财产权创新流转机制研究——以泸县为例”（编号：LZ20A057）研究成果。]
（四川警察学院）
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民收入结构也发生着较大变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就为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宏观政策的指引与约束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宅基地制度的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在有些地区取得了积极成效，是对全国范围内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有益探索，形成了多种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模式。比较典型的有泸县模式、成都模式、重庆模式、嘉兴模式、天津模式和苏州模式等几种创新模式。通过对几种主要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为后续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重要启示。
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创新模式
泸县模式
四川省泸县是2015年确定的全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泸县土地制度改革的巨大亮点之一便是深入挖掘农村宅基地资源价值，并且在宅基地改革中对流转机制进行了大量探索，在保护农民住房财产权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在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中，瀘县以保证农民“住有所居”为基本准则，围绕农村分散的宅基地资源做文章。具体做法主要为：首先，依据农户家庭人数确定宅基地面积。在规定范围以内，宅基地可以无偿获取使用，如果超过了规定的范围，则需要为超额占用的宅基地支付费用。这一方法，既能保障农民住房的基本权益，又能减少部分农村家庭为了多占宅基地刻意分户的行为。其次，允许村民在本村以外的其它镇、村有偿获取宅基地使用权，促进了农民在一定区域内的自由有序流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民与土地的禁锢。再次，针对农村住房困难群众，泸县通过利用宅基地退出的指标，专门建设“安康公寓”，将贫困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转化为公寓的居住权，大大改善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居住环境。最后，泸县宅基地改革的最大突破，就是充分利用改革试点县的政策红利，与第三方合作，深入挖掘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源价值。农民将自身宅基地使用权提供给第三方建设房屋，建设完成后，农民获得住房，第三方获得经营性用房，实现了宅基地的“共建共享”。
在农民住房财产权的保障方面，泸县的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彰显了农村宅基地的财产属性，使农民能够变 “权” 为“利”，变“资源”为“资产”。首先，通过利用经济补偿等手段，鼓励农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将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及时复耕，转变为建设用地指标。多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用作县内的有偿调剂，这拓展了宅基地入市的有效路径。其次，允许农民利用宅基地退出指标，通过联营等方式，进入乡村旅游等产业，帮促农民就业与创业。再次，针对农民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旅游业等所面临的融资难题，泸县构建了农房抵押融资机制，通过政府协调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的方式，解决农民的融资难题。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宅基地资产价值的深度应用。
成都模式
2003年以来，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纲领下，对土地制度的创新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案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了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增值部分的分配份额。
具体说来，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中，成都有以下创新之处：第一，探索不同区位的农地与农村建设用地互换。这是对两个“差价”的充分认识与利用：一个“差价”是农村土地与建设土地的价格有着巨大的差距；另一个“差价”是不同区位的土地价格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通过用地“指标”的交易，将土地价格较低区位的农村土地与土地价格较高区域的建设用地进行“置换”就能在不减少耕地面积总量的前提下获得巨大的土地收益。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以后对此项创新予以多次约束与规范，使之在置换空间的选择上更加严格。之后，成都的置换一般都没有跨过“县”或“区”的范围。第二，通过“占补平衡”等举措，将部分土地财政收入用作“土地整治”。成都通过对农村的田、水、路、沟渠、林等进行综合性的整治，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对农村土地的综合整治，增加了农村土地的数量、提高了农村土地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整治新增的农村土地面积可以作为“耕地指标”去满足城镇化扩展对土地的需要。特别是通过村庄整治，将农户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所产生的“耕地指标”将获得货币补偿，用于新农村建设，农民的居住条件也获得大幅改善。第三，积极探索与尝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新路径。成都在“5·12”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大胆创新的“城乡联建”模式，在三道堰镇所采取的“居民户投资、政府规划协调颁证”的小城镇开发模式，在蛟龙工业港在集体土地上建工业园区，将“挂钩”项目扩大适用范围，实事求是的处理农村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等实践，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予以了较大的创新。第四，强调农村土地确权的重要性，从试点开始，积极摸索农村各项土地资源、房产的确权工作。
重庆模式
重庆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通过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举行农村土地交易会，将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进行转让交易，也就是“地票”交易。按照2008年11月通过的《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地票”，也就是“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可用于建设的用地指标”。“地票”交易也可以看作是对成都的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流转制度的进一步创新，一是在成都的基础上，重庆的“地票”交易的空间范围更大，可以在重庆市内跨区县流通；二是还设有专门的交易平台通过公开竞购的方式实施交易。
当然，为了规避政策风险，重庆对“地票”的交易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首先，明确要求申让方必须是“地票”的合法持有人。其次，由市政府对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的总量实行计划调控与合理确定。最后，统一制定了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的基准交易价格，如重庆市主城区耕地开垦费为30万～60万元/h㎡，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40～80元/㎡。 重庆的“地票”交易对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农民宅基地复垦后所取得的“地票”交易中，农民可以至少获得以下三笔收入：一是农民的房屋及附着物会按照当地的征地拆迁标准进行补偿；二是按照农民所在区县100㎡乡镇房屋总价的20%给予农民作为购房补助；三是复垦所增加的耕地仍由农民耕种。此外，重庆的“地票”交易还对农村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规定，在原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地票”实施交易后，会按照国有土地标准予以赔偿，赔偿的资金主要用于村民的社会保障。“地票”收益的一部分还会返还作为耕地保护基金或者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基金。与“地票”交易相配套的农民土地使用权退出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庆制订了以“三年过渡、三项保留、五项纳入”的配套制度，有效的减少了市民化推进过程中的各种阻力。“三年过渡”是指允许农民最长三年保有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让农民从农村到城镇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三项保留”是指农民“农转城”后，林地的使用权继续保留；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奖励政策在享受城镇社保、福利政策的五年内继续保留；农村的各项补贴以及与土地相关的各项惠农政策，在农民退出承包地使用权之前继续保留。“五项纳入”是指农民“农转城”后，将就业、医疗、社保、住房、教育等五方面纳入城镇居民范围，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待遇。
嘉兴模式
浙江省嘉兴市早在1993年就有“以土地换社会保障”的大胆实验。嘉兴在2008年4月展开的“两分两换”模式，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土地流转模式相比，在操作上更具灵活性。
嘉兴“两分两换”模式的“两分”是指将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的土地分开，将农民的住房拆迁与农村的征地分开；“两换”指的是农民可以用宅基地置换城镇的住房，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其中，用宅基地置换城镇的住房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所获得的货币补贴到城镇购置住房；二是到搬迁安置区置换或联建住房；三是如果有产业用房的可以在产业功能区置换产业用房。用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全部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流转期在十年以上的，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置换社会保障；二是农民自愿放弃全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按照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置换社会保障。“两分两换”的目标被归为推进“五化”：即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
嘉兴对于推进农房集聚改造有着较为强烈的现实需要，在土地的使用中，以下问题较为明显：首先，建设用地的缺口巨大。比如，在2008年时，嘉兴市南湖区一个区就使用建设用地4000多亩，而国家批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却只有800亩。嘉兴与上海相邻，区位优势明显，但招商活动却受制于土地。其次，农民的宅基地所占面积较大。这在全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嘉兴也比较突出。据调查，嘉兴市农村人均宅基地面积为170㎡，而户均达到了0.96亩。再次，嘉兴市也存在农户的承包地面积较小的问题。全市的农户人均承包地面积不到3亩，对农业规模化生产构成了障碍。也正因如此，嘉兴市对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具有较强的紧迫性与灵活性。“两分两换”是土地发展权在区域内的转让与交易，“两分两换”模式中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质上是土地发展权的市场化（marketable development rights， MDRs）。
苏州模式
苏州模式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四个“三”，即“三置换”、“三集中”、“三合作”以及“三统筹”。所谓“三置换”指的是农民的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权分别被置换为城镇的住房、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股份合作社的股权。所谓的“三集中”是指农村居民向城镇社区集中、农业用地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工业企业向专业性的工业园集中。而“三合作”指的是在苏州农村普遍存在的三种合作形式，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三统筹”是指城乡的产业发展规划、社会保障、就业机制统筹发展。
苏州模式的这四个“三”，从使用权物权属性的角度看，做到了产权制度形式上的较大突破，使农民个人的权利在物权属性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在很多地区，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变还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即由“专业”农民变成“兼业”农民，务农的比重愈来愈少，最后成为市民。在这个过渡过程中，“兼业”农民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换取股权，让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得以实现，置换成股权后，也有助于市民化后原有的私有财产权更好的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由于受长期以来的农村宅基地的交易限制，使得农民即便在城镇定居也不愿、不能放弃农村宅基地，这不仅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也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城受阻。苏州模式中，将宅基地及附属房屋置换为城镇住房后，既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有利于农民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得到保护与尊重。
各地创新经验的启示
落实主体责任
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住房财产权的保障，必须要落实主体责任，确保权责分明到位。村级自治组织是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重要主体，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其相关职能。另外，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充分发挥群众管理智慧，创新管理模式，拓宽村民自治外在形式，纷纷出现的诸如“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村民利益分配机制，其作用也不可小觑。
确保总量不减
农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必须要在确保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的前提下进行，这既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制度红线，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要求。应当层层落实各级政府的管控目标，科学分配宅基地資源，妥善处理保护耕地面积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利用多种耕地面积统计的技术手段，确保耕地面积总量不减少。
服务乡村振兴
持续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在保障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同时，可以使宅基地的财产属性得以更加充分的显现，服务乡村振兴大局。在改革中，通过宅基地使用权的暂时让渡，可以对土地资源予以统筹利用，实现农民、政府和第三方企业的共赢。同时，通过对“公益用地”和“非公益用地”等不同类型土地的分类获取，极大的补足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用地短板。
[本文系基金项目：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住房财产权创新流转机制研究——以泸县为例”（编号：LZ20A057）研究成果。]
（四川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