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评价日本人：“性格是非常变态的，他们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事实上，时至今日，这个国家依旧被贴上了无数的“负能量”标签，压抑有之、扭曲有之、寒碜有之;在重创中潜行、尝尽枯荣盛衰的日本国民，背负着误解的包袱走到今天颇不顺遂，既是一种有迹可寻的耻辱，亦是一份别致的荣耀。
　　假如你能在日本多坐几天地铁或单轨电车，就不难发现，大约每三天会有一次在车内电子屏上看到“人身事故”等字样，就这意味着——又有人卧轨自杀了。

　　“自杀”不代表抑郁
　　的确，这个每年自杀人数高达25000的国度，平均每天就有70个人走上绝路，而且多数为男性，位于富士山脚的青木原树海更被视为“自杀圣地”，放弃了人生的苦主抱着最极端的心态走进去，这表示无论是否完成这项残酷的仪式，他们都无法重见天日。于是乎，“自杀”成了描述日本国民性的一个固定词汇;而究其原因，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日本人骨子里的悲观情绪作祟;压力、道德感、对未来的绝望态度，导致大批量的东瀛人奔赴死亡。

　　那么，日本真有这么抑郁吗？错了。
　　只要你踏进日本任何一个城市的餐馆，翻开里头的顾客意见簿看一看，就会发现几乎九成以上的日本人都有画漫画的天分。自1917开始，日本人便成功地用一系列二次元作品炮制了专属于自己的“百忧解”;从桃太郎到多拉A梦，宫崎骏到新海诚;一代又一代的动漫狂人轮番登场，支撑起敢与好莱坞相抗衡的高端动漫产业。动漫萌物的诞生，让日本人学会了如何在茶米油盐的困扰之余得以暂时放飞自我，他们把“治愈”和“热血”注入生命，养成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每天记录生活的习惯，哪怕是在意见簿上留言，也不会忘记随手绘制漫画图案以示“中二”之心。在与残酷现实博弈的同时，日本人始终秉承梦幻的习性，那儿鼓舞人心的元素无处不在。你也许在坐电铁的时候会因有人自绝而耽误行程，可偶尔也会碰上列车员号称“看到了鬼魂”而停止工作的奇事;只能勉强坐满五个人的小酒馆内，也会有迷你型卡拉OK供你随时取乐;“寒食”虽然凉味十足，但便当的颜色和摆放却彰显“卡哇依”格调;动漫周边店与AV铺子交替混搭的秋叶原，总能碰上服饰夸张的浓妆少女在发传单;每一户独门独院的人家前院都种植着苍劲的松柏;一切的一切都在渲染生之趣味。
　　无处不在的细节暖流，捍卫了日本人的求生欲，而自战国时代传承至今的“武士道”更令“死亡”变成某种光荣的存在。更多的日本人是纯粹为了尊严而选择赴死，远的有因在泰坦尼克号上耻辱偷生的日本裔男子细野正文、保皇失败而甘愿剖腹的一代文豪三岛由纪夫;近的有无法抵抗江郎才尽之苦而了却此生的著名编剧野泽尚，倍受失恋困扰的中森明菜......对理想与尊严的极端重视，让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视“轻生”为已任;这与抑郁没多大干系，相反的，它却是向往“正能量”的扭曲表现。川端康成笔下的“余情”之美，沉溺于“樱花雨”凋零盛况的普通市民，在本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将“死亡”看作成全。对社会责任感有着高度洁癖的人们，将死看成生的一部分，在这个已鲜少有死刑判决的国度，早已将“自杀”放在了一个微妙的段位，所到之处都在不断地提醒你——生活多美好。
　　“变态”只是幌子
　　提及“变态”这一敏感词，率先想到的绝对是日本极度风光的色情行业。
　　在日本旅行的外国客，总喜欢往红灯区探究“变态”的真相，兼因它对日本人来讲是理直气壮的存在。每到夜深时分，你就能在新宿歌舞伎一番町感受到這股诡异的认真劲儿。观光客、寻欢者和应召中介人的占比相当平均，餐厅与“无料案内所”（注：免费中介所）占据了那条繁华街道的大半地盘，剩下的才是高级夜店与低端洗浴房，充分诠释了“食色性也”之一真理。可即便如此，夜店都会依据服务性质分成不同等级，“案内人”这一特殊职业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倘若你有幸在那里遇见华裔案内人李小牧，就会看到其所到之处，各家案内人都纷纷鞠躬以示敬畏之心。相形解决生理需求来讲，那里所谓的“色情”更注重心灵的治愈，无论是夜王（注：头牌牛郎）抑或娘王（注：头牌女公关）都是通过“聊天”的方式提供极为正式的服务，“贴心”比任何情欲的宣泄更宝贵;这就是为什么诸多高级夜总会只接待日语流利的顾客，对于抱着猎奇心态欣然前往的外国人都要婉拒。
　　“变态”还体现在日本人相当执迷的“职人”心态上头，那儿有一种“奇观”，大型超市与小杂货铺可比邻而居，生意互不影响。之所以小店得以正常生存，都是独门独户的“金字招牌”力撑的结果。无论是酱菜铺、陶器摊，都有家族传承的堂口，做到严格意义上的“无法复制”。以全球最年长的米其林三星寿司大厨小野二郎为例，其五十年的寿司料理生涯中，充斥着“变态”的苛刻，徒弟进门须先做绞热毛巾的工作长达两年，其后才能进入厨房做数年的煎蛋工作，得到师傅认可后方能正儿八经地料理海鲜鱼类。仪式感颇为浓厚的“堂口”打造，也是必然想传承下去的所谓“匠人”精神。因此，日本鲜少有“过时”一说，哪怕是狂言、歌舞伎等一众传统伎艺，也能想方设法与热门影视剧接轨，令其得以延续;因主演《阴阳师》而爆红东瀛的狂言世家二代目野村万斋，便是国民偶像与艺术家两种身份的成功合体。

　　如果说，前两种“变态”现象属于经营策略，那么私德方面的“监督机制”则类似于“恐怖电影”。在京都街头逛上一整天，你最犯愁的绝对是“垃圾无处可丢”这件事，保持周边环境的整洁在日本似乎不是环卫工该干的活，却是落实到个人头上的;自己制造的垃圾得自己处理，包中备好垃圾袋已是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唯有鱼龙混杂的风俗区才会烟头满地，醉客们仰面朝天躺在大阪的心斋桥上，各色非主流年轻人刻意站在涩谷忠犬八公站口抽烟，像是要跟严谨到让人喘不过气的社会制度对抗。成为日本长住客的困扰也会由此诞生，假如你在某天清晨打开家门，发现昨天丢的垃圾袋又回来了，那一定是邻居发现你垃圾归类有错误，于是不声不响地给你提个醒。总而言之，在“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一点上头，几乎是“全民变态”的表现。
　　由此可见，“变态”这个定位放在日本人身上是极度虚妄的，他们只不过是打着“变态”的幌子维系生存。
　　“断舍离”背后的奢侈之道
　　曾几何时，“收纳女王”山下英子开始号召全民尝试“断舍离”的生活，既将一切累赘物品弃之门外，以尽可能少的生活品过上简单轻松的生活。这办法乍一听很有道理，也给了“省钱”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尤其对日本数量达到100万之巨宅男来讲，极简主义恰巧迎合了他们捉襟见肘的生存现状。
　　可是，日本真能因此而走向经济萧条，彻底掐断购物欲的“断舍离”一代能让一个国家走向衰亡么？
　　你只需移步东京的几个繁华地段，就会发现那只是大家一厢情愿的忧虑。中央区的银座号称“亚洲最昂贵的地方”，奢侈品店随处可见，一顿小酒小菜就会让你付出起码三万日元（约人民币一千八万元）的代价;这些烧金地犹如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一般成为当地土豪们的游乐场，是东京能繁荣至今的主因。哪怕再低一个档次，去到池袋区，你能看到最多的也是奢侈品二手连锁店——大黑屋。所以，千万不要被日剧中人手一个布包的朴素表面所迷惑，日本居民的消费能力与他们对奢侈品的执迷程度无法成正比。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布包横行，也有品牌价位之分，比如有“京都LV”之称的一泽信三郎百年老店，其销售的手工布包平均价格便超过两万日元。
　　毫无疑问，日本东京的房价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亦是那里租房成风的主因。可租房并不代表你的消费能降至最低，代官山富人区便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女神级明星松岛菜菜子，抑或如今正走红的男演员堺雅人，都以每月数十万日元的房租在支撑奢华的生活品质。就算是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食物，你也有“冰火两重天”之选，可以是几十块日元一枚的饭团裹腹，也能享用十几万日元一桌的高级料理。尤其日本商人的精明程度可说是已入化境，哪怕是镰仓江之岛车站边一个小小的饭团摊位，都会挂上J家偶像堂本刚的照片，让偶尔在那里驻足过的明星为其打广告;更别提拉面店四面墙贴满的名人手迹，从漫画家到人气政客，三教九流齐聚一店的盛景根本不足为奇。你能在明治神宫的银杏長廊前遇见庵野秀明那样的顶级动漫大师，也会在晴明神社这样不起眼的景点亲见菅野美穗、梦枕貘等一众本土名流写下的祈福绘马。绝妙的宣传手段，可以兴旺一方水土，更能让你的钱包不停在兜中蠢蠢欲动。
　　由此可见，任何所谓的“断舍离”，在日本都只是一个概念，生活成本取决个人选择，绝非彻底与挥金如土的“上流人生”彻底划清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女孩在参加联谊之前，即便手头拮据，也会去租凭店租一只名牌包来充场面。“惜物”的背后，隐藏着一股强大的消费执念，“十步一家”的免税商店，也为刺激购买欲提供了无尽动力，那里能成为中国“代购客”的捞金天堂也就没什么稀奇的了。
　　所以，去到日本之前，请先行抛开对它的种种误读吧。那就是舒国治笔下“像走进一部电影”的神奇领域，“戏很多”的日本人以种种极端手法为自己的特性缔造出丰富的层次感;好似在地铁里常见的场景，身着华美和服的贵妇与画着浓眼线的“洗剪吹”可并肩而坐，疲惫的上班族跟一身cosplay装扮的年轻人站在一起也无比搭调。它的多面性、包容性，以及异常和谐的矛盾元素，织就了一个被谬论的国度。千万别被道听途说蒙了眼，要看清楚其背后精彩纷呈的国民本色，铺天盖地的负面评价，根本无碍于他们严谨且松快地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