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是个不错的年代：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出现了被后人称为“仁宣之治”的盛世场景。然而此时的明朝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步入了它的“中年期”。虽然表面上还是太平盛世，但“青年”时的激情与热血则慢慢消退，“中年危机”悄然来临。宣宗朱瞻基作为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当然希望能够追昔先祖，比肩尧舜，中兴大明。
　　励精图治的宣宗日理万机之余还酷爱书画，“随意所至，尤极精妙”。而且他大力发展宫廷绘画，将明代画院推上了顶峰。恰恰此时，民间的一部小说——《三国演义》——风靡一时，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借东风成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于是，宫廷画中也多了些与三国题材有关的作品。
　　《武侯高卧图》便是朱瞻基的作品。这幅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御书房》中的水墨画布局简洁，人物突出。画中的诸葛亮袒胸露乳，头枕书匣，左手托腮，右手扶膝，仰面躺在一片草丛之中，自在洒脱，悠然自得。背后是苍翠的竹林，更表现出他隐遁山林、狂放不羁的性格。
　　画中描绘的是诸葛亮隐居南阳时的情景。《三国演义》在描述三顾茅庐时曾提到过他作的一首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而正史《三国志》则记载得更为详细：“（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可见，在南阳卧龙岗的诸葛亮虽胸有大志，却无处施展，只好躬耕山林，长“卧”不起。这幅画中的诸葛亮并不符合人们固有观念中“多智而近妖”的形象，但对隐居时诸葛亮的刻画却是生动形象，鲜活无比。
　　堂堂大明皇帝，为何要画这样一幅画呢？《武侯高卧图》的题款说出了答案：“宣德戊申御笔戏写，赐平江伯陈煊”。皇帝赐画，一方面是表示褒奖，同时又多含有警喻之意。这幅《武侯高卧图》赐给重臣陈煊，除了奖励他政绩卓著之外，也暗暗鼓励他能够推荐贤才、为国效力。可见宣宗朱瞻基求贤如渴、励精图治之心。
　　所谓上行下效，连皇帝都喜爱的故事，臣子自然不遗余力地追随，当时的宫廷画卷中就出现了不少以三国里众多求贤寻士的故事为主题的作品，如戴进的《三顾茅庐图》、倪端的《聘庞图》等。这些作品皆重点刻画统治者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情节，其实是借古喻今，称颂当朝皇帝的“皇恩浩荡”。
　　身为皇帝，除了“文治”，当然还爱“武功”。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即表彰了骁勇善战的武功。《关羽擒将图》描述的是“关羽水淹七军，活捉庞德”的故事。画中位于右下角的庞德赤身被擒，但心中不服，怒睁双目，挣扎咆哮。二将一按住庞德，一正加紧钉敲木桩欲行捆缚，关平欲拔佩剑，周仓厉声喝斥，大家都很紧张，似乎准备随时应对庞德的逃脱。而画中的关羽则轻松坐于山石之上，双手抱膝，身体略向前倾，赤面凤眼，美髯拂动，一副器宇轩昂、镇定自若的样子。
　　商喜于宣德年间被征入画院，其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善于刻画人物的精气神。清谢笙《书画所见录》中评商喜的《渔家图》十二册页：“其醉态、睡态、坐而击枪态、小儿赛衣态、妇人照水作镜态、数人扳替态、撒网态、取鱼态，靡不极肖。”
　　为何明朝宣德年间的宫廷画中会出现描写三国故事的作品呢？除了《三国演义》大肆风行、传入宫中之外，明朝画院的现实作用则起着主导因素。
　　自明朝恢复画院制度起，宫廷画中便涌现出许多人物题词、历史故事题材的画作。而到了宫廷画鼎盛的宣德年间，胸怀大志的宣宗更加注重将规讽奖罚寓于画作之中。他在为《幽风图》题诗时曾明确说到：“朕非爱其图绘之梢，欲以此朝夕省览，庶几无忘农事。”可见，宣宗鼓励画画之目的，不在娱乐，而在政治。
　　无论是展现德才兼备的贤士，抑或是赞扬礼贤下士的君主，还是旌表智勇双全的武将，无一不是为政治服务。而宣宗在位期间，确也出现了像“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这样的贤士，和“仁宣之治”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