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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内忧外患，清政府改革步履蹒跚腐朽依旧；甲午兵败后戊戌变法又没有成功，促使革命思想势如潮涌。1905年8月各革命组织结合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推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创立“中华民国”并以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为会旗。武昌起义前，孙先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国奔波筹措革命经费及争取外国政府奥援。
革命建国 经费先行
1911年春，中山先生赴美，获得侨社重要团体洪门致公堂的支持，在6月成立“洪门筹饷局”，委任李公侠为会计，由孙先生及公侠署名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分为“壹拾员”、“壹百员”、“壹仟员”三种。孙先生亲自参与设计，正面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图案，右侧为“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左侧为“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发”，下方印有“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交纳课税，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实银”；背面图案为青天白日旗与英文的国名THE CHUNG HWA REPUBLIC及签名。
“中华民国金币”券是孙先生为募集革命运动经费在海外发行的诸多筹饷债券中，设计印刷最精美的一种。金币券的设计风格融合了中西文化思路。设计时采用美洲侨胞所熟悉的美钞狭长形比例票型，与国内习用的宽幅票不同，大约是十元券2.4：1、百元券2.2：1、千元券2.1：1。在颜色上，一面是标准美钞背面的墨绿色印刷；另一面票框的印刷色调类似当时美钞金币券（GOLD CERTIFICATES）代表黄金的橘色，青天白日旗及阿拉伯数字面额则为深蓝色，面额印在红色票号的位置。这撷取两种美钞背面基本色调的巧思既符合华侨熟悉的美金，也完整地表现了同盟会旗。国内习惯性以墨绿色印刷有署名者为正面，国外则以有英文的双色印刷面为正面。同时为日后兑现核对方便，印有存根联，骑缝处有中文大写数字的墨书并盖上红色印章。中文编号上加冠字，10元券为“中”，100元为“华”（亦有“中”字者），1000元为“民”。以传统中国纸钞如户部官票等的核对与防伪方式，自骑缝处裁切分为两联。
根据钱币学家王允庭先生的考证（见《关于中华民国金币券实物的研究》，《钱币博览》2009年第4期）：金币券的票码有4位数与5位数两种，其中10元券两种皆有，100元及1000元只有4位数。由已发现的票号估计，10元券4位数印制数量自然不足1万张、5位数约1.8万至2万张；100元则在3000张左右，1000元券最少，可能在1800至2000张上下。金币券上并非都见有水印，分布位置也各不相同。目前所见有SRA、DALTON、NMASR、CD DALT或单词的前后字母如N、C。“可见，印制金币券的纸张是带有浮水印的，只是分布较散，因此印制完裁切后的金币券形成各不相同的浮水印。”
一团热诚 只为救国
孙中山先生在起草的《革命军筹饷约章》中规定：“第一款：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第二款：认任军饷至百圆以上者，除照第一款办法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由此《约章》及票面字句可知：一、金币券非政府或金融机构发行，是既无抵押也无期限的民间团体所发行之债券，并不能当作通货来流通使用。它的发行完全仰赖广大海外侨胞爱乡爱国的热忱来认购，有些慷慨好义的侨胞甚至于视认购金币券为捐赠，购买后当场撕毁以示支持革命是不计风险与报酬的。二、“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表示金币券发售价格是面额的一半，兑现还本时按票面金额支付，这种没有规定利率而折价出售的是典型的贴现债券。三、被华侨称为“孙文银纸”之金币券有如不具保证偿还能力的收据。
孙先生筹得之革命捐款中固然有大额者，惟多数来自华侨们胼手胝足的血汗钱及留学生省吃俭用的生活费，募款之艰辛可想而知。中山先生在武昌起义后束装回国，报纸盛传他身怀巨款来主持革命建国大业，抵上海后各界相询，先生答曰：身无分文，只有革命精神。侨胞的支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一团热诚，只为救国”、“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
券兑黄金 麟角仅存
民国建立后设置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在1936年至1938年间进行未兑票券的登记及兑付，大部分的金币券都得到兑换。金币券发行时以美元作价，当时的20元金币含纯金0.9677盎司，以面额半价认购时，相当于十元券要付出相当0.25盎司、百元券2.5盎司、千元券24盎司的黄金。由于缺乏当时金币券发行、登记及回收等的原始文献，深入探讨有其困难。推想在债务调查委员会兑现时，持十元券而留下当纪念者众，百元券的则少，千元券此时价值等于黄金30余盎司，留置的可能性不高。无论是未经认购而无编号的，或登记后未销毁的，其存世如凤毛麟角。
发行时间短且数量有限，沧海桑田，这见证孙先生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物，目前所见以10元券为多，100元面额者稀少；1000元券存世仅知数枚，目前由官方收藏的有上海博物馆及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各一枚无票号的千元券。2009年左右，台湾出现一批据称是来自宋子文管家的金币券百余张，其中除十元券、百元券各数十张外，还有千元券数张。金币券千元券由私人收藏者屈指可数，可谓辛亥革命币钞中的大珍。
链接：李公侠
金币券上签名者之一的李公侠，又名是男，字奕豪，祖籍广东台山冲萋镇，188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1906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旅美同志在旧金山成立“少年学社”办《美洲少年报》。1910年孙中山改组少年学社为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李是男任会长；《美洲少年报》更名为《少年中国晨报》，为美洲同盟会机关报。1911年孙中山成立洪门筹饷局时，担任会计。民国建立后，仍在美国从事党务并主持办报事务，1921年应邀回国任广州总统府机要科秘书，1931年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34年任国民党中央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37年病逝于广州。
革命建国 经费先行
1911年春，中山先生赴美，获得侨社重要团体洪门致公堂的支持，在6月成立“洪门筹饷局”，委任李公侠为会计，由孙先生及公侠署名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面额分为“壹拾员”、“壹百员”、“壹仟员”三种。孙先生亲自参与设计，正面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图案，右侧为“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左侧为“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发”，下方印有“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此票作为国宝通用交纳课税，并随时如数向国库交换实银”；背面图案为青天白日旗与英文的国名THE CHUNG HWA REPUBLIC及签名。
“中华民国金币”券是孙先生为募集革命运动经费在海外发行的诸多筹饷债券中，设计印刷最精美的一种。金币券的设计风格融合了中西文化思路。设计时采用美洲侨胞所熟悉的美钞狭长形比例票型，与国内习用的宽幅票不同，大约是十元券2.4：1、百元券2.2：1、千元券2.1：1。在颜色上，一面是标准美钞背面的墨绿色印刷；另一面票框的印刷色调类似当时美钞金币券（GOLD CERTIFICATES）代表黄金的橘色，青天白日旗及阿拉伯数字面额则为深蓝色，面额印在红色票号的位置。这撷取两种美钞背面基本色调的巧思既符合华侨熟悉的美金，也完整地表现了同盟会旗。国内习惯性以墨绿色印刷有署名者为正面，国外则以有英文的双色印刷面为正面。同时为日后兑现核对方便，印有存根联，骑缝处有中文大写数字的墨书并盖上红色印章。中文编号上加冠字，10元券为“中”，100元为“华”（亦有“中”字者），1000元为“民”。以传统中国纸钞如户部官票等的核对与防伪方式，自骑缝处裁切分为两联。
根据钱币学家王允庭先生的考证（见《关于中华民国金币券实物的研究》，《钱币博览》2009年第4期）：金币券的票码有4位数与5位数两种，其中10元券两种皆有，100元及1000元只有4位数。由已发现的票号估计，10元券4位数印制数量自然不足1万张、5位数约1.8万至2万张；100元则在3000张左右，1000元券最少，可能在1800至2000张上下。金币券上并非都见有水印，分布位置也各不相同。目前所见有SRA、DALTON、NMASR、CD DALT或单词的前后字母如N、C。“可见，印制金币券的纸张是带有浮水印的，只是分布较散，因此印制完裁切后的金币券形成各不相同的浮水印。”
一团热诚 只为救国
孙中山先生在起草的《革命军筹饷约章》中规定：“第一款：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第二款：认任军饷至百圆以上者，除照第一款办法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由此《约章》及票面字句可知：一、金币券非政府或金融机构发行，是既无抵押也无期限的民间团体所发行之债券，并不能当作通货来流通使用。它的发行完全仰赖广大海外侨胞爱乡爱国的热忱来认购，有些慷慨好义的侨胞甚至于视认购金币券为捐赠，购买后当场撕毁以示支持革命是不计风险与报酬的。二、“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表示金币券发售价格是面额的一半，兑现还本时按票面金额支付，这种没有规定利率而折价出售的是典型的贴现债券。三、被华侨称为“孙文银纸”之金币券有如不具保证偿还能力的收据。
孙先生筹得之革命捐款中固然有大额者，惟多数来自华侨们胼手胝足的血汗钱及留学生省吃俭用的生活费，募款之艰辛可想而知。中山先生在武昌起义后束装回国，报纸盛传他身怀巨款来主持革命建国大业，抵上海后各界相询，先生答曰：身无分文，只有革命精神。侨胞的支持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一团热诚，只为救国”、“不图丝粟之利，不慕尺寸之位”。
券兑黄金 麟角仅存
民国建立后设置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在1936年至1938年间进行未兑票券的登记及兑付，大部分的金币券都得到兑换。金币券发行时以美元作价，当时的20元金币含纯金0.9677盎司，以面额半价认购时，相当于十元券要付出相当0.25盎司、百元券2.5盎司、千元券24盎司的黄金。由于缺乏当时金币券发行、登记及回收等的原始文献，深入探讨有其困难。推想在债务调查委员会兑现时，持十元券而留下当纪念者众，百元券的则少，千元券此时价值等于黄金30余盎司，留置的可能性不高。无论是未经认购而无编号的，或登记后未销毁的，其存世如凤毛麟角。
发行时间短且数量有限，沧海桑田，这见证孙先生革命活动的历史文物，目前所见以10元券为多，100元面额者稀少；1000元券存世仅知数枚，目前由官方收藏的有上海博物馆及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各一枚无票号的千元券。2009年左右，台湾出现一批据称是来自宋子文管家的金币券百余张，其中除十元券、百元券各数十张外，还有千元券数张。金币券千元券由私人收藏者屈指可数，可谓辛亥革命币钞中的大珍。
链接：李公侠
金币券上签名者之一的李公侠，又名是男，字奕豪，祖籍广东台山冲萋镇，1886年生于美国旧金山。1906年在香港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旅美同志在旧金山成立“少年学社”办《美洲少年报》。1910年孙中山改组少年学社为旧金山中国同盟会，李是男任会长；《美洲少年报》更名为《少年中国晨报》，为美洲同盟会机关报。1911年孙中山成立洪门筹饷局时，担任会计。民国建立后，仍在美国从事党务并主持办报事务，1921年应邀回国任广州总统府机要科秘书，1931年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34年任国民党中央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37年病逝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