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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境内的各移民会馆是会馆的一部分，作为贵州的地方历史印记，其兴衰荣辱与地方民众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清代贵州，省域扩大，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会馆迎来高峰期。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及移民方面对会馆的演化进行分析，阐述其地域分布特点，对于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变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清代 贵州 移民会馆 地域分布
关于会馆，不少专家学者对其有详细的论述。王光英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会馆，明永乐年间在北京首现雏形，到清末始趋衰落。“会馆既是该时期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更是团结本乡同胞的一种场所，是一种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1]P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晚清篇（1800—1911年）》，认为明清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互助组织[2]P22。王日根认为“会馆是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而且与明清时期人口流动相伴随”[3]P29。何炳棣主编《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书中填补了仅将会馆视为行会的空白。书中将会馆分为试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类。此书还介绍了会馆的起源、发展、演变等，并对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会馆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社会管理组织，回答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政治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我认为会馆既是一种同乡组织，又是以特殊形式发挥相应社会功能的场所。前人都立足于历史文化研究视野的文化视角对会馆进行研究。贵州境内各移民会馆作为中国会馆的一部分，学者鲜有研究，目前仅见有王宏伟的《移民会馆与明清贵州地区地域神信仰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一文，尤其清代贵州，省域扩大，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会馆迎来高峰期。因此，清代贵州移民会馆产生的原因、地域分布特点等无论从政治经济方面或历史文化变迁方面而言，都非常值得研究。
一、中国会馆发展简述
会馆于明代前期始现雏形。仅在明前清末，会馆就呈现出萌芽、兴盛、逐渐衰退三个阶段性变化。民国以后，会馆的转化方向主要有建立在地缘性基础之上的同乡会或以业缘性联系为主同业公会。到20世纪50年代后，曾作为一种制度的会馆在中国大陆绝迹，留下的仅是一些宏伟华丽的建筑作为历史的记忆。
“会馆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母体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或许也可看做一种新的创造”[3]P26。从王尔敏《清代会管的社会功能——地缘、商帮与祠祀》中可得知会馆从明初寓外同乡组织，到晚清民国同乡会的形态转变[4]P157。王日根总结了会馆作为慈善类组织到申请官府立案的归属变迁[5]。在《中国会馆志》一书中，王光英也对会馆进行了阐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会馆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会馆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蕴意。会馆，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它是一种地方性同乡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3]P28它是商旅异地的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特殊联系或联谊形式。不可否认的是，会馆适时地解决了区域文化造成的隔离，让大家情同手足地固定一处，从长计议。会馆的源流与演进体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6]。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有多篇文章讨论会馆与科举制度移民运动相联系，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会馆支持科举的功能消失了。有的会馆转化为政治活动场所；有的则成为乡邦在政治中心的联络点。民国以后的会馆不都全是无可奈何地衰亡，而是呈现出多元性的发展趋向。“20世纪50年代后，会馆多被当做行会进行研究，成为讨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指标”[1]P357。一般情况下，会馆具有发挥赈济贫弱、规范流动同乡行为、减轻社会矛盾甚至扶助社会公益事业等功能。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的社会管理组织的一种反映，它回答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政治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给人们较广阔的空间。
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作为会馆的一部分，其“社会角色”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它的产生、兴起甚至消融都是随着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人口迁移等因素而不断演进的。
二、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
薄井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称，“贵州境内来自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的商人最多。贵州省内各地遍布着这些省份的移民会馆。除了省会贵阳以外，在贵定、玉屏、清溪等十个州县，布满着外省几所会馆。地理位置是影响会馆分布的重要条件，往往商业较发达的毗邻省份分布的恰好为这些省的会馆。贵州省内不仅有自己的会馆，还有来自其他省份或各地的会馆分布。会馆的分布与交通、商业来往和移民等因素存在密切的关联性”[7]。至于会馆的命名，有的以某个省或省内城市命名，如江西会馆或三江会馆；部分命名方式采用地方简称，如两湖会馆。通常，会馆名称多用地名，当然不乏用非地名命名会馆的方式。会馆地理分布体现了时代差异，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清代贵州移民会馆地域分布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更理解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作为一种贵州的地方历史反映和历史痕迹，既是社会发展的印证，又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清代贵州会馆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贵州与外界的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三、清代贵州境内会馆产生的原因
清代贵州会馆产生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及移民方面。
首先，政治和经济方面。明末清初，贵州饱受战争之苦，经济凋敝。外加贵州地处偏远，又属“蛮夷之地”，且是西南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地，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在贵州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从康熙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到雍正的“推丁入亩”政策，以及在贵州推行的改土归流、军屯和募民垦荒等行动。同时，在明代驿道的基础上，对湘黔滇驿道和川黔桂驿道进行整治和修建，并新修驿道到古州、清江、台拱等“苗疆”地区。清政府还对贵州的水运航道进行疏浚，疏通赤水河航线，使川盐黔运更便利，整治和开通清水江和都柳江航运线，使贵州的木材可以直通湖南、广西，增进了贵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往来。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业联系间为了相互利益而结成联盟，形成会馆。 其次，文化心理上，会馆成为同籍乡人的联合组织确实有其必然性。依恃团体是中国民众在心理上惯有的属性。“对于同井乡人而言，移民会馆是他们组织联络乡谊、共祀乡土等活动的重要场所”[8]。身处异乡的移民群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有“殊途同归”的心理需求：如市场上的赢利、政治上的维护、客地上的相依、风险上的避害和前景上的开拓等诸如此类的心理需求。此类需求是滋生与育成会馆与会馆文化的沃壤。从明初至民国时期，会馆兴盛不衰，期间尽管呈现出蜕化转型，乃至商会成立后会馆以团体会员形式加入商会，同乡纽带依然坚韧。在海外，会馆则一直兴盛至今，同乡依然是一条基本纽带。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团体意识的组织形态，会馆是同乡性得以建立的基本纽带。
最后，人口迁徙或移民方面。清代是贵州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贵州人口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急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民”[9]。“清代贵州移民会馆主要为万寿宫、川主庙、南华宫、妈祖庙和禹王宫。由此可推清代贵州地区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和广东六个主要省份”[10]P10。可见，会馆的产生与地方文化的发展、人口迁移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地域分布特点
针对清代贵州移民会馆的分布，笔者综合各种资料，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
通过清代贵州地区四川移民会馆分布表的数据可知，清代贵州四川会馆的地域分布：黔西南地区13所；黔东南地区36所；黔南地区38所；黔中地区49所；黔北地区78所。较贵州境内其他地区而言，黔北地区会馆数量之多。较贵州境内其他地区而言，黔北地区会馆数量最多，主要由于黔北毗邻四川，处于四川“川盐黔运”的交通要道上。“公元1736年，四川巡抚黄廷桂将川盐黔运的水道分为：仁、永、涪、綦四大口岸”[11]。这四大口岸除了永岸不经过黔北之外，其他三线都从黔北经过。如桐梓、湄潭既是“川盐黔运”的集散地，又是“遵丝”、“铜绸”入川的必经之地，其四川会馆数最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早在远古时期就有记录：“川黔驿道是四川与湖广二行省沟通的重要干线，它起于重庆，南行至播州（今遵义）分为两道。播州是黔北一大重镇，又是川黔驿道的重要分路口，所以驿务繁忙。”[12]P472
黔西南地区虽然偏远但是仍然有会馆存在，“由于黔西南当时位于滇黔驿道上，且当时威宁州和水城厅的矿产兴盛，是黔铅主要产地。故该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会馆”[13]。
黔东南在清政府疏通清水江之后，逐渐成为贵州重要的木材交易市场，黔南土地肥沃，定番州、广顺州“产米丰饶”且居于黔桂驿道。是故黔东南、黔南两地经济也较为发达，商客往来故而会馆颇多。
黔中作为贵州的政治中心，更是贵州驿道网络的中心，其会馆数量可观也是理所当然的。
以下是清代贵州各朝移民会馆数量表：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清顺治到咸丰期间，移民会馆数量呈递增趋势，咸丰之后转为递减趋势，以清咸丰朝为转折点。除了江南会馆和福建会馆数量稍有增长，其余各省会馆均呈下降趋势。这与历史上贵州持续十八年的“咸同之乱”和继而产生的各地农民起义、苗民起义军的破坏都存在必然联系。
清代贵州境内各省所建的移民会馆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以得出清代贵州会馆地域分布呈黔西南分布数量较少，黔北地区居多，黔中地区次之的趋势，黔南地区和黔东南地区数量相差不大，各地区会馆的数量和规模与其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具有紧密联系。贵州境内会馆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与一定区域内城镇市场贸易繁荣程度的高低密切相关。足以说明商人和商业贸易与会馆出现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会馆的有无及数量多少标志着一个城镇商业的盛衰。
五、结语
会馆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5]。人口流动，尤其贵州境内外地人口大量迁移，对于明清时期贵州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清代贵州会馆作为会馆的一部分，是外来商贸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历史耦合。贵州境内移民会馆的“社会角色”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它的产生、兴起甚至消融都是随着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人口迁移等因素而不断演进。换言之，清代贵州会馆是清代贵州历史文化的见证和缩影，对于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变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光英.中国会馆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1；424.
[2]John.K.Fairbank编.张玉法主译.《剑桥中国史》第十册晚清篇1800-1911（上）台北：南天书局，1987：22.
[3]王日根.中国会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26；29.
[4]王尔敏.清代会馆的社会功能——地缘、商帮与祠祀[D].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86：157.
[5]王日根.论近代社会转型与京师会馆角色的演替[J]文化学刊，2008（06）.
[6]三皮.一段关于会馆的历史[J].书城，2007（10）.
[7][日]薄田.由，明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
[8]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J].中国史研究，1996（04）.
[9]常湘芸.从紫江朱氏家乘论述贵州清代移民的原因[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04）.
[10]王宏伟.移民会馆与明清贵州地区地域神信仰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0；23.
[11]魏登云.论仁岸川盐入黔航道四次整治[J].青年与社会，2013（12）.
[12]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一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472.
[13]马琦.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J].清史研究，2011（01）.
关键词： 清代 贵州 移民会馆 地域分布
关于会馆，不少专家学者对其有详细的论述。王光英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会馆，明永乐年间在北京首现雏形，到清末始趋衰落。“会馆既是该时期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更是团结本乡同胞的一种场所，是一种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1]P1。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晚清篇（1800—1911年）》，认为明清商人会馆是商人们模仿官僚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互助组织[2]P22。王日根认为“会馆是明清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而且与明清时期人口流动相伴随”[3]P29。何炳棣主编《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书中填补了仅将会馆视为行会的空白。书中将会馆分为试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类。此书还介绍了会馆的起源、发展、演变等，并对其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会馆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社会管理组织，回答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政治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我认为会馆既是一种同乡组织，又是以特殊形式发挥相应社会功能的场所。前人都立足于历史文化研究视野的文化视角对会馆进行研究。贵州境内各移民会馆作为中国会馆的一部分，学者鲜有研究，目前仅见有王宏伟的《移民会馆与明清贵州地区地域神信仰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一文，尤其清代贵州，省域扩大，经济得到大力发展，会馆迎来高峰期。因此，清代贵州移民会馆产生的原因、地域分布特点等无论从政治经济方面或历史文化变迁方面而言，都非常值得研究。
一、中国会馆发展简述
会馆于明代前期始现雏形。仅在明前清末，会馆就呈现出萌芽、兴盛、逐渐衰退三个阶段性变化。民国以后，会馆的转化方向主要有建立在地缘性基础之上的同乡会或以业缘性联系为主同业公会。到20世纪50年代后，曾作为一种制度的会馆在中国大陆绝迹，留下的仅是一些宏伟华丽的建筑作为历史的记忆。
“会馆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母体但又超越家族的社会组织，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或许也可看做一种新的创造”[3]P26。从王尔敏《清代会管的社会功能——地缘、商帮与祠祀》中可得知会馆从明初寓外同乡组织，到晚清民国同乡会的形态转变[4]P157。王日根总结了会馆作为慈善类组织到申请官府立案的归属变迁[5]。在《中国会馆志》一书中，王光英也对会馆进行了阐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会馆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反映。会馆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文化蕴意。会馆，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它是一种地方性同乡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3]P28它是商旅异地的人们自发形成的一种特殊联系或联谊形式。不可否认的是，会馆适时地解决了区域文化造成的隔离，让大家情同手足地固定一处，从长计议。会馆的源流与演进体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6]。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有多篇文章讨论会馆与科举制度移民运动相联系，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会馆支持科举的功能消失了。有的会馆转化为政治活动场所；有的则成为乡邦在政治中心的联络点。民国以后的会馆不都全是无可奈何地衰亡，而是呈现出多元性的发展趋向。“20世纪50年代后，会馆多被当做行会进行研究，成为讨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指标”[1]P357。一般情况下，会馆具有发挥赈济贫弱、规范流动同乡行为、减轻社会矛盾甚至扶助社会公益事业等功能。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的社会管理组织的一种反映，它回答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政治文化理念、文化传承等重大理论问题，给人们较广阔的空间。
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作为会馆的一部分，其“社会角色”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它的产生、兴起甚至消融都是随着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人口迁移等因素而不断演进的。
二、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
薄井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称，“贵州境内来自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的商人最多。贵州省内各地遍布着这些省份的移民会馆。除了省会贵阳以外，在贵定、玉屏、清溪等十个州县，布满着外省几所会馆。地理位置是影响会馆分布的重要条件，往往商业较发达的毗邻省份分布的恰好为这些省的会馆。贵州省内不仅有自己的会馆，还有来自其他省份或各地的会馆分布。会馆的分布与交通、商业来往和移民等因素存在密切的关联性”[7]。至于会馆的命名，有的以某个省或省内城市命名，如江西会馆或三江会馆；部分命名方式采用地方简称，如两湖会馆。通常，会馆名称多用地名，当然不乏用非地名命名会馆的方式。会馆地理分布体现了时代差异，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对清代贵州移民会馆地域分布的研究，可以使人们更理解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作为一种贵州的地方历史反映和历史痕迹，既是社会发展的印证，又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清代贵州会馆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贵州与外界的交流和联系，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
三、清代贵州境内会馆产生的原因
清代贵州会馆产生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及移民方面。
首先，政治和经济方面。明末清初，贵州饱受战争之苦，经济凋敝。外加贵州地处偏远，又属“蛮夷之地”，且是西南地区的重要战略要地，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在贵州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政策，从康熙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到雍正的“推丁入亩”政策，以及在贵州推行的改土归流、军屯和募民垦荒等行动。同时，在明代驿道的基础上，对湘黔滇驿道和川黔桂驿道进行整治和修建，并新修驿道到古州、清江、台拱等“苗疆”地区。清政府还对贵州的水运航道进行疏浚，疏通赤水河航线，使川盐黔运更便利，整治和开通清水江和都柳江航运线，使贵州的木材可以直通湖南、广西，增进了贵州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往来。经济的发展促使商业联系间为了相互利益而结成联盟，形成会馆。 其次，文化心理上，会馆成为同籍乡人的联合组织确实有其必然性。依恃团体是中国民众在心理上惯有的属性。“对于同井乡人而言，移民会馆是他们组织联络乡谊、共祀乡土等活动的重要场所”[8]。身处异乡的移民群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有“殊途同归”的心理需求：如市场上的赢利、政治上的维护、客地上的相依、风险上的避害和前景上的开拓等诸如此类的心理需求。此类需求是滋生与育成会馆与会馆文化的沃壤。从明初至民国时期，会馆兴盛不衰，期间尽管呈现出蜕化转型，乃至商会成立后会馆以团体会员形式加入商会，同乡纽带依然坚韧。在海外，会馆则一直兴盛至今，同乡依然是一条基本纽带。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团体意识的组织形态，会馆是同乡性得以建立的基本纽带。
最后，人口迁徙或移民方面。清代是贵州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贵州人口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急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民”[9]。“清代贵州移民会馆主要为万寿宫、川主庙、南华宫、妈祖庙和禹王宫。由此可推清代贵州地区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和广东六个主要省份”[10]P10。可见，会馆的产生与地方文化的发展、人口迁移等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清代贵州境内移民会馆地域分布特点
针对清代贵州移民会馆的分布，笔者综合各种资料，以表格形式呈现出来。
通过清代贵州地区四川移民会馆分布表的数据可知，清代贵州四川会馆的地域分布：黔西南地区13所；黔东南地区36所；黔南地区38所；黔中地区49所；黔北地区78所。较贵州境内其他地区而言，黔北地区会馆数量之多。较贵州境内其他地区而言，黔北地区会馆数量最多，主要由于黔北毗邻四川，处于四川“川盐黔运”的交通要道上。“公元1736年，四川巡抚黄廷桂将川盐黔运的水道分为：仁、永、涪、綦四大口岸”[11]。这四大口岸除了永岸不经过黔北之外，其他三线都从黔北经过。如桐梓、湄潭既是“川盐黔运”的集散地，又是“遵丝”、“铜绸”入川的必经之地，其四川会馆数最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早在远古时期就有记录：“川黔驿道是四川与湖广二行省沟通的重要干线，它起于重庆，南行至播州（今遵义）分为两道。播州是黔北一大重镇，又是川黔驿道的重要分路口，所以驿务繁忙。”[12]P472
黔西南地区虽然偏远但是仍然有会馆存在，“由于黔西南当时位于滇黔驿道上，且当时威宁州和水城厅的矿产兴盛，是黔铅主要产地。故该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会馆”[13]。
黔东南在清政府疏通清水江之后，逐渐成为贵州重要的木材交易市场，黔南土地肥沃，定番州、广顺州“产米丰饶”且居于黔桂驿道。是故黔东南、黔南两地经济也较为发达，商客往来故而会馆颇多。
黔中作为贵州的政治中心，更是贵州驿道网络的中心，其会馆数量可观也是理所当然的。
以下是清代贵州各朝移民会馆数量表：
从表中不难看出，从清顺治到咸丰期间，移民会馆数量呈递增趋势，咸丰之后转为递减趋势，以清咸丰朝为转折点。除了江南会馆和福建会馆数量稍有增长，其余各省会馆均呈下降趋势。这与历史上贵州持续十八年的“咸同之乱”和继而产生的各地农民起义、苗民起义军的破坏都存在必然联系。
清代贵州境内各省所建的移民会馆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以得出清代贵州会馆地域分布呈黔西南分布数量较少，黔北地区居多，黔中地区次之的趋势，黔南地区和黔东南地区数量相差不大，各地区会馆的数量和规模与其当时社会发展情况具有紧密联系。贵州境内会馆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与一定区域内城镇市场贸易繁荣程度的高低密切相关。足以说明商人和商业贸易与会馆出现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会馆的有无及数量多少标志着一个城镇商业的盛衰。
五、结语
会馆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态[5]。人口流动，尤其贵州境内外地人口大量迁移，对于明清时期贵州当地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清代贵州会馆作为会馆的一部分，是外来商贸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历史耦合。贵州境内移民会馆的“社会角色”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它的产生、兴起甚至消融都是随着当时资本主义萌芽、人口迁移等因素而不断演进。换言之，清代贵州会馆是清代贵州历史文化的见证和缩影，对于研究贵州历史文化变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光英.中国会馆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1；424.
[2]John.K.Fairbank编.张玉法主译.《剑桥中国史》第十册晚清篇1800-1911（上）台北：南天书局，1987：22.
[3]王日根.中国会馆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26；29.
[4]王尔敏.清代会馆的社会功能——地缘、商帮与祠祀[D].国立台湾师范大学，1986：157.
[5]王日根.论近代社会转型与京师会馆角色的演替[J]文化学刊，2008（06）.
[6]三皮.一段关于会馆的历史[J].书城，2007（10）.
[7][日]薄田.由，明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
[8]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J].中国史研究，1996（04）.
[9]常湘芸.从紫江朱氏家乘论述贵州清代移民的原因[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04）.
[10]王宏伟.移民会馆与明清贵州地区地域神信仰研究[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0；23.
[11]魏登云.论仁岸川盐入黔航道四次整治[J].青年与社会，2013（12）.
[12]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一卷）[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472.
[13]马琦.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J].清史研究，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