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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4日，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3人组成的负责国共调停的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千米，东南距盐城100千米，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千米，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若从延安入住南京，就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如果读过3年后即1949年4月毛泽东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会明白，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是言志；不仅是向蒋介石政权下达的死亡通知书，更是对美苏欲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严肃正告。他告诉国际上一切想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国际“友人”或敌人们，中国统一势不可挡。1964年，郭沫若评论这首诗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郭沫若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协定签署的半年后即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
这个协定本质上是将中国一分为二，南面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北面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鉴于协定将要产生的分裂中国的恶劣影响，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
可见，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定，其意义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任意出入的国家。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
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8年的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接受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与印度相分离；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主席，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决策。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变化是无情的，在不同的领袖手中，历史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不好的方面转化。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的渡江决策，对亚洲继而对世界命运的影响都是积极和深远的。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正是因为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的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雷洁琼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毛泽东笑了，笑声很感染人。毛泽东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问题、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摘自《国防参考》）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是言志；不仅是向蒋介石政权下达的死亡通知书，更是对美苏欲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严肃正告。他告诉国际上一切想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国际“友人”或敌人们，中国统一势不可挡。1964年，郭沫若评论这首诗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
郭沫若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协定签署的半年后即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
这个协定本质上是将中国一分为二，南面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北面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鉴于协定将要产生的分裂中国的恶劣影响，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
可见，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定，其意义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任意出入的国家。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
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8年的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接受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与印度相分离；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主席，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决策。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变化是无情的，在不同的领袖手中，历史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不好的方面转化。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的渡江决策，对亚洲继而对世界命运的影响都是积极和深远的。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正是因为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的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雷洁琼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毛泽东笑了，笑声很感染人。毛泽东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问题、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摘自《国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