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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有不断追逐新事物的“弄潮儿”，他们或成为引领风气之先的开拓者，但也可能成为顾此失彼的失败者；有抱残守缺的顽固派，他们固然不会成为“出头鸟”，但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弃；也有坚持真理的智者，他们既能守住初心，不被乱象迷惑，又能拨开云雾、眺见未来，他们谨慎思考、执着前行，为更多的人指明正确的方向。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不乏这样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而如果要在当代教育领域，尤其是当代语文教育领域寻找这样一位“智者”，我想于漪当之无愧。于漪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形成了熔语言训练、思维提升、智力开发、审美熏陶、情操陶冶、文化奠基于一炉的独特的教学风格。更可贵的是，于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坚守教育初心，从未改变。在对语文教育的思考上，坚守语文教育规律，不泥古不盲从，与时俱进地思考语文教育的未来发展，始终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审视语文教育发展之路。
一、坚守语文“本性”
语文独立设科近百年来，围绕“语文何为”的争论一直未有停歇，从命名到属性，从价值观到方法论，一代一代的语文人在不断的求索、实践。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种理念、思潮、改革、模式层出不穷，我们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庆幸的是，道路虽然曲折，甚至有迂回倒退，但总算一步步走上了正轨。在这期间，发生于90年代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是1995年6月于漪在《语文学习》上发表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意味着什么？就上海而言，这20多年上海基础教育已经经历了一期课改和二期课改，伴随着新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和国家统编语文教材的全面使用，新一轮的课改也已经在路上，尽管变化沧桑，但重读此文我们仍能看到那些毫不褪色的真知灼见，仍能看到老一辈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對语文学科“本性”的坚守，这种“坚守”超越时空，具有划时代的不凡意义。
《弘扬人文，改革弊端》的副标题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从副标题可以看出于漪是在回答“语文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任何事物，只有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才有立足的原点，才不会搞错发展的道路。在语文教育领域，正是因为我们在“语文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有过太多的争论和分歧，导致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于漪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这一论断的可贵之处一是明确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奠定了它的精神基调和精神内涵，换言之，没有“人文”，语文教育就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空壳，必然又回到纯工具论的老路上。那何谓“人文”呢？“人文”概念的核心首先是“人”，即关注人、认识人、尊重人，从教育规律的角度而言，就是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其次是“文”。狭义的“文”是知识和文化，广义的“文”则还要包括人类的文明、科学的观念、现代的价值观等等。如此，语文学科首先是基于“人”的教育的学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其次要担负起文化传授和文明培养的天然使命。可贵之二是明确了语文是一门“应用学科”。“应用”明确了语文教育的功能性，语文不仅具有人文性和思想性，同时，语文的学习也是实用的。这种实用性最基本的体现就是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和使用上，但语言工具又“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具”，对此，于漪做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她认为语言具有“文化代码的性质”和“鲜明的人文属性”。各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代码，语言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意识。于漪引用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观点——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语言和文化相互塑造，相互渗透，相互从属——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进而提出汉语言文字因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因而其人文性更为突出。从于漪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语文具有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是和民族的文化历史、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我们在教授学生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不论语文教育如何发展，最终走向何方，她的“本性”还是语言，是蕴含了人文精神、现代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坚守这个“本性”，我们语文教育之路就不会走偏。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大纲（供试验用）》，其中指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到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以及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也都提出了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017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进行了界定，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文化传承与理解”，并提到“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的具体要求。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描述和于漪的观点有了遥远的呼应，随着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进一步明晰，我们愈发感到于漪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语文教育性质所作的反思是极具前瞻性的。这种前瞻性体现的恰恰是一位语文教育家对语文“本性”清晰而理智的认识，这种认识基于深厚的学科理论素养和长远而又敏锐的眼光，因而是深刻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二、超越时代的思考
越是思潮丛生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越容易被潮流左右，越容易被一些假象蒙蔽双眼。理性的思考在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段时期，语文教育走到工具性的一极，走不通，又转到思想性，思想性的一极还是走不通，又走到人文性。人文性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装，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人文性，语文课上言必称传统文化；有人认为“经史子集”就是人文性，“之乎者也”充斥在课堂……
于漪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中提出“弘扬人文，不是照抄过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出新，赋予时代精神。”于漪从来不是一个西化论者，相反，她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但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具有冷静而善于批判的头脑，能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以批判的姿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于漪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主办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发布会上的讲话提到，我们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历史发展的进程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对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的发展线索、来龙去脉有自知之明，才会知道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传统文化和国学大热的当下，于漪的思考是理智而冷静的。同时，她还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主张向一切优秀人类文化学习。于漪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里提到，要培养“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在她领衔的市级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她广邀文学、政治、经济、艺术甚至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基地学员开设讲座，多次叮嘱学员，作为语文老师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胸怀，这种格局和眼光无疑也是超越时代的。 更重要的是，于漪在文章中提出“要变语文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活泼的中学生”。1995年，当更多人还在探索“语文为何”的时候，于漪已经开始关注语文学科的开放性问题，在回答了语文“是什么”之后，清晰地提出语文“要怎样”。在《于漪与教育教学求索》一书中，于漪又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她的“大语文观”，并提出大语文观由“教文育人”的语文教学观和语文学科内涵的丰富性所决定。“大语文观”要求课内促进课外，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语文活动，更要积极热心地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引导学生在人类、社会、生命的层面上来学习语文，在这儿追寻真、追寻善、追寻美，汲吸民族语言的精粹、民族精神的精华，最终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于漪的论述中，开放、生活、社会、生命、活泼的中学生（关注人的发展），这些字眼，无一不让人想到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意见稿》把核心素养阐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六大素养形成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而能力恰恰是指“真实情境中的应用水平”（崔允漷），正如于漪所说，要让语文走向开放、面向生活和社会，在语文课堂上习得的知识，要通过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检验最终转化为语文能力。事实上，上海近几年中考新增题型“综合运用”就是把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考查形式。从这一点看，于漪的思考是超前的，这种超前是基于对语文课程的深刻认识，是基于以人为本的课程观的具体体现。
三、余论
于漪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充满变革的时代，她坚守语文本真，不为各种激流所裹挟，撑起了语文教育的天空。在语文教育发展道路的思索上，她又极具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显示出超前的眼光和睿智的思考。正如陈军所说，于漪的语文教育思想具有“民族特性与世界认识”。
于漪对语文教育的堅守和超越还体现在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知上。教育的对象是人，因而教育必须符合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一切背离人发展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这是教育中亘古不变的规律。于漪经常提到教育要“目中有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育分”，而是“育人”。这些朴素的教育观，恰恰是遵从教育规律的体现。千百年来，从东方到西方，教育一直在关注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人本主义心理学衍生而来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逐渐形成推动美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历次教育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语文教育为例，从五十年代的“为政治服务”，到六十年代初的“双基”，再到2001年“三维目标”的提出，直至2017年“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形成，其历史变迁基本体现了从政治、工具、学科本位到“以人为本”（人的核心素养）的转变，落实了“以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这个变迁背后蕴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于漪身体力行地参与、推动这场“以人为本”的改革，并最终成为其中最杰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
2017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描述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其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根基，是另外三种核心素养实现的基本途径。而早在1984年，于漪就发表了《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表达了对学生语言思维能力培养的高度重视。在后来的科学探究和教学实践中，于漪也始终将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当作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理念。二十世纪末于漪也继续提出要组织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的观点，“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学生思维的能力”。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于漪进而提倡采用研究性的语文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推动教学往纵深方向发展。
以当今语文教育研究和课程研究的成果来看，于漪的观点和教学实践充分显示了于漪对语文本质的坚守以及语文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当然，于漪对语文教育的坚守与超越，不止体现在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和课堂教学的深入实践和思考上，也体现在她对关怀的育人观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观上。正如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所说“于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她个人的文化素养和人格情怀，有着一个大教育家所有的那种格局、眼光和气度。”这些可贵的品质为当代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的教育点燃了新的希望。
一、坚守语文“本性”
语文独立设科近百年来，围绕“语文何为”的争论一直未有停歇，从命名到属性，从价值观到方法论，一代一代的语文人在不断的求索、实践。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种理念、思潮、改革、模式层出不穷，我们也因此走了不少弯路。庆幸的是，道路虽然曲折，甚至有迂回倒退，但总算一步步走上了正轨。在这期间，发生于90年代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是1995年6月于漪在《语文学习》上发表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距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意味着什么？就上海而言，这20多年上海基础教育已经经历了一期课改和二期课改，伴随着新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和国家统编语文教材的全面使用，新一轮的课改也已经在路上，尽管变化沧桑，但重读此文我们仍能看到那些毫不褪色的真知灼见，仍能看到老一辈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對语文学科“本性”的坚守，这种“坚守”超越时空，具有划时代的不凡意义。
《弘扬人文，改革弊端》的副标题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从副标题可以看出于漪是在回答“语文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任何事物，只有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才有立足的原点，才不会搞错发展的道路。在语文教育领域，正是因为我们在“语文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有过太多的争论和分歧，导致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于漪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这一论断的可贵之处一是明确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奠定了它的精神基调和精神内涵，换言之，没有“人文”，语文教育就成了一具没有生命的空壳，必然又回到纯工具论的老路上。那何谓“人文”呢？“人文”概念的核心首先是“人”，即关注人、认识人、尊重人，从教育规律的角度而言，就是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发展规律。其次是“文”。狭义的“文”是知识和文化，广义的“文”则还要包括人类的文明、科学的观念、现代的价值观等等。如此，语文学科首先是基于“人”的教育的学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其次要担负起文化传授和文明培养的天然使命。可贵之二是明确了语文是一门“应用学科”。“应用”明确了语文教育的功能性，语文不仅具有人文性和思想性，同时，语文的学习也是实用的。这种实用性最基本的体现就是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和使用上，但语言工具又“绝不等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具”，对此，于漪做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她认为语言具有“文化代码的性质”和“鲜明的人文属性”。各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代码，语言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意识。于漪引用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的观点——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产品；语言和文化相互塑造，相互渗透，相互从属——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并进而提出汉语言文字因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因而其人文性更为突出。从于漪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语文具有工具性，但这种工具性是和民族的文化历史、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我们在教授学生掌握语言工具的同时，必须伴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不论语文教育如何发展，最终走向何方，她的“本性”还是语言，是蕴含了人文精神、现代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语言，坚守这个“本性”，我们语文教育之路就不会走偏。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大纲（供试验用）》，其中指出：“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到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以及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颁布，也都提出了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017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进行了界定，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文化传承与理解”，并提到“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的具体要求。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描述和于漪的观点有了遥远的呼应，随着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对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进一步明晰，我们愈发感到于漪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语文教育性质所作的反思是极具前瞻性的。这种前瞻性体现的恰恰是一位语文教育家对语文“本性”清晰而理智的认识，这种认识基于深厚的学科理论素养和长远而又敏锐的眼光，因而是深刻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二、超越时代的思考
越是思潮丛生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越容易被潮流左右，越容易被一些假象蒙蔽双眼。理性的思考在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段时期，语文教育走到工具性的一极，走不通，又转到思想性，思想性的一极还是走不通，又走到人文性。人文性是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装，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人文性，语文课上言必称传统文化；有人认为“经史子集”就是人文性，“之乎者也”充斥在课堂……
于漪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中提出“弘扬人文，不是照抄过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出新，赋予时代精神。”于漪从来不是一个西化论者，相反，她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但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具有冷静而善于批判的头脑，能够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以批判的姿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于漪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主办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发布会上的讲话提到，我们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历史发展的进程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是对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的发展线索、来龙去脉有自知之明，才会知道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传统文化和国学大热的当下，于漪的思考是理智而冷静的。同时，她还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主张向一切优秀人类文化学习。于漪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里提到，要培养“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在她领衔的市级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她广邀文学、政治、经济、艺术甚至军事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基地学员开设讲座，多次叮嘱学员，作为语文老师必须有宽广的视野和胸怀，这种格局和眼光无疑也是超越时代的。 更重要的是，于漪在文章中提出“要变语文自我封闭性为开放性，开发语文教育空间，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活泼的中学生”。1995年，当更多人还在探索“语文为何”的时候，于漪已经开始关注语文学科的开放性问题，在回答了语文“是什么”之后，清晰地提出语文“要怎样”。在《于漪与教育教学求索》一书中，于漪又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她的“大语文观”，并提出大语文观由“教文育人”的语文教学观和语文学科内涵的丰富性所决定。“大语文观”要求课内促进课外，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语文活动，更要积极热心地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引导学生在人类、社会、生命的层面上来学习语文，在这儿追寻真、追寻善、追寻美，汲吸民族语言的精粹、民族精神的精华，最终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于漪的论述中，开放、生活、社会、生命、活泼的中学生（关注人的发展），这些字眼，无一不让人想到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意见稿》把核心素养阐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六大素养形成学生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而能力恰恰是指“真实情境中的应用水平”（崔允漷），正如于漪所说，要让语文走向开放、面向生活和社会，在语文课堂上习得的知识，要通过生活和社会实践的检验最终转化为语文能力。事实上，上海近几年中考新增题型“综合运用”就是把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考查形式。从这一点看，于漪的思考是超前的，这种超前是基于对语文课程的深刻认识，是基于以人为本的课程观的具体体现。
三、余论
于漪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充满变革的时代，她坚守语文本真，不为各种激流所裹挟，撑起了语文教育的天空。在语文教育发展道路的思索上，她又极具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显示出超前的眼光和睿智的思考。正如陈军所说，于漪的语文教育思想具有“民族特性与世界认识”。
于漪对语文教育的堅守和超越还体现在对教育规律的深刻认知上。教育的对象是人，因而教育必须符合人的成长和发展规律，一切背离人发展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这是教育中亘古不变的规律。于漪经常提到教育要“目中有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育分”，而是“育人”。这些朴素的教育观，恰恰是遵从教育规律的体现。千百年来，从东方到西方，教育一直在关注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人本主义心理学衍生而来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逐渐形成推动美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历次教育改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语文教育为例，从五十年代的“为政治服务”，到六十年代初的“双基”，再到2001年“三维目标”的提出，直至2017年“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本形成，其历史变迁基本体现了从政治、工具、学科本位到“以人为本”（人的核心素养）的转变，落实了“以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这个变迁背后蕴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于漪身体力行地参与、推动这场“以人为本”的改革，并最终成为其中最杰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
2017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描述了“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和“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其中，“语言建构与运用”是根基，是另外三种核心素养实现的基本途径。而早在1984年，于漪就发表了《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表达了对学生语言思维能力培养的高度重视。在后来的科学探究和教学实践中，于漪也始终将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当作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理念。二十世纪末于漪也继续提出要组织语言训练和思维训练的观点，“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学生思维的能力”。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于漪进而提倡采用研究性的语文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创新，推动教学往纵深方向发展。
以当今语文教育研究和课程研究的成果来看，于漪的观点和教学实践充分显示了于漪对语文本质的坚守以及语文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当然，于漪对语文教育的坚守与超越，不止体现在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和课堂教学的深入实践和思考上，也体现在她对关怀的育人观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观上。正如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所说“于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她个人的文化素养和人格情怀，有着一个大教育家所有的那种格局、眼光和气度。”这些可贵的品质为当代语文教育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的教育点燃了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