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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富裕和安康生活，我们需要多维度的指标来表明一个共同体中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发展。虽然使用GDP方法有其显而易见的优点——严格局限于市场领域及其交易活动，但如果量度的对象是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话，那么十分明显，非市场活动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许多构成元素都不会体现在市场活动中，或者说，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需要替代性的答案和作更宽泛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当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只是经济增长时，旨在超越GDP方法的替代性方案的运用是必要的。本文评述了三大类型的替代性指标，即“调整”、“替代”和“补充”GDP方法，并对其优缺点、超越GDP方法的潜能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GDP；替代性进步测量指标
［中图分类号］D5；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０111-１8
［主要作者简介］菲力浦·舍佩尔曼（Philipp Schepelmann）博士，联邦德国著名环境政策智库乌珀塔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欧盟区域政治中的生态转向》（2005）和《欧洲绿色新政》（2009）等。
［译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等方面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to GDP for Measuring Progress
Author： Philipp Schepelmann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we nee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to measur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The GDP method has its own advantages especially when restricting to the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market field， however， non-market activities are obviously relevant in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benefits. Many of the compon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benefits can not be reflected by market activities， in other words， certain aspects of current economic policy need some alternatives and we should do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ost-benefit. Therefore， we need alternative methods to GDP to mea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have briefly reviewed three kind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GDP： “adjustment”， “replacement” and “complement”.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DP； alternatives for measuring progress
经济表现如今一般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来衡量的，而且它事实上也已成为人们量度“生活标准”的普遍性指标。GDP指标往往被按照共同的尺度而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并且的确由于其简便性而具有某些难以否认的优点。但不幸的是，这一指标只是依据市场价格大致计算各种交易，并把收益和成本的数值简单相加。因此，GDP只是把导致福利减少的成本转变为虚幻的收益，不仅如此，它也未能包括非市场交易，比如家务工作。
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财政视点来看待福利，那么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决策是很难实现的，因为GDP并没有充分考虑人类与社会福利，而且环境代价（比如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也遭到忽视。因此，尝试如何将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与成本纳入对“发展、富裕和安康生活”的界定是很有意义的。
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最初授权欧洲议会政策A部实施关于“作为走向可持续发展手段的GDP的替代性指标研究”。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欧洲议会议员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准备于2007年底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超越GDP会议”。该会议由欧洲委员会、罗马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共同举办。鉴于这一议题在国内、欧盟和国际社会中研究的新进展，现将该研究报告以“乌珀塔尔专论”之一的形式重新发表。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阐明它该如何测量及其对于决策的相关性；第二部分阐释GDP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指标的主要优缺点；第三部分将选择实例来分析一些替代性的“进步测量指标”；第四部分是一个概括性总结和政策建议。
一、可持续发展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一）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增长”和“发展”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在他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中如此强调了二者间的差别：“增长意指通过对材料的消化或接纳性附加而实现的规模的自然性扩大，而发展意指潜能的实现并导向一种更充分、更伟大或更理想的状态。总之，增长是在物理意义上的量的增加，而发展意味着质的改进或潜能的展现。一个经济体可以呈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或没有增长的发展；也可能既增长又发展，或者既不增长也不发展。”① 不仅如此，赫尔曼·戴利把“不经济的增长”界定为：“当生产增加的价值赶不上资源和福利损耗的成本时，不经济的增长就会发生。”比如，“某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导致“全球的不经济增长”：轿车生产的急剧扩张或许带来了工作其中人们的更高收入，但却会导致更多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并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因而，“发展要想成为可持续的，它必须是综合性的——它必须能够做到平衡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目标”。②
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因而，发展同时涉及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变化，并相应地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
（二）如何测量可持续发展？
“进步与发展”的量度绝非易事，因为这些概念的涵指并不完全是客观的。“发展”应旨在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但发展的优先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差异而不相同。发展满足的基本需要包括食品、住房、健康、安全和教育，因此，消除贫穷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是首要的。在这些基本需要之外，发展还会涉及许多其他向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价值选择与偏好问题，因而很难简单地用客观的经验性方法来确定。
一个国家、地区或个体的“进步、富裕和安康生活”，会受到（纯）收入、经济衰退、就业、教育与识字程度、知识和人力资本、贫穷、资源与产品的可获得性和分配、健康、预期寿命和（儿童）死亡率、安全、生活质量、幸福感、休闲、文化认同、民主、人权、平等、环境污染、水和空气质量、过度消费和（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价值、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沙漠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了科学地评价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上述各个方面甚至更多的议题都应该纳入评估的范围。因而，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应该通过何种方式、使用哪些指标来界定“可持续发展、富裕和安康生活”。
可持续性的量度需要多向度的指标，以表明一个共同体内部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指标被设计用来测量可以确定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条件。然而，转向可持续性指标还意味着转向客观性较低和不太容易感知的指标，比如“生活质量”和“生态完整性”。
指标主要用于理解我们的现状、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和我们离理想状态的差距，因而也要相应地确定一些参照基点、门槛和目标，以便指导我们的政治与社会行动。
概括地说，自布伦特兰报告以来，有三种主要的可持续发展认知方法已经产生。①
一是“三支柱方法”，把可持续发展同时涉指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是极端重要并且相互影响的。
二是“生态系统健康方法”，把经济与社会系统视为全球环境下的子系统，认为最需要持续的是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便从容回应来自外部的干扰与改变。生态系统的“健康”必须优先得到保护与改善。因此，该方法主要侧重于人类活动置于生态系统的压力，以及生态系统对这些压力的回应。
三是“资源或资本方法”，把可持续发展视为确保人均财富不降低的发展，替换或保持人工制造、人力、社会和自然资本的蓄积。它通过整合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包容对人力、社会、自然和环境资本的测量，从而扩展了经济资本的概念。
当然，准确阐明哪些指标能够成为测量可持续进步的可靠指标并不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目的。因而，指标或指标体系的选择，更多依赖于一种“适合目的需要”的准则，同时应着重考虑其分析的全面性、可测量性和对于使用者的政策相关性与效用等几个方面。
目前，许多政府与组织机构已开始搜集上述三个领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具体数据。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年发表的包括100个指标的数据年报，提供了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社会和环境趋势的全球性概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每年发表一篇《人类发展报告》，集中于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指标；不仅如此，联合国统计署也在搜集有关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球性数据。②
（三）基于GDP和其他“进步指标”的政策与决策
GDP增长在欧盟以及成员国和区域层面上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和目标中都被奉为神圣。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GDP可以明确地确定就业水平、税收收入和向绿色技术等提供的补贴水平。现代经济和福利制度严重依赖于GDP的增长。不仅如此，通过消费与投资实现的GDP增长，还担当着积极的反馈机制作用，因而使之变得更加不可或缺。然而，即便不是完全废弃GDP，适当降低目前这种对GDP的依赖，似乎也是非常必要的。增长的反面即“去增长”（de-growth）的难题在于，它将非常可能是不稳定的。消费的减少将会导致不断升高的失业率、不断降低的竞争力和一个螺旋式衰退，这将会造成一种真正的两难困境：现代经济不得不追求增长，但随着增长不稳定性的降低，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欧盟和国际社会的大量政策是基于一种GDP结果的。比如，欧盟的区域政策设置了一个GDP门槛，规定只有满足这一门槛的区域才可以申请欧盟资助，即：只有低于欧盟人均GDP平均水平的75%的区域，才可以申请获得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聚合基金的申请条件则是生活标准低于欧盟平均水平90%的成员国。成员国向欧盟财政预算的缴纳数额目前基于其国民总收入（GNI）。经济与货币联盟中的《稳定与增长协定》和《趋同准则》间接使用了GDP，规定政府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应低于GDP的一定比例。
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里斯本战略”分别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和结构性指标，以此来测量相关战略确定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在建议新立法或修订既有法律时，其影响评估部分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可持续进步指标”，以便正确评价对可持续发展三个支柱（经济、生态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在欧盟层面上，欧洲委员会在创制超越GDP的指标方面一直立场积极，并在2009年夏公开发表了关于超越GDP的路线图。此外，至少三个成员国已开始严肃应对不可持续的GDP增长问题，并组建了不同的科学委员会来帮助政府的决策，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什么样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计划、英国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法国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量度委员会”。不仅如此，OECD还发起了一个“测量社会的进步”的全球性项目，以强化公民理解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的能力。 二、GDP能够成为测量可持续进步的指标吗？
GDP测量方法广泛应用上的成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多少有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其创制者从未设想GDP会成为对经济福利的普遍性量度工具。但难以否认的是，GDP逐渐地扮演起了这样一种角色。接下来，我们将先简要评述GDP方法的历史演进，然后对GDP方法的优缺点作一大致评估。
（一）什么是GDP？
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指在一个特定地理空间和既定时间内生产的所有终端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具体地说，它包含三个要素：（1）“总的”意指，商品与服务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价值的贬损并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2）“国内的”意指，它统计的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之内的经济活动，而不考虑具体所有权；（3）“产品”意指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或者说经济体的产出，指这一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而GDP就是这一产出的价值。
GDP价值是由价格和数量构成的。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其商品与服务的支付价格（通过改进质量）或者增加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数量来增加其GDP的价值。为了避免双重计算，GDP测量必须做到对每一种商品或服务只统计一次，也就是只计算其最后价值。
从根本上说，对GDP的测量基于经济活动中的三个主要侧面，即需求、生产和收入，由此相应地形成了测定GDP的三种基本方法：有效需求方法、生产方法和收入方法。从理论上说，这三种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往往由于数据来源等方面的原因而略有差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中，GDP更多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尤其是鉴于特别关注福利衡量的研究目的，人均GDP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意指。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再进一步区别名义GDP和事实GDP等技术性和细节性的方面。
（二）GDP方法的形成与扩展
对国民帐目或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s）的最早估算出现于1665年的英格兰，托马斯·配第（Thomas Petty）的目的是测算这个国家的税收能力。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率先确立的“国民财富”的观念，并非仅仅基于农业、黄金和白银，而且还包括“制造业”。然而，斯密所理解的工业并不包括今天广义上的服务业，像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部门等。他认为，那些部门无论有用与否，都不会生产任何价值。上述概念上的扩展，斯密并未提供太多有价值的思想来确定如何测量国民财富（或生产）。
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的20世纪初，生产核算才真正得到了重视。福利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发现，如果不能准确计算个体消费者所消费商品的价值，就无法对全国的生产状况进行有效的测量。不仅如此，他还向经济学大胆引入了“效用”的概念，这使得生产的市场价值成为对生产的最佳测定方法。马歇尔的上述思想直到今日仍然有着重要影响。任何有价格并被商业交换的东西之所以被计入GDP，因为它们是被生产出来并可以交换的。但相应地，家庭/社区的社会领域和环境栖息地这两个庞大领域却被排斥在了“福利统计”之外。
国民生产核算在美国的突破性进展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领导的。1932年，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一份对国民收入的综合性评估报告，结果是由年轻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主持制定了第一套国民帐目会计体系，并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GDP的雏形。30年代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思想来自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提出，政府在需求管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主要是通过货币流动而不是政府项目来实现的，新的国内会计工具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借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话说，库兹涅茨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①
全国帐目系统确立及其对于福利测量贡献上的真正突破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豪地宣称：预期战后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已可以列出其详细清单。对此，我们应该感谢美国工厂产出的统计测量上的悄然而重大的改进。
结果，在战前，经济学家们很少被公共政策所引用或咨询；而在战后，他们变成了“政策的绝对权威”。此外，由于凯恩斯主义把消费提升为经济管理中的首要角色，政策决策者不再把“人民”区分为工人、农民和商人，而是统一视为消费者。
有意思的是，新会计系统创制者库兹涅茨在1962年就提出了对GDP应用范围与频率的明确批评，指出应该区分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成本与收益、近期与长期效果，认为增长的目标必须更多地阐明增长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甚至在更早的1934年，库兹涅茨就曾警告说，一个国家的福利不能仅仅从上述国民收入的核算中推导出来。随后，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加尔布雷斯等也提出了对GDP测量方法存在缺陷的批评。尽管如此，GDP仍逐渐成为全球普遍接受与认可的经济衡量方法。
（三）GDP方法的自我调整
虽然GDP作为（可持续）福利测量方式存在概念性缺陷，对它的自我调整可以起到部分性的矫正效果，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对福利贬损作用的讨论导致了净国内产值（NDP）的概念；其二，借助购买力评价（PPP）对GDP数值的修正，大大提高了不同国家之间福利水平的可比较性。
净国内产值（或国民总收入）对于福利测量重要性的理论基础，在很早以前就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所分别提出。①希克斯认为，收入计算的实践目的是告诉人们一个确定的信息，目前可以消费多少数量而不至于使自己未来变得贫穷。这种消费观念的意蕴，在今天就是不影响经济的资本存量（在其最广泛意义上），从而为明天预留充分的消费可能性，因此，“真实的”收入是毛收入减去资本的损耗。魏茨曼则认为，这种收入测量值才是可持续国民收入的近似数值，因为它与所有未来消费中目前未被计算的价值成比例。 经验地说，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过去十年中GDP与NDP之间的差别大致在15%左右。对于高技术国家来说，这一数据要高一些，而且NDP的增长率几乎肯定要低于GDP。瑞典劳工经济学家罗兰德·斯庞特（Roland Spant）的实证性分析表明，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强化了资本贬值的重要性。②这种发展增大了总产值和净产值之间的差别。当代投资的构成比例趋向于更高水平的折旧率（比如硬软件）和更短命的资产，导致往往会过高估计总产值测量中的真实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因此，相比GDP，对于福利测量来说净产值是一个更为可靠的指标。
当然，与福利相关的GDP真实价值的观念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可以认为，GDP的真实价值是它事实上可以购买到的、满足个体基本（和高级）需要的商品，因而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矫正。因而，当旨在比较不同国家间的生活水准时，有必要调整基本的GDP数据，这种比较难题主要是由汇率和相对价格水平差异所造成的。
比如，我们在把中国的GDP转换为欧元时使用的是市场汇率。按理说，市场汇率应该及时得到充分调整，使得同样的商品与服务在不同国家中有着同样的价格，但事实上，市场汇率只能考虑“可交易的”商品，而几乎不可能考虑“不可交易的”商品，比如服务；不仅如此，不完善的资本流动（比如通过货币管制）也会妨碍外汇市场的有效运转。
购买力平价试图通过确定不同国家间的一系列可比较商品来解决这一难题，看看购买同等数量的同一种产品相对于一种基础性货币而言（往往是美元）究竟需要多少本地货币。当GDP通过由此得出的汇率加以调整后，其数值更能反映出真实的购买力。①
例如，2006年联邦德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7倍（35000美元：2000美元）。但是，考虑到维持民众生活水平的商品与服务在中国要比在联邦德国便宜得多，通过调整各自的GDP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购买力平价调整后联邦德国的人均GDP只是中国的4倍（31000美元：7600美元）。因而，经过PPP调整后的GDP数值可以大大缩小富裕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
（四）GDP测量方法的优缺点
从本质界定上说，GDP与福利（welfare）或“安康生活”（well-being）并不是一回事，而有关GDP的许多错误观念都来自将其作为一种福利指标的滥用。
所有的集合式统计都隐含着个体福利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福利的假定。但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来说，这一假定本身就是成问题的。②对于笔者而言，我们关心的是GDP中有利于福利改进的因素，以及如何将GDP中好的和坏的因素区分开来。总的来说，GDP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比如从收入方面可以把GDP分解为工资与利润，从支出方面则可以把GDP分解为消费与投资。虽然其中都包含着与福利相关的方面，但所有交易都体现为某些人的货币性收入，而无论他们是清除自然灾难后果的救火队员，还是从人类社会关系悲剧中谋利的离婚律师。这意味着，我们在能够区分GDP中的好坏因素之前必须要引入新的判定尺度。收益成本分析（CBA）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方面的工具，尤其是边际收益成本观点。归根结底，一种GDP构成要素的边际社会收益要大于边际社会成本，这就要求充分考虑所有GDP构成要素中的所有外部性，而不仅限于市场交易。对此，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比较一个公司与一个国家时正确地指出：“没有人仅仅从收入来评价一个公司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的资产与负债的平衡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③
概括地说，经济福利（除了物质财富，还包括非经济活动和休闲）是一个比GDP内涵（除了消费和净投资，还包括资本贬值、境外转移收入和难以避免的副产品等）更宽泛的概念，但却明显地受到经济措施的影响。而更广义上的福利包括生活条件（环境、卫生和教育）和幸福感（健康体魄、家庭活动、朋友、工作满足、社区联系），则与经济公共政策的联系渐趋减弱。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④他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安康生活和幸福感有多重来源，经济指标和政策只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实质性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西方国家民众的主观满意度或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它们的人均GDP一直在增加。
既然微观经济理论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反对将GDP用于测量人类福利，那么，为什么它至今仍在被如此广泛地使用呢？部分原因在于GDP方法是一种足够简易的、直接的和线性的衡量工具。它能够十分便捷地用于计算各种（宏观）经济举措，因而可以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发挥合法而重要的作用。
尽管作为一种福利测量方法本身有其不完善性，但事实上，GDP水平和基本福利构成要素比（如识字率、营养与卫生保健、通讯技术、预期寿命）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其主要指标都有助于人类的福利改善。当然，正如有些学者已指出的，人类福利与GDP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似乎是有条件的，超过人均15000美元之后，二者间的积极性联系将大大减弱。①
也就是说，GDP与人们的主观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有条件的。在这方面，马斯洛的“需要金字塔”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②在他看来，人们把对某些商品的需要置于其他需要之前，或者说，人们对空气、水、食品和居所等有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基本需要不能被奢侈性商品或更高级的需要（比如娱乐）或自我实现所交换。这种等级制需要理论对于GDP方法的意蕴是：到达一定界点后，收入增长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方面不再发挥太大的作用。
“依据奇怪的GDP测定标准，一个国家的经济英雄是一个垂危的癌症病人，并且正在经历着一场昂贵的离婚官司。最令人幸福的事件是地震或飓风。最值得憧憬的居住地是需耗资数十亿美元清理的超大垃圾场（失去控制的或被废弃的场所，那里的有毒废弃物很可能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系统或民众）。所有这些都会创造GDP，因为它们都需要货币支付与流转。这就像一个商人只是把所有的交易额相加列表，而不具体区分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③上述这段描述尽管有些讥讽的意味，但却形象地说明了不能把GDP混淆于人类福利。依据上述对广义的人类福利所作的三个层次的划分，GDP测量方法的缺陷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与经济福利相关的和与生活条件相关的。 就前者来说，GDP中的某些元素（比如资本贬值）对于人类福利是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的。属于同样情况的还包括GDP与国民总收入/国民总产值之间的差额，即流入国外的部分收入。简单地说，并不停留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某种收入不会有助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福利，尽管那一收入也许会产生一些间接性的国内积极影响。除此之外，GDP方法的主要缺点还包括：（1）未能统计非正式的/地下的经济，因为它只涵盖有（正式的）市场价格的交易。（2）往往忽略政府对生产的影响，即政府服务的投入或产出效应，比如有些政府服务项目并没有出现在法国的GDP统计及其报告之中。（3）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和志愿工作，因为这些“非市场生产”（像家务、儿童看护、年老体弱者看护、维持生计农业和其他志愿性工作）虽然有助于人们福利改善，但却没有货币交换行为（如果将这些生产统计其中的话，只会产生更高的GDP，却不会增加人类福利，因为它们都是无偿性的和出于非经济动机的）。（4）敌视性对待休闲，认为休闲是一种“机会（浪费）成本”——每一单位休闲的增加很可能意味着相应GDP的减少，尽管休闲显然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福利状况。（5）忽视技术本身方面的变化，并且低估人力资本，表现在只考虑最终产品的价值及其改变，却不详加区分导致这种变化的技术基础和资本构成，往往低估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比如教育和保健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产出增加效应。
数据表明，欧盟比美国有着更高水平的政府生产、休闲和家务生产。鉴于休闲和家务等因素对于人类福利改善的重要性，可以设想，人们的真实收入水平完全可能因为对这些因素及其影响的更好阐释而改变。结果便是：如果包括非市场因素的话，法国的人均可处置收入水平与美国相差无几。
就后者来说，GDP方法低估或难以准确衡量的因素包括：（1）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说，GDP中未被“适当作价”的最重要领域就是自然资源。对此，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指出，现行的全国核算体系把地球当做一种商务清偿中的对象，因为GDP仅仅记录各种交易项目而无视交易资本自身所发生的潜在蜕化。①（2）健康。一个社会保健条件的变化只有在导致保健体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才会反映到GDP之中。在这方面，一种更加昂贵的保健体系会增加GDP，尽管这种成本增加的基础可能是更先进的技术、不断提高的人均寿命、低效率、生活风格和更多疾病的预防等。（3）不平等。GDP强调平均收入，因而事实上潜在地更加看重富裕阶层的支出（其相对较大的社会消费与投资份额），而不是贫穷阶层收入的增加，这也正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马塔·森（Amartya Sen）对GDP方法提出批评的要点所在，而目前的矫正办法是由法国的施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Stiglitz-Sen-Fitoussi-Commission）提出的强调使用“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以便更好地反映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4）犯罪和家庭破裂。所有涉及因犯罪导致的警力扩充、财产损坏或因家庭破裂带来的处置离婚案件的律师活动，都会计算进GDP，因为它们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货币性交易。
三、各种替代性“进步指标”评估
创制超越GDP方法的指标、指数或指标体系的努力，近年来一直在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欧洲和联邦德国统计局、Sbilanciamoci、新经济学基金会和“重新界定进步”等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与民间智库在内的组织机构中进行着。概括起来，这些新方法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调整”GDP、“代替”GDP和“补充”GDP。其中，属于“补充”GDP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已经被欧盟所官方接受。
（一）“调整”GDP方法的指标
所谓“调整”GDP方法的指标，是指对GDP方法加以调整，从而包容传统测量中未能涵盖的多种经济、社会或环境要素。依此，这些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生活标准和福利状况。
在《他们的“增长过时了吗？》一文中，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要创制一套反映消费而不是生产的指数，因为这可以更好地体现福利水平。他们建议着力于经济福利测量（MEW，或净经济福利），即净经济福利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减去经济副结果（污染控制、修复）和难以消除的必需品（制止犯罪的警察、防务力量），但要加上家务、非法生产、未报告的经济活动和休闲。
这种“经济福利测量”方法对国民收入的内容作了重新分类，以便真实反映消费，但托宾和诺德豪斯本人也承认，很难准确估算个体和集体的幸福感如何与消费相关，因此，他们把“经济福利测量”称为对“福利的初步与试验性的量度”。
在“经济福利测量”理念的基础上，赫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John Cobb）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等于个体消费者支出减去收入不平等调整、环境破坏成本、防务性私人支出和自然资本贬值，但加上来自家务劳动的服务、非防务性公共支出和经济调节。
在作为《为了共同的利益》一书附录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科布计算了美国1950-1986年的可持续经济福利（省略了休闲指标）。结果显示，在50年代，GDP和可持续经济福利同时上升；在60、70年代，GDP迅速升高而可持续经济福利缓慢提升；而在80年代，GDP继续迅速上升但可持续福利却趋于下降。当包括休闲指标时，GDP与可持续经济福利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科布因此认为，持续的增加GDP政策倾向也许会损害经济福利。①
而“重新界定进步”组织则由其高级研究员克利福德·科布（Clifford Cobb）提出了“真正进步指标”（GPI）。该指标与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相似，但包括了更多因素，比如犯罪、离婚、失业和休闲时间变化等。不仅如此，该指标被认为是更加简便易懂。“真正进步指标”等于个人/家庭消费支出加上GDP未统计的家务工作价值和志愿性奉献工作价值，但减去犯罪因素、环境恶化因素（资源枯竭、臭氧层破坏和污染等）、家庭破裂因素、过度工作压力、不断膨胀的消费者负债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绿色GDP或绿色国民核算是一种试图把经济增长的环境后果计算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包括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但是，工业污染导致的生态或健康损害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不仅如此，污染也许不会损害到肇事企业周围的当地，而是影响到远得多的地区。此外，污染影响可能由于外部性因素（比如风或雨）而加剧。
詹姆斯·博伊德（James Boyd）研究后认为，绿色GDP旨在彰显自然的非市场收益。②然而，绿色GDP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由于需要赋予社会获得收益的自然资源以价格与价值，并计算所消费的具体单位/数量而大打折扣，因此，博伊德主张计算“生态系统服务”而不是生态系统构成或过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绿色GDP的计算基于使用者开发自然资源的成本和污染排放的社会成本。
在中国，绿色GDP试验的特色在于与地方干部的考核制度结合起来，即不再用传统的GDP指标而是用绿色GDP指标来决定地方干部的政绩，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需要从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转向速度稍慢但却使环境更加友好的增长。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表了第一份绿色GDP报告，显示在2004年环境污染带来的全国经济损失为6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经济总产出的3.05%，而在工业能源煤炭生产中心的山西省，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源损失占到其2002年GDP总量的22.4%——该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强烈质疑，结果这一试验随后被搁置。
与此相关，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真正积蓄（调整的净积蓄）指标。国民总积蓄测定的是一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投资于未来的消费，而真正积蓄（调整的净积蓄）测量的是人工的、自然的与人力资本中的净投资（真实积蓄）。由于真正积蓄立足于绿色国民核算的概念，它重新计算全国积蓄的数字，包括确定已有资产的贬值、自然资源的消耗、全球性环境污染的价值（包括人类福利以疾病和健康为代价的损失）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方面支出被视为积蓄而不是消费）。尽管积蓄率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收入，但却可以表明其资本储量的发展，并昭示其长期增长的潜能。
世界银行用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真正积蓄。①使用这一指标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提供一个简单明了、或肯定或否定的数字。长期否定性的结果则意味着，一个国家正在追求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并对民众福利和未来发展产生消极性影响。另一个好处在于：它在一个财政与发展部门能够理解的框架内提出资源与环境议题，而且使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交换更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否定性结果，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打算先考虑今天的增长而把环境治理留给明天时。真正积蓄测量使得探索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许多政策问题变得必要和可能，比如货币和财政政策、更严厉的可耗尽资源出口政策以及污染整治措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真正积蓄率。经验数据表明，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的真正积蓄率是负值，而且这些国家正在持续变得贫穷。
（二）“替代”GDP方法的指标
最具影响力的“替代”GDP指标是由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数（GDI）。人类发展指数是一种综合性指数，用于测定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维度上的平均进展：（1）用预期寿命指标来测量长期而健康的生命质量；（2）用成年人识字率（2/3权重）和混合的大、中、小学总入学率（1/3权重）指标来测量知识水平；（3）用人均GDP和调整后的地方生活支出（购买力平价意义上的美元）指标来测量生活水准。②每一个维度的指标体现为从0到1的不同分值（具体计算方式是：用实际分值减去最小目标分值除以最大目标分值减去最小目标分值），三个维度分值的平均数就是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创制人类发展指数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民及其能力才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最高准则，而不是经济增长。目前，联合国每年发表包括大约177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指数评估报告，其数据来源于国际性综合数据搜集分析机构和专门性指标统计整理的结果。
人类发展指数可以用来评估全国性的政策选择，激励关于政府保健和教育政策的争论，追问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已经取得的进步却难以在其他国家实现（尤其是在经济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用来彰显国家内部的不一致性，比如在省州、不同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经济团组之间。
而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数更加强调男女之间发展水平上的不平等，因而，它可以视为对人类发展指数的性别视角下的调整。比如，在寿命方面，把不同低年龄群体（0～4岁和5～9岁）死亡率中的男女比例指标作为“健康”的更适当测定指标；在知识方面，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处在15岁以下，颠倒成年人识字率和平均综合入学率的衡量权重（前者下调为1/3而不再是2/3）；在收入方面，主要考虑女性工资占全国平均工资收入的比率和女性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率，尽管这并不能反映女性对所（非）赢得收入的支配程度。
卢希·塞斯（Ruhi Saith）和巴巴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White）强调了比较人类发展指数和与性别相关发展指数的重要性。③其具体计算方式是：性别不平等发展程度（GIV）等于人类发展指数减去与性别相关发展指数，然后除以人类发展指数。当然，较低的人类发展指数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性别不平等发展程度。比如，爱尔兰尽管拥有总体上很高的人类发展指数和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数，但却有着比坦桑尼亚更高的发展性别差异，后者的两个发展指数都很低。
两个具有较强烈生态意蕴的“替代”GDP指数是生态足迹（EF）和幸福星球指数（HPI）。世界自然基金创制的生态足迹是一种资源核算工具，旨在测定在何种程度上人类经济的生态需求仍处在生物圈所能提供的商品与服务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生态足迹测量的是：多大陆地面积（或“多少个地球”）才能维持既定人口目前的消费、技术发展和资源效率水平。
生态足迹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分别用于农作物、动物产品、渔产品、林业产品、建筑用地和吸纳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土地。生态足迹所测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区域中居民的最后消费，而不管这种消费的影响发生在该国家或区域的边界之内或以外。也就是说，它主要测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消费及其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可能远远大于其实际享有的生物承载能力。据世界自然基金测算，全球的生态足迹在1961-2003年间增加了3倍。 同样地，我们可以计算出地球的生物承载能力，尤其是它的资源供应能力。2001年，地球的生物承载能力是112亿公顷，或人均1.8公顷（如果不考虑其他生物需求的话）。然而，人类的全球生态足迹是137亿公顷，或人均2.2公顷。因此，生态足迹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约人均0.4公顷，或23%。这意味着，地球的生命积蓄正在以超出其自我更新能力的速度消耗着。在欧洲，2003年的地球承载能力是人均2.2公顷，而生态足迹是人均4.8公顷。据新经济学基金会测算，自2007年10月23日起，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生态负债”纪元时期，而这将引致长期性的环境退化。
生态足迹概念有助于建构和评估与不同政策选择相关的未来景象。它可以提供一种评估政策成败的工具，并将其导向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对此，世界自然基金在其《生命星球报告2006》中作了详尽的叙述。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足迹中的碳构成要素比其他要素都要增长得快——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9倍，目前已占到人类整个生态需求的近一半。以欧洲的人均碳足迹为例，只有拉脱维亚的人均0.45公顷处在其全球应享份额范围以内，而卢森堡以远远超出全球合理水平的人均6.8公顷高居榜首。部分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同时也缘于操作技术层面上的考虑，碳足迹往往被更多地作为决策过程中的参考工具。
幸福星球指数是由新经济学基金会于2006年7月提出的。它是一种人类安康生活与环境影响测量指数——表明所借以供应安康生活的生态效率。幸福星球指数基于两个方面的客观性指标（即人均预期寿命与生态足迹）和一个方面的主观性指标（即生活满意度）。其具体计算方式是：预期寿命乘以生活满意度，然后除以生态足迹。而其主要数据来源包括《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预期寿命”部分、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for Happiness）中的“生活满意度”部分和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中的“生态足迹”部分等。
幸福星球指数并非要评选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而是要测量某一国家中支撑其安康生活的环境效率。它把经济观点重新置于一种绝对基础性地位：我们的特定资源投入，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人类幸福生活长短。也就是说，它所要考核的是每一单位的星球资源消耗由某一社会、国家或区域所创造的平均幸福生活时间。数据显示，这方面表现最好的是中美洲国家，而G8国家一般来说表现并不理想。新经济学基金会确定的全球理想目标是83.5分，而目前得分最高的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也只有68.2分，得分最低的津巴布韦则仅有16.6分。①
至于幸福星球指数与GDP的关系，新经济学基金会的研究结果是：前者最初随着GDP的增加而迅速上升，但会在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到达顶点，然后会随着GDP的上升而持续下降。②
与幸福星球指数相关的还有生活质量指数和国民总幸福指标（GNH）。前者是由《经济学家》所属研究机构于2005年创制提出的，试图把主观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与影响生活质量的客观因素结合起来。它所测算的9个生活质量要素和指标包括：物质安康（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健康（预期寿命）、政治稳定性、家庭生活（离婚率）、社区生活、气候与地理、工作安全（失业率）、政治自由和性别平等。后者是由布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出的，把经济发展仅仅视为获得幸福生活的众多手段之一，而且，幸福不应只是被当做个人的责任，集体性幸福必须被当做公共政策的明确目标和各种发展项目与计划的指南。依此，布丹把可持续与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文化的保持与促进、促进善治作为四大优先政策领域。
另一组生态意蕴稍弱的“替代”GDP指数是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和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EPI）。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一种综合性指数，涵盖在全国层面上影响环境可持续性的多种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指标。它建立在环境体制、减轻环境压力、减轻人类脆弱性、社会与制度能力和全球托管等五个方面的基础上，总共有21个具体测量指标。③
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对环境指标和统计分析的偏重或许有助于在全国层面上的环境难题解决，同时，它还可能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地方层面、公司层面甚至在家庭中的环境决策。因而，尽管它本身并不完美，但环境可持续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长期以来缺乏的环境表现评估的空缺。相应地，它提供了一种对相关国家及其政府的环境表现进行排名的工具，从而有助于确定不同层面上的可行的政策目标和较好的策略选择。
通过确定环境表现的具体目标并测定国家范围内的实际进展，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为目前的全国污染控制与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标杆。跨国比较借助基于单一议题和整体状况的排序而不断推进。因此，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改进政策决策与决策科学分析的工具。
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的主要目标是减轻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压力和保护环境活力。为此，它采纳了环境健康、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生产性自然资源和可持续能源六大政策领域中的16个指标。2007年6月，耶鲁大学首次发表了《2006年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结果显示，表现最好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新西兰、瑞典和芬兰。
最后一个“替代”GDP指数是区域发展质量指数（QUARS）。它是由意大利的公民社会团体Sbilanciamoci于2000年在其第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挑战了既存的指标体系，尤其是GDP。随后，应用区域发展质量指数方法的其他五个报告也相继发表。
与GDP不同，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不仅反映发展的数量向度，而且反映发展的质量向度。它包括环境（评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环境影响，以及所采取的减轻消极影响的适当措施）、经济与劳动（由经济体制与再分配政策保障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权利与公民权（对年轻人、老年人、弱势群体和移民的社会包容）、平等机会（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缘于性别的歧视）、教育与文化（学校体制的参与、服务质量、国民教育、文化需求与满足）、健康（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便捷与国民的总体健康程度）和参与（公民的政治与社会参与）等七个方面的共计45个指标。 意大利的Sbilanciamoci运动得到了意大利公民社会中46个协会和网络的支持。它提出了国家预算政策的替代性建议方案，推动了各种替代性的社会与环境政策选择。近年来，该运动不仅发表了自己的年度报告和全国性报告，而且组织了大量的学术会议、政策论坛和政策辩论，并通过其议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预算立法创议。
（三）“补充”GDP方法的指标
“补充”GDP方法的指标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基于不断完善的全国帐目系统，也就是借助绿化全国核算；二是通过建立社会和环境信息与GDP之间的联系。
全国性帐目或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s）是一套内在一致的、连续的和统一的宏观帐目，资产负债表和单据都基于一整套国际认同的概念、定义、分类和会计规则。它们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会计框架，依此，经济数据可以进行编辑整理并服务于经济分析和决策。在实践中，经济数据往往是按照年、月、日等时段连续编辑的，因而提供着流动的经济信息。
最近对全国帐目系统（SNA）的修正，试图扩大传统的国民核算的范围，从而包括与环境和社会因素相关的数据与指标。在1993年出版的《全国会计手册》中，联合国建议各国接受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标准，旨在建立“卫星子帐目”，以补充传统经济数据的搜集。
环境帐目或环境核算（EA）是分析环境与经济在欧盟、国家和地区层面上联系的一种工具。它可以用来连接目前的生产和消费类型与自然资源的退化，分析经济政策措施（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补贴、现行的工业支出与投资）的效果。环境帐目系统的不同组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按照工业部门加以分解，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在欧盟范围内，欧洲统计局与欧洲环境局（EEA）、欧洲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一起，鼓励与协调在下述领域中的环境帐目编辑：资产帐目（林业、亚壤土资产、土地和水），排放帐目（空中排放和能源使用、水利用与污染、废水及其他方面比如支出与税收等），物质性流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物质性流动帐目和物理性输入输出列表），环境经济（环境支出、环境工业和环境税收）。
与感兴趣的成员国一起，欧洲统计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环境帐目创建工作，并建立了专门化的工作组。比如，欧洲统计局下的林业会计工作组创制了一个统一的林业部门环境与经济会计（IEEAF）框架，以及一系列针对土地与林木的货币性与物理性资产负债表的统计表格、林业经济帐目、货币性和物理性供需帐目、物质性负债和描述林业的非市场环境功能的表格等。
新的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SEEA）是一种混合的会计系统，试图把环境压力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这些帐目旨在成为国民核算系统核心内容的辅助而不是纠正。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落实修正的《全国会计手册》，并将其作为国民核算系统的一个卫星子系统。
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是国民核算系统下的一个卫星子系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帐目：与污染物和物质（资源和能源）流动相关的数据，物理性与货币性的数据相结合以形成“混合的”流动帐目（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帐目）；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帐目（比如工商业、政府和家庭用于环境保护支出的帐目）；物理与货币形式的全国资源资产，以便掌控积蓄的历时性变化及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比如林木储存量帐目）；环境调整后的宏观经济状况，即扣除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与资源消耗（比如防护性支出）。
这种混合的会计框架使一种更加适宜与透明的指标选择成为可能。货币性指标比如环境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资本形成或附加值，可以测量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和增长。在这种“资本方法”下，人工与自然资本的消耗被从传统经济指标中扣除。物理性指标呈现了物质流动与储存，尤其是自然资源的输入和污染物与废弃物的输出。它们可以测量环境压力大小并表明环境表现。同时，作为量化的物质密度或资源生产率，它们可以与经济表现指标比如GDP相联系比较。这些比率的历时性变化还可以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联度或“脱钩”。物质流动帐目并不能体现生态多样性流失和生态系统环境质量变化等方面的生态关切，但它们可以呈现到其他的指标之中。此外，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目前还没有包括社会和/或制度性议题。①
自2005年以来，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经组建了一个环境经济会计的专家委员会来创制统一的联合国统计标准，从而促进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在各国的落实。在欧洲，许多国家的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环境会计工作单位来落实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当然，这方面的进展在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而联邦德国在推动其环境—经济帐目系统方面成效更为显著。而在环境—经济帐目系统框架下的各种形式环境核算中，针对空中排放和能源使用的统计表，以及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物质流动帐目和环境支出帐目，在欧洲层面上是最为成熟的。
包括环境帐目的全国会计模型（NAMEA）提供了一个展现工业部门与家庭相对于其经济表现的对各种环境关切（空中排放、废水、废弃物）应负责任的框架。某些成员国已经在各自的NAMEA框架中包括了环境支出、环境税、自然资源使用和土地使用。
包括环境帐目的全国会计模型是由荷兰统计局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的，至今已被应用到多个欧盟国家。该框架基于传统的经济输入与输出模型（经济部门与最后消费者之间货币流动的全国性记录），又增加了经济过程中物质资源输入和污染物输出方面的信息，这就使得可以有效追踪整个生产消费过程中与环境相关的流通，并确定这一体制中的环境缺陷。
欧洲环境局及其资源与废弃物管理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31个经济部门中，很难说哪几个应该对大多数环境难题直接负责。比如，就全球变暖议题而言，电力、燃气和供水部门，农业部门，交通、储藏和通讯部门，超出了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而对消费方面的分析表明，正是对满足基本需要（饮食、居住和基础设施、交通）产品的需求导致了主要的环境压力。在国内层面上，挪威统计局构建了一个NAMEA模型，用于测定各个工业部门的排放密度。低排放密度意味着更高的排放效率，而这可以通过空中排放的减少和/或经济附加值的增加来实现。 “补充”GDP方法的第二种类型是建立社会和环境信息与GDP之间的联系，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发展指标、政治与公民自由指标和千年发展指标。
欧洲首脑理事会2001年正式接受的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SDS），旨在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环境保护。把进步导向这一综合性目标，是该战略的关键性部分。为此，欧洲统计局正在修正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在2006年6月通过的关于修改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议中，欧洲议会要求进一步平衡社会进步测量中对GDP的偏重，更多地注意增长的质量方面。基于此，欧洲议会要求创制一套数量有限的关键性可持续指标，以便能够对保健（保健的质量与配置、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意识（文化与教育、现代通讯手段等）、包容（参与社会的决定与社会资本等）和环境质量（空气与水质量等）等进行量化的和适当的评估。
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缘于一个来自各成员国专家的特别工作组的努力。基于尽可能一致化和理性化的指导原则，该工作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的各种指标创议。依据一种层级制的理论框架，欧洲统计局把总共155个指标归入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含从事初步政策分析和掌控基本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性指标，主要是面向高层决策者和普通公众。其中涵盖的十个主题领域是经济发展、贫穷与社会排斥、老龄化社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与能源、生产与消费类型、自然资源管理、交通、善治和全球伙伴关系。第二个层面指标支持对核心政策领域和更细化的掌控基本目标实现的评估，主要是为一般决策者和普通公众而设计。第三个层面主要是面向更加专业化的受众群体（比如学术群体），以便从事更进一步的政策分析，并了解相关议题的发展趋势与复杂性以及它们与其他主题领域的联系。
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脱钩”（decoupling）概念或指标。就其本意而言，“脱钩”指的是摆脱“环境副产品”与“经济收益”之间的传统关联性，并用于表示GDP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具体地说，当一个时期内环境压力的增加小/慢于经济增长（GDP）时，就可以说“脱钩”现象发生。也就是说，“脱钩”可以是绝对或相对意义上的——如果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环境压力是稳定或下降的，那就是绝对意义上的；而如果环境压力的增加小/慢于经济增长，那就是相对意义上的。然而，“脱钩”概念与环境的维持、吸收或抗拒各种形式压力的能力并没有自动性的联系。
“脱钩”与否及其程度可以通过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指标之间的变量关系来测定。此外，“脱钩”指标中运用的一些变量也出现在了资源效率、资源密度和资源生产率等概念中。比如，资源效率和资源密度计算的是资源使用和经济附加值之间的比率，而资源生产率指的是一种反向的比率。
使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是欧盟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SCP）的主要目标之一，该政策试图“通过在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和解除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来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为此，欧洲委员会在2008年提出了一个专门性行动计划。同时，“脱钩”也是OECD2001年环境部长会议通过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环境战略”的核心。
目前年度性进行的“世界自由”调查是由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来组织实施的。2007年，它调查评估了世界上193个国家和15个争议性地区的自由状况。关于每一个国家的报告都提供了人口、首都、政治权利（量化排序）、公民自由（量化排序）、自由状况（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和10年排序结果的信息。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标包含了对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1～7的量化赋值，数字越小意味着更自由。大约29个分析师和16个高级学术顾问参与了当年的研究与排序过程。其中，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标包含的次级指标分别是：政治权利指标包括选举过程、政治多元主义和参与、政府的有效运作，而公民自由指标包括表达与信仰自由、结社与组织权利、法治、个体自治与个人权利。
政治与公民自由指标的最大优势是彰显了往往遭到忽视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对个人生活状况的影响，而它的弱点则是仅仅关注于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某一个层面，尽管政治与公民自由议题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因此，虽然其数据有时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引用，但“自由之家”指标并不广为人知。不仅如此，除了某些具体指标判定上的主观色彩，对于大部分欧盟国家来说，评估结果的相似性也很难看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具体性差别，并因而大大削弱了该指标的应用相关性。
千年发展目标（MDGs）是由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正式确立的。出席该大会的189位政治领导人发表的宣言承诺，采取共同行动以便到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该宣言还特别强调了八个具体性千年发展目标，并因而构成了一个约束性的世界发展目标框架。这八个具体目标包括：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遍的初级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减少儿童死亡率，提高母亲健康，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创建一种全球性发展伙伴关系。
为了追踪分析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来自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统计专家对一些选择性指标在1990-2015年间的变化进行了评估。不仅如此，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个宣言实施进展报告。同时，联合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千年运动”或“千年村”、国别工作组等）来促进千年目标的落实。
千年发展指标的优点是可以直接与政策目标和所需的发展援助相联系，但是，它们往往只涵盖了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议题，而不是整个全球共同体。此外，它们在环境议题上是相对薄弱的，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如何维持全球生态支持系统的可持续性。
四、结论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富裕和安康生活，我们需要多维度的指标来表明一个共同体中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发展。
使用GDP方法有其显而易见的优点。它在宏观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担负着关键而有益的角色。此外，GDP方法明显具有简易、明了和普遍性的特点，并由于将“实在的市场价格”作为其指导原则而拥有公认的客观性。因此，废除GDP是既不可行也无必要的。事实上，在缺乏必要的替代选择的情况下，GDP可以用于研究分析特定的经济政策问题，即总体性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量度。这方面的首要问题是：民众和决策者往往把GDP增长混同于（可持续的）福利增长。正如前文所表明的，尽管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是有条件的。 然而，其他替代性测量方法要想立足的话，就必需拥有像GDP方法那样的一些优势。首要的是，测定的目的与目标必须预先十分明确。这方面的必需工作是在所有政策落实之前精心设计的适合目的分析，从而使建议的分析工具是真正有效的。然后，还需要进行严肃的成本—收益核算，以便使建议的解决方案切实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
从适合目的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来看，GDP方法在“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它只测量前者而不测量后者。这种设定当然不能说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但借助于这种区分，GDP方法可以做到只统计所有的市场交易活动——所有从事交易并且具有市场价格的物品都计入其中。可以说，简易产生美。
但如果量度的对象是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话，可以认为，非市场活动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许多构成元素都不会体现在市场活动之中，或者说，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需要替代性的答案和作更宽泛的成本—收益分析。经济议题中的非经济研究，往往可以把新思想和相对立的观点带入目前仍被主流经济学主宰的领域中。比如，鉴于其心理方面的影响，减少失业很可能比现在普遍理解得还重要。同样，从福利的视角看，自由时间和社会交往的价值很可能被严重低估了。这也许会为理想化税收政策的讨论带来一些新思维，因为一方面减少工作的动机可以被认为是对民众的安康生活有积极影响（当然，前提是它有助于强化家庭和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因工作而发生的流动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性发展，因为它会损害社会化网络。
因此，当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只是经济增长时，旨在超越GDP方法的替代性方案的运用是必要的。本文概述了三大类型的替代性指标，即“调整”、“替代”和“补充”GDP方法，并对其优缺点、超越GDP方法的潜能作了初步分析。
调整GDP方法的超越性潜能表现在：它扣除了防护性的社会与环境成本，并增添了传统GDP核算中不作统计的一些要素（比如家庭工作）。同时，它还具有作为综合性指标的优点，作为一种最终结果可以发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性信息。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使用像GDP那样的货币化测量技术。当然，就中短期而言，人们还很难就外部成本和其他因素的货币价值达成一致。
替代GDP方法的超越性潜能表现在：作为一种把发展的不同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指数，它是三种方法中最为激进的。替代GDP也许未能适当考虑到GDP的优点，因此，它难以被建议作为欧盟决策机构可接受的现实性选择。然而，替代性综合指数创制的进一步实践，可以探索并促进欧洲基于指标的决策（比如公共参与和交往）。
补充GDP方法的超越性潜能表现在：它似乎是最为现实的和可以接受的超越GDP方法选择。这方面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盟成员国率先实现的。建立在已有全国会计系统指标的基础上，欧盟所作的努力离不开各种官方的统计信息与服务。借助这些方法，GDP仍然维持原来的架构与样式，但却被置于一种更适当的社会—生态背景之下。然而，与GDP方法相比，这些方法往往缺乏公众理解与政治支持。因此，创建一种综合的、透明的和大众化的欧洲政策参照指标体系，将是改进支持可持续发展决策的必要步骤。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GDP；替代性进步测量指标
［中图分类号］D5；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０111-１8
［主要作者简介］菲力浦·舍佩尔曼（Philipp Schepelmann）博士，联邦德国著名环境政策智库乌珀塔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欧盟区域政治中的生态转向》（2005）和《欧洲绿色新政》（2009）等。
［译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等方面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to GDP for Measuring Progress
Author： Philipp Schepelmann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l-being， we need multi-dimensional indicators to measur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The GDP method has its own advantages especially when restricting to the transactions within the market field， however， non-market activities are obviously relevant in mea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benefits. Many of the compon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uman benefits can not be reflected by market activities， in other words， certain aspects of current economic policy need some alternatives and we should do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cost-benefit. Therefore， we need alternative methods to GDP to mea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have briefly reviewed three kinds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GDP： “adjustment”， “replacement” and “complement”.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DP； alternatives for measuring progress
经济表现如今一般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来衡量的，而且它事实上也已成为人们量度“生活标准”的普遍性指标。GDP指标往往被按照共同的尺度而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并且的确由于其简便性而具有某些难以否认的优点。但不幸的是，这一指标只是依据市场价格大致计算各种交易，并把收益和成本的数值简单相加。因此，GDP只是把导致福利减少的成本转变为虚幻的收益，不仅如此，它也未能包括非市场交易，比如家务工作。
如果仅仅局限于一种财政视点来看待福利，那么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决策是很难实现的，因为GDP并没有充分考虑人类与社会福利，而且环境代价（比如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也遭到忽视。因此，尝试如何将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与成本纳入对“发展、富裕和安康生活”的界定是很有意义的。
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最初授权欧洲议会政策A部实施关于“作为走向可持续发展手段的GDP的替代性指标研究”。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欧洲议会议员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准备于2007年底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超越GDP会议”。该会议由欧洲委员会、罗马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自然基金共同举办。鉴于这一议题在国内、欧盟和国际社会中研究的新进展，现将该研究报告以“乌珀塔尔专论”之一的形式重新发表。
本文的第一部分概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阐明它该如何测量及其对于决策的相关性；第二部分阐释GDP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指标的主要优缺点；第三部分将选择实例来分析一些替代性的“进步测量指标”；第四部分是一个概括性总结和政策建议。
一、可持续发展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一）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增长”和“发展”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在他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中如此强调了二者间的差别：“增长意指通过对材料的消化或接纳性附加而实现的规模的自然性扩大，而发展意指潜能的实现并导向一种更充分、更伟大或更理想的状态。总之，增长是在物理意义上的量的增加，而发展意味着质的改进或潜能的展现。一个经济体可以呈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或没有增长的发展；也可能既增长又发展，或者既不增长也不发展。”① 不仅如此，赫尔曼·戴利把“不经济的增长”界定为：“当生产增加的价值赶不上资源和福利损耗的成本时，不经济的增长就会发生。”比如，“某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导致“全球的不经济增长”：轿车生产的急剧扩张或许带来了工作其中人们的更高收入，但却会导致更多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并造成全球气候变暖。因而，“发展要想成为可持续的，它必须是综合性的——它必须能够做到平衡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目标”。②
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因而，发展同时涉及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变化，并相应地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方法。
（二）如何测量可持续发展？
“进步与发展”的量度绝非易事，因为这些概念的涵指并不完全是客观的。“发展”应旨在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但发展的优先目标及其实现手段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差异而不相同。发展满足的基本需要包括食品、住房、健康、安全和教育，因此，消除贫穷对于人类发展来说是首要的。在这些基本需要之外，发展还会涉及许多其他向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价值选择与偏好问题，因而很难简单地用客观的经验性方法来确定。
一个国家、地区或个体的“进步、富裕和安康生活”，会受到（纯）收入、经济衰退、就业、教育与识字程度、知识和人力资本、贫穷、资源与产品的可获得性和分配、健康、预期寿命和（儿童）死亡率、安全、生活质量、幸福感、休闲、文化认同、民主、人权、平等、环境污染、水和空气质量、过度消费和（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价值、生物多样性减少和沙漠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了科学地评价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的，上述各个方面甚至更多的议题都应该纳入评估的范围。因而，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应该通过何种方式、使用哪些指标来界定“可持续发展、富裕和安康生活”。
可持续性的量度需要多向度的指标，以表明一个共同体内部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指标被设计用来测量可以确定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条件。然而，转向可持续性指标还意味着转向客观性较低和不太容易感知的指标，比如“生活质量”和“生态完整性”。
指标主要用于理解我们的现状、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和我们离理想状态的差距，因而也要相应地确定一些参照基点、门槛和目标，以便指导我们的政治与社会行动。
概括地说，自布伦特兰报告以来，有三种主要的可持续发展认知方法已经产生。①
一是“三支柱方法”，把可持续发展同时涉指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是可持续的，因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是极端重要并且相互影响的。
二是“生态系统健康方法”，把经济与社会系统视为全球环境下的子系统，认为最需要持续的是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便从容回应来自外部的干扰与改变。生态系统的“健康”必须优先得到保护与改善。因此，该方法主要侧重于人类活动置于生态系统的压力，以及生态系统对这些压力的回应。
三是“资源或资本方法”，把可持续发展视为确保人均财富不降低的发展，替换或保持人工制造、人力、社会和自然资本的蓄积。它通过整合物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包容对人力、社会、自然和环境资本的测量，从而扩展了经济资本的概念。
当然，准确阐明哪些指标能够成为测量可持续进步的可靠指标并不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的目的。因而，指标或指标体系的选择，更多依赖于一种“适合目的需要”的准则，同时应着重考虑其分析的全面性、可测量性和对于使用者的政策相关性与效用等几个方面。
目前，许多政府与组织机构已开始搜集上述三个领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具体数据。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年发表的包括100个指标的数据年报，提供了对该组织成员国经济、社会和环境趋势的全球性概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UNDP）每年发表一篇《人类发展报告》，集中于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指标；不仅如此，联合国统计署也在搜集有关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球性数据。②
（三）基于GDP和其他“进步指标”的政策与决策
GDP增长在欧盟以及成员国和区域层面上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和目标中都被奉为神圣。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GDP可以明确地确定就业水平、税收收入和向绿色技术等提供的补贴水平。现代经济和福利制度严重依赖于GDP的增长。不仅如此，通过消费与投资实现的GDP增长，还担当着积极的反馈机制作用，因而使之变得更加不可或缺。然而，即便不是完全废弃GDP，适当降低目前这种对GDP的依赖，似乎也是非常必要的。增长的反面即“去增长”（de-growth）的难题在于，它将非常可能是不稳定的。消费的减少将会导致不断升高的失业率、不断降低的竞争力和一个螺旋式衰退，这将会造成一种真正的两难困境：现代经济不得不追求增长，但随着增长不稳定性的降低，却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欧盟和国际社会的大量政策是基于一种GDP结果的。比如，欧盟的区域政策设置了一个GDP门槛，规定只有满足这一门槛的区域才可以申请欧盟资助，即：只有低于欧盟人均GDP平均水平的75%的区域，才可以申请获得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聚合基金的申请条件则是生活标准低于欧盟平均水平90%的成员国。成员国向欧盟财政预算的缴纳数额目前基于其国民总收入（GNI）。经济与货币联盟中的《稳定与增长协定》和《趋同准则》间接使用了GDP，规定政府的债务和财政赤字应低于GDP的一定比例。
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里斯本战略”分别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指标和结构性指标，以此来测量相关战略确定的目标所取得的进展。在建议新立法或修订既有法律时，其影响评估部分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可持续进步指标”，以便正确评价对可持续发展三个支柱（经济、生态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在欧盟层面上，欧洲委员会在创制超越GDP的指标方面一直立场积极，并在2009年夏公开发表了关于超越GDP的路线图。此外，至少三个成员国已开始严肃应对不可持续的GDP增长问题，并组建了不同的科学委员会来帮助政府的决策，它们分别是奥地利的“什么样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计划、英国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法国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量度委员会”。不仅如此，OECD还发起了一个“测量社会的进步”的全球性项目，以强化公民理解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的能力。 二、GDP能够成为测量可持续进步的指标吗？
GDP测量方法广泛应用上的成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多少有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其创制者从未设想GDP会成为对经济福利的普遍性量度工具。但难以否认的是，GDP逐渐地扮演起了这样一种角色。接下来，我们将先简要评述GDP方法的历史演进，然后对GDP方法的优缺点作一大致评估。
（一）什么是GDP？
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是指在一个特定地理空间和既定时间内生产的所有终端商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具体地说，它包含三个要素：（1）“总的”意指，商品与服务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价值的贬损并没有从GDP总值中扣除；（2）“国内的”意指，它统计的只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之内的经济活动，而不考虑具体所有权；（3）“产品”意指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或者说经济体的产出，指这一经济体中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而GDP就是这一产出的价值。
GDP价值是由价格和数量构成的。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其商品与服务的支付价格（通过改进质量）或者增加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数量来增加其GDP的价值。为了避免双重计算，GDP测量必须做到对每一种商品或服务只统计一次，也就是只计算其最后价值。
从根本上说，对GDP的测量基于经济活动中的三个主要侧面，即需求、生产和收入，由此相应地形成了测定GDP的三种基本方法：有效需求方法、生产方法和收入方法。从理论上说，这三种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往往由于数据来源等方面的原因而略有差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文中，GDP更多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尤其是鉴于特别关注福利衡量的研究目的，人均GDP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意指。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再进一步区别名义GDP和事实GDP等技术性和细节性的方面。
（二）GDP方法的形成与扩展
对国民帐目或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s）的最早估算出现于1665年的英格兰，托马斯·配第（Thomas Petty）的目的是测算这个国家的税收能力。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率先确立的“国民财富”的观念，并非仅仅基于农业、黄金和白银，而且还包括“制造业”。然而，斯密所理解的工业并不包括今天广义上的服务业，像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部门等。他认为，那些部门无论有用与否，都不会生产任何价值。上述概念上的扩展，斯密并未提供太多有价值的思想来确定如何测量国民财富（或生产）。
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的20世纪初，生产核算才真正得到了重视。福利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发现，如果不能准确计算个体消费者所消费商品的价值，就无法对全国的生产状况进行有效的测量。不仅如此，他还向经济学大胆引入了“效用”的概念，这使得生产的市场价值成为对生产的最佳测定方法。马歇尔的上述思想直到今日仍然有着重要影响。任何有价格并被商业交换的东西之所以被计入GDP，因为它们是被生产出来并可以交换的。但相应地，家庭/社区的社会领域和环境栖息地这两个庞大领域却被排斥在了“福利统计”之外。
国民生产核算在美国的突破性进展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领导的。1932年，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一份对国民收入的综合性评估报告，结果是由年轻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主持制定了第一套国民帐目会计体系，并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GDP的雏形。30年代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经济思想来自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提出，政府在需求管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主要是通过货币流动而不是政府项目来实现的，新的国内会计工具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借用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话说，库兹涅茨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①
全国帐目系统确立及其对于福利测量贡献上的真正突破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自豪地宣称：预期战后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已可以列出其详细清单。对此，我们应该感谢美国工厂产出的统计测量上的悄然而重大的改进。
结果，在战前，经济学家们很少被公共政策所引用或咨询；而在战后，他们变成了“政策的绝对权威”。此外，由于凯恩斯主义把消费提升为经济管理中的首要角色，政策决策者不再把“人民”区分为工人、农民和商人，而是统一视为消费者。
有意思的是，新会计系统创制者库兹涅茨在1962年就提出了对GDP应用范围与频率的明确批评，指出应该区分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成本与收益、近期与长期效果，认为增长的目标必须更多地阐明增长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甚至在更早的1934年，库兹涅茨就曾警告说，一个国家的福利不能仅仅从上述国民收入的核算中推导出来。随后，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加尔布雷斯等也提出了对GDP测量方法存在缺陷的批评。尽管如此，GDP仍逐渐成为全球普遍接受与认可的经济衡量方法。
（三）GDP方法的自我调整
虽然GDP作为（可持续）福利测量方式存在概念性缺陷，对它的自我调整可以起到部分性的矫正效果，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对福利贬损作用的讨论导致了净国内产值（NDP）的概念；其二，借助购买力评价（PPP）对GDP数值的修正，大大提高了不同国家之间福利水平的可比较性。
净国内产值（或国民总收入）对于福利测量重要性的理论基础，在很早以前就由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和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所分别提出。①希克斯认为，收入计算的实践目的是告诉人们一个确定的信息，目前可以消费多少数量而不至于使自己未来变得贫穷。这种消费观念的意蕴，在今天就是不影响经济的资本存量（在其最广泛意义上），从而为明天预留充分的消费可能性，因此，“真实的”收入是毛收入减去资本的损耗。魏茨曼则认为，这种收入测量值才是可持续国民收入的近似数值，因为它与所有未来消费中目前未被计算的价值成比例。 经验地说，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过去十年中GDP与NDP之间的差别大致在15%左右。对于高技术国家来说，这一数据要高一些，而且NDP的增长率几乎肯定要低于GDP。瑞典劳工经济学家罗兰德·斯庞特（Roland Spant）的实证性分析表明，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强化了资本贬值的重要性。②这种发展增大了总产值和净产值之间的差别。当代投资的构成比例趋向于更高水平的折旧率（比如硬软件）和更短命的资产，导致往往会过高估计总产值测量中的真实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因此，相比GDP，对于福利测量来说净产值是一个更为可靠的指标。
当然，与福利相关的GDP真实价值的观念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可以认为，GDP的真实价值是它事实上可以购买到的、满足个体基本（和高级）需要的商品，因而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矫正。因而，当旨在比较不同国家间的生活水准时，有必要调整基本的GDP数据，这种比较难题主要是由汇率和相对价格水平差异所造成的。
比如，我们在把中国的GDP转换为欧元时使用的是市场汇率。按理说，市场汇率应该及时得到充分调整，使得同样的商品与服务在不同国家中有着同样的价格，但事实上，市场汇率只能考虑“可交易的”商品，而几乎不可能考虑“不可交易的”商品，比如服务；不仅如此，不完善的资本流动（比如通过货币管制）也会妨碍外汇市场的有效运转。
购买力平价试图通过确定不同国家间的一系列可比较商品来解决这一难题，看看购买同等数量的同一种产品相对于一种基础性货币而言（往往是美元）究竟需要多少本地货币。当GDP通过由此得出的汇率加以调整后，其数值更能反映出真实的购买力。①
例如，2006年联邦德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7倍（35000美元：2000美元）。但是，考虑到维持民众生活水平的商品与服务在中国要比在联邦德国便宜得多，通过调整各自的GDP数据，我们就会发现，购买力平价调整后联邦德国的人均GDP只是中国的4倍（31000美元：7600美元）。因而，经过PPP调整后的GDP数值可以大大缩小富裕与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
（四）GDP测量方法的优缺点
从本质界定上说，GDP与福利（welfare）或“安康生活”（well-being）并不是一回事，而有关GDP的许多错误观念都来自将其作为一种福利指标的滥用。
所有的集合式统计都隐含着个体福利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福利的假定。但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来说，这一假定本身就是成问题的。②对于笔者而言，我们关心的是GDP中有利于福利改进的因素，以及如何将GDP中好的和坏的因素区分开来。总的来说，GDP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比如从收入方面可以把GDP分解为工资与利润，从支出方面则可以把GDP分解为消费与投资。虽然其中都包含着与福利相关的方面，但所有交易都体现为某些人的货币性收入，而无论他们是清除自然灾难后果的救火队员，还是从人类社会关系悲剧中谋利的离婚律师。这意味着，我们在能够区分GDP中的好坏因素之前必须要引入新的判定尺度。收益成本分析（CBA）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方面的工具，尤其是边际收益成本观点。归根结底，一种GDP构成要素的边际社会收益要大于边际社会成本，这就要求充分考虑所有GDP构成要素中的所有外部性，而不仅限于市场交易。对此，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比较一个公司与一个国家时正确地指出：“没有人仅仅从收入来评价一个公司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看它的资产与负债的平衡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③
概括地说，经济福利（除了物质财富，还包括非经济活动和休闲）是一个比GDP内涵（除了消费和净投资，还包括资本贬值、境外转移收入和难以避免的副产品等）更宽泛的概念，但却明显地受到经济措施的影响。而更广义上的福利包括生活条件（环境、卫生和教育）和幸福感（健康体魄、家庭活动、朋友、工作满足、社区联系），则与经济公共政策的联系渐趋减弱。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对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④他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安康生活和幸福感有多重来源，经济指标和政策只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实质性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西方国家民众的主观满意度或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尽管它们的人均GDP一直在增加。
既然微观经济理论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反对将GDP用于测量人类福利，那么，为什么它至今仍在被如此广泛地使用呢？部分原因在于GDP方法是一种足够简易的、直接的和线性的衡量工具。它能够十分便捷地用于计算各种（宏观）经济举措，因而可以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发挥合法而重要的作用。
尽管作为一种福利测量方法本身有其不完善性，但事实上，GDP水平和基本福利构成要素比（如识字率、营养与卫生保健、通讯技术、预期寿命）之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其主要指标都有助于人类的福利改善。当然，正如有些学者已指出的，人类福利与GDP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似乎是有条件的，超过人均15000美元之后，二者间的积极性联系将大大减弱。①
也就是说，GDP与人们的主观福利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有条件的。在这方面，马斯洛的“需要金字塔”理论可以提供很好的解释。②在他看来，人们把对某些商品的需要置于其他需要之前，或者说，人们对空气、水、食品和居所等有着基本的需求，而这些基本需要不能被奢侈性商品或更高级的需要（比如娱乐）或自我实现所交换。这种等级制需要理论对于GDP方法的意蕴是：到达一定界点后，收入增长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方面不再发挥太大的作用。
“依据奇怪的GDP测定标准，一个国家的经济英雄是一个垂危的癌症病人，并且正在经历着一场昂贵的离婚官司。最令人幸福的事件是地震或飓风。最值得憧憬的居住地是需耗资数十亿美元清理的超大垃圾场（失去控制的或被废弃的场所，那里的有毒废弃物很可能影响着当地的生态系统或民众）。所有这些都会创造GDP，因为它们都需要货币支付与流转。这就像一个商人只是把所有的交易额相加列表，而不具体区分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③上述这段描述尽管有些讥讽的意味，但却形象地说明了不能把GDP混淆于人类福利。依据上述对广义的人类福利所作的三个层次的划分，GDP测量方法的缺陷可以概括为两个层面：与经济福利相关的和与生活条件相关的。 就前者来说，GDP中的某些元素（比如资本贬值）对于人类福利是不会有任何积极作用的。属于同样情况的还包括GDP与国民总收入/国民总产值之间的差额，即流入国外的部分收入。简单地说，并不停留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某种收入不会有助于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福利，尽管那一收入也许会产生一些间接性的国内积极影响。除此之外，GDP方法的主要缺点还包括：（1）未能统计非正式的/地下的经济，因为它只涵盖有（正式的）市场价格的交易。（2）往往忽略政府对生产的影响，即政府服务的投入或产出效应，比如有些政府服务项目并没有出现在法国的GDP统计及其报告之中。（3）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和志愿工作，因为这些“非市场生产”（像家务、儿童看护、年老体弱者看护、维持生计农业和其他志愿性工作）虽然有助于人们福利改善，但却没有货币交换行为（如果将这些生产统计其中的话，只会产生更高的GDP，却不会增加人类福利，因为它们都是无偿性的和出于非经济动机的）。（4）敌视性对待休闲，认为休闲是一种“机会（浪费）成本”——每一单位休闲的增加很可能意味着相应GDP的减少，尽管休闲显然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福利状况。（5）忽视技术本身方面的变化，并且低估人力资本，表现在只考虑最终产品的价值及其改变，却不详加区分导致这种变化的技术基础和资本构成，往往低估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比如教育和保健的重要性及其带来的产出增加效应。
数据表明，欧盟比美国有着更高水平的政府生产、休闲和家务生产。鉴于休闲和家务等因素对于人类福利改善的重要性，可以设想，人们的真实收入水平完全可能因为对这些因素及其影响的更好阐释而改变。结果便是：如果包括非市场因素的话，法国的人均可处置收入水平与美国相差无几。
就后者来说，GDP方法低估或难以准确衡量的因素包括：（1）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说，GDP中未被“适当作价”的最重要领域就是自然资源。对此，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指出，现行的全国核算体系把地球当做一种商务清偿中的对象，因为GDP仅仅记录各种交易项目而无视交易资本自身所发生的潜在蜕化。①（2）健康。一个社会保健条件的变化只有在导致保健体系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才会反映到GDP之中。在这方面，一种更加昂贵的保健体系会增加GDP，尽管这种成本增加的基础可能是更先进的技术、不断提高的人均寿命、低效率、生活风格和更多疾病的预防等。（3）不平等。GDP强调平均收入，因而事实上潜在地更加看重富裕阶层的支出（其相对较大的社会消费与投资份额），而不是贫穷阶层收入的增加，这也正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马塔·森（Amartya Sen）对GDP方法提出批评的要点所在，而目前的矫正办法是由法国的施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Stiglitz-Sen-Fitoussi-Commission）提出的强调使用“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以便更好地反映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4）犯罪和家庭破裂。所有涉及因犯罪导致的警力扩充、财产损坏或因家庭破裂带来的处置离婚案件的律师活动，都会计算进GDP，因为它们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货币性交易。
三、各种替代性“进步指标”评估
创制超越GDP方法的指标、指数或指标体系的努力，近年来一直在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欧洲和联邦德国统计局、Sbilanciamoci、新经济学基金会和“重新界定进步”等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与民间智库在内的组织机构中进行着。概括起来，这些新方法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调整”GDP、“代替”GDP和“补充”GDP。其中，属于“补充”GDP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已经被欧盟所官方接受。
（一）“调整”GDP方法的指标
所谓“调整”GDP方法的指标，是指对GDP方法加以调整，从而包容传统测量中未能涵盖的多种经济、社会或环境要素。依此，这些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生活标准和福利状况。
在《他们的“增长过时了吗？》一文中，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要创制一套反映消费而不是生产的指数，因为这可以更好地体现福利水平。他们建议着力于经济福利测量（MEW，或净经济福利），即净经济福利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减去经济副结果（污染控制、修复）和难以消除的必需品（制止犯罪的警察、防务力量），但要加上家务、非法生产、未报告的经济活动和休闲。
这种“经济福利测量”方法对国民收入的内容作了重新分类，以便真实反映消费，但托宾和诺德豪斯本人也承认，很难准确估算个体和集体的幸福感如何与消费相关，因此，他们把“经济福利测量”称为对“福利的初步与试验性的量度”。
在“经济福利测量”理念的基础上，赫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John Cobb）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可持续经济福利”等于个体消费者支出减去收入不平等调整、环境破坏成本、防务性私人支出和自然资本贬值，但加上来自家务劳动的服务、非防务性公共支出和经济调节。
在作为《为了共同的利益》一书附录发表的研究成果中，科布计算了美国1950-1986年的可持续经济福利（省略了休闲指标）。结果显示，在50年代，GDP和可持续经济福利同时上升；在60、70年代，GDP迅速升高而可持续经济福利缓慢提升；而在80年代，GDP继续迅速上升但可持续福利却趋于下降。当包括休闲指标时，GDP与可持续经济福利之间的差距迅速扩大。科布因此认为，持续的增加GDP政策倾向也许会损害经济福利。①
而“重新界定进步”组织则由其高级研究员克利福德·科布（Clifford Cobb）提出了“真正进步指标”（GPI）。该指标与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相似，但包括了更多因素，比如犯罪、离婚、失业和休闲时间变化等。不仅如此，该指标被认为是更加简便易懂。“真正进步指标”等于个人/家庭消费支出加上GDP未统计的家务工作价值和志愿性奉献工作价值，但减去犯罪因素、环境恶化因素（资源枯竭、臭氧层破坏和污染等）、家庭破裂因素、过度工作压力、不断膨胀的消费者负债以及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绿色GDP或绿色国民核算是一种试图把经济增长的环境后果计算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包括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但是，工业污染导致的生态或健康损害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显现出来。不仅如此，污染也许不会损害到肇事企业周围的当地，而是影响到远得多的地区。此外，污染影响可能由于外部性因素（比如风或雨）而加剧。
詹姆斯·博伊德（James Boyd）研究后认为，绿色GDP旨在彰显自然的非市场收益。②然而，绿色GDP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由于需要赋予社会获得收益的自然资源以价格与价值，并计算所消费的具体单位/数量而大打折扣，因此，博伊德主张计算“生态系统服务”而不是生态系统构成或过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绿色GDP的计算基于使用者开发自然资源的成本和污染排放的社会成本。
在中国，绿色GDP试验的特色在于与地方干部的考核制度结合起来，即不再用传统的GDP指标而是用绿色GDP指标来决定地方干部的政绩，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官员需要从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转向速度稍慢但却使环境更加友好的增长。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表了第一份绿色GDP报告，显示在2004年环境污染带来的全国经济损失为6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经济总产出的3.05%，而在工业能源煤炭生产中心的山西省，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源损失占到其2002年GDP总量的22.4%——该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地方政府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强烈质疑，结果这一试验随后被搁置。
与此相关，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真正积蓄（调整的净积蓄）指标。国民总积蓄测定的是一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投资于未来的消费，而真正积蓄（调整的净积蓄）测量的是人工的、自然的与人力资本中的净投资（真实积蓄）。由于真正积蓄立足于绿色国民核算的概念，它重新计算全国积蓄的数字，包括确定已有资产的贬值、自然资源的消耗、全球性环境污染的价值（包括人类福利以疾病和健康为代价的损失）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方面支出被视为积蓄而不是消费）。尽管积蓄率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收入，但却可以表明其资本储量的发展，并昭示其长期增长的潜能。
世界银行用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来测量一个国家的真正积蓄。①使用这一指标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提供一个简单明了、或肯定或否定的数字。长期否定性的结果则意味着，一个国家正在追求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并对民众福利和未来发展产生消极性影响。另一个好处在于：它在一个财政与发展部门能够理解的框架内提出资源与环境议题，而且使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交换更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否定性结果，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打算先考虑今天的增长而把环境治理留给明天时。真正积蓄测量使得探索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许多政策问题变得必要和可能，比如货币和财政政策、更严厉的可耗尽资源出口政策以及污染整治措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真正积蓄率。经验数据表明，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的真正积蓄率是负值，而且这些国家正在持续变得贫穷。
（二）“替代”GDP方法的指标
最具影响力的“替代”GDP指标是由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数（GDI）。人类发展指数是一种综合性指数，用于测定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三个维度上的平均进展：（1）用预期寿命指标来测量长期而健康的生命质量；（2）用成年人识字率（2/3权重）和混合的大、中、小学总入学率（1/3权重）指标来测量知识水平；（3）用人均GDP和调整后的地方生活支出（购买力平价意义上的美元）指标来测量生活水准。②每一个维度的指标体现为从0到1的不同分值（具体计算方式是：用实际分值减去最小目标分值除以最大目标分值减去最小目标分值），三个维度分值的平均数就是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创制人类发展指数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民及其能力才是评价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最高准则，而不是经济增长。目前，联合国每年发表包括大约177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指数评估报告，其数据来源于国际性综合数据搜集分析机构和专门性指标统计整理的结果。
人类发展指数可以用来评估全国性的政策选择，激励关于政府保健和教育政策的争论，追问为什么在有些国家已经取得的进步却难以在其他国家实现（尤其是在经济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用来彰显国家内部的不一致性，比如在省州、不同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经济团组之间。
而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数更加强调男女之间发展水平上的不平等，因而，它可以视为对人类发展指数的性别视角下的调整。比如，在寿命方面，把不同低年龄群体（0～4岁和5～9岁）死亡率中的男女比例指标作为“健康”的更适当测定指标；在知识方面，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处在15岁以下，颠倒成年人识字率和平均综合入学率的衡量权重（前者下调为1/3而不再是2/3）；在收入方面，主要考虑女性工资占全国平均工资收入的比率和女性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率，尽管这并不能反映女性对所（非）赢得收入的支配程度。
卢希·塞斯（Ruhi Saith）和巴巴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White）强调了比较人类发展指数和与性别相关发展指数的重要性。③其具体计算方式是：性别不平等发展程度（GIV）等于人类发展指数减去与性别相关发展指数，然后除以人类发展指数。当然，较低的人类发展指数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性别不平等发展程度。比如，爱尔兰尽管拥有总体上很高的人类发展指数和与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数，但却有着比坦桑尼亚更高的发展性别差异，后者的两个发展指数都很低。
两个具有较强烈生态意蕴的“替代”GDP指数是生态足迹（EF）和幸福星球指数（HPI）。世界自然基金创制的生态足迹是一种资源核算工具，旨在测定在何种程度上人类经济的生态需求仍处在生物圈所能提供的商品与服务范围之内。换句话说，生态足迹测量的是：多大陆地面积（或“多少个地球”）才能维持既定人口目前的消费、技术发展和资源效率水平。
生态足迹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分别用于农作物、动物产品、渔产品、林业产品、建筑用地和吸纳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土地。生态足迹所测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区域中居民的最后消费，而不管这种消费的影响发生在该国家或区域的边界之内或以外。也就是说，它主要测量的是一个国家的消费及其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可能远远大于其实际享有的生物承载能力。据世界自然基金测算，全球的生态足迹在1961-2003年间增加了3倍。 同样地，我们可以计算出地球的生物承载能力，尤其是它的资源供应能力。2001年，地球的生物承载能力是112亿公顷，或人均1.8公顷（如果不考虑其他生物需求的话）。然而，人类的全球生态足迹是137亿公顷，或人均2.2公顷。因此，生态足迹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约人均0.4公顷，或23%。这意味着，地球的生命积蓄正在以超出其自我更新能力的速度消耗着。在欧洲，2003年的地球承载能力是人均2.2公顷，而生态足迹是人均4.8公顷。据新经济学基金会测算，自2007年10月23日起，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生态负债”纪元时期，而这将引致长期性的环境退化。
生态足迹概念有助于建构和评估与不同政策选择相关的未来景象。它可以提供一种评估政策成败的工具，并将其导向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对此，世界自然基金在其《生命星球报告2006》中作了详尽的叙述。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足迹中的碳构成要素比其他要素都要增长得快——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9倍，目前已占到人类整个生态需求的近一半。以欧洲的人均碳足迹为例，只有拉脱维亚的人均0.45公顷处在其全球应享份额范围以内，而卢森堡以远远超出全球合理水平的人均6.8公顷高居榜首。部分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同时也缘于操作技术层面上的考虑，碳足迹往往被更多地作为决策过程中的参考工具。
幸福星球指数是由新经济学基金会于2006年7月提出的。它是一种人类安康生活与环境影响测量指数——表明所借以供应安康生活的生态效率。幸福星球指数基于两个方面的客观性指标（即人均预期寿命与生态足迹）和一个方面的主观性指标（即生活满意度）。其具体计算方式是：预期寿命乘以生活满意度，然后除以生态足迹。而其主要数据来源包括《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预期寿命”部分、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for Happiness）中的“生活满意度”部分和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中的“生态足迹”部分等。
幸福星球指数并非要评选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而是要测量某一国家中支撑其安康生活的环境效率。它把经济观点重新置于一种绝对基础性地位：我们的特定资源投入，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人类幸福生活长短。也就是说，它所要考核的是每一单位的星球资源消耗由某一社会、国家或区域所创造的平均幸福生活时间。数据显示，这方面表现最好的是中美洲国家，而G8国家一般来说表现并不理想。新经济学基金会确定的全球理想目标是83.5分，而目前得分最高的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也只有68.2分，得分最低的津巴布韦则仅有16.6分。①
至于幸福星球指数与GDP的关系，新经济学基金会的研究结果是：前者最初随着GDP的增加而迅速上升，但会在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到达顶点，然后会随着GDP的上升而持续下降。②
与幸福星球指数相关的还有生活质量指数和国民总幸福指标（GNH）。前者是由《经济学家》所属研究机构于2005年创制提出的，试图把主观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与影响生活质量的客观因素结合起来。它所测算的9个生活质量要素和指标包括：物质安康（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健康（预期寿命）、政治稳定性、家庭生活（离婚率）、社区生活、气候与地理、工作安全（失业率）、政治自由和性别平等。后者是由布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提出的，把经济发展仅仅视为获得幸福生活的众多手段之一，而且，幸福不应只是被当做个人的责任，集体性幸福必须被当做公共政策的明确目标和各种发展项目与计划的指南。依此，布丹把可持续与公平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文化的保持与促进、促进善治作为四大优先政策领域。
另一组生态意蕴稍弱的“替代”GDP指数是环境可持续性指数（ESI）和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EPI）。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是一种综合性指数，涵盖在全国层面上影响环境可持续性的多种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指标。它建立在环境体制、减轻环境压力、减轻人类脆弱性、社会与制度能力和全球托管等五个方面的基础上，总共有21个具体测量指标。③
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对环境指标和统计分析的偏重或许有助于在全国层面上的环境难题解决，同时，它还可能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地方层面、公司层面甚至在家庭中的环境决策。因而，尽管它本身并不完美，但环境可持续指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长期以来缺乏的环境表现评估的空缺。相应地，它提供了一种对相关国家及其政府的环境表现进行排名的工具，从而有助于确定不同层面上的可行的政策目标和较好的策略选择。
通过确定环境表现的具体目标并测定国家范围内的实际进展，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为目前的全国污染控制与自然资源管理提供了标杆。跨国比较借助基于单一议题和整体状况的排序而不断推进。因此，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改进政策决策与决策科学分析的工具。
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的主要目标是减轻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压力和保护环境活力。为此，它采纳了环境健康、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生产性自然资源和可持续能源六大政策领域中的16个指标。2007年6月，耶鲁大学首次发表了《2006年基于小型调查的环境表现指数》。结果显示，表现最好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新西兰、瑞典和芬兰。
最后一个“替代”GDP指数是区域发展质量指数（QUARS）。它是由意大利的公民社会团体Sbilanciamoci于2000年在其第一个研究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挑战了既存的指标体系，尤其是GDP。随后，应用区域发展质量指数方法的其他五个报告也相继发表。
与GDP不同，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不仅反映发展的数量向度，而且反映发展的质量向度。它包括环境（评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环境影响，以及所采取的减轻消极影响的适当措施）、经济与劳动（由经济体制与再分配政策保障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权利与公民权（对年轻人、老年人、弱势群体和移民的社会包容）、平等机会（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缘于性别的歧视）、教育与文化（学校体制的参与、服务质量、国民教育、文化需求与满足）、健康（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便捷与国民的总体健康程度）和参与（公民的政治与社会参与）等七个方面的共计45个指标。 意大利的Sbilanciamoci运动得到了意大利公民社会中46个协会和网络的支持。它提出了国家预算政策的替代性建议方案，推动了各种替代性的社会与环境政策选择。近年来，该运动不仅发表了自己的年度报告和全国性报告，而且组织了大量的学术会议、政策论坛和政策辩论，并通过其议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预算立法创议。
（三）“补充”GDP方法的指标
“补充”GDP方法的指标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基于不断完善的全国帐目系统，也就是借助绿化全国核算；二是通过建立社会和环境信息与GDP之间的联系。
全国性帐目或国民核算（national accounts）是一套内在一致的、连续的和统一的宏观帐目，资产负债表和单据都基于一整套国际认同的概念、定义、分类和会计规则。它们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会计框架，依此，经济数据可以进行编辑整理并服务于经济分析和决策。在实践中，经济数据往往是按照年、月、日等时段连续编辑的，因而提供着流动的经济信息。
最近对全国帐目系统（SNA）的修正，试图扩大传统的国民核算的范围，从而包括与环境和社会因素相关的数据与指标。在1993年出版的《全国会计手册》中，联合国建议各国接受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标准，旨在建立“卫星子帐目”，以补充传统经济数据的搜集。
环境帐目或环境核算（EA）是分析环境与经济在欧盟、国家和地区层面上联系的一种工具。它可以用来连接目前的生产和消费类型与自然资源的退化，分析经济政策措施（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补贴、现行的工业支出与投资）的效果。环境帐目系统的不同组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按照工业部门加以分解，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在欧盟范围内，欧洲统计局与欧洲环境局（EEA）、欧洲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一起，鼓励与协调在下述领域中的环境帐目编辑：资产帐目（林业、亚壤土资产、土地和水），排放帐目（空中排放和能源使用、水利用与污染、废水及其他方面比如支出与税收等），物质性流动（整个经济领域中的物质性流动帐目和物理性输入输出列表），环境经济（环境支出、环境工业和环境税收）。
与感兴趣的成员国一起，欧洲统计局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环境帐目创建工作，并建立了专门化的工作组。比如，欧洲统计局下的林业会计工作组创制了一个统一的林业部门环境与经济会计（IEEAF）框架，以及一系列针对土地与林木的货币性与物理性资产负债表的统计表格、林业经济帐目、货币性和物理性供需帐目、物质性负债和描述林业的非市场环境功能的表格等。
新的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SEEA）是一种混合的会计系统，试图把环境压力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这些帐目旨在成为国民核算系统核心内容的辅助而不是纠正。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落实修正的《全国会计手册》，并将其作为国民核算系统的一个卫星子系统。
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是国民核算系统下的一个卫星子系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帐目：与污染物和物质（资源和能源）流动相关的数据，物理性与货币性的数据相结合以形成“混合的”流动帐目（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帐目）；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帐目（比如工商业、政府和家庭用于环境保护支出的帐目）；物理与货币形式的全国资源资产，以便掌控积蓄的历时性变化及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比如林木储存量帐目）；环境调整后的宏观经济状况，即扣除经济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与资源消耗（比如防护性支出）。
这种混合的会计框架使一种更加适宜与透明的指标选择成为可能。货币性指标比如环境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资本形成或附加值，可以测量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和增长。在这种“资本方法”下，人工与自然资本的消耗被从传统经济指标中扣除。物理性指标呈现了物质流动与储存，尤其是自然资源的输入和污染物与废弃物的输出。它们可以测量环境压力大小并表明环境表现。同时，作为量化的物质密度或资源生产率，它们可以与经济表现指标比如GDP相联系比较。这些比率的历时性变化还可以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联度或“脱钩”。物质流动帐目并不能体现生态多样性流失和生态系统环境质量变化等方面的生态关切，但它们可以呈现到其他的指标之中。此外，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目前还没有包括社会和/或制度性议题。①
自2005年以来，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已经组建了一个环境经济会计的专家委员会来创制统一的联合国统计标准，从而促进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在各国的落实。在欧洲，许多国家的统计局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环境会计工作单位来落实统一的环境与经济会计系统。当然，这方面的进展在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而联邦德国在推动其环境—经济帐目系统方面成效更为显著。而在环境—经济帐目系统框架下的各种形式环境核算中，针对空中排放和能源使用的统计表，以及涵盖整个经济领域的物质流动帐目和环境支出帐目，在欧洲层面上是最为成熟的。
包括环境帐目的全国会计模型（NAMEA）提供了一个展现工业部门与家庭相对于其经济表现的对各种环境关切（空中排放、废水、废弃物）应负责任的框架。某些成员国已经在各自的NAMEA框架中包括了环境支出、环境税、自然资源使用和土地使用。
包括环境帐目的全国会计模型是由荷兰统计局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提出的，至今已被应用到多个欧盟国家。该框架基于传统的经济输入与输出模型（经济部门与最后消费者之间货币流动的全国性记录），又增加了经济过程中物质资源输入和污染物输出方面的信息，这就使得可以有效追踪整个生产消费过程中与环境相关的流通，并确定这一体制中的环境缺陷。
欧洲环境局及其资源与废弃物管理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31个经济部门中，很难说哪几个应该对大多数环境难题直接负责。比如，就全球变暖议题而言，电力、燃气和供水部门，农业部门，交通、储藏和通讯部门，超出了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而对消费方面的分析表明，正是对满足基本需要（饮食、居住和基础设施、交通）产品的需求导致了主要的环境压力。在国内层面上，挪威统计局构建了一个NAMEA模型，用于测定各个工业部门的排放密度。低排放密度意味着更高的排放效率，而这可以通过空中排放的减少和/或经济附加值的增加来实现。 “补充”GDP方法的第二种类型是建立社会和环境信息与GDP之间的联系，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发展指标、政治与公民自由指标和千年发展指标。
欧洲首脑理事会2001年正式接受的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SDS），旨在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融合和环境保护。把进步导向这一综合性目标，是该战略的关键性部分。为此，欧洲统计局正在修正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在2006年6月通过的关于修改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议中，欧洲议会要求进一步平衡社会进步测量中对GDP的偏重，更多地注意增长的质量方面。基于此，欧洲议会要求创制一套数量有限的关键性可持续指标，以便能够对保健（保健的质量与配置、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等）、意识（文化与教育、现代通讯手段等）、包容（参与社会的决定与社会资本等）和环境质量（空气与水质量等）等进行量化的和适当的评估。
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缘于一个来自各成员国专家的特别工作组的努力。基于尽可能一致化和理性化的指导原则，该工作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的各种指标创议。依据一种层级制的理论框架，欧洲统计局把总共155个指标归入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含从事初步政策分析和掌控基本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性指标，主要是面向高层决策者和普通公众。其中涵盖的十个主题领域是经济发展、贫穷与社会排斥、老龄化社会、公共健康、气候变化与能源、生产与消费类型、自然资源管理、交通、善治和全球伙伴关系。第二个层面指标支持对核心政策领域和更细化的掌控基本目标实现的评估，主要是为一般决策者和普通公众而设计。第三个层面主要是面向更加专业化的受众群体（比如学术群体），以便从事更进一步的政策分析，并了解相关议题的发展趋势与复杂性以及它们与其他主题领域的联系。
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脱钩”（decoupling）概念或指标。就其本意而言，“脱钩”指的是摆脱“环境副产品”与“经济收益”之间的传统关联性，并用于表示GDP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具体地说，当一个时期内环境压力的增加小/慢于经济增长（GDP）时，就可以说“脱钩”现象发生。也就是说，“脱钩”可以是绝对或相对意义上的——如果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环境压力是稳定或下降的，那就是绝对意义上的；而如果环境压力的增加小/慢于经济增长，那就是相对意义上的。然而，“脱钩”概念与环境的维持、吸收或抗拒各种形式压力的能力并没有自动性的联系。
“脱钩”与否及其程度可以通过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指标之间的变量关系来测定。此外，“脱钩”指标中运用的一些变量也出现在了资源效率、资源密度和资源生产率等概念中。比如，资源效率和资源密度计算的是资源使用和经济附加值之间的比率，而资源生产率指的是一种反向的比率。
使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脱钩是欧盟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政策（SCP）的主要目标之一，该政策试图“通过在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和解除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来促进可持续消费与生产”。为此，欧洲委员会在2008年提出了一个专门性行动计划。同时，“脱钩”也是OECD2001年环境部长会议通过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环境战略”的核心。
目前年度性进行的“世界自由”调查是由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来组织实施的。2007年，它调查评估了世界上193个国家和15个争议性地区的自由状况。关于每一个国家的报告都提供了人口、首都、政治权利（量化排序）、公民自由（量化排序）、自由状况（自由、部分自由或不自由）和10年排序结果的信息。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标包含了对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1～7的量化赋值，数字越小意味着更自由。大约29个分析师和16个高级学术顾问参与了当年的研究与排序过程。其中，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指标包含的次级指标分别是：政治权利指标包括选举过程、政治多元主义和参与、政府的有效运作，而公民自由指标包括表达与信仰自由、结社与组织权利、法治、个体自治与个人权利。
政治与公民自由指标的最大优势是彰显了往往遭到忽视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对个人生活状况的影响，而它的弱点则是仅仅关注于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某一个层面，尽管政治与公民自由议题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因此，虽然其数据有时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引用，但“自由之家”指标并不广为人知。不仅如此，除了某些具体指标判定上的主观色彩，对于大部分欧盟国家来说，评估结果的相似性也很难看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具体性差别，并因而大大削弱了该指标的应用相关性。
千年发展目标（MDGs）是由2000年联合国千年峰会正式确立的。出席该大会的189位政治领导人发表的宣言承诺，采取共同行动以便到2015年将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一半。该宣言还特别强调了八个具体性千年发展目标，并因而构成了一个约束性的世界发展目标框架。这八个具体目标包括：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遍的初级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减少儿童死亡率，提高母亲健康，与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创建一种全球性发展伙伴关系。
为了追踪分析千年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来自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统计专家对一些选择性指标在1990-2015年间的变化进行了评估。不仅如此，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个宣言实施进展报告。同时，联合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千年运动”或“千年村”、国别工作组等）来促进千年目标的落实。
千年发展指标的优点是可以直接与政策目标和所需的发展援助相联系，但是，它们往往只涵盖了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议题，而不是整个全球共同体。此外，它们在环境议题上是相对薄弱的，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如何维持全球生态支持系统的可持续性。
四、结论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富裕和安康生活，我们需要多维度的指标来表明一个共同体中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发展。
使用GDP方法有其显而易见的优点。它在宏观货币与财政政策方面担负着关键而有益的角色。此外，GDP方法明显具有简易、明了和普遍性的特点，并由于将“实在的市场价格”作为其指导原则而拥有公认的客观性。因此，废除GDP是既不可行也无必要的。事实上，在缺乏必要的替代选择的情况下，GDP可以用于研究分析特定的经济政策问题，即总体性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量度。这方面的首要问题是：民众和决策者往往把GDP增长混同于（可持续的）福利增长。正如前文所表明的，尽管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是有条件的。 然而，其他替代性测量方法要想立足的话，就必需拥有像GDP方法那样的一些优势。首要的是，测定的目的与目标必须预先十分明确。这方面的必需工作是在所有政策落实之前精心设计的适合目的分析，从而使建议的分析工具是真正有效的。然后，还需要进行严肃的成本—收益核算，以便使建议的解决方案切实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
从适合目的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来看，GDP方法在“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它只测量前者而不测量后者。这种设定当然不能说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但借助于这种区分，GDP方法可以做到只统计所有的市场交易活动——所有从事交易并且具有市场价格的物品都计入其中。可以说，简易产生美。
但如果量度的对象是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话，可以认为，非市场活动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可持续发展和福利的许多构成元素都不会体现在市场活动之中，或者说，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需要替代性的答案和作更宽泛的成本—收益分析。经济议题中的非经济研究，往往可以把新思想和相对立的观点带入目前仍被主流经济学主宰的领域中。比如，鉴于其心理方面的影响，减少失业很可能比现在普遍理解得还重要。同样，从福利的视角看，自由时间和社会交往的价值很可能被严重低估了。这也许会为理想化税收政策的讨论带来一些新思维，因为一方面减少工作的动机可以被认为是对民众的安康生活有积极影响（当然，前提是它有助于强化家庭和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因工作而发生的流动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性发展，因为它会损害社会化网络。
因此，当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只是经济增长时，旨在超越GDP方法的替代性方案的运用是必要的。本文概述了三大类型的替代性指标，即“调整”、“替代”和“补充”GDP方法，并对其优缺点、超越GDP方法的潜能作了初步分析。
调整GDP方法的超越性潜能表现在：它扣除了防护性的社会与环境成本，并增添了传统GDP核算中不作统计的一些要素（比如家庭工作）。同时，它还具有作为综合性指标的优点，作为一种最终结果可以发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性信息。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使用像GDP那样的货币化测量技术。当然，就中短期而言，人们还很难就外部成本和其他因素的货币价值达成一致。
替代GDP方法的超越性潜能表现在：作为一种把发展的不同方面整合在一起的指数，它是三种方法中最为激进的。替代GDP也许未能适当考虑到GDP的优点，因此，它难以被建议作为欧盟决策机构可接受的现实性选择。然而，替代性综合指数创制的进一步实践，可以探索并促进欧洲基于指标的决策（比如公共参与和交往）。
补充GDP方法的超越性潜能表现在：它似乎是最为现实的和可以接受的超越GDP方法选择。这方面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盟成员国率先实现的。建立在已有全国会计系统指标的基础上，欧盟所作的努力离不开各种官方的统计信息与服务。借助这些方法，GDP仍然维持原来的架构与样式，但却被置于一种更适当的社会—生态背景之下。然而，与GDP方法相比，这些方法往往缺乏公众理解与政治支持。因此，创建一种综合的、透明的和大众化的欧洲政策参照指标体系，将是改进支持可持续发展决策的必要步骤。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