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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用围裙式图表来说明深生态运动的基础｡这个图表描述了四个层面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四个层面分别为:第1层——基本规范和假设;第2层——平台性原则;第3层——政策制定;第4层——具体的行动｡借助围裙式图表,文章详细解释了八点平台性原则是如何刻画了深生态运动的特点,以便来自不同文化､持不同人生观､信奉不同宗教的支持者能够合作起来共同缓解生态危机｡本文旨在说明,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可以在共同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政策,采取实际的行动,在当地和全球范围内共同合作｡
[关键词]深生态运动;围裙式图表;平台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6-0108-06
[作者简介]阿恩•奈斯(Arne Naess,1912-2009),男,哲学博士,挪威奥斯陆大学资深教授,曾任奥斯陆大学哲学系主任达30年之久,是深生态运动的创始人,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施经碧(1970-),女,浙江平阳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加拿大生态哲学期刊The Trumpeter编委,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江苏南京 210014)
[版权说明]本文原刊于The Trumpeter,ISSN: 0832-6193,Volume 21, Number 1 (2005), p60-70.中文翻译版权已由原刊物授权本刊｡
[收稿日期]2010-10-30
The Basics of Deep Ecology Movement
Arne Naess
Abstract: The basics of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are explained by an apron diagram that illustrates four levels. These four levels are: Level 1 are ultimate norms and hypotheses, Level 2 are platform principles, Level 3 are policy formulations and Level 4 are specific actions. The 8 platform principles are stated and commented on in more detail. The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platform characterizes the movement to enable a great variety of support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philosophie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to cooperate and undertake actions to ease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t shows how there can be a great diversity of supporters who use common principles as a way of guiding specific policies and actions at the local level and also who can cooperate across cultures at the global level.
Key words: deep ecology movement;apron diagram;platform principles
一､围裙式图表(The Apron Diagram)
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都有各自的哲学观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信奉不同的宗教信仰｡一些学者要求澄清以下问题:深生态运动的本质或核心是什么?关于深生态运动,形成了明确的哲学体系了吗?或者,深生态运动本质上只是一场纲要模糊的运动而已吗?
为了方便哲学家们探讨深生态运动,有必要区分深生态运动的平台(以一套规范和假设为表达方式)和该平台的来源(各种哲学以及宗教的基本观点)｡之所以用“平台”(platform)这一术语而不是“原则”(principle),是因为后者会被误解为“基本前提”｡另外,对平台的表述应该简短而准确,即作为一个提纲来表述｡平台的基本前提源于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还源于各种哲学思想,例如斯宾诺莎的思想､怀特黑德的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等等｡这些宗教和哲学的基本原则或多或少有不太调和的地方,或者说至少很难予以比较,这可能会妨碍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但是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是由他们共同认可的非根本性观点构成的,因此该平台是他们互相理解､共同讨论的平台｡
深生态运动的平台以宗教､哲学及伦理学为基础,换句话说,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源自于宗教､哲学及伦理学｡用于此处的“源自于”(derived)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某一规范或假设的正确性得到某一哲学或宗教的某组假定的确认,那么这一规范或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源自于该组哲学的或宗教的假定｡这组假定具备前提的特性,是得出各种结论的前提｡但是极其相近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同的结论,可能是由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前提推导出来的,因此深生态运动被认为概念模糊,令人困惑｡要消除这样的困惑,必须避免如下观念: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必须信奉同一个哲学或宗教｡其实,许多哲学或宗教的基本观点和深生态运动平台所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深生态运动的跨文化性质所在｡该运动的跨文化性质自然就使得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性建议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在世界各地,措辞各异｡比如“our planet”这一表达在另外一个地区使用就不合适,如果那个地区的人们不清楚西方文化中“planet”的概念｡
本文关于深生态运动基础的讨论涉及四个层面:用言辞表达的基本哲学观点和基本宗教观点;深生态运动的平台;从平台推导出的一般性结论——生活方式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最后一个层面是一些与具体情况以及在该具体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相关的规定｡
从公式推导这一角度来看,可以用如上图表(围裙式图)来表示以上提到的四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图表的推导方向按照惯例向下进行,很方便｡有一些学者可能更喜欢向上推导的图表:把最抽象的一层作为根置于底部,其他层面像树枝一样从树根向上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偏爱环形图表,他们倾向于用更具整体性或艺术性的图表以避免直线条｡学者们构思角度不同,采用的图表形式也不同:有的学者从前提/结论的关系选择图表,有的学者从心理动机/社会动机的角度选择图表,等等｡这个围裙式图表是前提/结论模式｡
有学者认为深生态运动是一种激进主义,要评估这种建设性的批评,需要察看一下这一批评牵涉到四个层面的哪一个层面｡例如,《环境伦理学》(牛津:Blackwell,1983)的作者Robin Attfield在前言中说:“我不接受所谓的‘深层的､长远的生态运动’的观点——应该把关爱集中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物圈,而不是人类或其他生物｡”确实有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提议要重点关爱作为有机整体的生物圈｡其实,把生物圈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把关爱集中在这样一个整体上的观念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即属于第一层面,而不是其他层面｡所以,Attfield的不同见解与是否支持深生态运动无关｡是否把生物圈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关爱,以及是否明白那些术语的含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白深生态运动的论点是从基本前提(哲学前提､宗教前提等)推导而来的,而这些哲学的､宗教的前提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如果At-tfield所持观点是属于第二层面,那么他的反对意见就是对深生态运动中的基本要素的不接受｡如果Attfield的观点是属于第三或第四层面,那他还算是能接受深生态运动的｡大体上来说,Attfield的意思可能是说支持深生态运动平台性建议的学者所作出的或所提倡的决定含有他不接受的观点｡总之,对不同层面作出区分是有用的,特别是当我们需要确定某一批评的焦点时｡
围裙式图表提供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模式,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通常会不时地修改各个层面的句子表达｡新知识和新信息可能会改变任何一个假设,所以也就会相应地改变一些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多多少少是以那些假设为基础的｡新的伦理直觉知识等都有可能会使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改变任何一项规范｡如果一项规范变了,新的假设通常也会随之产生,而旧的就被废弃,这样就会在该领域引起反响和震动｡举个例子,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Diprinzio阅读了一篇登在《堪培拉时报》的新闻,大致内容如下:今天,维多利亚的山民来到墨尔本街头愤怒地反对政府扩大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的计划｡阿尔卑斯山居民带着他们的狗､运货马车和鞭子来到这里｡他们穿着斜纹厚绒布衣服,戴着丛林帽子,披着防水布,乘坐着四轮马车或骑着马｡他们是墨尔本历史上色彩最丰富的抗议队伍之一｡他们受到通往国会路上的人们的夹道欢迎｡这些高山居民抗议政府的扩大公园的计划将破坏他们的传统,并毁掉牧牛历史长达150年的120户山民的未来｡这篇配图文章很感人,使得这位坚定的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Diprinzio大声疾呼:“是的,我们不能这样对待那些高山居民,必须和那个计划作斗争,就在今天!我加入示威游行!”他的这种决定属于第四层面,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这个决定可能违反了他的那些属于第二和第三层面的规范｡如果Diprinzio不在第三层面开始作一些变化,深生态运动的平台就会很清楚地向他表示“不行”｡他觉得如果对第三层面的规范作适当的改变,可能就不会违反平台性建议,因此他明白可以在第三层面作些改变｡他在第三层面找到了在类似棘手的情况下补偿山民的规范｡与此同时,他努力思考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经过思考,他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认为应该支持政府的计划,不过他决定更仔细地研究这个计划｡
从规范性､系统化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层面或多个层面作了改变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但这也是推导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个围裙式图表只是阐明推导过程的各个层面和第二层面特性的重大不同｡第二层面是一个为大多数深生态运动支持者所赞同的关于规范和假设的简洁精炼的平台性建议｡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在这一层面尝试着去表达各自的基本观点｡分歧可能会出现在第三和第四层面｡在第一层面,思想背景完全不同的支持者们的观点互不相同,他们甚至会发现互相之间的观点或多或少不可理解｡
推导的方向不是衡量价值高低和伦理观孰优孰劣的标准｡而且,推导的方向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推导出来的结果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逆推出来源｡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阐明这个问题｡如果你承认“所有的母亲是人类”,那么从“不要杀人类!”可以得出结论“不要杀你的母亲!”这个相当具体的规范源自于比较抽象的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抽象的人类比具体的母亲价值更高,或更具有优先权｡也就是说,在规范互相冲突的情况下,与“不要杀你的母亲”相比,“不要杀人类”并不具备被优先考虑的更高价值｡而且,把“禁止杀你的母亲”作为达到目标(即不杀人类)的方法和手段是荒谬的｡
二､平台性建议
处于围裙式图表第二层面的平台具有建议的特性,因此其表述可能会因人而异,所用的术语和表达的概念会呈现出不同特点｡不幸的是,从广义上,人们普遍把推导的逻辑关系和其他关系混淆在一起｡尽管其他关系同样重要,但却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辩护关系､伦理关系或其他关系与推导关系相符｡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或多或少直觉性的规范——“生存和繁荣的权力”被许多人所拥护,但他们没有考虑这条规范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有一些人面对“要是毒蛇怎么办?”或“甲虫啃咬我们的蔬菜怎么办?”等问题时会表现出犹豫,可是他们最终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参考一般性规范来为以上问题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人而言,推导关系与辩护关系相符｡从结构来看,如果一般前提是“任何生物原则上都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特别前提是“‘甲’是一个生物”,可以得出结论:“‘甲’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这个结论是以伦理学为基础,从一般前提演绎而来的｡尽管各种关系相吻合的情况很多,但是倾向于从哲学的角度论述深生态运动平台性建议的学者应该把这些不同的关系区分开来｡ 把第二层面的平台性建议表述成为被所有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所赞成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无论表述是长还是短)｡最值得注意的立场相似性和态度相似性应该出现在第三和第四层面｡无论浅层生态运动还是深层生态运动,都有各自典型的推论模式;在一些环境政策和行动准则上,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以下是处于第二层面的八点建议｡
1.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的繁荣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价值与其是否对人类有用无关｡
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能促进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
3.如果不是为了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人类无权减少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4.人类生命和文明的繁荣要求人口的大幅减少｡非人类生命的繁荣也要求这样的减少｡
5.人类现在过度地干涉了非人类世界,而且这种干涉越来越过分｡
6.综上所述,必须改变各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改变会深刻影响现行的基本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和观念结构,并将使人类更深刻地体验到万物的联系性所带来的愉悦｡
7.观念的改变主要是指从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转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注重事物与生俱来的固有价值)｡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将使人类深刻地意识到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8.凡是赞成上述所有观点的人有义务直接或者间接为各种必要的改变作出努力｡
这八点建议当然需要进一步的阐释｡针对第1点的阐释:我们可以用“生态圈”来替代“生物圈”,以此强调我们不是狭隘地把人类的关爱局限于有生命的物体｡这里所用的“生命”(life)这个词也包括无生命的事物:河流(分水岭),风景,文化,生态系统,活生生的地球｡像“让河流活着”这样的口号很好地说明了“生命”的广义用法在很多不同文化中都是很普遍的｡仅仅在西方,“活的”(living)这个词语才和生物学有紧密联系｡
针对第2点的阐释: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的简单､低等或原始的动植物物种对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们有自身内在的固有价值,而不仅仅是迈向高等或理性生命形式的台阶｡这儿提到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复杂化(complication)不同｡城市生活可能比自然环境中的生活更复杂,因为城市生活被人为地复杂化｡为什么讨论多样性和丰富性?假设这样一个情况:人类对某一个生态系统的干涉使得1000种脊椎动物的每一种被减少到仅够生存的最少数量,这很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状况｡我们要求充分增加互相联系的栖息地的数量｡这里想说明的要点是:即使地球生命的多样性得到维持,而数量却被急剧减少的话,它们仍然是遭受到了人类的过度干涉｡
针对第3点的阐释:这一条语气恐怕太强烈｡但是,考虑到大多数人总是讨论人类对其他物体拥有哪些权力,也许宣布一条人类不能拥有哪些权利的规范有助于让人变得清醒｡也就是说,要考虑人类不能要求权利的情况｡“生死攸关的需要”(vital need)这个概念被有意处理成一种含糊状态,以容纳各种判断和理解,因为由于气候等相关因素的不同,以及现存的社会结构的不同,都会造成对该用语的不同阐释｡要恰当地理解“生死攸关的需要”,就应该考虑前句提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必须考虑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的手段和“生死攸关的需要”本身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一个捕鲸人停止捕鲸,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他可能有失业的危险,因为捕鲸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谋生手段,但是必须控制他的过度捕捞,必须禁止其残忍的捕捞方法｡捕鲸业发达的国家,一般比较富裕,能够提供资金解决这样的民生和环保之间的矛盾,所以并不存在必须杀鲸以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这样的情况｡
针对第4点的阐释:稳定并减少人口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制定过渡策略｡但这决不是可以安于现状的借口｡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形势极端严峻｡我们等待得越长,所需采取的措施将越极端｡除非发生深刻的变化,否则丰富性和多样性将会大量减少,物种的灭绝速度将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10到100倍｡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认为“非人类”生命的繁衍未必随着目前人类生态责任感的觉醒而实现｡
针对第5点的阐释:不能指望富裕国家的人们会在一夜之间把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涉从过度降低到适中｡减少干涉并不意味着杜绝人类改变某些生态系统,其实人类以外的物种也一直在改变着生态系统｡现实是人类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地球｡这里的关键是干涉的性质和程度｡ 保护并扩大野生(或接近野生)地区的面积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并且斗争重点应该放在这些地区的总体生态功能上｡动植物种群的持续进化发展需要生物圈提供足够大的野生地区｡目前圈定的野生地区,不仅数量太少,面积也太小｡
针对第6点的阐释:当今工业国家设计和实行的经济发展策略与第(1)至第(5)条不符｡他们应该请教“绿色”经济学家｡“自我决定”,“地方分权”,“本地社区”和“放眼全球,从当地做起”将继续成为生态学的关键术语,但是要实现深刻的变化还需要跨国界的全球合作｡目前,地方社区或者人口稀少之地盲目赞成发展,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制定更加环保的政策,采取强制措施迫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共同承担起生态责任｡与生态相关的地方分权政策应该受到重大限制｡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支持全球性联合行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这种组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这样就避免了来自政府的负面干涉｡今天,文化的多样性要求先进的技术,即能够促进实现各种文化基本目标的技术｡软性的､中间的､选择性的技术是实现目标的必需｡所谓“先进技术”(advanced technology)不是一个适当的名称｡
针对第7点的阐释: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生活的质量”这一术语,认为这个说法太含糊｡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发现他们所认为的含糊不清实际上是这个术语的特点——非定量性｡人们不可能确定符合生活质量所需要的数量,也没有这个必要去量化生活质量｡
针对第8点的阐释:关于优先权,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比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事情更急迫?什么事情是必需的?什么事情是非常值得做的?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排斥充满活力的合作｡现今大多数或所有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都尝试着以自己的理解来表述该运动的基本特点,这样做的益处是使得深生态运动更容易被推广到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学者们各具特色的表述不会导致孤立,相反,这将促进深生态运动和其他选择性运动之间更好的合作｡这不仅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清楚自己的立场,并且可能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环境向着有益的方向发展,何种争论是无意义而需要避免的,何种争论是有益处而需要进一步激发的｡
也许我对深生态运动的表述方式与其他支持该运动的学者有所不同,但是指望所有的学者都采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是不现实的｡无论哲学研究者就深生态运动的表述有多大差异,深生态运动本身不会受到影响,并将继续生机蓬勃地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深生态运动;围裙式图表;平台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6-0108-06
[作者简介]阿恩•奈斯(Arne Naess,1912-2009),男,哲学博士,挪威奥斯陆大学资深教授,曾任奥斯陆大学哲学系主任达30年之久,是深生态运动的创始人,主要从事生态哲学研究｡
[译者简介]施经碧(1970-),女,浙江平阳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加拿大生态哲学期刊The Trumpeter编委,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江苏南京 210014)
[版权说明]本文原刊于The Trumpeter,ISSN: 0832-6193,Volume 21, Number 1 (2005), p60-70.中文翻译版权已由原刊物授权本刊｡
[收稿日期]2010-10-30
The Basics of Deep Ecology Movement
Arne Naess
Abstract: The basics of 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 are explained by an apron diagram that illustrates four levels. These four levels are: Level 1 are ultimate norms and hypotheses, Level 2 are platform principles, Level 3 are policy formulations and Level 4 are specific actions. The 8 platform principles are stated and commented on in more detail. The article explains how the platform characterizes the movement to enable a great variety of support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philosophie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to cooperate and undertake actions to ease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It shows how there can be a great diversity of supporters who use common principles as a way of guiding specific policies and actions at the local level and also who can cooperate across cultures at the global level.
Key words: deep ecology movement;apron diagram;platform principles
一､围裙式图表(The Apron Diagram)
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都有各自的哲学观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信奉不同的宗教信仰｡一些学者要求澄清以下问题:深生态运动的本质或核心是什么?关于深生态运动,形成了明确的哲学体系了吗?或者,深生态运动本质上只是一场纲要模糊的运动而已吗?
为了方便哲学家们探讨深生态运动,有必要区分深生态运动的平台(以一套规范和假设为表达方式)和该平台的来源(各种哲学以及宗教的基本观点)｡之所以用“平台”(platform)这一术语而不是“原则”(principle),是因为后者会被误解为“基本前提”｡另外,对平台的表述应该简短而准确,即作为一个提纲来表述｡平台的基本前提源于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其他宗教,还源于各种哲学思想,例如斯宾诺莎的思想､怀特黑德的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等等｡这些宗教和哲学的基本原则或多或少有不太调和的地方,或者说至少很难予以比较,这可能会妨碍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的相互交流和沟通,但是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是由他们共同认可的非根本性观点构成的,因此该平台是他们互相理解､共同讨论的平台｡
深生态运动的平台以宗教､哲学及伦理学为基础,换句话说,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源自于宗教､哲学及伦理学｡用于此处的“源自于”(derived)一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果某一规范或假设的正确性得到某一哲学或宗教的某组假定的确认,那么这一规范或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源自于该组哲学的或宗教的假定｡这组假定具备前提的特性,是得出各种结论的前提｡但是极其相近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同的结论,可能是由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前提推导出来的,因此深生态运动被认为概念模糊,令人困惑｡要消除这样的困惑,必须避免如下观念: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必须信奉同一个哲学或宗教｡其实,许多哲学或宗教的基本观点和深生态运动平台所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深生态运动的跨文化性质所在｡该运动的跨文化性质自然就使得深生态运动的平台性建议以不同的版本出现在世界各地,措辞各异｡比如“our planet”这一表达在另外一个地区使用就不合适,如果那个地区的人们不清楚西方文化中“planet”的概念｡
本文关于深生态运动基础的讨论涉及四个层面:用言辞表达的基本哲学观点和基本宗教观点;深生态运动的平台;从平台推导出的一般性结论——生活方式和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最后一个层面是一些与具体情况以及在该具体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相关的规定｡
从公式推导这一角度来看,可以用如上图表(围裙式图)来表示以上提到的四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图表的推导方向按照惯例向下进行,很方便｡有一些学者可能更喜欢向上推导的图表:把最抽象的一层作为根置于底部,其他层面像树枝一样从树根向上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偏爱环形图表,他们倾向于用更具整体性或艺术性的图表以避免直线条｡学者们构思角度不同,采用的图表形式也不同:有的学者从前提/结论的关系选择图表,有的学者从心理动机/社会动机的角度选择图表,等等｡这个围裙式图表是前提/结论模式｡
有学者认为深生态运动是一种激进主义,要评估这种建设性的批评,需要察看一下这一批评牵涉到四个层面的哪一个层面｡例如,《环境伦理学》(牛津:Blackwell,1983)的作者Robin Attfield在前言中说:“我不接受所谓的‘深层的､长远的生态运动’的观点——应该把关爱集中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物圈,而不是人类或其他生物｡”确实有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提议要重点关爱作为有机整体的生物圈｡其实,把生物圈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并把关爱集中在这样一个整体上的观念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即属于第一层面,而不是其他层面｡所以,Attfield的不同见解与是否支持深生态运动无关｡是否把生物圈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关爱,以及是否明白那些术语的含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白深生态运动的论点是从基本前提(哲学前提､宗教前提等)推导而来的,而这些哲学的､宗教的前提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如果At-tfield所持观点是属于第二层面,那么他的反对意见就是对深生态运动中的基本要素的不接受｡如果Attfield的观点是属于第三或第四层面,那他还算是能接受深生态运动的｡大体上来说,Attfield的意思可能是说支持深生态运动平台性建议的学者所作出的或所提倡的决定含有他不接受的观点｡总之,对不同层面作出区分是有用的,特别是当我们需要确定某一批评的焦点时｡
围裙式图表提供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模式,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通常会不时地修改各个层面的句子表达｡新知识和新信息可能会改变任何一个假设,所以也就会相应地改变一些规范,因为这些规范多多少少是以那些假设为基础的｡新的伦理直觉知识等都有可能会使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改变任何一项规范｡如果一项规范变了,新的假设通常也会随之产生,而旧的就被废弃,这样就会在该领域引起反响和震动｡举个例子,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Diprinzio阅读了一篇登在《堪培拉时报》的新闻,大致内容如下:今天,维多利亚的山民来到墨尔本街头愤怒地反对政府扩大阿尔卑斯山国家公园的计划｡阿尔卑斯山居民带着他们的狗､运货马车和鞭子来到这里｡他们穿着斜纹厚绒布衣服,戴着丛林帽子,披着防水布,乘坐着四轮马车或骑着马｡他们是墨尔本历史上色彩最丰富的抗议队伍之一｡他们受到通往国会路上的人们的夹道欢迎｡这些高山居民抗议政府的扩大公园的计划将破坏他们的传统,并毁掉牧牛历史长达150年的120户山民的未来｡这篇配图文章很感人,使得这位坚定的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Diprinzio大声疾呼:“是的,我们不能这样对待那些高山居民,必须和那个计划作斗争,就在今天!我加入示威游行!”他的这种决定属于第四层面,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这个决定可能违反了他的那些属于第二和第三层面的规范｡如果Diprinzio不在第三层面开始作一些变化,深生态运动的平台就会很清楚地向他表示“不行”｡他觉得如果对第三层面的规范作适当的改变,可能就不会违反平台性建议,因此他明白可以在第三层面作些改变｡他在第三层面找到了在类似棘手的情况下补偿山民的规范｡与此同时,他努力思考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经过思考,他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认为应该支持政府的计划,不过他决定更仔细地研究这个计划｡
从规范性､系统化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层面或多个层面作了改变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但这也是推导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个围裙式图表只是阐明推导过程的各个层面和第二层面特性的重大不同｡第二层面是一个为大多数深生态运动支持者所赞同的关于规范和假设的简洁精炼的平台性建议｡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在这一层面尝试着去表达各自的基本观点｡分歧可能会出现在第三和第四层面｡在第一层面,思想背景完全不同的支持者们的观点互不相同,他们甚至会发现互相之间的观点或多或少不可理解｡
推导的方向不是衡量价值高低和伦理观孰优孰劣的标准｡而且,推导的方向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推导出来的结果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逆推出来源｡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阐明这个问题｡如果你承认“所有的母亲是人类”,那么从“不要杀人类!”可以得出结论“不要杀你的母亲!”这个相当具体的规范源自于比较抽象的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抽象的人类比具体的母亲价值更高,或更具有优先权｡也就是说,在规范互相冲突的情况下,与“不要杀你的母亲”相比,“不要杀人类”并不具备被优先考虑的更高价值｡而且,把“禁止杀你的母亲”作为达到目标(即不杀人类)的方法和手段是荒谬的｡
二､平台性建议
处于围裙式图表第二层面的平台具有建议的特性,因此其表述可能会因人而异,所用的术语和表达的概念会呈现出不同特点｡不幸的是,从广义上,人们普遍把推导的逻辑关系和其他关系混淆在一起｡尽管其他关系同样重要,但却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辩护关系､伦理关系或其他关系与推导关系相符｡这样,一个概括性的､或多或少直觉性的规范——“生存和繁荣的权力”被许多人所拥护,但他们没有考虑这条规范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有一些人面对“要是毒蛇怎么办?”或“甲虫啃咬我们的蔬菜怎么办?”等问题时会表现出犹豫,可是他们最终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参考一般性规范来为以上问题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人而言,推导关系与辩护关系相符｡从结构来看,如果一般前提是“任何生物原则上都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特别前提是“‘甲’是一个生物”,可以得出结论:“‘甲’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这个结论是以伦理学为基础,从一般前提演绎而来的｡尽管各种关系相吻合的情况很多,但是倾向于从哲学的角度论述深生态运动平台性建议的学者应该把这些不同的关系区分开来｡ 把第二层面的平台性建议表述成为被所有深生态运动的支持者所赞成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无论表述是长还是短)｡最值得注意的立场相似性和态度相似性应该出现在第三和第四层面｡无论浅层生态运动还是深层生态运动,都有各自典型的推论模式;在一些环境政策和行动准则上,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以下是处于第二层面的八点建议｡
1.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的繁荣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非人类生命形式的价值与其是否对人类有用无关｡
2.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样具有与生俱来的价值｡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能促进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繁荣｡
3.如果不是为了满足生命的基本需求,人类无权减少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4.人类生命和文明的繁荣要求人口的大幅减少｡非人类生命的繁荣也要求这样的减少｡
5.人类现在过度地干涉了非人类世界,而且这种干涉越来越过分｡
6.综上所述,必须改变各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改变会深刻影响现行的基本经济结构､技术结构和观念结构,并将使人类更深刻地体验到万物的联系性所带来的愉悦｡
7.观念的改变主要是指从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转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注重事物与生俱来的固有价值)｡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将使人类深刻地意识到质和量的根本区别｡
8.凡是赞成上述所有观点的人有义务直接或者间接为各种必要的改变作出努力｡
这八点建议当然需要进一步的阐释｡针对第1点的阐释:我们可以用“生态圈”来替代“生物圈”,以此强调我们不是狭隘地把人类的关爱局限于有生命的物体｡这里所用的“生命”(life)这个词也包括无生命的事物:河流(分水岭),风景,文化,生态系统,活生生的地球｡像“让河流活着”这样的口号很好地说明了“生命”的广义用法在很多不同文化中都是很普遍的｡仅仅在西方,“活的”(living)这个词语才和生物学有紧密联系｡
针对第2点的阐释: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的简单､低等或原始的动植物物种对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们有自身内在的固有价值,而不仅仅是迈向高等或理性生命形式的台阶｡这儿提到的复杂性(complexity)和复杂化(complication)不同｡城市生活可能比自然环境中的生活更复杂,因为城市生活被人为地复杂化｡为什么讨论多样性和丰富性?假设这样一个情况:人类对某一个生态系统的干涉使得1000种脊椎动物的每一种被减少到仅够生存的最少数量,这很显然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状况｡我们要求充分增加互相联系的栖息地的数量｡这里想说明的要点是:即使地球生命的多样性得到维持,而数量却被急剧减少的话,它们仍然是遭受到了人类的过度干涉｡
针对第3点的阐释:这一条语气恐怕太强烈｡但是,考虑到大多数人总是讨论人类对其他物体拥有哪些权力,也许宣布一条人类不能拥有哪些权利的规范有助于让人变得清醒｡也就是说,要考虑人类不能要求权利的情况｡“生死攸关的需要”(vital need)这个概念被有意处理成一种含糊状态,以容纳各种判断和理解,因为由于气候等相关因素的不同,以及现存的社会结构的不同,都会造成对该用语的不同阐释｡要恰当地理解“生死攸关的需要”,就应该考虑前句提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必须考虑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的手段和“生死攸关的需要”本身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一个捕鲸人停止捕鲸,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他可能有失业的危险,因为捕鲸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谋生手段,但是必须控制他的过度捕捞,必须禁止其残忍的捕捞方法｡捕鲸业发达的国家,一般比较富裕,能够提供资金解决这样的民生和环保之间的矛盾,所以并不存在必须杀鲸以满足“生死攸关的需要”这样的情况｡
针对第4点的阐释:稳定并减少人口需要时间,因此需要制定过渡策略｡但这决不是可以安于现状的借口｡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形势极端严峻｡我们等待得越长,所需采取的措施将越极端｡除非发生深刻的变化,否则丰富性和多样性将会大量减少,物种的灭绝速度将比地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10到100倍｡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认为“非人类”生命的繁衍未必随着目前人类生态责任感的觉醒而实现｡
针对第5点的阐释:不能指望富裕国家的人们会在一夜之间把对非人类世界的干涉从过度降低到适中｡减少干涉并不意味着杜绝人类改变某些生态系统,其实人类以外的物种也一直在改变着生态系统｡现实是人类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地球｡这里的关键是干涉的性质和程度｡ 保护并扩大野生(或接近野生)地区的面积的斗争应该继续下去,并且斗争重点应该放在这些地区的总体生态功能上｡动植物种群的持续进化发展需要生物圈提供足够大的野生地区｡目前圈定的野生地区,不仅数量太少,面积也太小｡
针对第6点的阐释:当今工业国家设计和实行的经济发展策略与第(1)至第(5)条不符｡他们应该请教“绿色”经济学家｡“自我决定”,“地方分权”,“本地社区”和“放眼全球,从当地做起”将继续成为生态学的关键术语,但是要实现深刻的变化还需要跨国界的全球合作｡目前,地方社区或者人口稀少之地盲目赞成发展,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制定更加环保的政策,采取强制措施迫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共同承担起生态责任｡与生态相关的地方分权政策应该受到重大限制｡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支持全球性联合行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这种组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行动起来,这样就避免了来自政府的负面干涉｡今天,文化的多样性要求先进的技术,即能够促进实现各种文化基本目标的技术｡软性的､中间的､选择性的技术是实现目标的必需｡所谓“先进技术”(advanced technology)不是一个适当的名称｡
针对第7点的阐释: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生活的质量”这一术语,认为这个说法太含糊｡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发现他们所认为的含糊不清实际上是这个术语的特点——非定量性｡人们不可能确定符合生活质量所需要的数量,也没有这个必要去量化生活质量｡
针对第8点的阐释:关于优先权,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比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事情更急迫?什么事情是必需的?什么事情是非常值得做的?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存在分歧,但这并不排斥充满活力的合作｡现今大多数或所有支持深生态运动的学者都尝试着以自己的理解来表述该运动的基本特点,这样做的益处是使得深生态运动更容易被推广到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学者们各具特色的表述不会导致孤立,相反,这将促进深生态运动和其他选择性运动之间更好的合作｡这不仅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清楚自己的立场,并且可能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环境向着有益的方向发展,何种争论是无意义而需要避免的,何种争论是有益处而需要进一步激发的｡
也许我对深生态运动的表述方式与其他支持该运动的学者有所不同,但是指望所有的学者都采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是不现实的｡无论哲学研究者就深生态运动的表述有多大差异,深生态运动本身不会受到影响,并将继续生机蓬勃地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