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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非的生态批评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是:生态批评必须把挖掘清除导致生态危机的心理和文化根源作为重要任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培育生态的自我认同观;清除“生态恐惧症”,建立平等友好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和世界当下的生态批评亟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的认同;生态恐惧症;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I06;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6-0033-08
[作者简介]王 诺(1958—),男,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生态批评国际权威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编委,主要从事生态文学和生态文明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阶段性成果(07BZW013)｡
[收稿日期]2010-11-05
The Important Issues for Current Ecocriticism
-Inspirations from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
WANG Nuo
Abstract: Ecocriticism in South Africa has enlightened us in many aspects: the major task for ecocriticism should be to exam-ine and eradic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roots leading to ecological crisis; ensure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ivate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identity; get rid of ecophobia and establish an equal,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se are also the urgent issues for ecocriticism to explore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identity; ecophobi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近年来,南非的生态批评发展迅速,引起国际学界和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我国学者重视和借鉴,也引发论者对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思考｡2007年秋季,著名的劳特律治出版社(Routledge)和南非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了南非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研究》(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的“生态批评专辑”(Special Issue: Ecocriticism),收入11篇论文和1篇总体性介绍(Introduction),全面而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南非生态批评的发展和现状,集中展示了南非生态批评的新近成果｡纵览全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生态问题必须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要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积极变革思想文化､变革社会､创建生态文明｡
生态问题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类的干扰破坏才导致生态的失衡｡生态危机是表征,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的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是人类数千年来形成并坚信一套脱离自然､与自然为敌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选择了一种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违反自然规律､攫取并耗尽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不从思想文化的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消除或者缓解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实现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的国际合作｡面对愈来愈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揭示生态危机的恶果､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思想启蒙,批判命定论(认为命运注定人类只能在地球存活一个阶段,试图否认和开脱人类对自然所犯下的罪行)､逃避论(认为人类应当以逃出地球到火星或者其他星球继续这种反生态的生存,却拒不承担人类对地球生态的责任)等不负责任､没有生态良知和生态道德的观点和态度,推动负责任的､积极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危机应对｡
在生态危机被越来越多人认识､生态系统总崩溃的征兆日趋明显的当下,社会上(甚至包括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极端消极和悲观的看法,出现了末日狂欢的态度,认为人类根本无法应对生态危机,所有的生态保护努力都注定将是徒劳的,人类只能等死,只好在垂死挣扎阶段尽情狂欢,疯狂消费,我死了以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悲观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悲观之后的消极和堕落｡在生态思想文化领域里,有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也是悲观主义者｡比如著名的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学界不少人给了他一个称号:生态悲观主义者;但是,悲观的斯洛维克依然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积极推进生态文化事业的建设｡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悲观主义者,然而这些不屈服的悲观论者却创造了人类文明和思想的伟大成就｡他们或像古希腊悲剧所言——目光永远盯着能力所不逮的远方,或像孔夫子所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问题的关键是悲观以后怎么办,怎么做｡是彻底放弃任何努力,等待甚至加速自然的最终惩罚,或者末日狂欢;还是尽人力,即便不能消除危机也要延缓危机,即便终有一死也要尽量活得长久一些､壮美一些?这才是所有保留了主体性和理想情结的悲观主义者需要认真思考的｡即便未来真的会发生太阳风暴､行星撞地球等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灾难,也不能成为人类现在放纵自己､拒不认错､拒不改正错误的理由｡不能因为未来也许､可能､大概会有不可抗拒的外力毁灭我们,我们现在就先自杀了事,自杀之前还要彻底放纵,把所有资源挥霍一空,让所有其他物种为我们陪葬｡事实上,除了生态问题,人类自己还有很多问题能否彻底解决都是令人悲观的｡例如:我们真的能消除核武器吗?真的能实现人人平等吗?真的能做到社会公正吗?真的能达至世界和平乃至人类大同吗?……如果不能,难道我们就放弃所有努力,任自己完全堕落?
南非的生态批评是积极入世的文学批评,是具体地揭示人类思想文化与生态灾难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文化批评｡埃里卡•莱茉尔(Erika Lemmer)在专辑导言里指出:“过去的这个世纪以三个重要的话语为标志,即公民权利､女性权利和环境行动主义的权利｡纵使有多么明显的不同,这三种运动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对占有和统治的等级模式以及家长制模式的终极抗拒｡”(2007)莱茉尔试图揭示人类的占有和统治文化既导致社会的不公又导致了生态的危机,并显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在的思想关联｡皮尔特•斯旺坡尔(Piet Swanepoel)也认为,“人格化地､工具化地､家长化地对待自然是我们当今环境危机的核心原因”(2007)｡只有深刻认识并突出强调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必要性才能够确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听到一些作家和学者对生态批评这样质疑:生态批评能够对生态保护实践起多大作用?与其纸上谈兵不如直接投身于生态保护实践｡这样的质疑者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保护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贡献,而且没有弄清楚生态保护的深层次､本源性的“治本”工作是对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批判和生态思想文化的建构｡正是这种“治本性”的任务,需要文学研究者的参与,而现实的这种迫切需要,注定了生态批评大有可为､前途无量｡
论者认为,在莱茉尔等人指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之后,尚需进一步思考:指出这一关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的仅仅是文学批评史发展演变的探讨;那么,除了这一论断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会大打折扣之外,其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论是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还是女性主义批评,其深层的思想基础还是人类中心的,其核心诉求也主要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生态批评与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它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它的核心诉求是生态整体的利益和价值,它要变革的关系不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成主体间性关系,将传统的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变成和谐相处､休戚与共的自然共同体关系｡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探讨生态批评与20世纪其他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的关系,甚至探讨生态批评更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些研究诚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忽视了生态批评与传统批评的本质差异,忽视了生态批评在最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上的革命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转变,忽视了生态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文明的根本不同,就难免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生态批评的创新及其创新的目的｡
论者还想进一步追问的是:揭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目的究竟是为了丰富发展以前的批评,还是为了强化壮大新生的生态批评?虽然无论出于哪一种目的都有其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的价值;但也应当看到,基本目的和主要诉求上的辨析,是将特定的批评进行学理性归类所必须的｡比如,有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转而倡导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有许多观点是与生态主义的基本精神相悖逆的｡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不能仅仅因为她们自称“生态”､涉及生态就简单地将她们的研究归类于生态批评｡我们需要辨析:她们如此热衷地研究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是从女性的角度探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根源,从而丰富强化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推动生态批评的发展,进而为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呢;还是为了从更广的范围､更新的角度,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危机,来进一步探讨人类社会压抑女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制度,从而更加确立女性主义,更好地弘扬女性意识,更有效地凸显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呢?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生态批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生态批评(简称女性主义的生态批评,中心词是生态批评);如果是后者,我们则要说那仍然是一种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了生态批评某些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简称生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心词是女性主义批评)｡在“生态”成为学术和社会热词和时髦词的当下,这种学理性辨析是必要的｡而要做到准确的辨析,则不仅需要仔细考察打着“生态”旗号的论述的目的,还需要明确生态主义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明确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基本差异(王诺,2009)｡
其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可持续首先是生态平衡的持续存在,是物种多样性的持续保有｡
论者以前曾论述过,“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如果非要理解为“可持续发展”,那至少要强调:首先必须坚持生态的可持续｡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论者参阅了不少国外学者的著述,但那些支撑性的观点几乎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比如,深层生态学家奈斯等人就强调,可持续首先必须是“生态可持续”(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必须“持续地反对生态的不可持续”,因为唯有生态系统持续稳定的存在,才可能有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Tucker & Grim:1994:213)｡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强调非发达国家民众的持续发展权｡这些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而忽视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存有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但显然是与生态主义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的｡
令人惊喜的是,作为并非发达国家的学者,南非的生态批评家不少人能够超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局限,而首先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斯旺坡尔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即最优先考虑的层面是自然资源,第二个层面是人类的幸存,第三个层面是人类的安乐或称很好的生存(Swanepoel,2007)｡同样,莱茉尔也特意在“sustainable development”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制词:“ecologically”(Lemmer,2007),表明首先要做的是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他们没有一味地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利,没有不现实地追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绝对同等的经济发展,而是把眼界扩大到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扩大到人的全面发展｡这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正在起飞的国家——的生态批评家敬佩与借鉴｡
自然资源并不仅仅是物资资源,还包括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精神上的､审美上的､人格完善和诗意栖居方面的资源,所有发展的第一前提就是要保证自然的可持续存在｡斯旺坡尔将自然的持续存有和生态平衡放在第一位,放在至上的位置,说明他的思想从整体上看是生态主义的｡在人类存在方面,斯旺坡尔首先强调的是幸存(survival),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基本生存权｡这一点特别重要又含义丰富｡所有的发展都不应当损害所有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基本生存权,决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过度发达而伤害乃至剥夺其他人的基本生存权;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历史现实和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注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发展权是有限的,受制于本国和全球生态承载限度｡生态的承载力决定了地球上大多数人不可能过上发达国家人们现在享受的富裕生活｡除非我们宁愿接受生态系统总崩溃､地球人和其他生物大灭绝的结局,我们只能现实地限制我们的发展,虽然这样的限制既谈不上社会公平也算不上生态公正,但却是无奈的､也是理智的被迫选择｡毕竟,人类的持续存在离不开生态的持续;为了这个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也为了本国本民族子孙后代的长久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努力争取发达国家偿还生态欠账､更多地付出保护生态的努力和实际有效地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必须做好被迫限制发展的准备｡“要死一起死”的态度和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既不对生态负责､不对人类负责,也是对本国本民族最大的､根本性的不负责｡在人的发展方面,南非生态批评家没有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上,他们理解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包含了精神丰富､审美体验､人格完善､人性解放､诗意栖居的全面发展,物质需要的满足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并非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还受制于生态条件和社会条件｡
生活在一个物质生产生活并非高度发展的国度,南非的生态批评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说明他们堪称胸怀世界､重视普适价值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南非生态批评家令我们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在那个连基本生活资料都不充足的年代,在自己和家人为了购买一点面包需要排上几个小时长队的年代,他们还在思考全球性问题､全人类长远未来的问题,写下了一大批探讨地球未来和人类前途的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思想､情感､视野､主张受制于物质需要,局限于本人､本民族､本国利益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还要以物质利益和民族利益为自己辩护,就更算不上知识分子了｡
第三,重视生态批评的本土资源,将其与异质文化中的普适思想相结合,充分借鉴布须曼文化中的生态认同思想｡
南非学者在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时候很重视本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任教于南非罗德斯大学英文系的生态批评家丹•怀利(Dan Wylie)写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论文《卡布的挑战:跨文化与追问南非生态批评》(Kabbo’s Challenge: Transcultura-tion and Question of s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其核心观点是:南非的生态批评需要将重点放在本土文化的文学文本资源上,并用本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与异质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生态思想｡怀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发现和推介本土文化的特色吗?是求异吗?他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最终目的是,发现本土文化中对全人类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资源,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对话,丰富人类的普适价值｡怀利还特别提出,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向世界推介本土生态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反思: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态思想去做｡他们列举了很多有着丰富的古代生态思想资源的国家,包括中国,进而提问:为什么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生态资源竟然被我们自己忽视了?我们究竟在哪里走错了路?应当如何做到首先由我们自己寻回并重新弘扬传统的生态思想?南非生态批评家指出,在没有做到这些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推介本土生态文化资源,是很容易产生负效应的:别国的学者往往会问,那你们自己为什么不重视祖先的生态智慧?如果你们重视了,你们本国的生态危机为什么还如此严峻?上述设问值得我国正在努力推介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生态批评家,甚至包括所有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人深思｡
怀利重点论述了布须曼(Bushman)文化的生态思想｡他指出,“布须曼是非洲的本质”,“在桑人(布须曼人自称桑人——王诺注)神秘的艺术中保留着他们对存在的自然和精神节律的沉浸和交融｡他们对自然之母的理解是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我们几乎彻底失却的｡”(Wylie,2007)“布须曼人是天生的生态学家”,他们“可以给现代人上一堂有价值的课,教给他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地生存,如何内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如何持续地､负责任地行动于世界上”(Wylie,2007:254)｡
布须曼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关于自我认同的,大抵可以称之为生态的自我认同观,简称生态认同观(ecological identity)｡这种自我认同观与我们以前所讲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身份认同一般都是在说认同一种文化,它与民族相关,与国家相关,身份的焦虑､身份的迷失感大多与流亡､移民､寄居､文化冲突相关｡而布须曼人的身份认同则跟生态有关,跟生态区域有关｡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几乎可以忽略文化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他们要考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山川沙漠､花鸟鱼虫｡要言之,他们以特定的生态区域作坐标来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确认角色,以特定的place(处所)和特定的landscape(景观)来确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如何生存｡这样一种生态的身份认同观,引起西方生态批评家的极大兴趣,和当代西方的生态区域主义形成呼应｡西方的生态作家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确认自我的,卡森以她的“海”和“海的边缘”确认自我,利奥波德以他的沙乡(Sand County)确认自我,梭罗以他的瓦尔登湖､迪拉德以她的汀克溪､艾比以他的荒漠……｡由此我们发现,南非文化的生态意识和西方的生态意识形成了一种呼应,形成了一种交流｡形成呼应的是两者相同的认识: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应当参照所处的生态区域;而不能仅仅把身份认同视为文化归属感,不能为了抽象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宗教认同而无视甚至破坏生态区域｡为什么要回归家园?为什么要有家园意识?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有生态的身份确立,失去了家园必将导致失却身份｡
布须曼人生态的身份认同感,使他们超越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所认同的自我是生态的大我,是“范围更大的人类身份认同”(greater human i-dentity)｡这种生态的大我不仅有种族､文化､人类的因素,还有生态区域里的自然因素——“自然力量和自然进程”,它“渗透我们又驱动我们”,它被“我们与所有动物和植物一同分享”,“我们生于它也死于它”,“在这种感觉里,我们有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于是便与万物共同属于这片大地和这个世界”,“生存在自然秩序中”(Wylie,2007)｡对于布须曼人来说,自我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也不仅仅是族人的自我,还是山川的自我,自然万物的自我｡自我不仅体现在“我”身上和“我们”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身上｡这样的身份认同与另一个大陆上的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相同｡印第安部落酋长西雅图这样说:“树干里涌动的汁液,承载着红种人的记忆……河里泛起的水花,草原花朵上的露珠,小马的汗水和族人的汗水,全都属于一个整体,全都属于一个种族,我们的种族……风儿给了我爷爷第一次呼吸,也接受了他最后一次叹息,它还赋予我儿孙生命的气息……大地母亲身上发生的事,在她所有的孩子那里都会发生｡人不可能编织出生命之网,它只是网中的一条线｡他怎样对待这个网,就是怎样对待自己｡”(Benton & Short,2000:12-13)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认为其自我中包含了大树､小草､青山､绿水的自我,认为其自我也体现在露珠､小马､花朵､微风之中,他或者她还会破坏蹂躏自然万物吗?
布须曼人的生态认同观与西方的生态区域主义也有不同之处｡生态区域主义有一个缺陷,即对生态整体价值的忽视｡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没有全球合作就不可能恢复自然平衡的语境里,仅仅谈区域生态,仅仅主张生产生活方式与特定生态区域相适应,是远远不够的｡布须曼人的生态认同观则是一种整体性生态观｡它包括两个身份认同参照系统:一个是特定的生态区域,即一个局部的生态子系统;另一个是整个地球,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之母”｡布须曼人不仅强调了身份认同与本地域的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与回归家园(整个自然)的关系｡生态的自我认同不仅需要有处所意识,还需要有生态整体意识｡从这一点来看,生态认同观超越了生态区域主义,所以怀利才一再强调布须曼人的“整体觉知”(holistic sensorium)和“生态整体”(ecological wholeness)意识(Wylie,2007)｡人类有一个小家园——出生长大的家乡,也有一个大家园——地球｡如果把自己的家园弄得满目疮痍､乌烟瘴气,把地球之家弄到生态危机,人类就彻底迷失了,再多的本土文化､再强烈的民族主义都无济于事｡
第四,探寻人类征服自然的潜意识动因——生态恐惧,分析生态恐惧的表现——敬畏自然和征服自然､蔑视自然,主张建立平等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
南非大学南非荷兰语系教授斯旺坡尔的论文《介入自然》(Engaging with Nature)很有学术分量,被列为这个生态批评专辑的第一篇｡论文从精神病理学的介入､美学的介入和宗教的介入三个层面,论述了环境美学的重要课题:介入自然,并且评析了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包括卡尔森､伯林特､古德罗维奇､卡罗尔等)的主要观点｡斯旺坡尔的论述中有一个观点,对于我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者来说,很有新意,也很有启发｡他首先设问:为什么人类会选择非生态的､或者说是与自然为敌的文化呢?与我们常见的探索不同,斯旺坡尔所探寻的心理根源并非人意识领域的里动因,而是潜意识的内驱力｡他对这一设问的回答是:因为人类从远古初民时开始就有了一种自然恐惧,或者叫做生态恐惧｡他用ecophobia(生态恐惧症)这个词来指代这种潜意识心态,声称这个词揭示了“我们的环境危机的核心”,指出这种心态是推动人类文化逐渐走向反自然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潜意识原因｡他为这个词给出如下界定:“生态恐惧症被界说为对环境的害怕和蔑视,是对自然界或者接受自然界的非理性和无理由的仇恨,这种仇恨驱动了所有类型的针对自然的破坏行为｡”(Swanepoel,2007)
生态恐惧症在人的生存和安全随时受到自然力量威胁的原始社会产生,但是到了农业文明以后,当自然的威胁已经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它就变成类似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人类的深层意识里面｡这种集体无意识有两个看起来不同的表现:一是敬畏自然,二是征服自然和蔑视自然｡敬畏自然与征服自然有着内在联系｡如果说敬畏自然是生态恐惧的正向表现,那么征服和蔑视自然则是其反向表现｡当人们深感难以认识自然､难以战胜自然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情绪就是敬畏;然而敬畏自然物毕竟与人的主体性弘扬和自由本性的实现相冲突,于是,只要人类在能力和科技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就很容易变敬畏为蔑视,变敬畏为征服欲､控制欲和改造欲｡敬畏之后激发的是必然是更强烈的反抗｡在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中,都轮番上演了人类对自然从恐惧敬畏到征服改造的轮回剧｡想一想古希腊的命运观和过失论的轮回以及悲剧的精神､想一想文艺复兴时期的征服自然和启蒙时代的浮士德精神,想一想中国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想一想在当代生态危机中很多人的恐惧和无奈,就很容易理解敬畏自然与征服改造自然的内在联系了｡敬畏自然的理论虽然在20世纪的环保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却并没有摆脱恐惧与征服的轮回｡当代生态主义思想则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平等又相互尊重的､分享又具有交互主体性交流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生态恐惧症的影响｡当代生态主义者认识到,敬畏自然的理论,由于它与生态恐惧症的密切关系,特别是由于它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解放本性,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实现的理论｡在为自然考量的时候,一定要把人结合进去,任何违反人的天性进而也就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学说,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人类的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与人本性为敌的努力,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也无论它在一个时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失败的｡敬畏自然观既不能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也不能指导人类建立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兄弟般的､“生态友好的”(eco-friendly)､交互主体性的､生死相关的交往原则之上｡
除了敬畏自然､征服控制自然之外,人类还在生态恐惧这个潜意识情结的驱使下创造出很多带有蔑视､恐惧､改造自然色彩的哲学､神学､美学理论,比如人类中心论､二元论､上帝中心论､末世论､寄居说､移情说､次序美､对称美､优美理论等等｡如果生态恐惧症是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深层驱力这个观点成立,那真的是生态批评挖掘生态危机根源的一大突破——从思想文化层面深入到潜意识心态层面｡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更为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努力揭示上述学说理论内在的深层心理驱力｡
如果说人类从最原始的天性上､从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情结上就注定要站在与自然对立､与自然脱离､与自然为敌的立场,那么人类还有救吗?还能够指望人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吗?生态主义､生态批评､生态美学还有前途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进一步的追问一定是:生态恐惧症的提出究竟是要给人类征服自然摧毁生态寻找借口和理由呢,还是要指出人类为了保护生态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方向呢?斯旺坡尔指出:“假如人类破坏性地介入自然被诊断为是一种如此之深地潜伏､如此非理性的病症,那么显然不会有一个积极的预后;这说明我们依然需要一种能够指导行为改变的最基本的理性｡”(Swanepeol,2007)他认为,生态批评不能仅仅满足于诊断出人类对自然之破坏性态度和行为的病因,还需要通过跨学科研究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变革方式和理论体系｡他并不认为人类无法克服生态恐惧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他旁征博引,证明人类的本性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只是在原始社会那个特定的阶段,人们形成了生态恐惧,这种恐惧积累下来并且在意识层面表现出来了｡他认为人是可以战胜这种自然恐惧的,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ecophobia(生态恐惧)变成ecophilia(生态酷爱)｡生态批评坚信人从本性上是与自然万物和谐友好的,这一本性也决定了生态批评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生态批评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人类寻回这一本性,挖掘并清除与自然敌对的心理和文化根源——无论是无意识层面的还是意识层面的或是社会层面的根源,推动人类作为友好平等的力量回归自然整体,激发人们把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发挥到拯救自然､重建生态平衡上来｡
与此相关,生态美学倡导积极的､肯定的自然审美｡斯旺坡尔认为,生态美学要探讨的是人审美地介入自然时的好奇(curiosity)､惊讶(wanders)和惊异感(amazement),要弘扬这些积极的审美反应｡他把生态美学称为肯定性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而把传统的自然美学称为否定性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其表现就是敬畏感､恐惧感､征服控制自然快感､秩序美､精致美､优美､如画美､工具化自然的愉悦感､人化自然或人的力量自然对象化的愉悦感等(Swanepeol,2007)｡显然,斯旺坡尔主张积极的､肯定的自然审美,目的也是要消除生态恐惧､建立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在讨论人际和谐友好关系时,经常能够听到一种主张:要努力发现､真诚赞美他人的美和优点｡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关系,同样需要这样｡
斯旺坡尔的观点令人联想到生态文学的创始人雷切尔•卡森｡早在20世纪上半叶,卡森就指出了永葆对自然的好奇和惊讶是人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美学动力｡卡森认为,自然界里充满了奇迹,许多奇迹并非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自然的奇妙,除了人自大狂妄和把自然仅仅当作工具和臣仆的思想影响之外,还因为许多人的感官已经尘封､麻木,感觉能力已经退化｡只有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忘我地感受自然,不断开发人的感觉潜能,人们才能感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奇特的自然美｡在《感悟奇迹》一书里卡森写道:“孩子的世界是新鲜而美丽的,充满着好奇与激动｡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假如我能够感动据说会保佑所有孩子的善良仙女,我将请求她送给世上每一个孩子一份礼物,那就是永不泯灭的､持续一生的好奇,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免疫力,用以抵抗未来岁月里的乏味､祛魅,抵抗那些虚假而枯燥的先入之见,抵抗背离我们力量本源的异化｡”(Brooks,1972:201-202)卡森也认为人的力量本源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对自然的好奇和爱｡当代人类只有消除反生态的文明对人的异化,才可能重建与这一本源力量一致的生态文明｡
[参考文献]
王诺.2009.“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J].鄱阳湖学刊,(1):102-109.
Benton & Short (Eds.), 2000.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Oxford, UK.
Brooks, P.,1972.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Tucker & Grim(Eds.),1994. Worldviews and Ecology: Reli-gion, Philosophy,and Environment.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Inc.,Cranbury.
Lemmer,E.,2007.Introductien.In: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Routledge &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 Volume 23, Number 4, December,223-224.
Swanepoel,P.,2007.Engaging with Nature.In: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Routledge &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Volume23,Number4,December,228-247.
Wylie,D.,2007.Kabbo’s Challenge: Transculturation and Question of s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In: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Routledge &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Press,Volume23,Number4,December,257-265.
责任编辑:王俊羑
[关键词]生态批评;生态的认同;生态恐惧症;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I06;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6-0033-08
[作者简介]王 诺(1958—),男,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学术带头人,生态批评国际权威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编委,主要从事生态文学和生态文明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阶段性成果(07BZW013)｡
[收稿日期]2010-11-05
The Important Issues for Current Ecocriticism
-Inspirations from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
WANG Nuo
Abstract: Ecocriticism in South Africa has enlightened us in many aspects: the major task for ecocriticism should be to exam-ine and eradicate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roots leading to ecological crisis; ensure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ultivate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identity; get rid of ecophobia and establish an equal, friendl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se are also the urgent issues for ecocriticism to explore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identity; ecophobi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近年来,南非的生态批评发展迅速,引起国际学界和思想界的高度关注｡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我国学者重视和借鉴,也引发论者对当下生态批评亟需直面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思考｡2007年秋季,著名的劳特律治出版社(Routledge)和南非大学出版社共同出版了南非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研究》(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的“生态批评专辑”(Special Issue: Ecocriticism),收入11篇论文和1篇总体性介绍(Introduction),全面而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南非生态批评的发展和现状,集中展示了南非生态批评的新近成果｡纵览全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生态问题必须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思考,要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积极变革思想文化､变革社会､创建生态文明｡
生态问题不是自然本身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人类的干扰破坏才导致生态的失衡｡生态危机是表征,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的思想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是人类数千年来形成并坚信一套脱离自然､与自然为敌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选择了一种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违反自然规律､攫取并耗尽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不从思想文化的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消除或者缓解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实现有效应对生态危机的国际合作｡面对愈来愈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批评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揭示生态危机的恶果､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思想启蒙,批判命定论(认为命运注定人类只能在地球存活一个阶段,试图否认和开脱人类对自然所犯下的罪行)､逃避论(认为人类应当以逃出地球到火星或者其他星球继续这种反生态的生存,却拒不承担人类对地球生态的责任)等不负责任､没有生态良知和生态道德的观点和态度,推动负责任的､积极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危机应对｡
在生态危机被越来越多人认识､生态系统总崩溃的征兆日趋明显的当下,社会上(甚至包括学术界)出现了一些极端消极和悲观的看法,出现了末日狂欢的态度,认为人类根本无法应对生态危机,所有的生态保护努力都注定将是徒劳的,人类只能等死,只好在垂死挣扎阶段尽情狂欢,疯狂消费,我死了以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悲观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悲观之后的消极和堕落｡在生态思想文化领域里,有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也是悲观主义者｡比如著名的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学界不少人给了他一个称号:生态悲观主义者;但是,悲观的斯洛维克依然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用于积极推进生态文化事业的建设｡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悲观主义者,然而这些不屈服的悲观论者却创造了人类文明和思想的伟大成就｡他们或像古希腊悲剧所言——目光永远盯着能力所不逮的远方,或像孔夫子所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问题的关键是悲观以后怎么办,怎么做｡是彻底放弃任何努力,等待甚至加速自然的最终惩罚,或者末日狂欢;还是尽人力,即便不能消除危机也要延缓危机,即便终有一死也要尽量活得长久一些､壮美一些?这才是所有保留了主体性和理想情结的悲观主义者需要认真思考的｡即便未来真的会发生太阳风暴､行星撞地球等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灾难,也不能成为人类现在放纵自己､拒不认错､拒不改正错误的理由｡不能因为未来也许､可能､大概会有不可抗拒的外力毁灭我们,我们现在就先自杀了事,自杀之前还要彻底放纵,把所有资源挥霍一空,让所有其他物种为我们陪葬｡事实上,除了生态问题,人类自己还有很多问题能否彻底解决都是令人悲观的｡例如:我们真的能消除核武器吗?真的能实现人人平等吗?真的能做到社会公正吗?真的能达至世界和平乃至人类大同吗?……如果不能,难道我们就放弃所有努力,任自己完全堕落?
南非的生态批评是积极入世的文学批评,是具体地揭示人类思想文化与生态灾难之间内在关系的思想文化批评｡埃里卡•莱茉尔(Erika Lemmer)在专辑导言里指出:“过去的这个世纪以三个重要的话语为标志,即公民权利､女性权利和环境行动主义的权利｡纵使有多么明显的不同,这三种运动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对占有和统治的等级模式以及家长制模式的终极抗拒｡”(2007)莱茉尔试图揭示人类的占有和统治文化既导致社会的不公又导致了生态的危机,并显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内在的思想关联｡皮尔特•斯旺坡尔(Piet Swanepoel)也认为,“人格化地､工具化地､家长化地对待自然是我们当今环境危机的核心原因”(2007)｡只有深刻认识并突出强调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必要性才能够确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听到一些作家和学者对生态批评这样质疑:生态批评能够对生态保护实践起多大作用?与其纸上谈兵不如直接投身于生态保护实践｡这样的质疑者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保护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贡献,而且没有弄清楚生态保护的深层次､本源性的“治本”工作是对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批判和生态思想文化的建构｡正是这种“治本性”的任务,需要文学研究者的参与,而现实的这种迫切需要,注定了生态批评大有可为､前途无量｡
论者认为,在莱茉尔等人指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之后,尚需进一步思考:指出这一关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的仅仅是文学批评史发展演变的探讨;那么,除了这一论断的思想和社会价值会大打折扣之外,其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无论是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还是女性主义批评,其深层的思想基础还是人类中心的,其核心诉求也主要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生态批评与以前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它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它的核心诉求是生态整体的利益和价值,它要变革的关系不是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成主体间性关系,将传统的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变成和谐相处､休戚与共的自然共同体关系｡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探讨生态批评与20世纪其他批评流派或批评方法的关系,甚至探讨生态批评更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些研究诚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忽视了生态批评与传统批评的本质差异,忽视了生态批评在最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上的革命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转变,忽视了生态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文明的根本不同,就难免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生态批评的创新及其创新的目的｡
论者还想进一步追问的是:揭示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关联,目的究竟是为了丰富发展以前的批评,还是为了强化壮大新生的生态批评?虽然无论出于哪一种目的都有其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的价值;但也应当看到,基本目的和主要诉求上的辨析,是将特定的批评进行学理性归类所必须的｡比如,有不少女性主义批评家转而倡导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其中有许多观点是与生态主义的基本精神相悖逆的｡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不能仅仅因为她们自称“生态”､涉及生态就简单地将她们的研究归类于生态批评｡我们需要辨析:她们如此热衷地研究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是从女性的角度探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根源,从而丰富强化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推动生态批评的发展,进而为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呢;还是为了从更广的范围､更新的角度,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危机,来进一步探讨人类社会压抑女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制度,从而更加确立女性主义,更好地弘扬女性意识,更有效地凸显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呢?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生态批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生态批评(简称女性主义的生态批评,中心词是生态批评);如果是后者,我们则要说那仍然是一种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了生态批评某些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简称生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心词是女性主义批评)｡在“生态”成为学术和社会热词和时髦词的当下,这种学理性辨析是必要的｡而要做到准确的辨析,则不仅需要仔细考察打着“生态”旗号的论述的目的,还需要明确生态主义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明确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基本差异(王诺,2009)｡
其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当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可持续首先是生态平衡的持续存在,是物种多样性的持续保有｡
论者以前曾论述过,“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如果非要理解为“可持续发展”,那至少要强调:首先必须坚持生态的可持续｡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论者参阅了不少国外学者的著述,但那些支撑性的观点几乎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比如,深层生态学家奈斯等人就强调,可持续首先必须是“生态可持续”(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必须“持续地反对生态的不可持续”,因为唯有生态系统持续稳定的存在,才可能有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Tucker & Grim:1994:213)｡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则强调非发达国家民众的持续发展权｡这些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而忽视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存有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但显然是与生态主义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的｡
令人惊喜的是,作为并非发达国家的学者,南非的生态批评家不少人能够超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局限,而首先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斯旺坡尔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即最优先考虑的层面是自然资源,第二个层面是人类的幸存,第三个层面是人类的安乐或称很好的生存(Swanepoel,2007)｡同样,莱茉尔也特意在“sustainable development”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制词:“ecologically”(Lemmer,2007),表明首先要做的是保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他们没有一味地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利,没有不现实地追求与西方发达国家绝对同等的经济发展,而是把眼界扩大到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扩大到人的全面发展｡这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正在起飞的国家——的生态批评家敬佩与借鉴｡
自然资源并不仅仅是物资资源,还包括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精神上的､审美上的､人格完善和诗意栖居方面的资源,所有发展的第一前提就是要保证自然的可持续存在｡斯旺坡尔将自然的持续存有和生态平衡放在第一位,放在至上的位置,说明他的思想从整体上看是生态主义的｡在人类存在方面,斯旺坡尔首先强调的是幸存(survival),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基本生存权｡这一点特别重要又含义丰富｡所有的发展都不应当损害所有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基本生存权,决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过度发达而伤害乃至剥夺其他人的基本生存权;同时也要认识到,社会历史现实和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注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发展权是有限的,受制于本国和全球生态承载限度｡生态的承载力决定了地球上大多数人不可能过上发达国家人们现在享受的富裕生活｡除非我们宁愿接受生态系统总崩溃､地球人和其他生物大灭绝的结局,我们只能现实地限制我们的发展,虽然这样的限制既谈不上社会公平也算不上生态公正,但却是无奈的､也是理智的被迫选择｡毕竟,人类的持续存在离不开生态的持续;为了这个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也为了本国本民族子孙后代的长久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努力争取发达国家偿还生态欠账､更多地付出保护生态的努力和实际有效地支援发展中国家保护生态的同时,也必须做好被迫限制发展的准备｡“要死一起死”的态度和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既不对生态负责､不对人类负责,也是对本国本民族最大的､根本性的不负责｡在人的发展方面,南非生态批评家没有把眼光仅仅集中在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上,他们理解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包含了精神丰富､审美体验､人格完善､人性解放､诗意栖居的全面发展,物质需要的满足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并非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还受制于生态条件和社会条件｡
生活在一个物质生产生活并非高度发展的国度,南非的生态批评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说明他们堪称胸怀世界､重视普适价值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南非生态批评家令我们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大批俄罗斯作家｡在那个连基本生活资料都不充足的年代,在自己和家人为了购买一点面包需要排上几个小时长队的年代,他们还在思考全球性问题､全人类长远未来的问题,写下了一大批探讨地球未来和人类前途的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思想､情感､视野､主张受制于物质需要,局限于本人､本民族､本国利益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还要以物质利益和民族利益为自己辩护,就更算不上知识分子了｡
第三,重视生态批评的本土资源,将其与异质文化中的普适思想相结合,充分借鉴布须曼文化中的生态认同思想｡
南非学者在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时候很重视本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任教于南非罗德斯大学英文系的生态批评家丹•怀利(Dan Wylie)写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论文《卡布的挑战:跨文化与追问南非生态批评》(Kabbo’s Challenge: Transcultura-tion and Question of s South African Ecocriticism),其核心观点是:南非的生态批评需要将重点放在本土文化的文学文本资源上,并用本土文化的生态思想资源与异质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从而丰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生态思想｡怀利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发现和推介本土文化的特色吗?是求异吗?他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最终目的是,发现本土文化中对全人类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资源,并通过跨文化交流对话,丰富人类的普适价值｡怀利还特别提出,当我们满怀热情地向世界推介本土生态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反思:我们自己为什么没有遵循这样的生态思想去做｡他们列举了很多有着丰富的古代生态思想资源的国家,包括中国,进而提问:为什么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生态资源竟然被我们自己忽视了?我们究竟在哪里走错了路?应当如何做到首先由我们自己寻回并重新弘扬传统的生态思想?南非生态批评家指出,在没有做到这些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推介本土生态文化资源,是很容易产生负效应的:别国的学者往往会问,那你们自己为什么不重视祖先的生态智慧?如果你们重视了,你们本国的生态危机为什么还如此严峻?上述设问值得我国正在努力推介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生态批评家,甚至包括所有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人深思｡
怀利重点论述了布须曼(Bushman)文化的生态思想｡他指出,“布须曼是非洲的本质”,“在桑人(布须曼人自称桑人——王诺注)神秘的艺术中保留着他们对存在的自然和精神节律的沉浸和交融｡他们对自然之母的理解是生活在发达世界里的我们几乎彻底失却的｡”(Wylie,2007)“布须曼人是天生的生态学家”,他们“可以给现代人上一堂有价值的课,教给他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地生存,如何内在于生态系统之中,如何持续地､负责任地行动于世界上”(Wylie,2007:254)｡
布须曼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关于自我认同的,大抵可以称之为生态的自我认同观,简称生态认同观(ecological identity)｡这种自我认同观与我们以前所讲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身份认同一般都是在说认同一种文化,它与民族相关,与国家相关,身份的焦虑､身份的迷失感大多与流亡､移民､寄居､文化冲突相关｡而布须曼人的身份认同则跟生态有关,跟生态区域有关｡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几乎可以忽略文化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他们要考量的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山川沙漠､花鸟鱼虫｡要言之,他们以特定的生态区域作坐标来确认身份､确认自我､确认角色,以特定的place(处所)和特定的landscape(景观)来确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如何生存｡这样一种生态的身份认同观,引起西方生态批评家的极大兴趣,和当代西方的生态区域主义形成呼应｡西方的生态作家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确认自我的,卡森以她的“海”和“海的边缘”确认自我,利奥波德以他的沙乡(Sand County)确认自我,梭罗以他的瓦尔登湖､迪拉德以她的汀克溪､艾比以他的荒漠……｡由此我们发现,南非文化的生态意识和西方的生态意识形成了一种呼应,形成了一种交流｡形成呼应的是两者相同的认识:人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应当参照所处的生态区域;而不能仅仅把身份认同视为文化归属感,不能为了抽象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宗教认同而无视甚至破坏生态区域｡为什么要回归家园?为什么要有家园意识?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有生态的身份确立,失去了家园必将导致失却身份｡
布须曼人生态的身份认同感,使他们超越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所认同的自我是生态的大我,是“范围更大的人类身份认同”(greater human i-dentity)｡这种生态的大我不仅有种族､文化､人类的因素,还有生态区域里的自然因素——“自然力量和自然进程”,它“渗透我们又驱动我们”,它被“我们与所有动物和植物一同分享”,“我们生于它也死于它”,“在这种感觉里,我们有了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于是便与万物共同属于这片大地和这个世界”,“生存在自然秩序中”(Wylie,2007)｡对于布须曼人来说,自我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也不仅仅是族人的自我,还是山川的自我,自然万物的自我｡自我不仅体现在“我”身上和“我们”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身上｡这样的身份认同与另一个大陆上的原住民——北美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相同｡印第安部落酋长西雅图这样说:“树干里涌动的汁液,承载着红种人的记忆……河里泛起的水花,草原花朵上的露珠,小马的汗水和族人的汗水,全都属于一个整体,全都属于一个种族,我们的种族……风儿给了我爷爷第一次呼吸,也接受了他最后一次叹息,它还赋予我儿孙生命的气息……大地母亲身上发生的事,在她所有的孩子那里都会发生｡人不可能编织出生命之网,它只是网中的一条线｡他怎样对待这个网,就是怎样对待自己｡”(Benton & Short,2000:12-13)设想一下,假如一个人认为其自我中包含了大树､小草､青山､绿水的自我,认为其自我也体现在露珠､小马､花朵､微风之中,他或者她还会破坏蹂躏自然万物吗?
布须曼人的生态认同观与西方的生态区域主义也有不同之处｡生态区域主义有一个缺陷,即对生态整体价值的忽视｡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没有全球合作就不可能恢复自然平衡的语境里,仅仅谈区域生态,仅仅主张生产生活方式与特定生态区域相适应,是远远不够的｡布须曼人的生态认同观则是一种整体性生态观｡它包括两个身份认同参照系统:一个是特定的生态区域,即一个局部的生态子系统;另一个是整个地球,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之母”｡布须曼人不仅强调了身份认同与本地域的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与回归家园(整个自然)的关系｡生态的自我认同不仅需要有处所意识,还需要有生态整体意识｡从这一点来看,生态认同观超越了生态区域主义,所以怀利才一再强调布须曼人的“整体觉知”(holistic sensorium)和“生态整体”(ecological wholeness)意识(Wylie,2007)｡人类有一个小家园——出生长大的家乡,也有一个大家园——地球｡如果把自己的家园弄得满目疮痍､乌烟瘴气,把地球之家弄到生态危机,人类就彻底迷失了,再多的本土文化､再强烈的民族主义都无济于事｡
第四,探寻人类征服自然的潜意识动因——生态恐惧,分析生态恐惧的表现——敬畏自然和征服自然､蔑视自然,主张建立平等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
南非大学南非荷兰语系教授斯旺坡尔的论文《介入自然》(Engaging with Nature)很有学术分量,被列为这个生态批评专辑的第一篇｡论文从精神病理学的介入､美学的介入和宗教的介入三个层面,论述了环境美学的重要课题:介入自然,并且评析了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家(包括卡尔森､伯林特､古德罗维奇､卡罗尔等)的主要观点｡斯旺坡尔的论述中有一个观点,对于我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者来说,很有新意,也很有启发｡他首先设问:为什么人类会选择非生态的､或者说是与自然为敌的文化呢?与我们常见的探索不同,斯旺坡尔所探寻的心理根源并非人意识领域的里动因,而是潜意识的内驱力｡他对这一设问的回答是:因为人类从远古初民时开始就有了一种自然恐惧,或者叫做生态恐惧｡他用ecophobia(生态恐惧症)这个词来指代这种潜意识心态,声称这个词揭示了“我们的环境危机的核心”,指出这种心态是推动人类文化逐渐走向反自然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潜意识原因｡他为这个词给出如下界定:“生态恐惧症被界说为对环境的害怕和蔑视,是对自然界或者接受自然界的非理性和无理由的仇恨,这种仇恨驱动了所有类型的针对自然的破坏行为｡”(Swanepoel,2007)
生态恐惧症在人的生存和安全随时受到自然力量威胁的原始社会产生,但是到了农业文明以后,当自然的威胁已经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它就变成类似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积淀在人类的深层意识里面｡这种集体无意识有两个看起来不同的表现:一是敬畏自然,二是征服自然和蔑视自然｡敬畏自然与征服自然有着内在联系｡如果说敬畏自然是生态恐惧的正向表现,那么征服和蔑视自然则是其反向表现｡当人们深感难以认识自然､难以战胜自然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情绪就是敬畏;然而敬畏自然物毕竟与人的主体性弘扬和自由本性的实现相冲突,于是,只要人类在能力和科技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就很容易变敬畏为蔑视,变敬畏为征服欲､控制欲和改造欲｡敬畏之后激发的是必然是更强烈的反抗｡在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中,都轮番上演了人类对自然从恐惧敬畏到征服改造的轮回剧｡想一想古希腊的命运观和过失论的轮回以及悲剧的精神､想一想文艺复兴时期的征服自然和启蒙时代的浮士德精神,想一想中国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想一想在当代生态危机中很多人的恐惧和无奈,就很容易理解敬畏自然与征服改造自然的内在联系了｡敬畏自然的理论虽然在20世纪的环保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却并没有摆脱恐惧与征服的轮回｡当代生态主义思想则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平等又相互尊重的､分享又具有交互主体性交流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生态恐惧症的影响｡当代生态主义者认识到,敬畏自然的理论,由于它与生态恐惧症的密切关系,特别是由于它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解放本性,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实现的理论｡在为自然考量的时候,一定要把人结合进去,任何违反人的天性进而也就是违反自然本性的学说,都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人类的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与人本性为敌的努力,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也无论它在一个时期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失败的｡敬畏自然观既不能指导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也不能指导人类建立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谐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兄弟般的､“生态友好的”(eco-friendly)､交互主体性的､生死相关的交往原则之上｡
除了敬畏自然､征服控制自然之外,人类还在生态恐惧这个潜意识情结的驱使下创造出很多带有蔑视､恐惧､改造自然色彩的哲学､神学､美学理论,比如人类中心论､二元论､上帝中心论､末世论､寄居说､移情说､次序美､对称美､优美理论等等｡如果生态恐惧症是反生态思想文化的深层驱力这个观点成立,那真的是生态批评挖掘生态危机根源的一大突破——从思想文化层面深入到潜意识心态层面｡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更为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努力揭示上述学说理论内在的深层心理驱力｡
如果说人类从最原始的天性上､从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情结上就注定要站在与自然对立､与自然脱离､与自然为敌的立场,那么人类还有救吗?还能够指望人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吗?生态主义､生态批评､生态美学还有前途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进一步的追问一定是:生态恐惧症的提出究竟是要给人类征服自然摧毁生态寻找借口和理由呢,还是要指出人类为了保护生态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方向呢?斯旺坡尔指出:“假如人类破坏性地介入自然被诊断为是一种如此之深地潜伏､如此非理性的病症,那么显然不会有一个积极的预后;这说明我们依然需要一种能够指导行为改变的最基本的理性｡”(Swanepeol,2007)他认为,生态批评不能仅仅满足于诊断出人类对自然之破坏性态度和行为的病因,还需要通过跨学科研究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变革方式和理论体系｡他并不认为人类无法克服生态恐惧这种潜意识的影响｡他旁征博引,证明人类的本性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只是在原始社会那个特定的阶段,人们形成了生态恐惧,这种恐惧积累下来并且在意识层面表现出来了｡他认为人是可以战胜这种自然恐惧的,只要我们能够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ecophobia(生态恐惧)变成ecophilia(生态酷爱)｡生态批评坚信人从本性上是与自然万物和谐友好的,这一本性也决定了生态批评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生态批评的目的就是要促使人类寻回这一本性,挖掘并清除与自然敌对的心理和文化根源——无论是无意识层面的还是意识层面的或是社会层面的根源,推动人类作为友好平等的力量回归自然整体,激发人们把人类主体性和能动性发挥到拯救自然､重建生态平衡上来｡
与此相关,生态美学倡导积极的､肯定的自然审美｡斯旺坡尔认为,生态美学要探讨的是人审美地介入自然时的好奇(curiosity)､惊讶(wanders)和惊异感(amazement),要弘扬这些积极的审美反应｡他把生态美学称为肯定性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而把传统的自然美学称为否定性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其表现就是敬畏感､恐惧感､征服控制自然快感､秩序美､精致美､优美､如画美､工具化自然的愉悦感､人化自然或人的力量自然对象化的愉悦感等(Swanepeol,2007)｡显然,斯旺坡尔主张积极的､肯定的自然审美,目的也是要消除生态恐惧､建立友好的人与自然关系｡在讨论人际和谐友好关系时,经常能够听到一种主张:要努力发现､真诚赞美他人的美和优点｡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关系,同样需要这样｡
斯旺坡尔的观点令人联想到生态文学的创始人雷切尔•卡森｡早在20世纪上半叶,卡森就指出了永葆对自然的好奇和惊讶是人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美学动力｡卡森认为,自然界里充满了奇迹,许多奇迹并非发生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而是就在我们的身边｡人们之所以不能发现自然的奇妙,除了人自大狂妄和把自然仅仅当作工具和臣仆的思想影响之外,还因为许多人的感官已经尘封､麻木,感觉能力已经退化｡只有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忘我地感受自然,不断开发人的感觉潜能,人们才能感悟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奇特的自然美｡在《感悟奇迹》一书里卡森写道:“孩子的世界是新鲜而美丽的,充满着好奇与激动｡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假如我能够感动据说会保佑所有孩子的善良仙女,我将请求她送给世上每一个孩子一份礼物,那就是永不泯灭的､持续一生的好奇,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免疫力,用以抵抗未来岁月里的乏味､祛魅,抵抗那些虚假而枯燥的先入之见,抵抗背离我们力量本源的异化｡”(Brooks,1972:201-202)卡森也认为人的力量本源是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对自然的好奇和爱｡当代人类只有消除反生态的文明对人的异化,才可能重建与这一本源力量一致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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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俊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