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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进化生物学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使我们能够识别人类发展的生物法则和规律，同时强调人类学习和适应的巨大能力。它解释了人类特有的习得的属性，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以及展开有原则的行为的能力，能促进建立一个广泛的文化领域。本文的目标是展示这种文化领域如何可能按照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来建构思想和行为。
[关键词]进化叙事；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33-07
[作者简介]莱斯利·保罗·蒂勒（Leslie Paul Thiele），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大陆哲学、环境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译者简介]郑佰青（1980—），女，浙江宁波人，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北京 100029）
Title: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and Ecological Ethics
Author: Leslie Paul Thiele
Abstract: Employed as a narrative setting, evolutionary biology provides a useful heuristic for an ecological ethics. It allows us to identify the biological laws and regularit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tremendous human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t explains how acquired traits unique to humans, such as expansive time and space horizons and the capacity for principled action,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oad cultural field of play.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cultural field of play might structure thought and behavior according to mores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ecological eth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
“几乎没有任何观念，”一个历史学家如是说，“像自然的‘是’必须成为人类的‘应该’这个信念那样被反复应用。”①在人类自然属性的基石上建立伦理和政治大厦的尝试大致描绘了政治理论化的传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脉相承的斯多葛派。在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发现物种的进化之后，很多理论家试图把政治和道德生活置于正在兴起的进化生物科学之上。在某些交汇之处，科学家操之过急地提出伦理学领域应该“暂时从哲学家的手中移开使其生物学化”②。然而，这种试图把伦理学和生物学挂钩的努力在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后，“一个让人沮丧的记录”却是这个领域“已处于哲学的边缘位置”①。
至少在一方面，这种边缘化是恰如其分的。所有试图从生物科学导出一种公理性的伦理学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如大卫·休谟的经典论断，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不能合理地从“是”推断出“应该”②。纯粹描述性的前提不能得出指令性的结论。进化的或生物学的数据并不会对伦理定律的形成有直接和立即的帮助。③这不是说生物事实对道德的理论化不重要。休谟认为，人内在的情感驱使我们向往道德的生活。然而，不管眼前的事实如何，孤立无援的理性之舟无力带我们驶入道德王国。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休谟坚持认为，理性首先必须被性情和情感点燃。
有人认为，按道义行事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如果内在情感促使我们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如照顾后代），那么对自然欲望的描述可能会产生道德义务的指令。因此，“是”和“应该”之间的裂缝可能得以弥合。这种说法的争议性在于，那些不按道义行事（例如，杀死自己的孩子）的人也是出于自然欲望。在这方面，说（道德）欲望是自然的，纯粹是说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表现的是道德欲望。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可能推动物种永存的普遍行为倾向。对普遍行为方式的描述不能产生明显的道德暗示。④
从“是”到“应该”的道路不仅已被逻辑和方法论障碍所封锁，而且被意识形态障碍所阻断。回顾“优胜劣汰”概念引出的政治用途，批评家提出，将进化思想引入道德话语会指向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⑤然而，如乔姆斯基认为，那些将文化决定论取代对人性的生物学叙事的人也会让他们自己面临类似的责难。
无论由人类支配的“事实”是生物学的或是文化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不能被跨越。尽管如此，一个令人满意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必须评估影响人类行为的生物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局限。本文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评估。我的意图决然不在于构建一个建立于科学基础之上的规范戒律。相反，我考察进化生物学作为一种叙事背景的潜力，以启发道德推理和促进一定道德情感的培养。反过来，我将探讨进化生物学如何可能使生态伦理观合理化。
二
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进化生物学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使我们能够识别人类发展的生物法则和规律，同时强调了人类学习和适应的巨大能力。它解释了人类特有的习得的属性，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以及展开有原则的行为的能力，能促进建立一个广泛的文化领域。我的目标是展示这种文化领域如何可能按照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来建构思想和行为。
让我们以进化生物学的核心法则来开始：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以成功繁殖而著称，后者往往被理解为繁殖尽可能多的能生育的后代。然而，在人口过剩的世界中，遵循这一进化生物学规则可能会预示一场灾难。自然往往选择那些抑制其自身繁殖的物种。
人类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态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人类迅速增长的保护或破坏区域和全球范围环境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缩减的人口增长可能被预见为不可持续性的和危险的。生态灾难也是由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产生过多的有毒物质和废物所招致。
可持续性指的是一种做法、关系或过程可以被无限制开展的能力，并且总的来说不损害环境条件自身的生存能力。可持续性最易用否定的方式进行界定。例如，吃掉你的玉米种子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使环境退化到降低这一代或后代生活质量的地步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利用可再生资源，如表土或淡水，不应超过它们的自然恢复率。那些因为我们的使用而不可挽回地减少的资源——即所有提取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矿物和化石燃料——应该只以这样的速度消耗，即在被利用的资源几乎耗尽之前可能预料到会发现或发展可行的替代品。如果天然资源没有可以想象的替代品，如动植物物种，则必须确保它们永远不会被完全耗尽或破坏。可持续地生活也需要克制生产那些有害影响或副作用会达到有害水平的东西。废物、污染、人口和商业发展不应超过环境吸收或容纳它们的能力，同时又没有降低环境赋予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
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物种发展的至点，在这个点上人口的过度增长和人类生产的加速增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生态系统的灾难。我们的绝对数量，我们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我们产生的过多有毒物质和废料正日益破坏生物圈支撑生活网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到达了一个至点，在这个点上，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经济的道德观念的传播，可能通过规范它们的成长来保存我们的基因库和我们的文明。
道德观念必须像基因一样传播，不然就会消亡。指向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在这方面是“自私的”，其程度不亚于指向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然而，两者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破坏环境条件自身长期的生存能力。它不能被无限期地成功采纳，它的适用性是受时间限制的。相比之下，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可以无止境地传播而不会带来人口过度膨胀的灾难性后果。它的适用性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根据定义，它不能超过其环境的承受能力。自然和社会历史都赋予我们期待发展可持续性道德观念的理由。
大部分伦理传统聚焦于道德关怀在空间的延伸。个体被告诫不仅要考虑和关注自我，而且也要考虑和关注家庭和部落、邻居和同胞，偶尔也包括全人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指出，指导个人行动的准则必须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当它们在空间中无限延伸时必须是可行的。边沁的结果论伦理，虽然传统上与康德的道义论推理相对立，却也根据其空间延伸的能力来规范行动。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推理，是产生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责任意识构成原动力。反过来说，伦理的金科玉律，其变体在大多数道德传统中可以发现，只不过是应采取行动的方式，如果在空间中互惠时，应得到自己的认可。
虽然伦理传统长久以来基本关注于道德行为在空间中的延伸，但一直还有一个与此类似却不那么显著的关注是道德行为在时间中的延伸。从生物学上来说，这种关注的发展并不会特别令人惊讶。人类作为动物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他在延伸的时间维度内自觉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大多数动物是按照当前所感受的需求和感知的环境来行动。可以预见潜在环境的动物这样做，通常只是根据当前经历的需要。只有人类才能经常感知当前的环境并预见潜在的环境，同时着眼当前与预期的需要。“对人类起决定性作用的进化步骤，”生物学家表示，“在于‘时间表征’”。①
人类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要求是为维护跨越时间的价值而专门制定的。法院裁决赔偿受害者损失的未来收益或快乐，以及过去的损失或痛苦。法律不仅禁止犯罪本身，而且禁止作案阴谋。道德禁令通常涉及我们的行为在时间中延伸的影响。总之，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人类复杂的时间表征能力的基础之上。
就像亲情的纽带会随着与亲友距离的增加而削弱，道德禁令的力量也会随着与当前这一代距离的增加而消散。时间中的道德延伸比空间中的道德延伸更加脆弱，因为互惠的利他主义的潜力不存在于前者。延伸到当代的非亲属的道德行为可能始终会以某种方式反馈，但是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几代之后的后裔将没有机会反馈我们为他们所做的牺牲。
诗人约翰·特兰波曾提出著名的疑问，我们是否欠后人什么，并进而反问到：“后人何曾为我们做过什么呢？”从生物学上来说，我们在时间中前进得越远，后人为我们做的就越少。当我们的基因分散在几代以后，我们与后代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纽带会大大削弱。如果基因遗传的法则占主导地位，只有一半人可能会为其下一代牺牲自己或自己的利益。鉴于这种等比级数，我们拥有的与我们的曾孙的曾孙的曾孙相同的基因将不会比我们与居住在地球另一端完全陌生的人所共有的基因更多。
关于道德关怀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悲观主义似乎有其生物学原因。虽然“纯粹的利他主义”确实是可能的，但人们可能会同意加勒特·哈丁的观点，他认为这只有“在小规模、在短期内、在某些情况下、在小而亲密的群体内部”才有可能出现。②确实，纯粹的利他主义将始终保持一种严格受限制的现象。然而，通过促进恰当的文化道德观念，我们对时间上和地理上相距遥远的人的关怀可能会增长。休谟指出，同情会因距离而消弭；但同情不是人类灵魂中独立的情感，它与道德原则相关联。道德原则，至少是潜在的以及作为一种设计中的问题，能保持其距离效力。对于道德关怀延伸的支持也可能在富有远见的理性思想中被发现，它不仅预见了善行的回报，而且评估了当前相互依存关系的实际结果。正如我们天生具有同情心一样，道德原则和富有远见的理性可能会促进对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人类的关怀。进化叙事表明，培养这种道德和理性与繁衍基因的本能驱使一样地“自然”——一样地必要。
生态学涉及研究生物群体内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态学本质上是与可持续性相关联的。这两个关注点密不可分。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经时间历练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所构成。由于生态学关注可持续的相互依存，它被证明对于道德的形成具有高度责任。伦理学可能被定义为产生于并维持某些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系统。“所有演变至今的伦理学都取决于一个单一前提，”生态学家奥尔多·李奥波德用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风格写到，“即个体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构成的群体的一员。”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这种伦理“把群体的疆界扩大，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总的来说：土地”。③在利奥波德的带领下，大部分生态伦理学都试图努力扩大我们的群体概念，将区域生态系统，乃至全球生物圈包括在内。这种广泛的社会意义是经由多渠道而实现的，包括通过培养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情心，强调用理性来关怀维系我们生命的生物网，并通过促进道德原则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向土地—群体的延伸是“一种进化的可能性和生态的必要性”。①
激发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群体观念是所有生态伦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我绝没有想贬低其重要性。然而，此时此刻我关注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我已经表示，这种关怀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即任何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能在进化叙事中找到理论支持。这种叙事表明，人类的相互依存不只是遗传的，也是文化的。我们这一代人依赖下一代来继续开展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创造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继续开展并变革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遗产。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重新思考后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后人给了我们一种基因和文化的不朽形式。目前，这两种不朽的形式都受到人口过度膨胀、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有毒物质和废物的过度生成的威胁。鉴于这一事实，很明显我们需要树立一种生态伦理观，普及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念成为一个确保我们基因和文化的不朽的必要手段。生存——从长远来看我们唯一可获得的生存——的前提是，我们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当今世界，进化的合适度和环境的可持续经济与生活方式相对应。
展现生态伦理的功利效益可能看似有损其道德地位。如果我们努力倡导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不朽，那么这也许不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然而，道德并非完全地甚至是主要地在于（自我牺牲式的）利他主义。道德实践不要求自我价值低于他人价值。相反，它要求将他人与自我一道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综合部分。道德主要是我们肩负的对社会的义务。
当维持一个自然和社会群体变成一种责任，并且居住在一个可持续的自然和社会群体成为一种权利时，生态就成为一种伦理。生态伦理表明，只有当传统的获取人类不朽的手段——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被富有远见地克制时，长久以来人类不朽的目标才可以实现。一种生态伦理的核心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关怀，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以及遥远的邻居和后代的生活和生存不受破坏。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伦理具有一个美妙的对称性。通过培养其道德观念，我们为自己的遗传、文化生存和蓬勃发展维持必要的环境条件。然而，这样一种伦理在实践中必须与任何试图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所有进退两难的局面和妥协进行磋商。
一种生态伦理不能从任何事实中进行逻辑推导，但是坚持生态伦理的情感与理智可以进行系统的培养。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一个进化叙事是培养这样的情感与理智的很好手段。安东尼·昆顿写道：“进化道德主义者的伟大美德，是他们善于务实思考的作风，这与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契合的。”②进化叙事教导我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和人类学习的能力与责任。进化叙事也许是唯一范围足够宏大、事实足够强劲、比喻足够丰富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生态问题。
仅仅因为进化叙事被需要用来培养一种生态伦理，并不意味着它就会被接受。进化科学并没有大受欢迎，事实上，只有令人惊讶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即低于某些统计数字的一半人，相信人类是猿的后裔。当然，其他叙事捕获了更多大众的心灵和头脑。例如，宗教叙事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受众——尽管尼采已宣布上帝之死，后现代主义已经兴起。
有人认为，传统的宗教叙事从生态角度看是有害的。①有些也许的确是，然而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一般被证明有利于环境关怀。②在过去20年中，许多有组织的宗教已经改写了自己的叙事来支持生态价值。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示，罗马天主教应该知道，“缺乏对自然必要的尊重”和“对她的资源的无序开采”已经造成生态危机。④教皇也承认，人类物种的进化是一个科学事实。⑤因此，进化生物学叙事有可能被论及人类对地球的服务责任的宗教叙事所补充。例如，E.O.威尔逊的理论，即人类已经被进化地赋予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或热爱生命的天性（biophilia），可能会被应用以配合尊崇创世的宗教诫命。⑥就像一位英国国教牧师在论及创世记书时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已经成倍繁衍。我们已经征服了地球。现在是时候把重心放在第二个创世故事”。⑦
保护大自然“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愿望，拉里·安特认为，可能植根于我们的进化史。“因为人类对理解的求知欲望，可以在把自然世界感知为一个复杂的机制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因为人类对群体的伦理欲望，可以在尊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因为人类对美的审美欲望，可以在惊叹自然世界如宇宙戏剧的过程中获得满足。”⑧当然，人类也可以在统治以及粉碎性地破坏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面对传统叙事的日益失效，托马斯·贝瑞神父指出，进化史诗很可能是今天教育、医治、引导和管教人类最急需的故事。
三
关注自然—文化关系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排斥我所做的努力来突显社会学习的机遇以及我们的道德宇宙的延伸。
在这场自然主义者与文化主义者之间久远的辩论中，德尔·泰森和他的许多同事和对手一样，采取了不必要的强硬路线。这是有争议性的和误导性的。重要的问题不是自从我们的祖先狩猎猛犸象、追捕剑齿虎以来，人类基因和心理构成变化不大；问题是，我们的更新世（pleistocene）祖先已经具备所需的心智可塑性以期在伦理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只是，当时缺少一种充分的培育文化，那只不过需要时间。
从这个角度看智人进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构成在未来的100、1000或10000年内将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我们的内在驱动力可能会变化很小。然而，我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在正在进行的发展中已经发挥的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可能学着在进化叙事中更明智地和更自觉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就是说，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潜力和限制。
进化史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物种的墓地。无数适者生存的物种繁衍兴旺了无数个年代，却最终因为环境条件变化的速度比它们自己能够适应改变的速度更快而遭到灭绝。自然选择那些最能改变自身去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物种的生存。今天，成功的人类适应需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以及传播推广这种做法的道德观念。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倡导和坚持可持续发展伦理而忽略短期的自身利益？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抵制一种显著的消费文化，并且这种显著的消费文化植根于诱人的经济无限增长的宏大叙事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认为，在需求迫切的时代，期望人的行为考虑长远的、全球性的生态关怀是无可救药的天真行为。
显然，一个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成败取决于观点的激进转变。我相信进化史诗有利于这种转变。从进化生物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异常宽广的优势地位来看，狭隘的利己主义才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就算是通过最精心计算的、利己的努力，我们的身体终将在数十年内死亡，我们的基因也会在几个世纪内消散成为无法识别的混合物。面对浩瀚的进化空间和时间，个体分散的生物学的和经济的成功表现出可笑的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我们传播的道德观念可能会以惊人的保真度延续千年。特别是生态道德观念是被设计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能力的物质条件，从而允许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无止境的自我复制。鉴于此，宣传促进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确实成为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进化叙事太让人望而生畏。它确实揭示了在宏大的编年史中人类发挥的或可以发挥的非常小的作用。或许，在如此繁多的流离失所的星尘之中找寻我们的处所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我们知道，地球本身终有一天会被太阳所吞没。尽管道德观念具有可持续性，我们的地球终将面临火热的死亡，这肯定是悲剧性的。然而古希腊人认为，悲剧可以通过其叙事的吸引力来补偿生活。像所有的悲剧故事一样，进化叙事培育智慧，也就是说，对人类生存条件不可避免地局限地审慎地理解和无怨无恨地接受。智慧教导克制。学习关于人类努力的适当限制的故事，以及关于不明智地否认这些限制的狂妄自大的危险，对于任何道德教育都是核心所在。在一个生态时代，这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
在时间和空间的海洋中，人类已经发展了复杂的头脑来加快学习并索求意义。人类存在于自我反思的生物诫命之下。因此，我们对自己讲述一些故事会使我们的旅程富有意义——不管这些旅程可能会多么转瞬即逝和变幻无常。进化叙事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宏大的非目的论的（nonteleological）故事。我们为道德教育引入进化叙事是恰当的。在一个生态时代，从“是”到“应该”的跨度最好由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伦理的进化论观点来跨越。生态伦理使我们置身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和生物关系之中，并规定行为以维持这一生活网络。这样一种伦理培育的智慧可能会被预测为进化史诗主题的高潮。［本文原载《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1999年第1期，首次以中文形式刊发于本刊。］
责任编辑：龙迪勇
[关键词]进化叙事；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33-07
[作者简介]莱斯利·保罗·蒂勒（Leslie Paul Thiele），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大陆哲学、环境伦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译者简介]郑佰青（1980—），女，浙江宁波人，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北京 100029）
Title: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and Ecological Ethics
Author: Leslie Paul Thiele
Abstract: Employed as a narrative setting, evolutionary biology provides a useful heuristic for an ecological ethics. It allows us to identify the biological laws and regularit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while emphasizing the tremendous human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t explains how acquired traits unique to humans, such as expansive time and space horizons and the capacity for principled action,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oad cultural field of play. This paper aims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cultural field of play might structure thought and behavior according to mores of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 evolutionary narratives; ecological eth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
“几乎没有任何观念，”一个历史学家如是说，“像自然的‘是’必须成为人类的‘应该’这个信念那样被反复应用。”①在人类自然属性的基石上建立伦理和政治大厦的尝试大致描绘了政治理论化的传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脉相承的斯多葛派。在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发现物种的进化之后，很多理论家试图把政治和道德生活置于正在兴起的进化生物科学之上。在某些交汇之处，科学家操之过急地提出伦理学领域应该“暂时从哲学家的手中移开使其生物学化”②。然而，这种试图把伦理学和生物学挂钩的努力在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后，“一个让人沮丧的记录”却是这个领域“已处于哲学的边缘位置”①。
至少在一方面，这种边缘化是恰如其分的。所有试图从生物科学导出一种公理性的伦理学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如大卫·休谟的经典论断，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不能合理地从“是”推断出“应该”②。纯粹描述性的前提不能得出指令性的结论。进化的或生物学的数据并不会对伦理定律的形成有直接和立即的帮助。③这不是说生物事实对道德的理论化不重要。休谟认为，人内在的情感驱使我们向往道德的生活。然而，不管眼前的事实如何，孤立无援的理性之舟无力带我们驶入道德王国。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休谟坚持认为，理性首先必须被性情和情感点燃。
有人认为，按道义行事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如果内在情感促使我们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如照顾后代），那么对自然欲望的描述可能会产生道德义务的指令。因此，“是”和“应该”之间的裂缝可能得以弥合。这种说法的争议性在于，那些不按道义行事（例如，杀死自己的孩子）的人也是出于自然欲望。在这方面，说（道德）欲望是自然的，纯粹是说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表现的是道德欲望。而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可能推动物种永存的普遍行为倾向。对普遍行为方式的描述不能产生明显的道德暗示。④
从“是”到“应该”的道路不仅已被逻辑和方法论障碍所封锁，而且被意识形态障碍所阻断。回顾“优胜劣汰”概念引出的政治用途，批评家提出，将进化思想引入道德话语会指向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以及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⑤然而，如乔姆斯基认为，那些将文化决定论取代对人性的生物学叙事的人也会让他们自己面临类似的责难。
无论由人类支配的“事实”是生物学的或是文化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不能被跨越。尽管如此，一个令人满意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必须评估影响人类行为的生物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各自的局限。本文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评估。我的意图决然不在于构建一个建立于科学基础之上的规范戒律。相反，我考察进化生物学作为一种叙事背景的潜力，以启发道德推理和促进一定道德情感的培养。反过来，我将探讨进化生物学如何可能使生态伦理观合理化。
二
作为一种叙事背景，进化生物学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它使我们能够识别人类发展的生物法则和规律，同时强调了人类学习和适应的巨大能力。它解释了人类特有的习得的属性，如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野以及展开有原则的行为的能力，能促进建立一个广泛的文化领域。我的目标是展示这种文化领域如何可能按照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来建构思想和行为。
让我们以进化生物学的核心法则来开始：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以成功繁殖而著称，后者往往被理解为繁殖尽可能多的能生育的后代。然而，在人口过剩的世界中，遵循这一进化生物学规则可能会预示一场灾难。自然往往选择那些抑制其自身繁殖的物种。
人类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生态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人类迅速增长的保护或破坏区域和全球范围环境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缩减的人口增长可能被预见为不可持续性的和危险的。生态灾难也是由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产生过多的有毒物质和废物所招致。
可持续性指的是一种做法、关系或过程可以被无限制开展的能力，并且总的来说不损害环境条件自身的生存能力。可持续性最易用否定的方式进行界定。例如，吃掉你的玉米种子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使环境退化到降低这一代或后代生活质量的地步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做法。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决定了利用可再生资源，如表土或淡水，不应超过它们的自然恢复率。那些因为我们的使用而不可挽回地减少的资源——即所有提取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如矿物和化石燃料——应该只以这样的速度消耗，即在被利用的资源几乎耗尽之前可能预料到会发现或发展可行的替代品。如果天然资源没有可以想象的替代品，如动植物物种，则必须确保它们永远不会被完全耗尽或破坏。可持续地生活也需要克制生产那些有害影响或副作用会达到有害水平的东西。废物、污染、人口和商业发展不应超过环境吸收或容纳它们的能力，同时又没有降低环境赋予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
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物种发展的至点，在这个点上人口的过度增长和人类生产的加速增长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生态系统的灾难。我们的绝对数量，我们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我们产生的过多有毒物质和废料正日益破坏生物圈支撑生活网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到达了一个至点，在这个点上，促进可持续生活方式和可持续经济的道德观念的传播，可能通过规范它们的成长来保存我们的基因库和我们的文明。
道德观念必须像基因一样传播，不然就会消亡。指向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在这方面是“自私的”，其程度不亚于指向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然而，两者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无限增长的道德观念破坏环境条件自身长期的生存能力。它不能被无限期地成功采纳，它的适用性是受时间限制的。相比之下，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可以无止境地传播而不会带来人口过度膨胀的灾难性后果。它的适用性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根据定义，它不能超过其环境的承受能力。自然和社会历史都赋予我们期待发展可持续性道德观念的理由。
大部分伦理传统聚焦于道德关怀在空间的延伸。个体被告诫不仅要考虑和关注自我，而且也要考虑和关注家庭和部落、邻居和同胞，偶尔也包括全人类。例如，康德的绝对命令指出，指导个人行动的准则必须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当它们在空间中无限延伸时必须是可行的。边沁的结果论伦理，虽然传统上与康德的道义论推理相对立，却也根据其空间延伸的能力来规范行动。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推理，是产生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责任意识构成原动力。反过来说，伦理的金科玉律，其变体在大多数道德传统中可以发现，只不过是应采取行动的方式，如果在空间中互惠时，应得到自己的认可。
虽然伦理传统长久以来基本关注于道德行为在空间中的延伸，但一直还有一个与此类似却不那么显著的关注是道德行为在时间中的延伸。从生物学上来说，这种关注的发展并不会特别令人惊讶。人类作为动物的一个决定性特点是他在延伸的时间维度内自觉地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而大多数动物是按照当前所感受的需求和感知的环境来行动。可以预见潜在环境的动物这样做，通常只是根据当前经历的需要。只有人类才能经常感知当前的环境并预见潜在的环境，同时着眼当前与预期的需要。“对人类起决定性作用的进化步骤，”生物学家表示，“在于‘时间表征’”。①
人类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要求是为维护跨越时间的价值而专门制定的。法院裁决赔偿受害者损失的未来收益或快乐，以及过去的损失或痛苦。法律不仅禁止犯罪本身，而且禁止作案阴谋。道德禁令通常涉及我们的行为在时间中延伸的影响。总之，文化和道德是建立在人类复杂的时间表征能力的基础之上。
就像亲情的纽带会随着与亲友距离的增加而削弱，道德禁令的力量也会随着与当前这一代距离的增加而消散。时间中的道德延伸比空间中的道德延伸更加脆弱，因为互惠的利他主义的潜力不存在于前者。延伸到当代的非亲属的道德行为可能始终会以某种方式反馈，但是我们（或任何其他人的）几代之后的后裔将没有机会反馈我们为他们所做的牺牲。
诗人约翰·特兰波曾提出著名的疑问，我们是否欠后人什么，并进而反问到：“后人何曾为我们做过什么呢？”从生物学上来说，我们在时间中前进得越远，后人为我们做的就越少。当我们的基因分散在几代以后，我们与后代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纽带会大大削弱。如果基因遗传的法则占主导地位，只有一半人可能会为其下一代牺牲自己或自己的利益。鉴于这种等比级数，我们拥有的与我们的曾孙的曾孙的曾孙相同的基因将不会比我们与居住在地球另一端完全陌生的人所共有的基因更多。
关于道德关怀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的悲观主义似乎有其生物学原因。虽然“纯粹的利他主义”确实是可能的，但人们可能会同意加勒特·哈丁的观点，他认为这只有“在小规模、在短期内、在某些情况下、在小而亲密的群体内部”才有可能出现。②确实，纯粹的利他主义将始终保持一种严格受限制的现象。然而，通过促进恰当的文化道德观念，我们对时间上和地理上相距遥远的人的关怀可能会增长。休谟指出，同情会因距离而消弭；但同情不是人类灵魂中独立的情感，它与道德原则相关联。道德原则，至少是潜在的以及作为一种设计中的问题，能保持其距离效力。对于道德关怀延伸的支持也可能在富有远见的理性思想中被发现，它不仅预见了善行的回报，而且评估了当前相互依存关系的实际结果。正如我们天生具有同情心一样，道德原则和富有远见的理性可能会促进对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人类的关怀。进化叙事表明，培养这种道德和理性与繁衍基因的本能驱使一样地“自然”——一样地必要。
生态学涉及研究生物群体内相互依存的关系。生态学本质上是与可持续性相关联的。这两个关注点密不可分。一个生态系统是由经时间历练的组成部分相互依存的关系所构成。由于生态学关注可持续的相互依存，它被证明对于道德的形成具有高度责任。伦理学可能被定义为产生于并维持某些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系统。“所有演变至今的伦理学都取决于一个单一前提，”生态学家奥尔多·李奥波德用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风格写到，“即个体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构成的群体的一员。”利奥波德提出土地伦理，这种伦理“把群体的疆界扩大，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总的来说：土地”。③在利奥波德的带领下，大部分生态伦理学都试图努力扩大我们的群体概念，将区域生态系统，乃至全球生物圈包括在内。这种广泛的社会意义是经由多渠道而实现的，包括通过培养我们与生俱来的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同情心，强调用理性来关怀维系我们生命的生物网，并通过促进道德原则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利奥波德认为伦理学向土地—群体的延伸是“一种进化的可能性和生态的必要性”。①
激发一个更广泛的生物群体观念是所有生态伦理的一个关键因素。我绝没有想贬低其重要性。然而，此时此刻我关注对人类社会的道德关怀。我已经表示，这种关怀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即任何生态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能在进化叙事中找到理论支持。这种叙事表明，人类的相互依存不只是遗传的，也是文化的。我们这一代人依赖下一代来继续开展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从中创造新的东西，就像我们继续开展并变革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化遗产。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重新思考后人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个问题。后人给了我们一种基因和文化的不朽形式。目前，这两种不朽的形式都受到人口过度膨胀、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费以及有毒物质和废物的过度生成的威胁。鉴于这一事实，很明显我们需要树立一种生态伦理观，普及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观念成为一个确保我们基因和文化的不朽的必要手段。生存——从长远来看我们唯一可获得的生存——的前提是，我们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当今世界，进化的合适度和环境的可持续经济与生活方式相对应。
展现生态伦理的功利效益可能看似有损其道德地位。如果我们努力倡导过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并从中获得某种形式的不朽，那么这也许不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然而，道德并非完全地甚至是主要地在于（自我牺牲式的）利他主义。道德实践不要求自我价值低于他人价值。相反，它要求将他人与自我一道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综合部分。道德主要是我们肩负的对社会的义务。
当维持一个自然和社会群体变成一种责任，并且居住在一个可持续的自然和社会群体成为一种权利时，生态就成为一种伦理。生态伦理表明，只有当传统的获取人类不朽的手段——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被富有远见地克制时，长久以来人类不朽的目标才可以实现。一种生态伦理的核心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关怀，使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存以及遥远的邻居和后代的生活和生存不受破坏。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伦理具有一个美妙的对称性。通过培养其道德观念，我们为自己的遗传、文化生存和蓬勃发展维持必要的环境条件。然而，这样一种伦理在实践中必须与任何试图过一种道德的生活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所有进退两难的局面和妥协进行磋商。
一种生态伦理不能从任何事实中进行逻辑推导，但是坚持生态伦理的情感与理智可以进行系统的培养。把我们自己置身于一个进化叙事是培养这样的情感与理智的很好手段。安东尼·昆顿写道：“进化道德主义者的伟大美德，是他们善于务实思考的作风，这与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契合的。”②进化叙事教导我们顺应时代的需要和人类学习的能力与责任。进化叙事也许是唯一范围足够宏大、事实足够强劲、比喻足够丰富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生态问题。
仅仅因为进化叙事被需要用来培养一种生态伦理，并不意味着它就会被接受。进化科学并没有大受欢迎，事实上，只有令人惊讶的一小部分美国人，即低于某些统计数字的一半人，相信人类是猿的后裔。当然，其他叙事捕获了更多大众的心灵和头脑。例如，宗教叙事保留了相当部分的受众——尽管尼采已宣布上帝之死，后现代主义已经兴起。
有人认为，传统的宗教叙事从生态角度看是有害的。①有些也许的确是，然而非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一般被证明有利于环境关怀。②在过去20年中，许多有组织的宗教已经改写了自己的叙事来支持生态价值。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示，罗马天主教应该知道，“缺乏对自然必要的尊重”和“对她的资源的无序开采”已经造成生态危机。④教皇也承认，人类物种的进化是一个科学事实。⑤因此，进化生物学叙事有可能被论及人类对地球的服务责任的宗教叙事所补充。例如，E.O.威尔逊的理论，即人类已经被进化地赋予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或热爱生命的天性（biophilia），可能会被应用以配合尊崇创世的宗教诫命。⑥就像一位英国国教牧师在论及创世记书时所指出的，“我们人类已经成倍繁衍。我们已经征服了地球。现在是时候把重心放在第二个创世故事”。⑦
保护大自然“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愿望，拉里·安特认为，可能植根于我们的进化史。“因为人类对理解的求知欲望，可以在把自然世界感知为一个复杂的机制的过程中获得愉悦。因为人类对群体的伦理欲望，可以在尊重自然世界的过程中获得满足。因为人类对美的审美欲望，可以在惊叹自然世界如宇宙戏剧的过程中获得满足。”⑧当然，人类也可以在统治以及粉碎性地破坏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满足。面对传统叙事的日益失效，托马斯·贝瑞神父指出，进化史诗很可能是今天教育、医治、引导和管教人类最急需的故事。
三
关注自然—文化关系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排斥我所做的努力来突显社会学习的机遇以及我们的道德宇宙的延伸。
在这场自然主义者与文化主义者之间久远的辩论中，德尔·泰森和他的许多同事和对手一样，采取了不必要的强硬路线。这是有争议性的和误导性的。重要的问题不是自从我们的祖先狩猎猛犸象、追捕剑齿虎以来，人类基因和心理构成变化不大；问题是，我们的更新世（pleistocene）祖先已经具备所需的心智可塑性以期在伦理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只是，当时缺少一种充分的培育文化，那只不过需要时间。
从这个角度看智人进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这是正确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构成在未来的100、1000或10000年内将发生明显变化。事实上，我们的内在驱动力可能会变化很小。然而，我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在正在进行的发展中已经发挥的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鉴于这种认识，我们可能学着在进化叙事中更明智地和更自觉地发挥我们的作用——这就是说，更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潜力和限制。
进化史是曾经盛极一时的物种的墓地。无数适者生存的物种繁衍兴旺了无数个年代，却最终因为环境条件变化的速度比它们自己能够适应改变的速度更快而遭到灭绝。自然选择那些最能改变自身去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的物种的生存。今天，成功的人类适应需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以及传播推广这种做法的道德观念。怀疑论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倡导和坚持可持续发展伦理而忽略短期的自身利益？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抵制一种显著的消费文化，并且这种显著的消费文化植根于诱人的经济无限增长的宏大叙事基础之上？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认为，在需求迫切的时代，期望人的行为考虑长远的、全球性的生态关怀是无可救药的天真行为。
显然，一个可持续发展伦理的成败取决于观点的激进转变。我相信进化史诗有利于这种转变。从进化生物学在时间和空间上异常宽广的优势地位来看，狭隘的利己主义才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就算是通过最精心计算的、利己的努力，我们的身体终将在数十年内死亡，我们的基因也会在几个世纪内消散成为无法识别的混合物。面对浩瀚的进化空间和时间，个体分散的生物学的和经济的成功表现出可笑的微不足道。相比之下，我们传播的道德观念可能会以惊人的保真度延续千年。特别是生态道德观念是被设计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能力的物质条件，从而允许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无止境的自我复制。鉴于此，宣传促进生态可持续性的道德观念确实成为一项非常合理的努力。
有些人可能会发现，进化叙事太让人望而生畏。它确实揭示了在宏大的编年史中人类发挥的或可以发挥的非常小的作用。或许，在如此繁多的流离失所的星尘之中找寻我们的处所是一种悲剧性的努力。我们知道，地球本身终有一天会被太阳所吞没。尽管道德观念具有可持续性，我们的地球终将面临火热的死亡，这肯定是悲剧性的。然而古希腊人认为，悲剧可以通过其叙事的吸引力来补偿生活。像所有的悲剧故事一样，进化叙事培育智慧，也就是说，对人类生存条件不可避免地局限地审慎地理解和无怨无恨地接受。智慧教导克制。学习关于人类努力的适当限制的故事，以及关于不明智地否认这些限制的狂妄自大的危险，对于任何道德教育都是核心所在。在一个生态时代，这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
在时间和空间的海洋中，人类已经发展了复杂的头脑来加快学习并索求意义。人类存在于自我反思的生物诫命之下。因此，我们对自己讲述一些故事会使我们的旅程富有意义——不管这些旅程可能会多么转瞬即逝和变幻无常。进化叙事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宏大的非目的论的（nonteleological）故事。我们为道德教育引入进化叙事是恰当的。在一个生态时代，从“是”到“应该”的跨度最好由一个促进可持续发展伦理的进化论观点来跨越。生态伦理使我们置身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和生物关系之中，并规定行为以维持这一生活网络。这样一种伦理培育的智慧可能会被预测为进化史诗主题的高潮。［本文原载《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1999年第1期，首次以中文形式刊发于本刊。］
责任编辑：龙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