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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记者之路并不平坦，反右倾时您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是怎样一段经历呢?
杜导正：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那时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发布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有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哪里想到，从这以后，反而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5年多的时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过程。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一趋势，核心问题就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我顶住了，有时也跟着犯错误。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带着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亲眼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我亲眼看到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 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棱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同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布置反“右”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棱，看到了我的那封信。这封信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铁证。当时，吴冷西身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两个社长，他在《人民日报》主管的《新闻通讯》上，点了国内9名新华分社社长的名字，说这九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当时列在第二名。前后共批斗了16场，问题是越揭越多。七批八斗的结果是，1960年5月，省委对我作出正式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凭借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熬到平反那一天的?
杜导正：不久，我戴着右倾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刚筹备半年，准备开学，有人打小报告，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么能在大学教书呢，应该让他劳动去。于是我就去劳动了6个月。1962年 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省委找我谈话道歉。说：“陶铸同志委托我们告诉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看的准确。”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月底，我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劫难仍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您又被打倒，批斗。经历了这么多挫折，这些年来，您是否对自己一直坚持的东西产生过动摇?
杜导正：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看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面对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独立思考多些了。
“非常非常地思念你，老朋友、老上级”——献给穆青
记者：社老，您从1945年就进入新华社工作，1982年调离，坎坷磨难40年，可以说是新华社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去年10月，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逝世，您与穆青相处相知四十多年，请您这位老新华人谈谈心目中的穆青。
杜导正：新华社的同志们都知道：“勿忘人民”是穆青的座右铭，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穆青非常关注基层群众。1980年春夏，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我所在的新华社国内部在大力宣传包产到户的同时，决定派记者到贫困的西部地区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穆青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这一行动。在记者出发前，他特地找记者谈话说，看了陕西分社同志写来的反映延安生活现状的“内参”《延安调查》，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仍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希望记者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要拓宽视野，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要实地看一看，要真正深入下去。要用你们的调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后来，记者采访、编辑、传真回来的报道，全面深入地揭示了大动乱后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强烈渴望。穆青重视这些“内参”，他及时签发送中央。其中有不少“内参”中央领导都做了批示，成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可靠依据。当记者回到北京系统地向穆青同志汇报时，谈到采访中所见到的农民那种令人忧虑的贫穷和饥饿时，他几次拍案而起，无法抑制自己悲愤的感情。农民的疾苦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记者：“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越来越猖狂，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是紧跟还是抑制？您和穆青是怎样并肩战斗的?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重点批斗的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自己的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策略的抵制，我有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你们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新闻史上的名篇《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据我所知，您当时也参与了这篇电讯稿处理过程，在这件事上尤能能看出穆青和您的过人胆识、默契配合，能否透露其中的“内幕新闻”?
杜导正：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禁区。我们向穆青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又认真地与我们商量标题的拟定。11月16日，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将全文转播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军队大单位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表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同志则全力支持。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人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其中还受到了谁的影响?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子的同志，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这一代记者，说真话成为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就报道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说“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现在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海水般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饿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滞止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的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作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这个烟厂的香烟成十上百条地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丁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5.4万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你必须坐到炕头上，慢慢和他们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点，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报社领导也会犹豫不决。《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要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大无畏的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小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汁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记者：杜老，看了您的履历，听了您的讲解，我越发感觉到您“与人民同心，与新闻同步，与时代同行”。您除了在各个时期写出了优秀新闻作品，还主持过不少报纸通讯社的具体工作，总体说来，您积累了哪些理论收获?
杜导正：对于大局意识，我一直把它看成主持一份报纸的最基本素质。把握大局对于办报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因此我强调党报要正确宣传党的主张，要经常给时代把把脉。要经常能跳出报纸的具体业务之外，给时代把把脉，全力争取主动。
因此我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年看得很清楚，认为党内、国内的议论都围绕三方面进行：一是思想路线，核心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二是政治路线，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晚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是组织路线，搞民主与法制。要把这些作为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历史大背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写过一些失实报道，对于这些报道造成的后果，我的认识非常深刻，党报如果失去了对全局的驾驭能力，会对党的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推行起到可怕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的切肤之痛呀!
经历了这些坎坷，我在主持《光明日报》时就非常注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方式方法。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重新建立民众对于报纸宣传的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辩证、全面地宣传党中央的思想，进行必要的独立思考，要做得好，并非易事。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日报，《光明日报》在此阶段可以说宣传得非常成功。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后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有关新闻宣传的一些讲话，引起了传媒从业人员的极大关注。您是从什么角度来解读这些讲话的?党和政府应该为我国媒体的良性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杜导正：最近，我听说过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有关宣传的一些话。李长春同志正确阐述了新闻宣传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新闻出版系统中也要政企分开。李长春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视察时就说出版集团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搞在一起不好。
这些讲话很好。我说好，主要是讲话所展现的趋势和取向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宣传已经出现了一点改进的迹象，比如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曾经有一段时间，半个小时的黄金新闻联播，有20多分钟在集中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报纸上的一版也多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最近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引发了传媒界的思考，我也在想，党的“十六大”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地方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缺少自信，把老百姓尤其知识分子不看成是朋友，更不是好朋友，老是防着大家，因此总是不准这个，禁止那个，不是鼓励往前闯，他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挑弊病、批评、指责上了。这样指导宣传，效果自然不好，这对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我们的各种改革不能超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尽管我们还处在过渡之中，但是过渡也要有个时间，不能没完没了地过渡呀。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党和政府也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几千万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应该相信大家，不能每天防范大家。
记者：新闻媒体在宣传“三个代表”、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杜导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主张和基本的框架，我认为是科学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央的这十几年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三个代表”是划时代的贡献。
本来是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思想，但我们媒体十来年是怎么宣传的呢?我个人认为宣传方向正确但很不得力。现在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多是从口号到口号、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进行概念的解释，谈不到创新。现在提出思维创新的口号，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几个空洞的字上，而是要有创新的实践，要鼓励大家创新。
记者：您认为如何克服这些不足，树立媒体的公信力?
杜导正：我想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有句话说得很好：“焦点访谈”要有公信力。这说明我们党对自己有希望，对自己有信心；对宣传要采取真实态度，科学态度，讲经验，也讲教训。如实地讲，相信人民，人民也就相信你。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些报纸公信度之低、威信之低，真正的读者之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
记者：您从少年时期就投身革伞，以笔为枪，争取民主自由，一直命运多舛，经验教训并存。您认为中国的民主现在怎么样了?
杜导正：我记得是前几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说的得体、中肯。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些，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和爱护。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和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在 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的体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
记者：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根源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为加快民主进程您有哪些建议?
杜导正：官员实际上实行着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司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导致腐败。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1958年的“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批评节目，还有前几年重庆綦江大桥塌垮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四、呼吁《新闻法》的出台。《新闻法》的制定和颁布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实施，越快越好。五、一旦条件成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按照列宁的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案，当时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己处理自己很难下手!
记者：您怎样期待中国未来的民主y
杜导正：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前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地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记者：杜老，在我们的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您还有什么话补充吗?
杜导正：我最后讲三点，第一，我这大牛辈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抚育下渐渐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中共建功立业也好，中共屡犯错误也好，参加革命的六十多年里，作为一名中上层干部，都有我小小的一份，成绩有我一份，错误也有我一份。但在独立思考、辨明是非，减少盲从性这一点上，我认为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而渐渐有所进步的。其中，一次是庐山会议那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路线斗争，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洗礼，还有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三次大是大非，我想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我的为人处事、见解水平经历了三次思想上的飞跃。这使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一次次成熟起来。
第二，回顾自己投身革命近70年的是是非非，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独立思考，都要像孙中山号召的那样，问个为什么。想事办事，都应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出发，以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为归宿。想事办事时，有时情况不明，把握不准，认识不清，因此糊里糊涂办好了或办坏了，这属于认识水平，多可谅解，自己也还可以原谅自己。历史上发生的事，有许多是非本来清清楚楚的，但在当时局面下，关系到个人利害，此时在你面前便摆着一个是非第一还是个人利害第一的问题。应该是是非第一，个人利害第二，但处理时却也常常个人利害第一，是非第二。这是个考验个人品质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接受这个考验。我的大半生，在面临这个考试时，有考试好的时候，有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认为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第三，在我多半生的坎坷经历中，非常感谢自己的老伴续志先同志，在我的几次危难中，我的老伴始终保护着我，给我多方面的支持。如今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子女也都学有所成，我的晚年是幸福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记者之路并不平坦，反右倾时您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是怎样一段经历呢?
杜导正：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那时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发布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有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哪里想到，从这以后，反而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5年多的时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过程。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一趋势，核心问题就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我顶住了，有时也跟着犯错误。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带着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亲眼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我亲眼看到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 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棱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同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布置反“右”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棱，看到了我的那封信。这封信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铁证。当时，吴冷西身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两个社长，他在《人民日报》主管的《新闻通讯》上，点了国内9名新华分社社长的名字，说这九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当时列在第二名。前后共批斗了16场，问题是越揭越多。七批八斗的结果是，1960年5月，省委对我作出正式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记者：那么您是怎样凭借乐观主义和坚强意志，熬到平反那一天的?
杜导正：不久，我戴着右倾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刚筹备半年，准备开学，有人打小报告，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么能在大学教书呢，应该让他劳动去。于是我就去劳动了6个月。1962年 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省委找我谈话道歉。说：“陶铸同志委托我们告诉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看的准确。”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月底，我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记者：据我们所知，您的劫难仍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您又被打倒，批斗。经历了这么多挫折，这些年来，您是否对自己一直坚持的东西产生过动摇?
杜导正：经过了“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看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面对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香港有一报刊写文章说我是“科学的拥邓派”，我觉得我也是“科学地拥护‘三个代表派”’。加上“科学”这两个字就对了。科学与迷信、盲目是对立的。我往年吃了盲目的亏，晚年有所长进，独立思考多些了。
“非常非常地思念你，老朋友、老上级”——献给穆青
记者：社老，您从1945年就进入新华社工作，1982年调离，坎坷磨难40年，可以说是新华社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去年10月，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逝世，您与穆青相处相知四十多年，请您这位老新华人谈谈心目中的穆青。
杜导正：新华社的同志们都知道：“勿忘人民”是穆青的座右铭，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穆青非常关注基层群众。1980年春夏，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我所在的新华社国内部在大力宣传包产到户的同时，决定派记者到贫困的西部地区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
穆青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这一行动。在记者出发前，他特地找记者谈话说，看了陕西分社同志写来的反映延安生活现状的“内参”《延安调查》，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仍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希望记者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要拓宽视野，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要实地看一看，要真正深入下去。要用你们的调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后来，记者采访、编辑、传真回来的报道，全面深入地揭示了大动乱后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强烈渴望。穆青重视这些“内参”，他及时签发送中央。其中有不少“内参”中央领导都做了批示，成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可靠依据。当记者回到北京系统地向穆青同志汇报时，谈到采访中所见到的农民那种令人忧虑的贫穷和饥饿时，他几次拍案而起，无法抑制自己悲愤的感情。农民的疾苦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记者：“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越来越猖狂，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是紧跟还是抑制？您和穆青是怎样并肩战斗的?
杜导正：穆青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能够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仍然保持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穆青就成为国内部重点批斗的对象，后来还发生了“朱穆李”事件，这些都反映了穆青在一些重大关头上做出的正确选择。
当时穆青对眼前的形势也是非常忧虑的。1976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由穆青主持召开了分社社长会议。会上，他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在私下谈心时却表露出自己的心迹。一天晚上，穆青同志找我谈话时说：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策略的抵制，我有心理准备，第一准备被免职，第二准备坐牢。你们也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说：我早已经准备好，他欣慰地笑了。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新闻史上的名篇《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据我所知，您当时也参与了这篇电讯稿处理过程，在这件事上尤能能看出穆青和您的过人胆识、默契配合，能否透露其中的“内幕新闻”?
杜导正：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这种呼声被漠视了。穆青希望寻找机会，揭开这个盖子。
1978年11月，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我当时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禁区。我们向穆青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统统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又认真地与我们商量标题的拟定。11月16日，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新华社这样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记者：在新时期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新华社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张旗鼓地支持、鼓励编辑记者全力报道。能否谈谈穆青和您是怎样用新闻力量推动历史进程的?
杜导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将“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根本上推翻了。我见到这篇文章，像得到宝贝一样，征得穆青同志的同意，立即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将全文转播全国。我提出，把每个省委书记的反映都由新华社逐一发表，请他们表态，以造成全国范围解放思想的强大舆论氛围。从同年8月开始到12月，一共播发了2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军队大单位的党委和主要领导人就这一问题的发言。最后，全国只有两个省委书记没有表态。当时新华社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个别社领导说，你们这么逼人表态不好，而且内容千篇一律，恐怕没有多少读者。针对这种情况，我说，现在重复表态就是政治，新华社不怕重复。对我的意见，穆青同志则全力支持。
关于包产到户的宣传，穆青在我们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鼓动性非常明显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人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从您以上所谈的自己和穆青，我听您反复强调“记者一定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您是如何形成这个思路的？其中还受到了谁的影响?
杜导正：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子的同志，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领导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所以党做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个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你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这一代记者，说真话成为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就报道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竟放“高产卫星”，说“徐水县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现在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海水般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实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上万人饿死了、饿肿了，而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滞止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太深刻了! 记者：1982年，您告别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您是否也把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带到了那儿?产生了哪些实际效果?
杜导正：我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当时，党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的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浓厚。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作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这个烟厂的香烟成十上百条地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为讨好上级，成十上百条地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然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丁村干部殴打几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5.4万字，引起了小平同志的关注，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我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我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刊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文章，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
记者：新闻的真实性和记者要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是中外新闻界公认的新闻价值准则和职业操守，这一点，新闻史上记载着：《光明日报》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出了榜样。那几年的《光明日报》红红火火，影响巨大。您作为总编辑，有哪些切身体会?
杜导正：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对你说的。你必须坐到炕头上，慢慢和他们扯，一个礼拜不行，两个礼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身经历中，包括在《光明日报》这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点，但不是很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经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报社领导也会犹豫不决。《光明日报》那五年，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要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大无畏的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邓拓、田家英，像刘小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汁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这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记者：杜老，看了您的履历，听了您的讲解，我越发感觉到您“与人民同心，与新闻同步，与时代同行”。您除了在各个时期写出了优秀新闻作品，还主持过不少报纸通讯社的具体工作，总体说来，您积累了哪些理论收获?
杜导正：对于大局意识，我一直把它看成主持一份报纸的最基本素质。把握大局对于办报有着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因此我强调党报要正确宣传党的主张，要经常给时代把把脉。要经常能跳出报纸的具体业务之外，给时代把把脉，全力争取主动。
因此我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年看得很清楚，认为党内、国内的议论都围绕三方面进行：一是思想路线，核心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二是政治路线，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晚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是组织路线，搞民主与法制。要把这些作为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历史大背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写过一些失实报道，对于这些报道造成的后果，我的认识非常深刻，党报如果失去了对全局的驾驭能力，会对党的错误路线、错误政策的推行起到可怕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我的切肤之痛呀!
经历了这些坎坷，我在主持《光明日报》时就非常注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方式方法。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重新建立民众对于报纸宣传的信任，另一方面还要辩证、全面地宣传党中央的思想，进行必要的独立思考，要做得好，并非易事。而作为全国性的综合日报，《光明日报》在此阶段可以说宣传得非常成功。
记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后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有关新闻宣传的一些讲话，引起了传媒从业人员的极大关注。您是从什么角度来解读这些讲话的?党和政府应该为我国媒体的良性发展创造怎样的空间?
杜导正：最近，我听说过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有关宣传的一些话。李长春同志正确阐述了新闻宣传中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还提出新闻出版系统中也要政企分开。李长春同志在新闻出版总署视察时就说出版集团和政府有关行政部门搞在一起不好。
这些讲话很好。我说好，主要是讲话所展现的趋势和取向很好，他们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也有指导意义。
事实上，现在的新闻宣传已经出现了一点改进的迹象，比如晚间新闻联播节目，曾经有一段时间，半个小时的黄金新闻联播，有20多分钟在集中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报纸上的一版也多是各级领导人的活动，最近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引发了传媒界的思考，我也在想，党的“十六大”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该如何抓住这个契机，改进我们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些地方的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缺少自信，把老百姓尤其知识分子不看成是朋友，更不是好朋友，老是防着大家，因此总是不准这个，禁止那个，不是鼓励往前闯，他们的精力和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挑弊病、批评、指责上了。这样指导宣传，效果自然不好，这对党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我们的各种改革不能超越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文化水平，尽管我们还处在过渡之中，但是过渡也要有个时间，不能没完没了地过渡呀。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党和政府也培养了属于自己的几千万知识分子，我认为应该大框框守住，小框框放开，应该相信大家，不能每天防范大家。
记者：新闻媒体在宣传“三个代表”、引导正确舆论导向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杜导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主张和基本的框架，我认为是科学的。江泽民同志来到中央的这十几年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三个代表”是划时代的贡献。
本来是这么好的理论，这么好的思想，但我们媒体十来年是怎么宣传的呢?我个人认为宣传方向正确但很不得力。现在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宣传大多是从口号到口号、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进行概念的解释，谈不到创新。现在提出思维创新的口号，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仅仅停留在这几个空洞的字上，而是要有创新的实践，要鼓励大家创新。
记者：您认为如何克服这些不足，树立媒体的公信力?
杜导正：我想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有句话说得很好：“焦点访谈”要有公信力。这说明我们党对自己有希望，对自己有信心；对宣传要采取真实态度，科学态度，讲经验，也讲教训。如实地讲，相信人民，人民也就相信你。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些报纸公信度之低、威信之低，真正的读者之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现在媒体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进行反思。
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
记者：您从少年时期就投身革伞，以笔为枪，争取民主自由，一直命运多舛，经验教训并存。您认为中国的民主现在怎么样了?
杜导正：我记得是前几年，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说的得体、中肯。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些，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和爱护。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和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在 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的体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
记者：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根源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为加快民主进程您有哪些建议?
杜导正：官员实际上实行着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司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导致腐败。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以外，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1958年的“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批评节目，还有前几年重庆綦江大桥塌垮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四、呼吁《新闻法》的出台。《新闻法》的制定和颁布应该在中央领导下实施，越快越好。五、一旦条件成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按照列宁的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案，当时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己处理自己很难下手!
记者：您怎样期待中国未来的民主y
杜导正：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前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地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记者：杜老，在我们的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您还有什么话补充吗?
杜导正：我最后讲三点，第一，我这大牛辈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抚育下渐渐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也好，邓小平时代也好，中共建功立业也好，中共屡犯错误也好，参加革命的六十多年里，作为一名中上层干部，都有我小小的一份，成绩有我一份，错误也有我一份。但在独立思考、辨明是非，减少盲从性这一点上，我认为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而渐渐有所进步的。其中，一次是庐山会议那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路线斗争，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洗礼，还有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三次大是大非，我想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我的为人处事、见解水平经历了三次思想上的飞跃。这使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变得一次次成熟起来。
第二，回顾自己投身革命近70年的是是非非，有一条根本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无论什么事，都要独立思考，都要像孙中山号召的那样，问个为什么。想事办事，都应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出发，以人民的意志与利益为归宿。想事办事时，有时情况不明，把握不准，认识不清，因此糊里糊涂办好了或办坏了，这属于认识水平，多可谅解，自己也还可以原谅自己。历史上发生的事，有许多是非本来清清楚楚的，但在当时局面下，关系到个人利害，此时在你面前便摆着一个是非第一还是个人利害第一的问题。应该是是非第一，个人利害第二，但处理时却也常常个人利害第一，是非第二。这是个考验个人品质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接受这个考验。我的大半生，在面临这个考试时，有考试好的时候，有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认为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第三，在我多半生的坎坷经历中，非常感谢自己的老伴续志先同志，在我的几次危难中，我的老伴始终保护着我，给我多方面的支持。如今我的家庭非常幸福，子女也都学有所成，我的晚年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