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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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题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写这么一篇《重评"文化调和论"》,似乎有些煞风景。为求得读者肯看下去,不得不在此先作简要的题解。"文化调和论",是为标题省事而自选的一个简称。把它的含义说完全,就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种主张调和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意见,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主张调和新旧文化的意见。不叫调和"派",而叫调和"论",是为了避免一种误会,免得叫人误以为本文所评论的对象是"五四"期间提倡新文化和维护旧文化的新旧两派之间的一个中间派。当时的文化论战中,并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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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题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写这么一篇《重评"文化调和论"》,似乎有些煞风景。为求得读者肯看下去,不得不在此先作简要的题解。"文化调和论",是为标题省事而自选的一个简称。把它的含义说完全,就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种主张调和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意见,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主张调和新旧文化的意见。不叫调和"派",而叫调和"论",是为了避免一种误会,免得叫人误以为本文所评论的对象是"五四"期间提倡新文化和维护旧文化的新旧两派之间的一个中间派。当时的文化论战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处于新旧两派之间的骑墙派。况且,主张调和中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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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卓越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素养有深厚的根抵。传统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无形的巨大力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郭沫若早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他的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但如同所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郭沫若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判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着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史学自身认识的丰富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于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唐行三省六部制,此早为治隋唐史者所熟知。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宋、元史家在总结唐三省职能时,具体地归纳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这些说法一直为后世学者所沿袭,并加以发挥申论。而《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所云:"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却为传统史家所忽视。虽然有关史料对于张说奏改的背景、原因及影响等记载均相当缺乏与模糊,然而,细心分析便可发觉,张说的奏改对唐三省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划时
一、"历史癖"与时代感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与巨变的世纪。郭沫若的治史活动横跨其中60年。作为历史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他的治史活动既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也反映了时代的步履。史学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到近代的"经世致用",无不体现着和现实的关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追溯往古,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治史也是在时代的驱使和感召下进行的。 "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苏醒和转换的时期。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往往从否
史论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必须要解决的基本原则问题之一。1949年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贯穿我国40多年来史学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史论关系研究解放初期,史学界重史料考据轻视理论的倾向比较严重。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史学家,在材料上一般都具有比较坚实的功夫,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所知甚少。所以在五十年代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中,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批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逐渐滋生出一种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重论轻史倾向。于是许多史学家既批评了重史轻论的倾向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唯物史观给他以方向、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他研究的对象,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究竟给了他什么?对他的研究有多大的作用?这是人们还不十分清楚的问题。郭沫若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所受影响的程度和方面,在他漫长的学术进程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在日本的第一个10年,他写出了以《女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并向文学与史学并行的双勒道方向转化;第二个10年写出了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
中山武公继立的明确记载,文献中仅见于《史记·赵世家》:"(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遗憾的是,中山武公系何人所立?他与春秋时的中山究竟有何内在联系?为什么将其附列于《赵世家》?通览全书,史迁未予明说,而后世学者在理解上各取所需,故歧异甚大。东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中山武公于"中中"栏内,自注"周桓公子",首次提出中山武公为周桓公所立。其后,刘宋时的徐广、裴駰均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山武公为"周定王之孙,西周恒公之子"。唐人司马贞则提出异议,以为"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
一、问题的提出纸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其外传问题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学术课题,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纸如何经阿拉伯人而传入中亚、欧洲、非洲、美洲各地,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已经基本上查清楚,至于纸如何传入印巴次大陆,则情形适相反,不论在时间和路线两个问题上都不能像前者那样能成直线联系起来。"本世纪50年代,季羡林先生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纸传入印度的路径是陆路而不是海路,时间是纪元7世纪;80年代初。黄盛璋先生进一步指出路径是由西藏经尼泊尔道传入的,时间应在公元650-6
历史学素以研究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状况、规律和经验为基本对象。但是在我国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淡薄了对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研究。目前随着人们对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的深化,史学研究应当把科学、技术和产业放在与世界历史发展实际相符的位置上,正确地阐述和总结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规律和历史经验。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实际表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经济状况则是由产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类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生产;生产在社会中是以产业的形式进行的;而产业是在当时
中日近代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颇富挑战性的学术课题。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和中国的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和梁启超近代化思想的比较,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中日近代化过程的历史差异。本文把研究时限定于明治时代和"戊戌"至"辛亥"年间,因为这分别是福泽和梁氏启蒙思想生涯中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日中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