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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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武公继立的明确记载,文献中仅见于《史记·赵世家》:"(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遗憾的是,中山武公系何人所立?他与春秋时的中山究竟有何内在联系?为什么将其附列于《赵世家》?通览全书,史迁未予明说,而后世学者在理解上各取所需,故歧异甚大。东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中山武公于"中中"栏内,自注"周桓公子",首次提出中山武公为周桓公所立。其后,刘宋时的徐广、裴駰均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山武公为"周定王之孙,西周恒公之子"。唐人司马贞则提出异议,以为"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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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武公继立的明确记载,文献中仅见于《史记·赵世家》:"(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遗憾的是,中山武公系何人所立?他与春秋时的中山究竟有何内在联系?为什么将其附列于《赵世家》?通览全书,史迁未予明说,而后世学者在理解上各取所需,故歧异甚大。东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中山武公于"中中"栏内,自注"周桓公子",首次提出中山武公为周桓公所立。其后,刘宋时的徐广、裴駰均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山武公为"周定王之孙,西周恒公之子"。唐人司马贞则提出异议,以为"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不言谁之子孙。徐广云西周桓公之子,亦无所据,盖未能得其实耳"。这一见解得到了宋人苏辙、吕祖谦等的赞同:"是时周衰已甚,亦安能使其子弟据中山乎?……或者徐广徒闻中山姬姓,遂傅会其世系哉。"清人梁玉绳对班、徐之论做了全面清理,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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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研究清末政局的变化,有必要对当时政坛上形形色色人物台前幕后的具体活动、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思想、心态变化,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分析。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汪荣宝宣统年间的日记(稿本),为我们的这项研究提供了相当具体、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这部日记,不仅披露了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起草的经过,而且生动地记载着汪荣宝等清末政坛活跃人物在这个大变动年代的种种表现和心态变化,使读者能感受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变动的脉搏。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为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总商会曾发动领导了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支持过辛亥革命,参加了五四运动,为收回会审公廨和华人参加租界政权同上海租界当局进行过多次斗争,等等。它是一个总括银钱、工商等业的资产阶级团体,吸收了上海中国人的大小工商金融社团为"合帮会员",又吸收了上海各业大资本家为"分帮会员",因此,它是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团体。"不论中国官厅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秘密谈判和美国的远东政策,特别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陆续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人认为,《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前,美国奉行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政策,条约签订后,美国对华政策迅速转变为援华抗日政策。有人认为,在此一阶段的美日谈判中,美国国务卿赫尔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在中国华北和内蒙驻兵的要求,致使美日之间谋求暂时妥协的企图没有实现。还有人认为,美日谈判期间,美国
世界局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剧烈动荡形势的背后藏匿着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西方,德国的希特勒攫取政权后,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统治,积极扩军备战。在东方,日本先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用武力强占了大半个中国。而西方列强却对德、日法西斯采取了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并加速了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勾结。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就清晰地勾划出德、日步步勾结的轨迹。在这不足10年的短暂时期,德国对华政策发生了180度
作为一个文化巨人,郭沫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建树。他的卓越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素养有深厚的根抵。传统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无形的巨大力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郭沫若早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对他的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但如同所有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郭沫若既继承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传统,对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作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判断。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在丰富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史学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说的史学理论,是指史家对于史学自身的认识,它不同于历史理论,即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简言之,前者是关于史学的理论,后者是关于历史的理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他们对于史学认识的前提之一;而史家对于史学认识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他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深入。这两个方面的理论本有密切的联系,为着研究上的方便,尤其是为了总结古代史家对于史学自身认识的丰富遗产,推动当前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加强对于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
唐行三省六部制,此早为治隋唐史者所熟知。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宋、元史家在总结唐三省职能时,具体地归纳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这些说法一直为后世学者所沿袭,并加以发挥申论。而《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所云:"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却为传统史家所忽视。虽然有关史料对于张说奏改的背景、原因及影响等记载均相当缺乏与模糊,然而,细心分析便可发觉,张说的奏改对唐三省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划时
一、"历史癖"与时代感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激烈动荡与巨变的世纪。郭沫若的治史活动横跨其中60年。作为历史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兼而为之的郭沫若,他的治史活动既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也反映了时代的步履。史学也是时代的晴雨表。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到近代的"经世致用",无不体现着和现实的关联。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追溯往古,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郭沫若治史也是在时代的驱使和感召下进行的。 "五四"前后,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苏醒和转换的时期。当时,一般进步青年,往往从否
史论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必须要解决的基本原则问题之一。1949年以后,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贯穿我国40多年来史学发展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史论关系研究解放初期,史学界重史料考据轻视理论的倾向比较严重。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史学家,在材料上一般都具有比较坚实的功夫,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所知甚少。所以在五十年代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中,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批评。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逐渐滋生出一种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重论轻史倾向。于是许多史学家既批评了重史轻论的倾向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巨大成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合。唯物史观给他以方向、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他研究的对象,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究竟给了他什么?对他的研究有多大的作用?这是人们还不十分清楚的问题。郭沫若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所受影响的程度和方面,在他漫长的学术进程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在日本的第一个10年,他写出了以《女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并向文学与史学并行的双勒道方向转化;第二个10年写出了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通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