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69届全下乡，70届全留京。我本该是70届，小学四年级，由于太闹，学习又好，“被跳级”到69届。
　　这一跳，跳进了知青的洪流。一家只许留一个孩子，我是家里老大，必走。
　　那时，我刚满15岁。我家和杨叔家，都是独门独院，杨叔给我家太多的帮助。我要走了，杨叔问奶奶：“舍得孙子走吗？”奶奶说：“儿子媳妇都没留住，孙子去干革命，我不留他，让他去吧。”
　　我家离学校很近，不到300米，欢送会的高音喇叭，听得清清楚楚。我没去开会，能陪奶奶一会儿是一会儿。
　　听到通知，准备上车，我知道自己该走了。
　　奶奶拿起一个最大的苹果，放到我的手里，含笑送我走出家门。
　　哪想到我正在排队上车，杨叔跑来说：“你奶奶哭得不行。”
　　我又飞快跑回家，奶奶见我回来，忙止住哭：“孩子，我没事，快走吧，别误了车，记着给奶奶来信。”
　　我回到校门口，车正一辆一辆开出。看见我们班那辆车，我招手让停车，车上的同学也喊“快停，快停”，司机竟然不停车。后来才知道，司机有命令，沿途不许停车开门。
　　杨叔推来自行车，驮上我，直奔永定门火车站。
　　整个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家长们紧紧聚在车窗前，紧紧拉着孩子的手不放。我没人送，独自站在早已上锁的车门后。
　　列车开动，顿时一片哭声。真的一辈子回不来吗？脑海中一闪而过。不，绝不会，我一定会回来。
　　我没有流一滴眼泪，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又一次在学校去“学农”。
　　“抽支烟吧。”我回头一看，是班主任何老师，我最不喜欢的老师，学农时，曾抓住我抽烟，没收了。
　　我接过烟，点上，何老师说：“你们这么小，就要独立生活了，以后要互相帮助。”
　　说着，他拿出两盒“大前门”烟，放进我的口袋：“少抽，对身体不好。”
　　见我不说话，他沉默一会儿，说：“我只能送你们到丰台。”何老师转身离去，我看见他的眼睛里含着泪花。
　　离开北京那一天是1969年9月25日。
　　27号傍晚，在黑龙江拉哈车站下车，步行十几里，坐船过江，到达团部。各营、连的马车、拖拉机、汽车来接，我们分到18连。那天夜里，到达连队，昏天黑地，晕头转向，进了知青宿舍，和衣就睡。
　　28号，先来的上海知青，找我们用毛主席像章换面包和水果，我们也没闹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29号，一个上海知青抢别人吃的，我们三个北京知青与十几个上海知青，打了第一架，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用像章找我们换食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饿”。
　　10月1日，每人到仓库领了一把旧式镰刀，下田收水稻。不到中午，我们血淋淋的手和脚，就把連队卫生员的胶布全用完了。
　　连队每人每天都有劳动定额，我们刚来，累死也干不完。那些日子，女生想家，夜夜哭，经常是一人哭，几人劝，最后大家一起哭。
　　我和刘凡站在路边，遥望北京，别无选择，生存下去，才有未来。刘凡出身书香世家，带着一箱数理化下乡，从此，我们一边劳动，一边自学，开始我们的知青生活。
　　1972年春，父亲和一批干部被保护，总理批示，家属随迁。母亲拿着公函，从师到团到营到连为我办理调令。
　　我那时还在山上，一日收工后，我被叫进指挥部，满桌杯盘狼藉，那个被知青称为魔鬼的团首长，冲我大吼：“千百万知青扎根边疆，防修反修，只有你是一个可耻的逃兵。”随后，破口大骂。
　　第二天，连长给我送来调令，亲自送我到山下车站，只说了一句话：“走吧，回家吧，我这儿还有一百多知青呢。”
　　那次从山上下来，我在齐齐哈尔买了一箱酒，回到连里，与大家告别。众人无话，只是喝酒。很多人醉了，我哭了，在心里一遍遍地说，对不起，我必须走。
　　多年后，他们说，我的回城，彻底摧毁了他们的信念，连里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我，就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第二天，刘凡开着拖拉机，把我送到拉哈车站，一句“北京见”，挥手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