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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四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她一直在流鼻血，将枕头都染红了。我们吓坏了，赶忙用药棉塞住她的鼻孔，让她向后仰着，用冷水拍她的后颈窝，好不容易将血止住。天亮以后，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她患有血小板减少的毛病。
现在说起来，血小板减少是许多人都有的常见病，治疗手段也很多，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可是那个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日本连续剧《血疑》，即便街谈巷议中，也是“谈血色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和妻的心情可想而知。
寻访专家
我们开始为女儿治病奔波的历程。
一次又一次跑儿童医院，一次又一次验血。过去女儿打针都是要哭的，现在一次又一次地手指采血，她都不哭了。只是在医生拿着针头准备采血的时候，她总是对医生说：“阿姨，轻一点，好吗？”女儿的请求使得所有的医生听了心里都颤颤的，她们也笑着说：“好，阿姨一定轻轻的。”然后，就表扬她，“好勇敢啊。”
每次验完血，女儿总是要问我：“爸爸，我的血小板又多了吗？”我马上说：“啊，多了，多了。因为你勇敢，而且，你的心肠很好，血小板都喜欢你，就都回来了。”
女儿奇怪地问：“那它们以前到哪儿去了呢？”我说：“它们很贪玩啊，就像调皮的男孩子，一跑出去，就忘记回来。”女儿问：“它们晚上也不回来吗？那它们到哪儿睡觉呢？”
是啊，那些调皮的血小板，它们晚上在哪儿睡觉呢？望着女儿天真无邪的双眼，我的心也颤颤的。
血小板真是很调皮啊，虽然女儿惦记着它们晚上有没有地方睡觉，可它们仍然非常贪玩。女儿的血小板上升得很慢，流鼻血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非常焦急，到处打听治疗血小板减少的专家。有一天，妻在语文教研组谈起女儿的病情，说是许多人介绍，武汉有一位老中医，是治疗血小板减少的专家，非常有名望，可惜后来被打成右派，不知到哪里去了。妻叹了一口气说，要是能找到这位老中医就好了。
这时，语文教研组组长肖老师默默地走过来：“易老师，你真的要找他吗？”
妻说：“唉，我到处在打听他啊。”
肖老师说：“不用打听了，他就是我父亲。”
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巧。
放弃一切
肖老先生住在武昌杨园乡下。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尚未通车的比较偏远的郊区。那时武汉还没有修建长江二桥，到肖老先生家求医，得乘船过江，然后乘车，然后还要走好远一段路。我们带着礼物，扛着女儿，坐车，然后乘船过江，再坐车，然后再步行。女儿总是心疼我，见我扛累了，就说：“爸爸，我下來走一下。”走累了，我就再抱着或者扛着，就这么慢慢地朝前走，朝前走。
隐居乡下的肖老先生那时是个老百姓，没有处方权。不过，慕名前来找他的人太多，附近的医院就与他达成默契，他开方子，但是患者必须到附近的医院去抓药。
肖老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他开的方子，有些药附近医院还没有，得到汉口的大药房去配。一周的药，得要一二十块钱，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我们的工资每月才三十多块钱。除了中药，还要觅花生衣，还要随时准备“三圆汤”，即桂网、红枣、莲子米熬汤，作为食疗补养。我们的经济状况也许是一条小溪，但是，我们对女儿的爱，我们迫切希望女儿康健的渴望，却是深深的海洋。
那时我刚刚从远郊中学调到区政府当秘书，整个区教育战线只上调了两个干部。那时正是培养“第三梯队”的时代，我却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坚决要求调到汉口，调到离家近的单位工作。我情愿放弃一切，可是，我不能放弃对女儿的责任。我要经常扛着女儿过大江啊。
那时我爱喝酒，可以一口气“吹”一瓶酒。但我不再喝瓶装酒了，我喝一毛钱一两的散酒，喝一斤散酒，可以节约三毛五分钱。
爱的延续
那时我们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蜗居里，没有条件写作。我晚上写作爱抽烟，可是我不能让女儿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睡眠，我怕烟雾惊扰了那些宝贵的血小板。于是，我找一位朋友借了一间房，每天晚上，我提着一瓶开水，走啊，走啊，走到那间临街的小房里，通宵写作。
我的许多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主要是儿童文学，都是在借来的小房里写成的。那时我每天都充满创作激情。但是，我应该承认，在那个千字十五元的时代，我希望有更多的稿费来为女儿治病，也是促使我通宵写作的动力。
一次又一次地扛着女儿在长江上往返。
一次又一次在希望与渴望的波涛上起伏。
春去秋来，梅花又开，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女儿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她的血小板终于升到十二万，升到正常的状况，升到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们一样上学的健康状况。
我知道，我们为女儿治病的经历也许不值一提。我知道，普天下的父亲和母亲们，有谁没有为孩子治病而操心着急呢？譬如我，只要一想起我母亲，首先想起的，就是我生病的时候，她总是通宵不眠地守候在我床前。常常是在半夜的时候，我感受到母亲温热的吻。母亲在我高烧的时候不断吻我的额头，是在用她的嘴唇当温度计，看我的烧退了没有。那时我甚至希望生一点点小病，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母亲更多的爱和吻，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
幼小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格外小心呵护的。如果说孩子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那么，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是不是对自己正在延续的生命的一种关心与爱护呢？
现在说起来，血小板减少是许多人都有的常见病，治疗手段也很多，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可是那个时候，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日本连续剧《血疑》，即便街谈巷议中，也是“谈血色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和妻的心情可想而知。
寻访专家
我们开始为女儿治病奔波的历程。
一次又一次跑儿童医院，一次又一次验血。过去女儿打针都是要哭的，现在一次又一次地手指采血，她都不哭了。只是在医生拿着针头准备采血的时候，她总是对医生说：“阿姨，轻一点，好吗？”女儿的请求使得所有的医生听了心里都颤颤的，她们也笑着说：“好，阿姨一定轻轻的。”然后，就表扬她，“好勇敢啊。”
每次验完血，女儿总是要问我：“爸爸，我的血小板又多了吗？”我马上说：“啊，多了，多了。因为你勇敢，而且，你的心肠很好，血小板都喜欢你，就都回来了。”
女儿奇怪地问：“那它们以前到哪儿去了呢？”我说：“它们很贪玩啊，就像调皮的男孩子，一跑出去，就忘记回来。”女儿问：“它们晚上也不回来吗？那它们到哪儿睡觉呢？”
是啊，那些调皮的血小板，它们晚上在哪儿睡觉呢？望着女儿天真无邪的双眼，我的心也颤颤的。
血小板真是很调皮啊，虽然女儿惦记着它们晚上有没有地方睡觉，可它们仍然非常贪玩。女儿的血小板上升得很慢，流鼻血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非常焦急，到处打听治疗血小板减少的专家。有一天，妻在语文教研组谈起女儿的病情，说是许多人介绍，武汉有一位老中医，是治疗血小板减少的专家，非常有名望，可惜后来被打成右派，不知到哪里去了。妻叹了一口气说，要是能找到这位老中医就好了。
这时，语文教研组组长肖老师默默地走过来：“易老师，你真的要找他吗？”
妻说：“唉，我到处在打听他啊。”
肖老师说：“不用打听了，他就是我父亲。”
世界上许多事情就是这么巧。
放弃一切
肖老先生住在武昌杨园乡下。在当时看来，是一个尚未通车的比较偏远的郊区。那时武汉还没有修建长江二桥，到肖老先生家求医，得乘船过江，然后乘车，然后还要走好远一段路。我们带着礼物，扛着女儿，坐车，然后乘船过江，再坐车，然后再步行。女儿总是心疼我，见我扛累了，就说：“爸爸，我下來走一下。”走累了，我就再抱着或者扛着，就这么慢慢地朝前走，朝前走。
隐居乡下的肖老先生那时是个老百姓，没有处方权。不过，慕名前来找他的人太多，附近的医院就与他达成默契，他开方子，但是患者必须到附近的医院去抓药。
肖老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他开的方子，有些药附近医院还没有，得到汉口的大药房去配。一周的药，得要一二十块钱，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我们的工资每月才三十多块钱。除了中药，还要觅花生衣，还要随时准备“三圆汤”，即桂网、红枣、莲子米熬汤，作为食疗补养。我们的经济状况也许是一条小溪，但是，我们对女儿的爱，我们迫切希望女儿康健的渴望，却是深深的海洋。
那时我刚刚从远郊中学调到区政府当秘书，整个区教育战线只上调了两个干部。那时正是培养“第三梯队”的时代，我却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坚决要求调到汉口，调到离家近的单位工作。我情愿放弃一切，可是，我不能放弃对女儿的责任。我要经常扛着女儿过大江啊。
那时我爱喝酒，可以一口气“吹”一瓶酒。但我不再喝瓶装酒了，我喝一毛钱一两的散酒，喝一斤散酒，可以节约三毛五分钱。
爱的延续
那时我们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蜗居里，没有条件写作。我晚上写作爱抽烟，可是我不能让女儿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睡眠，我怕烟雾惊扰了那些宝贵的血小板。于是，我找一位朋友借了一间房，每天晚上，我提着一瓶开水，走啊，走啊，走到那间临街的小房里，通宵写作。
我的许多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主要是儿童文学，都是在借来的小房里写成的。那时我每天都充满创作激情。但是，我应该承认，在那个千字十五元的时代，我希望有更多的稿费来为女儿治病，也是促使我通宵写作的动力。
一次又一次地扛着女儿在长江上往返。
一次又一次在希望与渴望的波涛上起伏。
春去秋来，梅花又开，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女儿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她的血小板终于升到十二万，升到正常的状况，升到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们一样上学的健康状况。
我知道，我们为女儿治病的经历也许不值一提。我知道，普天下的父亲和母亲们，有谁没有为孩子治病而操心着急呢？譬如我，只要一想起我母亲，首先想起的，就是我生病的时候，她总是通宵不眠地守候在我床前。常常是在半夜的时候，我感受到母亲温热的吻。母亲在我高烧的时候不断吻我的额头，是在用她的嘴唇当温度计，看我的烧退了没有。那时我甚至希望生一点点小病，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母亲更多的爱和吻，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
幼小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格外小心呵护的。如果说孩子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那么，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是不是对自己正在延续的生命的一种关心与爱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