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广州军区政委13年之久的刘兴元，原名刘维芳，山东莒县朱芦乡人。他躯干伟硕，鼻大嘴阔，形貌魁异。因戴近视眼镜，更显不怒而威，气场非凡。部属望之不辨喜怒，莫识深浅，无不退避三舍。将军见多识广，能言善辩，牙尖嘴利，尤其是批评人，讽刺挖苦，尖酸刻薄，毫不留情面，人称“刀子嘴”。
　　著名作家白刃曾回忆，刘兴元说话一向刻薄。抗日战争时期，白曾任115师《战士报》主编。山东军区二师通信员给报社投稿积极，某日，白向时任二师政委的刘兴元请示给作者发稿费一事，刘兴元大怒，后于大会上批评该师通信员：“《战士报》有人提出写稿要给你们稿费，那我问问你，我们的战士上战场流血牺牲，打枪要不要子弹费？”众皆哑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龙书金将军任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龙到任后即为自己盖一栋小楼，有人写信给广州军区领导告状，龙闻其事，大怒，抓电话直拨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黄司令，你马上来看看我盖的这个楼大不大？”黄急赶来看，与龙言：“确实不大呀！”有人问龙，你这事是廉政问题，是刘政委管的，为什么不找他而找黄司令。龙答：“刘政委会讲理又不讲理，我讲不过他。”
　　广州军区原党办主任李维英回忆，刘兴元工作标准高、要求严，加上嘴巴刻薄，能刻薄到点子上，刻薄在要害上，因此很多人都怕他。广州军区原干部部部长王之明回忆，某师政委是刘兴元的老部下，曾与刘共事七八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某日，刘兴元召他谈话，王之明陪同他到刘兴元办公室，亲见其谈话中双腿一直在发抖。
　　刘兴元好学不倦，博闻强记。李维英回忆，将军办公室堆的都是书，还订有多份香港报刊。将军读报，看文件，喜用笔于重点内容处作记号。凡批阅文件，皆繁体汉字，洋洋洒洒，一二三四，明白清楚，无空话套话。
　　刘兴元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李维英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的某年，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夫妇访问广东，李随刘兴元陪同宾努亲王参观广东历史文物。
　　返回时，刘问李：“清代广彩漂洋过海运出去，那么多瓷器堆在一起，为什么不会打碎？”
　　李曰：“不知。”
　　刘兴元详细告之，碗碟间隔装米，摞起用绳捆牢，再用水泡之，所有碗碟即连为一体，便不会叮当相碰了。
　　因为政治敏锐、能力强、进步快，1959年刘兴元即被提拔为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先后为陶铸、韦国清，均兼地方一把手职务，军区政治工作实际为刘兴元主持。1959年11月至1972年3月，刘兴元任职广州军区政委达13年之久，有人称这是刘兴元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李维英说，刘兴元之所以成为军中翘楚，原因有三：一是林彪、罗荣桓的器重；二是刘的文化素质高，他当兵前曾当过账房先生，又当过国民革命军的文书，而我们红军官兵文化素质偏低，那时很需要有文化的人；三是他“尊老”，即对早于他参加革命的同志都非常尊重。
　　据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迟泽厚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由于与林彪、黄永胜的特殊关系，刘兴元的政治处境一度相当艰难，成为被重点调查者之一。但他坦然处之，并积极配合上面对他的调查，最终没找到他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任何证据。
　　迟泽厚回忆说，刘兴元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都过了关。
　　不料，打倒“四人帮”后，广州军区和成都军区却对刘兴元在“文革”中的问题重新进行审查，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制造广州军区反革命集团冤案”；二是“审查广东地下党”；三是“谎报敌档材料整叶（剑英）帅”。刘兴元在他自己的多次申诉中，不回避他在“文革”中犯有错误，但对加在他头上的不实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同时强调他“在广东期间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77年9月，刘兴元调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政委等闲职。次年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休息，即获上级批准。
　　1990年8月14日，刘兴元将军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摘自《同舟共进》吴东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