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上海紧锣密鼓地准备“后世博”和“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规划时,传来了2010年《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的评比结果。
　　虽然,上海和广州、深圳夺取了前三甲,但是,在另一个《2010中国大陆经营成本最高城市》的榜单中,上海居然超越北京,成为了让全国很多媒体担忧的“冠军”。这两个反差极大的评比结果会不会影响企业家、经理人和外商来上海实现他们宏伟的商业之梦呢?我想,关键取决于上海能否把握住大方向,不断营造内外企业家共同能感受到的无与伦比的市场活力和由此带来的日益增多的盈利商机。经营成本高,并不—定就代表市场经营环境恶劣,比如,国际金融大都市伦敦经营成本就很高,但为什么全球顶级金融机构愿意集中在那里办公,关键是它能带来“比高昂的经营成本还要高很多”的商业利润。上海的两个榜首地位,也可能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上海教育资源丰富,商业机会丰富,人才相对集中,因此工资等要素价格偏高也是市场定位的必然结果,也就是和广州深圳等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不同,上海这几年更偏重高收益、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产业,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这类高收益的行业在拿地、拿人等“争夺”资源的能力上,当然要比制造业强,于是,很自然通过要素市场的竞争推高了经营成本。另外,从能源成本的高低看,也显示出上海制造业的权重并不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来上海一定要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着力发展自己的能够带来高收益的第三产业,国家也要多给上海在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否则,上海再搞过去那种“大而全”,经营成本高就真的会成为上海发展的累赘。
　　上海的企业形态和广州深圳不同,国企和央企比较集中,在这次金融危机和这一轮经济复苏的刺激计划中,从总体上看,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当然,由于这些企业的特殊身份,在这个特殊的危机时候,也承担了比民企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反,民企的产业链多在终端,而市场又在外边,所以,金融危机对它们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内外消费能力不足给它们的生存带来了压迫。其中,不少产业资本在转为投向房地产或股市的金融资本,当然税负能力也就随之下降。但是,输血型的经济毕竟是暂时的,随着渐渐退市、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上海城市的活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那时企业的税负是和盈利同步增长的话,那么,上海会屹立双榜之首。否则,税负、“四险负担”的增加会让上海离开企业家们首选的最佳商业城市的名单。
　　由于上海土地资源有限,资本和成功机会又集中汇聚在此,所以,办公成本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而上涨,这又给工资上涨的压力添了“一把火”。如何解决在上海的屋檐下拼杀,在第三产业的企业家精英和为之服务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一般劳动者,都能够共同生存和工作的环境,这需要上海拿出更多的智慧和胆略。不管怎样,常常带有“两难挑战”问题,需要我们具备创新的精神和包容的胸怀来看待和及时加以解决。
　　因此,上海要想让有能力、有为的企业家来帮上海完成大业和站上中国奇迹之巅,上海应该从自身的不懈努力和向中央争取更多政策上的扶持方面花大精力。
　　具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让企业家们要有做最好的东西的胸怀和脚踏实地做好企业长远发展的细致规划,不能简单地跟着市场的千变万化的脸去打一枪放一炮,要把长远的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利弊关系搞清楚。上海应该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循序渐进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打造一流品牌和吸引一流企业家人才做好制度设计和服务环境建设;二是扶持民企更多地进入第三产业,同时要想方设法让没有竞争力的央企和国企退出市场,只有打破行政和市场垄断,上海经济才会增添活力,经营成本高,但活力旺,就更容易产业结构调整,更容易让优质高端企业集聚。但是,一味地通过行政手段来管制市场自然推高的经营成本,而忽视市场活力的培育问题,那可能会造成“抓小放大,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后果。一个没有活力的城市是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三是要为企业家们创造自主创新的制度保护环境。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相关专利制度,确保高投入的企业能够有高回报的市场效应。这样,上海经营成本最高的负面因素就会被不断增长的附加价值和由此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所取代,而且常常是前者称为后者变化的结果。千万不能让经营成本成为上海企业家们整天烦恼的障碍;四是解决企业家们都关心的金融发展和产业升级要很好的匹配问题。上海要做高附加价值产业,首先要让金融扶持创新。否则,就无法打造出一批充满活力的、但又不具备规模以上条件的创新企业,而市场的活力往往就是由这样的一大批中小企业首先带来的。其次,上海要增加直接融资的平台,有效地把今天越来越多的“流动性”引导到打造未来经济增长点的产业扶持上,避免金融发育不良所造成的“产业空洞化、金融泡沫化”的不良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