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9年，如果被称为是中国的“智库年”，似乎也不为过。从年初开始，被中央政府钦点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汇政、商、学三界，强势重磅登场。接下来的“全球智库峰会”，又几乎云集世界范围内享有盛名的“智囊团”、“思想库”、“政府外脑”、“影子内阁”，讨论的焦点议题又是炙手可热的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影响。一时问，国内外媒体上关于“中国思想库数量超过美国”，“崛起的中国意欲构筑软实力强权”等评论不绝于耳。原本“躲在深闺人不识”的中国智库班底，也一下子被推到了被媒体闪光灯和公众关注的前台。
　　于是乎，一个不能忽视和低估的反差，也自然而然地被烘托了出来，那就是以中国私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新一代巨贾大亨们，在中国思想创新的智慧产业以及公共政策决策领域的刺眼“缺席”。先不妨作这样一个比较。美国是现代思想库的发源地，也是被世界公认的战略思想创新大国。根据一份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人文学院公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在全世界被同仁认可推荐的一共5465家思想库中，美国自己就占了1777家，将近三分之一。而这之中，在世界范围内广有影响的美国十大思想库中，有8家是由美国著名的企业家或财团通过基金会的形式直接出资创建的；如排名第一的布鲁金斯学会，由圣路易斯市著名企业家罗伯特·布鲁金斯在1916年创建；第二位的外交委员会一直接受摩根财团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资金赞助；第三位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由美国著名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出资1000万美金在1910年创立；其他像第五位的传统基金会(啤酒大亨库尔斯)，第七位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石油财团)，第八位的企业研究所(摩根财团)，第九位的卡托研究所(由美国众多的跨国企业集团捐资支持)，和第十位的胡佛研究所(美国前总统胡佛自己捐资创办)，也都是建立在私营企业或个人基金基础之上的。严格说来，只有排名第四位的兰德公司(最先由美国空军筹创，并基本依靠联邦政府军费中的研究拨款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和排名第六位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由国会立法拨款成立的为纪念前总统威尔逊而设立的教育型思想库)，是属于联邦政府支持的战略研究机构。而中国思想库的阵营排列，与美国正好完全相反。排名前十位的中国智库，像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等，清一色是顶着“国”字头的国家队。即便是那些隶属于各个名牌大学院所的各类研究机构，因为大学自身的国属性质，也基本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或项目支持的半官方机构。
　　从本质上讲，思想库或智囊团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它既是一个国家孕育凝炼前瞻性思想观点的综合智慧平台，也是一个由专家学者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的公益部门。一个思想库的真正地位和影响，不在于其规模和级别，而在于其提供思想产品的质量，以及其预测和把握现实问题，并提供适用对策的效率和能力。当然，因为体制，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等内外因，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模仿美国的智库模式；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由国家纵向统领，“国家队”一头独大，而民营企业资金和民间财富却置身事外的思想库发展格局，却与思想创新发展本身所需求的“多元、开放、独立、竞争、活力”的生存环境，并不天然吻合。而放在一个国家战略资源合理整合配置，保证宏观决策科学和代表性，以及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大背景下，这一种“失位”所隐含的问题就更加深远。
　　首先，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单纯从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地圈定解决问题，既不经济，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目前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决策，往往都直接触及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私营经济及其利益拥有者。中国私营企业家和新富阶层，对于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的漠视、短视和不作为，常常使自己在政策变动的大潮中，被动失位，处境尴尬。一方面，因为缺少下情上达的正规专业渠道，自身的意见呼声无法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排头兵，为了绕开一些现存的政策，很多私营企业家往往选择铤而走险，利用非公开的幕后交易，甚至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最近一段时间先后揭露出来的儿起“首富枉法”的丑闻，其实里面涉及的有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专业智库的定向研究项目，来寻求合情合理的改革方案，以供决策部门参考的。中国的新兴财富阶层，不懂得如何用积累的财富来为整个社会的公共政策改进服务，其实也是中国公民社会亟待提高完善的一个表象。
　　其次，除了民间财富拥有者社会责任感和相关意识薄弱以外，中国现行的智库运行和管理体制，也限制了民营思想库的良性发展。因为缺少成型完备的民营公益事业体系和税收鼓励办法，大部分的民间财富，很少能够流向民办的思想库或者智囊机构。比如，与官方智库动辄上千人的庞大阵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硕果仅存的几家民间智囊机构，像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不是忙于寻找合适的“挂靠”单位以便获得名份，就是天天为解决生计而作“稻粱谋”。搞研究的人都清楚，高质量的思想成果，不仅费时问，而且更费钱。以享誉世界的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2009年的各项研究支出为62400万美金，相当于42亿元人民币；而其总资产高达约3亿美金。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其捐款超过百万美元的机构，既有包括像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这样的大型公益慈善团体，也有像自由共同基金、甲古文公司等企业机构：而且捐助榜单上更有很多根本不留姓名的匿名捐助者，只有这样举全国之力，才能聚全国之贤，从而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家的智慧资源，实现其一贯标榜的“质量、独立、影响”的目标。在美国，为思想库这种非营利机构的捐款，是可以全额抵税的。很多企业和个人，也都把扶持思想创新和战略前瞻性研究，作为自己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甚至国家尊严感的一种神圣体现。在我国，人们往往习惯把抗震救灾或者赞助“希望工程”，当成是公益爱国的慈善事业；殊不知，对于那些关乎国家生存发展大计的战略决策研究的支持，也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上善之举，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由于“利益相关者”自身意识不到位，加之国家体制政策不完善而共同造成的企业界社会责任的“失位现象”，从长远来看，非常不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和社会稳定。财富的不同，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分化。这种分化，既体现在社会地位的层面，也应该体现在社会责任的层面。当今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于新富阶层既艳羡又仇视的双重心理，恰恰反映了这一新富阶层对于自身角色调整认识的不足。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企业巨头们财富暴增，但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的两极分化时代。在20世纪初，石油大乇约翰·洛克菲勒和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两人的家族财富，竟然能占到美国国家财富的十分之一；但在广为流传的街头民意和公众舆论中，他们又部被刻画成唯利是图、守财如命的吝啬鬼。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现代公益慈善事业诞生了。在国家税收改制的基础上，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分别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以基金会或直接捐助的形式，回赠社会，全力支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研究以及各种公益慈善事业。其中的一部分资金，直接促生了现代思想库的前身。直到今天，几乎美国所有的思想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仍在享受着这一模式的余荫。卡内基等人信奉的“如果我的孩子有出息，留钱给他有什么用?如果我的孩子没出息，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这一信条，至今仍激励着美国新一代的慈善企业家；像微软的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都是以尽遣家财的“裸捐”方式回馈社会。
　　思想是无价的，而一个国家的思想库却是需要雄厚财富价值来支撑的。到底应该由准来为中国的“思想”投资呢?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如何引入中国迅速积累的民间财富的体制机制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孕育成型的模式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