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莫里哀喜剧的巅峰之作，《伪君子》在令人发笑的讽刺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教会骗子达尔杜弗的伪善本质，揭露了上流社会普遍流行的伪善风气。他在前言中说道：“我们看到那些大坏蛋整天就滥用虔诚并穷凶极恶地利用它犯下滔天大罪，但我们却不能对此不做必要地甄别。”在剧中作者试图提供一面照妖镜以揭開狰狞的伪善面目，但在与利剑的交锋中，利剑之无穷威力却似乎使照妖镜失去了原有的光芒。
　　一、伪善的照妖镜：理性的哲学
　　十六七世纪之交，倡导人文主义思想的文艺复兴运动呈现了衰退之势，个性解放的过度追求导致道德失范、情欲泛滥的现象发生，使这一时代陷入了混乱与无序之中。因而，笛卡尔宣布了理性主义的诞生，尊崇理性成为了对文艺复兴后期的一种反拨。他宣称：“那种正确地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那种东西。”作为真假的标尺，理性的哲学便是伪善的照妖镜，它能够使人们作出正确的推断，辨别真诚与虚伪，显出伪善的丑恶面目。
　　克莱昂特在劝阻奥尔贡分清虚伪虔诚时，就道出了理性的作用：“多数人生来也真古怪！你从来看不见他们行中常之道。理智对于他们，天地太小;不管是什么性格，他们做起事来，一定超越它的疆界。”他认为，如果人们做事不偏不倚，就能不受诱惑，分清真假本质。由反面观之，奥尔贡对达尔杜弗言听计从、不顾人伦的行为事实上完全丧失了人的理智。
　　剧中，桃丽娜、艾耳密尔、克莱昂特以及国王便是通过这一照妖镜看清了达尔杜弗的嘴脸，将他的伪装撕破。桃丽娜在剧中最先看透了达尔杜弗的伪善本质，以辛辣讽刺的口吻揭露他虚伪的本性。当达尔杜弗让她赶紧用手帕遮起胸部时，她直言反驳，令他哑口无言。她还曾劝大密斯不要过分激动，可见她意识到了达尔杜弗工于心计，通过强硬的手段去对付他反倒会弄巧成拙。因此，桃丽娜既不会对他示软，又不过度惹其反击，通过“说反话”达到目的。艾耳密尔在丈夫执迷不悟、甚至想要将儿子赶出家门时挺身而出，设计向奥尔贡证实达尔杜弗的伪善。她将丈夫藏到了桌子下，在其主动挑拨下，达尔杜弗原形毕露。
　　前面提到，克莱昂特清楚地认识到了理性是分辨伪善的手段。在与达尔杜弗见面之前，他已经看到了达尔杜弗会对奥尔贡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因而试图以言语说教劝阻奥尔贡。从未出场的国王同样也通过理性的哲学看穿了其伪善面目：“圣上认识坚定，不走极端，也就绝不至于偏听偏信”，认出达尔杜弗是一个著名的恶棍，用照妖镜照出了伪善的魔鬼面庞。
　　二、照妖镜与利剑的交锋：绝对王权下的理性哲学何去何从
　　施特劳斯曾对这位古希腊喜剧诗人进行评论，并提醒读者关注莫里哀的戏剧：“阿里斯托芬笔下所有重要人物无不举止可笑，更别消说明智的化身了。”在剧中，作为理性的代表，桃丽娜、艾耳密尔和克莱昂特并不能阻止奥尔贡陷入达尔杜弗的圈套，也无法解决家庭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却只有未曾露面的国王才能将难题迎刃而解。国王的权力便是刺穿伪善的一把利剑，而理性的哲学这一照妖镜则显得相形见绌。
　　桃丽娜努力地让玛丽雅娜站起来反对父亲的决定，解除情侣的误会，显得更有行动力。但是，言语讽刺的方式并不能改变奥尔贡信任达尔杜弗的事实，并且这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只能为戳穿伪善面目提供充足时间，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克莱昂特长篇大论的说教只能使奥尔贡厌烦不已，并且当奥尔贡决定赶走儿子时，他尝试劝说达尔杜弗放弃财产，让父子和好如初。到了最后危难之时，他两次责怪奥尔贡不该随便逼达尔杜弗，仍然希图两人和解以解决问题，但忘恩负义的宗教骗子是不可能答应的。由此，理性使他们并没有寄希望于将伪善曝光于众，而是更多地去关注如何纠正现有的局面，呈现了保守的倾向。
　　在达尔杜弗的诬告下，奥尔贡一家将面临灭顶之灾。如若国王永远被达尔杜弗蒙蔽了双眼，那么不论是逃走还是将达尔杜弗的行为大白天下，奥尔贡被抓都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里，唯有强大的权力才能拯救奥尔贡、惩罚达尔杜弗。因此，国王看穿了达尔杜弗的伪善面目，既抓捕了达尔杜弗，又宽恕了奥尔贡的过错，并宣布赠送财产的契约无效，使奥尔贡一家转危为安。他实际上成为了理性的最高代表者，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和权威，通过行使权力的利剑实现了拨乱反正。
　　三、照妖镜与利剑之间：个体的理性意识与无奈的写作策略
　　在莫里哀的笔下，理性作为照妖镜，以其分辨真假虔诚之效用显现其无穷魅力，可见他“机智地打着古典主义的招牌，‘偷运’着与古典主义规范并不完全契合的‘货物’，透露出对新事物新思想的期待与向往”（蒋承勇语）。
　　笛卡儿在其唯理主义学说中阐发了狭义和广义的理性概念，恰好对应了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认识。王捷指出，古典主义强调的理性是狭义层面上的，即“与感性经验相对的理性认识”，而启蒙运动则强调广义上的理性，“泛指人的聪明才智”，与他们借以理性扫清愚昧、启迪智慧的主张相符合。由前文可知，《伪君子》中的拥有理性思想的四人无一不是运用理性作为一种正确判断和辨别真伪的能力，使他们的智慧和潜能得到开掘，从而拨开了达尔杜弗伪善的面纱。这种理性便是与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广义上的“自然理性”基本一致。
　　《莫里哀传》曾言：“对莫里哀来说，有这样一个观点：最好的事过了头就会变成坏的事。”莫里哀在为人处世之中奉行理性的哲学，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过多局限于古典主义所倡导的政治理性，而是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了个体理性意识的光辉。但是，《伪君子》似乎也在强调：唯有王权才能真正地消除伪善，理性的哲学无法作为打倒伪善的武器。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莫里哀的写作策略有关。
　　在当时王权高度集中的时代，文学少不了对王权的书写以夹缝生存。由前文可得：国王使用了权力这把利剑，达尔杜弗这类宗教骗子才得以惩处。但纵观全剧，这一情节的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前四幕并没有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因而，剧中的国王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权力的符号，仅因为“古典主义的喜剧要求有完满的结局，莫里哀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消除达尔杜弗这类大骗子的现实依据，于是，只得抬出国王来解决问题”（陈惇语），由此表明其政治立场。当然，这也似乎反映了莫里哀的思想局限，他的理性始终是十七世纪的理性。他在对这些理智之士进行讴歌赞美时，仍隐含着他对伪善者抱有无谓的希望。作为莫里哀的代言人，克莱昂特就试图与达尔杜弗妥协以换回原本的和平。这一做法削弱了莫里哀对伪善毒瘤的批判力度，同时也反映了他在解决措施上一定的保守思想。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莫里哀在《伪君子》中以理性的哲学为照妖镜，照出了伪善的丑恶嘴脸，又无奈地将王权视作权力的象征，将这一利剑刺向了伪善的外壳，以迎合路易十四彰显王权威严的需求。他戴着镣铐跳舞，舞出了个人理性的自由灵魂，也舞出了绝对王权的无奈感伤。